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凰(17)长孙无忌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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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谋反案,是高宗一朝的大案,但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案子。之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当初的史料都失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料几经篡改。所以,讲这个案子只能是基于各种相互矛盾和充满漏洞的史料进行猜测。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17)长孙无忌倒台


显庆二年,唐高宗一声令下,韩瑗、来济、褚遂良、柳奭遭贬、继续遭贬。


显庆三年,李义府和杜正伦二宰相不合,公然在皇帝面前吵架。高宗把两人各打五十大板,齐齐贬到地方上当刺史去了。此事也说明,高宗对宠臣李义府绝非一味地偏袒,该惩戒还是会惩戒的。


显庆四年便是长孙无忌谋反案,牵连多人,是高宗一朝的大案。


正史上记载的案发经过大体是这样:先是有个叫李奉节的人告发了两个中级官员韦季方和李巢,说二人搞朋党。许敬宗把此事上报给唐高宗,高宗命令许敬宗、辛茂将一起处理。结果在审问过程中,被告之一韦季方居然自杀,只不过没死成。许敬宗于是向高宗汇报说,韦季方跟长孙无忌勾结,企图伺机谋反,如今事情败露,所以自杀。


这下子事情严重了。高宗表示不信,说舅舅怎么可能造反,肯定是小人调拨离间。许敬宗表示国舅“反状已露”,陛下应早下决断。高宗命令继续查,许敬宗便奉命继续查。继续查的结果是查到了长孙无忌筹划谋反的更多细节。许敬宗说韦季方交待了,长孙无忌是因为看到前太子李忠被废,皇帝又对他有了猜忌,而且身边亲信一个个被调离或者贬官,便担心自己的安危,想自救,所以筹划谋反。


唐朝人的笔记小说《大唐新语》中透露,许敬宗在李奉节的家里搜查出一封私信,是写给“赵师”的。许敬宗说这个赵师就是长孙无忌(无忌被封为赵国公),这封信里有暗语,是谋反证据。


正史上关于此案来龙去脉写得颇令人费解。其实,不止我们今天的人看不懂,连宋朝的司马光也被绕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在《资治通鉴》的“考异”中大发牢骚,说唐朝传下来的那些史料稀里糊涂,令他在叙述此案时也只能说个大概。(司马光说:“实录叙此事殊卤莽,首尾差舛,不可知其详实,故略取大意而已。”)


不过,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作者们都坚定地认为,许敬宗是在诬告,长孙无忌是被冤枉的,而在背后捣鬼的就是皇后武则天。许敬宗被《新唐书》列入奸臣传第一位,这是其中一大罪状。至于武则天嘛,反正那段时间内宫外朝出了事儿,史官都说是她干的。


许敬宗确实是非常积极地撺掇唐高宗尽快逮捕长孙无忌。本来高宗犹豫再三(稚奴依旧是个重感情的人),许敬宗便在一旁竭力开导,说先前房遗爱伙同女子谋反,成不了事,现在国舅可不一样,以他的智谋和威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必为宗庙之忧”。高宗又担心将来史官会给他差评,说他跟亲戚搞不好关系,许敬宗说:当年汉文帝狠心杀掉舅舅薄昭,历史评价并不认为是错。许敬宗还连威胁带恐吓地说:想当年宇文述与隋炀帝结为亲家,可他儿子照样造反作乱,连我家也因此遭祸,血的教训就在眼前,“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大机之事,间不容发。”


许敬宗的做为固然可能出于私利,却未必全是诬告。此案涉及面很广,除了长孙无忌、韦季方等人,还再次指向已经被贬的褚遂良、柳奭、韩瑗、以及一直尚能自保的于志宁。许敬宗指控柳奭的罪名尤其严重,说他“潜通宫掖,谋行鸩毒。”


唐高宗也没有轻易相信许敬宗。显庆四年七月,他又让五个宰相一起审理此案,除了许敬宗,还有李绩、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如果此案完全是诬告,难道其余四人就那么情愿给许敬宗或者武皇后当枪使吗?


