“上山下乡”精神:海南出类拔萃知青 —— 黄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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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两年偶然于网上的这篇拙文,居然已经歪打正着被推荐上了中国某公微网。居然还在朋友圈中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转帖到了咱的微信中,自己才恍然大悟。据转帖者云:大家都反馈此文有深度……故,特专此重新发帖如下:

       历史上毛泽东时代最区别于其它时代者,莫过于善于普遍倡导、打造一种精神境界和道德良知的力量,以鞭策和激励人们克服艰难、争取成功。即便客观上一时困难或物质紧缺,仍可凭着精神无穷、道德不灭以克服或战而胜之,并进而产生物质。正如常言道:榜样之力量是无穷的。所谓“榜样”者,乃指精神和道德之感化也。

       以普通人之本能而言,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往往莫过于无法否定自我、战胜自我而客观独立于事物地中立性正反两面来看待某一事物了。因为,一般人们都会首先从自身得失的角度考虑而单方面地看待问题的过程。故,也就难免相应发生未必能正、反全面地综合看待问题的时候。就当年始于60年代、结束于70年代“文革”尾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事物的过程而言,就一直饱受争议着。尤其对于今天已经花甲老人的当年经历“上山下乡”当事人,其“本能”之对其负面抱怨诟病等,则更甚于愿意正面积极于历史宏观性着眼点。这就难免有失偏颇于当年国家最高统治者,当年历史性统筹平衡国家“国情”的政治定夺。

       大多抱怨者,无非就是捆绑着“文革”来说事儿,认为糟蹋了自己的青春和学业。然而,却忽视了世间万物之运作就本自平衡制衡的自我调节而往复循环、变相地体现着不公平中所隐含着的相应公平另一面之道理和逻辑!

       然而,当“文革”后之1977年首次全国高校统考突然来临时,对于当时任何知青或留城待业青年而言,其机遇都是平等公正的。然而,在这看似措手不及机遇面前,不也正是:有人欢喜,有人哀吗?即,当年我们73届高中毕业的“上山下乡”到黎母山林场的知青共约60人中,在1977年至1979年的先后全国高考恢复的机遇里,居然先后有超过十人高考中考入大专院校而从此改变人生轨迹。他们是黄宏生、陈应春、陈勉、蔡小惠、周丹、陈冰、符凯拉、曹真、杨勤健、蔡恒冶、罗志勇以及在下等(未含同属黎母山、却毕业于其它届的“知青”),这批知青的考取比率超过了21%。这已绝对不算低!尤其是,黄宏生、陈应春和陈勉等三人,则更是以高分入围全国重点大学,分别为:广东华南理工学院、中山大学和中山医学院等。这在当年比较其它知青上山下乡点而言,比率还是相当令人黎母山人自豪的。再相比较当今的社会上,在大好的可读书深造环境下,不也“不学无术”者有的是嘛。其中还不乏为数不少的“豪华留洋”子弟,不也最终啥也没学成、或者甚至连外语也未必学好,便在在父母一番苦心经营地“劳民伤财”之后“回流”了吗?所以,一个人是否糟蹋了自己的青春和学业,其实,还是完全取决于自己个人思想概念中的认识问题,而非纯客观外因。除非纯粹想为自己没作为、或失败的机会找借口或托辞罢了。

       其实,就当年国家实际发展阶段的规模及历史性“国情”而言,即便不发生“文革”,城市里也未必能每年大规模地妥善吸纳、解决和安排每年一拨次紧密不断的初、高中毕业生,就地城市就业问题。这类国家政治上统筹调度或安排的问题,也只有当时国家最高当局,才有足够的信息、才学和魄力能够从宏观上认识得到。而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通常也就本能地从自己个人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得失。这就比如:几千号人的大家正乘搭在一艘茫茫大海中行使的巨轮上。每个船上的旅客所考虑的问题,都不外乎仅限于眼前或身边自己切身利益的诸如,有否哪里有座位或座位舒适与否等之类的问题等。并为此引发局部的喜怒哀乐或吵架抱怨等,所争闹强调的都不过是自私于己利的那点“国情”罢了。然而,而作为该巨轮上的“统治者”船长而言,则考虑的是综合整个船体运行平衡稳定、确保整体船和旅客们全都安全行使的总“国情”。一旦发现哪里失衡,就得强行制衡之,极可能不得不牺牲局部个人之“小国情”以达或换取全局“大国情”之恢复平衡和安全。这就是“一分为二”从不同角度看开同一个问题的结果。所以,不认识到这一点,就肯定不少人、尤其是那些自认为被“祸及”、或“受害人”等,对于国家历史进程发生的问题,也就难免未必能独立于事物地中立评判之。

