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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诗词,特别是宋以后的诗词,总感觉中国文化渐渐朝着阴柔婉约方面移转,当年曹操那种:“山不在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霸气之句,已经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香艳哀怨所替代。这或许和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有关, 南方文人心细语婉,以亡国皇帝李煜最为典型。

另外“歌以咏志”的诗歌创作主旨也被稚弱文人自怜叹息所替代,诗歌终究成为风花雪月的点缀,到曹雪芹的清初时代,中国男儿本色几乎散尽,要么是多情善感的贾宝玉,要么就是生莽泼皮的薛蟠。

可是回到诗经的世界,男人的豪迈英勇之气依然处处可见。比如周南《兔罝》一篇: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现代汉语翻译为(周振甫《诗经译注》):

严肃认真结兔网,柱子敲打响丁当。赳赳武夫真勇猛,公侯要他做屏障。

严肃认真结兔网,放在大路的中央。赳赳武夫真勇猛,公侯用做好伴当。

严肃认真结兔网,放在树林的中央。赳赳武夫真勇猛,公侯认做腹心样。

在诗经中,赞美女子美貌及品德的诗歌,一般以花草树木比喻,如上一讲中的《桃夭》一首;而在歌颂男子英俊及品德的诗歌时,一般和打猎分不开。比如诗经《卢令》用一只小猎犬来形容美男子,郑风的《叔于田》写得更是直接了:“叔于狩……洵美且好”。男人只有在打猎时才会显出威风凛凛的爷儿们味。现对应打猎的俊男,靓女一般都在采撷中出场,“采采卷耳,不盈倾筐”,“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这是诗经的一大特色,也是先秦男女分工有别的地方,不像今天的社会,男女分工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女人照样可以开战机,男人也可当医院护士。

但诗经在本质上对男女的点赞都离不开“劳动”这个前提—勤劳的女人最美丽,勇敢的男人最英俊。这其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精髓的一个地方,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看见人存在的本质是勤劳工作,而不是贪图享受。在风雅颂中,这些采集狩猎的男女,也不是一般的下层人民,而几乎都是贵族王侯。可惜今天这个把精神和肉体分开的二元世界中,所谓的精神贵族是越来越唾弃流血流汗的。要么肉体强壮,精神萎靡;要么精神强大,肉体脆弱;而在《兔苴》里面的世界中,我们读到的是灵魂和肉体都强大的男儿形象!

高亨在其《诗经今注》中注明这首诗是:“咏唱国君的武士在野外打猎”。不过也有些腐儒认为,堂堂武士为何是在外面结网抓兔子呢?应该是狩猎猛兽才能体现其英勇的气盖。故这类的诗经学者把兔字当“莵”的通假,从而引伸出这个武士是在捕虎,因为古时虎也当“莵”念。其实这世界中,真英勇不是制服外在强大的猛兽,而是那些能胜过自我的人。如果从这点看,而不是光从字面了解这首诗,我们就可以体会这些“赳赳武夫”终能成为公侯(国君)所依赖信托的对象。制虎是小勇,而制兔则是大勇!

这里公侯和武士的关系是全诗的关键,每段的结束都强调他们间的关系,一步步加深,从外在的干城(城邦之盾牌),到公侯的好仇(良朋),最后到公侯的腹心(心腹知己)。而这一切关系日趋紧密的原因:在于这个外形雄壮勇武的武士能完成公侯交托的使命—结网捕兔。

抓兔子需要耐心和智慧,“赳赳”二字已经体现出武士的天生之勇猛,后来人们用的“雄赳赳,气昂昂”最早就是来自这里。而大部分武夫(士)最缺乏的是细心和耐性, 孙子兵法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可见公侯派其爱将出外抓狡兔,目的是要察看这位武士是否有将者的第一品质:智。考核的结果是令公侯满意的,故国君让人写此诗歌之颂之。古时狩猎野兔是件磨练武士捕敌技能的好活动。诗经王风中《兔爰》一首则对比描述了一只逃网兔子的逍遥和一头野鸡落网的哀鸣,如果这两首兔诗对照一起读,各位将会赞同我以上的新观点。

中国旧体诗词到了清末已经气尽,唯一例外的是纳兰词。王国维论道:“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人间词话》)”。好一个“汉人风气”,这入目三分的评论也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英雄逐鹿捕兔的“赳赳武夫”时代,而这样的时代里诗人才有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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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远方无声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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