散见于各篇传记中的记载显示,还有其他人也参加了长孙无忌大案的审理。比如崔义玄,一直在当蒲州刺史,可是也参与了无忌案的审理。


最有意思的是监察御史李巢。最开始向官府打小报告的那位李奉节,起初告的不是长孙无忌,而是韦季方和李巢,说他们搞朋党。许敬宗顺着这个线索查问,才查到长孙无忌头上。这个李巢,在《新唐书》的列传中露了一小脸,跟在他父亲李义琰的传记后面。《新唐书》居然有这么一句:“拜监察御史,与李义府同按柳奭、韩瑗狱,迁殿中。”


这是什么意思啊!新唐书说,李巢和李义府一起审理了柳奭、韩瑗的案子,并因此升官,从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这就是说,李巢本来是被人告了,但是他后来成了审理长孙案的调查官员之一,而且是跟李义府在一起。他还因此升官了。注意,李巢肯定不是武皇后的人,他父亲李义琰实际上后来是坚定的反武派。


说许敬宗未必诬告,另一根据是前太子李忠也在稍后受到处理。李忠辞去太子位后,被封为梁王,任房州刺史。但在显庆五年,也就是无忌谋反案发后一年,李忠被废为庶人。他的废黜诏书是上官仪替皇帝拟写的,其中例数李忠的种种罪状,说他常有怨言,派人到京城刺探消息,且行为怪癖,早晚穿女人的衣服,又哀叹柳奭、韩瑗,十分伤感(“又嗟叹柳,称其为,悼伤韩瑗,情发於词”)。


结合这些零散史料来看,很有可能是长孙无忌和这几位亲信党羽一直在私下里密切联络,就算不是赤裸裸地策划谋反,也是在商量如何东山再起。这种朋党行为引起了高宗的强烈猜忌。


唐高宗一开始可能还看在舅舅的份上有所顾忌,可是一旦下了决心,便从重处理,不止是贬官,而是大开杀戒。长孙无忌先是被削去爵位,贬为扬州都督,却送到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软禁。显庆四年七月,大理正袁公瑜受许敬宗派遣,到黔州再去审问长孙无忌,结果无忌自杀了。这位袁公瑜也是所谓“武后党”,是武则天掌权后追赠的“立后六功臣”之一。此前,在废王立武事件折腾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袁公瑜确实是坚定地支持立武为后的。


说回本案。长孙无忌的儿子们全部流放岭南。褚遂良的儿子褚彦甫、褚彦冲先是流放爱州,但在途中被杀。唐高宗又下令将韩瑗和柳奭就地斩决。当时韩瑗已死,使者开馆验尸。柳奭被处斩。长孙无忌的族亲长孙祥被绞杀。另一位族亲长孙诠虽然是驸马,娶的又是李治的嫡亲妹妹新城公主,仍然难逃厄运,在流放地被当地官员杖杀。


于志宁是元老大臣,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做了中间派,显庆年间本来仍是宰相,因此案被贬为荣州刺史。


来济本来被贬为台州刺史,到显庆五年又被调到了遥远的庭州(今新疆境内)担任刺史。两年后他死于抵抗突厥的战场。


高宗尽管一直掌握着朝政主动权,但是显然对长孙无忌一党相当忌惮,所以手段强硬,且先发制人。凉州刺史赵持满,本来与此案无关,但因为他是韩瑗、长孙家族的姻亲,而且有威信,会带兵,于是被召回京师下狱。赵持满坚决否认谋反,但还是被杀,尸体横在城西,亲戚中无人敢去认领。还是已废王皇后的族兄王方翼甘冒风险,将赵持满以礼安葬。高宗并未追究王方翼。


后来的史官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极为同情,不过当时人却未必。长孙无忌、褚遂良从贞观后期就开始把持朝政,得势期间也打击了很多人。比如刘洎被唐太宗杀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褚遂良一再诬陷。


至于武则天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看未必比许敬宗更有作用。显庆四年,武则天做皇后也有四年了,不但地位稳固,而且并未与长孙无忌有过什么直接冲突,没有理由非要除掉他不可。倒是唐高宗更有彻底摆脱元老大臣的意愿。当时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可用八个字概括:帝后一体,夫唱妇随。他们两人利益一致,如果高宗想要扳倒长孙舅舅及其众多亲信,武则天当然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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