       而在中国统治的政治“国情”而言,无论其遣词造句用“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抑或“发展”也好,其根本的关键问题,其实,仍然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年的党国最高统治者,之所以在宏观政治上,不得不将那极可能“滞留”、“积累”、“积压”于人口较为拥挤的城市中,无定期待业的每年一拨次众多的初、高中毕业的待业生,在具体的就业策略上,号召、鼓励并安排他们“上山下乡”到相对于城市而言,其人口密度较为宽松、而文化教育普及需求程度,也较为迫切的农村、山区或便边区等。以疏散或纾缓当年城市的发展规模一时尚未能满足如此大规模就业的“国情”下,那与与日俱增的无业游民的就业压力。而“上山下乡”后的知青,仍可待日后随当地省市区域规划整体发展至水到渠成,陆续带来诸如:招工、征兵、调动、上大学等或其它弥补机会时(尽管实践过程中,也会如同现在一样:啥都不易且难),再另行争取。以免导致诸如“无事生非”等之类社会政治动荡和压力等问题。而当年“上山下乡”式的国家就业安排,就其历史性政治效果而言,其针对性目的还是基本达到了。起码,在所谓“十年动荡”的年代期间,其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也比今天相对更为实质性“维稳”。根本无需类似今天那样地几十年来一再强调“维稳”,而社会整体却始终难以“稳”得下来。而国家统治之政治宗旨就是要“稳定压倒一切”。基于这一宗旨,其国策之考虑和制定,无不为实现该政治目的而服务。

      相对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的今天,在国策上调整为纵容大量来自边远农村的民工等相对“弱势群体”,常年离乡背井、夫妻子女分居远隔、完整家庭形同分离,并甚至因此导致后来恶化至分裂等悲剧。这不但无法让他们受益于国家发展的“幸福”,同时,还导致城市人口日益透支般拥挤,就业安排局面更为挤压和失衡,以及还更为以牺牲可持续性发展前景基础的土地和环境等、来换取城市畸形膨胀扩大。这都疑似为何:国家发展强大后的今天,即便长期致力于“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政局、却又始终暗流涌动难以“稳定”之所在了。

       因此,若以事物“一分为二”的逻辑性、积极性和中立性来看待当年的“上山下乡”的话,笔者倒觉得:人生年轻时而难得经历一番艰苦磨难的历练中、深刻认识社会和丰富人生,以达到自觉意识地强大自我和增值自我,并以此打造或迎接机会的挑战等,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以当年我们海南文教系统的子女们,73届高中毕业后曾“上山下乡”到了海南琼中县的黎母山林场为例:我们那拨知青人数约60个。当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机会不期公平降临之际,却还能“大浪淘沙”地先后“过滤”出12个“时代宠儿”的知青。其中,后来最为出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当属今天全国最为著名的杰出和卓越企业家之一的黄宏生(其原名为“黄红生”)了。他是当今全国最为著名家电品牌之一“创维集团”的创始人。以他的人生历练和辉煌成就,则最能佐证孟子所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了。

       他当初高中毕业到了黎母山后,被林场分配到了第二作业区,即二分区。跟所有的其他男子知青一样,都基本上被安排在木材班里,干的是撬木工的体力活儿。所谓“撬木工”者,其工作无非就是每天都得爬山越岭、攀岗过壑于茫茫原始森林里,找到事先采伐手们已经采伐造材好了的、分散着的原木,人工用撬木棍,将其逐一由山上撬滚落至山下。以便再另行集材起吊装车运走。这是一项十分消耗体力、且潜在着一定人身工伤风险的苦力活儿。女性绝对不宜。这种工种之难度也正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的逻辑道理一样:假设就让你偶尔爬上那么一两回高山陡坡,再添加点“披荆斩棘”之类的,也并非什么艰难的事儿。然而,艰难就在于:你得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地这么重复爬山越岭,而披荆斩棘也是再日常不过的人生。甚至, 如同老工人们那样,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所以,这类体力工作之所以艰苦,其实,并非在用木棍撬木那点事儿。而在于每天的爬山越岭。这就是他和其他知青,以及老工人们常年面对的工作。

       平时,黄宏生和他所在第二作业区的其他“城市仔”知青们,也就生活在集体宿舍里:两或三或四个年轻人同住一间简陋的泥草糊墙、楑叶为顶的茅草房里。而睡觉的床铺呢,则全是用俩长条板凳分别于床头和床尾架垫着、上面再横跨地架设几张牢靠的木板的所谓“床铺”。就这样,人生三分之一时间赖以在床上渡过的架子支撑,就这么铺就了。而,大家的床上用品,也都由各自父母所提供的普通质量的席子、被褥、蚊帐等。单身汉的知青们,全都在所在分区的公共食堂开伙。那时的食堂伙食,也真的非一般的单调。基本尽素无荤也没啥油水的情况,也是再日常不过的事实。因此,知青们大多都都利用一年内,仅有的一或两次回城探亲机会,从家里带回山上些自制瓶装的榨凝猪油或萝卜干、咸菜或豆腐乳等副食品,稍做调剂自己日常伙食中添置点酱料作为改善。

      林场所有的驻地都处于山上,所以,地形全无平坦可言:凹凸坑洼不整,全是泥地。而山区又几乎常年阴雨连绵、雾霭朦胧,则地面更是泥泞难行不堪。而每遇这类气候仍上山作业时,高山丛林上作业就更恶劣得别提了:格外湿滑危险,操作谨慎。

       黄宏生,当年就在这么个艰苦磨难的环境中闯荡了四年多。黄宏生,是个为人本质上比较综合全面“正能量”的人物。他为人性格颇好:善良、忠厚、豁达、大度、活跃、健谈、善交、乐观、向上等,而且,还不沾染不良嗜好。比如:没烟瘾、不酗酒、不赌博等。为人很正直、谦恭,很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在大人们眼里,他就属于懂事的乖孩子;在同事们眼里,就纯属那种诚信值得托付的人。最简单朴素的直接说法就是:他是个好人!他这个人的思想还特别活跃,好动脑子、很有思路;思维睿智且不失缜密。即便从此在林场所干的体力活儿中,也处处可见其具体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特点。而且,他平时无论与谁交往时,也总是随和恭谦,也不失原则。颇具一定的人格魅力或亲和力。也许这一切也正为其预置于日后走出大山丛林之巨大成功、而垫铺了的足够正能量基础吧。这是后话。

       所以,他在自己所处的第二作业区里,平时无论与男女知青们的相处,还是老工人们的相处,都十分融洽,口碑颇好。见到熟人,老远就乐呵呵地主动笑脸相迎着招呼和握手。其性格使然而极善于团结周围与之接触的同事们。 再加上,他平时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认真努力。每天出工上山作业,他还真是不折不扣地出大力、流大汗地真练大干。他乐意于积极地、亲历亲为地历经山上作业过程中,接受种种艰难困苦的挑战,还特能忍耐磨难的煎熬。而且,还总是处处能主动地带头承担一些繁重的活儿。不似当年不少年轻人中的那种,无时无处不功利主义的念头之诸如:心术不正、躲避吃苦、好利懒做,却还揽功揽名等弄虚作假。因此,他这样言行一致的为人风格和表率,且谦虚好学等,自然也就在知青和老工人中、渐进式潜移默化地赢得了他的个人威信。而论文化水平和素质而言,来自城市的知青们、与林场老工人及其子弟青年们之间的比较而言,那么,我们这些来自城市里海南文教系统的子弟知青,也就肯定强得较多。

       没多久,也就1975年,鉴于黄宏生处处积极主动、吃苦耐劳的表率作用和朝气,及其为人谦和易处的优点,再加上他也已经基本熟悉了所有林场的活儿,作业区便任命黄宏生为木材班的班长。这样,他便更责无旁贷地在出勤出力上,不得不承担起处处更得为人表率的榜样和责任了。因为,在当年,身处那全是体力活儿环境下,当这么个基层木材班的“班长”,若自己不首先以身作则地表率“榜样的力量”的话,那是根本指挥不动普遍心态都怕苦怕累的那拨“城市仔”知青以及那些“老油条”的老职工的。所以,当年林场里,人们一提到黄宏生的表现,就没有几个不佩服和承认他干活“烂命”精神。而所谓“烂命”者,这是海南话的方言。是指:无论干什么活儿、或做什么事儿,都特别执着地迎着困难上,埋头苦干,直至成功。即,不在乎工作面对如何艰巨困难的事情,他都能无所畏惧、拳拳到肉、亲历亲为地干,善始善终地把事情做好。即,把当年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的落实,简直都落实到了“不要命”(即“烂命”)的程度了。这期间,有一件突发工伤的险情最能说明问题了。

       那是1976年上半年的事情。他所带领的木材班作业地带,用于两山远隔空间吊运输送木材的索道机器的工地上,那天的操作中,突然发生了故障。何谓“索道机”呢?那是一种林场集材作业方式之一。具体是:定点选择于从作业林区中某座较高的工地山上,架设一条空中直线跨距长度约为几百米、甚至更长而链接另一低端山地的集柴点的粗大结实钢丝索缆(即术语为“索道”),以便机器将高山上、抑或散落于山涧沟壑里,那些已经采伐造材了的原木,人工用钢索捆绑了之后,再通过索道机器将其一根根地吊运于空中,从钢丝索缆上直道输送至低端山头的木材集结点。然后,再装车运走。

       那天,索道机在操作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故障;正仍沉甸甸地吊运着原木于高空的索道,不知何故,突然空中停车了。机器不听操作手的使唤,即无法回车上移,也无法继续下滑输送。由于机器失灵,导致承吊着重量的钢索因绷紧得太久而随时有断裂、甚至物体跌落砸伤人的险情。在这种困难棘手和冒着潜在风险的时刻,黄宏生为了排除故障而又是以身作则地主动带头并亲自排险。特别欲赞的是:他当年这类“危难关头就上”的例子,还真不少。故,人们才谓之“烂命”。而根本不似当今社会上不少所谓“党员官员”那样:危难就躲,誉利便夺。为此,黄宏生正身处于了可能发生的风险范围地带。这时,索道突然绷断反弹,刹那间粗大的钢丝锁缆横扫过来,其迅猛来势正好击中一时躲避不及的黄宏生背部及头部,安全帽也给打飞了,并将人击打飞出了几十米之外。可见威力之猛。黄宏生当即被钢索打成重伤而昏迷过去,并被立即送下山到医院抢救。后来,又转送海口市中医院,诊断为轻度脑震荡工伤。据说,弄不好的话,将来极有头晕脑痛的症状出现的可能等。他随即留在海口中医院住院治疗。在他住院期间,包括我在内的大家伙儿,分别先后去医院探视他时,只见他斜躺于病床上,头部被纱布结结实实地缠绷着好几层,就跟个战场回来的伤兵似的。治疗了几个月出院后,又回到了林场,他还是一如既往低调的老样子,还是那么乐呵呵地谦和而不张扬。紧接着,便再次投入他那木材班班长的工作,还带着大家上山撬木头。

      由于其持之以恒过硬的表现,他很快也就顺其自然,名副其实地成为了知青中屈指可数的中共党员。1976年底,他被林场提拔为第二作业区的党支部书记。正式进入了林场中层干部的行列。自然也就从此之后,他的责任和任务也就更重了。这在当年,也算得上黎母山林场知青中,多少有所作为的“大红人”了。即,相当于今天之小有成就的“成功人士”了。

       紧接着“文革”结束之后的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校统一考试。这给全场所有的知识青年们,都公平公正地提供了一次可尝试报名参加“高考”、改变人生轨迹的重大机会。本来就眼光睿智的黄宏生,当然也不放弃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此,便在日复一日、又忙又累林场劳作的业余时间和晚上,他也精力充沛、执着不倦、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于学业备考复习的功课中。他也还是那么刻苦“烂命”地用功。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还终于以理科类综合高分入围了全国重点大学招生之列,并如愿以偿地被广东华南理工学院所录取。

       当年曾经一起同在林场经历那段“知青”生涯的笔者呢,则于1978年的再次参加高考才被录取到了广州上大学。尽管大家又在同一城市上大学,也时不时有所联络,可也未深聊及各自所涉学业情况。因为,毕竟专业不同,而学术上也难以交集。只是,某天,笔者偶尔在自己所就读的学院内所专设的校园墙报信息栏里,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和熟悉的面孔照片,映入了自己的眼帘:广东华南理工学院“优秀三好学生”黄宏生的大名赫然出现于被选入当年院校省级屈指可数的优秀“三好学生”的名单上。再仔细阅读字里行间所针对性介绍的内容,顿时更是让我由衷赞叹、佩服和骄傲。原来,他在四年大学里,学习的力度,也一如既往于当年在林场知青年代时那么刻苦“烂命”!根据当时校园墙报栏上所援引的媒体报道:他每次学期考试,不但总是100分或极高分地名列前茅,而且,还每每必力争续答那难度还更大、且完全属于个人自愿性质的附加题,且答案准确等。而且,他还是繁重学习任务之余的院学生干部。他也真够忙乎和精力充沛的了。由此可见,即便在黄宏生的四年大学生涯里,他也始终算得上是“学霸”或学业上所谓的“成功人士”了。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广州市的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而且,其业务上手熟悉之快、以及在后来的两年之内便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等职业成功表现等,已无不预示着:这一切都已为其再后来之脱离国营体制、而移民香港之个人创业所铸就人生的巨大成功、并延续至今日之辉煌生涯, 预置和充实了他个人之自我强大和完善的正能量素质了。

       他后来移民香港闯荡,白手起家,执着努力、刻苦钻研、百折不挠地一手创建出了当今全国最为成功和著名的“创维”家电品牌企业集团。他所打造出以电视机系列为开创龙头并辐射于其它相关产业链的“创维”家电品牌,家喻户晓,出口海外。他的企业,长期以来,为国家社会造就和提供了几万人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成为全国家电工业中具有划时代成功意义创造力的最为杰出和卓越的民族企业家之一。他已经不仅仅是海南黎母山知青中鹤立鸡群最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同时,也是整个海南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即便誉其为伟大的中国家电工业划时代企业家人物,也不为过!他在“创维”的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以出众的睿智前瞻和准确判断而再次成功转型投入国家节能汽车的制造业中,并已再次取得初步成功,而又再次倍受媒体睹目和跟踪。这一切,都无不一再具体地展现着他独特的个人魅力、超前的眼光,深思熟虑的过人才干以及比较全面非凡的个人综合能力和胆略。

       从黄宏生所有一直延续至今天的这些功成名就,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无不体现和关联着其四十年前,他年轻时代曾历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四年多于海南黎母山林场的原始森林里、筋骨艰苦的摔打和意志顽强的磨练痕迹。以及他能聪明睿智地善于,将时代曾陷自己于人生被动和不利之负面际遇的消极因素,主动乐观地面对之、并积极努力地不断以强化自我、战胜自我地致力于将其转化为有利于自己余生未来成功的积极因素,并为此不遗余力全力垫铺和打造之。

      由此可见,无论是处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还是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当今时代,黄宏生,一路走过来的不同人生阶段里,他都始终凭着自身的真诚执着和实力实干、而非投机取巧,名至实归地“成功”辉煌于他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这就是难能可贵的黄宏生人格和精神!一个当年海南知青中鹤立鸡群之佼佼者的人格和精神!一个始终执着于不屈不挠地挑战命运、战胜自我、创造机会、铸造辉煌的魅力人格精神!他是黎母山林场知青们的骄傲,也更是海南知青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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