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凰·军事(03)朝廷中的反战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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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对外征战这方面比较保守,结果被现在的武黑们说成不懂军事,还说什么唐太宗唐高宗打下的江山被武则天丢掉了。这话完全说反了。恰恰是武则天替唐朝保住了辛苦得到的边疆地区,而这正是因为她头脑冷静,能够接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别忘了,在当时的朝廷中,诸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这些实力派大臣都是反战派。如果按照当今网络武黑们的思路,拼命也要把高宗朝所达到的最大版图一寸不让地保持下去,只怕唐朝要跑步进入安史之乱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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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的声音始终伴随着唐朝的对外征伐--这正是唐朝可贵的地方。贞观末期,太宗坚持要打高句丽,臣子们纷纷进谏,就连后宫的徐惠都坐不住了,写下有名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工,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

没过多久,太宗驾崩,高宗还没等正式登基就赶紧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高宗朝中期,年仅十四岁的才子王勃给当时的宰相刘祥道写了一封信,即《上刘右相书》,里面也对高宗时期的频繁战争大肆批评了一番,说“伏见辽阳未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辟土数千里,无益神封;勒兵十八万,空疲帝卒……”总之是说国家发动这些战争都是得不偿失,有害无益。

年纪轻轻的王勃,对高宗年间那些战争未必有多少全面深刻的理解,但他在《上刘右相书》中的议论很能反映当时文臣们盛行的反战理念。当国家的政局趋于稳定、百姓们开始安居乐业之后,文臣们反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反对那种主动攻占到“夷狄”地盘上的战争。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在执政之初的垂拱年间一度收缩战线,在西域撤销了安西四镇,在北方把安北都护府的治所也大大后撤--这些措施在今天都被武黑们津津乐道,兴高采烈地证明武则天的军事水平是如何如何差劲儿,可是在当时,陈子昂在他的一份上疏中却对撤军行动大加赞叹,说:“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陈子昂这几句话可不是单纯地溜须拍马,而是要达到进谏的目的。他的这份《谏雅州讨生羌书》正是阐述同样的反战主题--反对武则天从四川那个方向进攻吐蕃。为了说服武则天不要轻易出兵,干脆搬出了她前些时候的“德政”,夸她放弃安西四镇和后撤安北都护府的做法简直堪比三皇五帝!

契丹叛乱平定后,武则天重新启用了狄仁杰。当时朝廷就边疆政策展开讨论,狄仁杰居然提出:西域、东北统统都该放弃。他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一文中有句话说得十分经典:“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的确,中国历史发展到武则天那时,国土之广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适于农耕的地带。然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以农为本,所以狄仁杰认为,那些流沙大漠不毛之地很不实惠,人口难征税,土地也没法耕织,可是为了保住这些地方还得不停地打仗,搞得国内“百姓虚弊,费用不支”,弄不好还会动摇国本。

对于当时具体的边疆政策,狄仁杰提出应该效法贞观时期太宗安置突厥的方法,立一个部落首领,让他们自治就行了。所以狄仁杰认为朝廷应该从安西四镇撤兵,把已经归顺的西突厥旧贵族阿史那·斛瑟罗册立为可汗,让他去管理西域就行了。

至于东北,狄仁杰认为在平定契丹叛乱后也可以放弃安东都护府:“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不久他又上疏说:“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高氏是高句丽的旧贵族。看来狄仁杰对辽东与对西域的思路一样,还是依靠扶植当地部落领袖。当然了,武则天没听他的,不但安西四镇一直坚守了下去,而且安东都护府也继续留着,只不过降级成了“安东都督府”。

张柬之一度被武则天调到了西南山区的合州、蜀州去当刺史。结果他在考察了当地军政情况后也给武则天上《请罢姚州屯戌表》,提出要放弃南方边陲的姚州。姚州是唐廷经略云南地区的重镇,在高宗时还成立了姚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天云南北部的姚安县。到武周后期,也就是张柬之上疏那时候,姚州都督府管辖着五十七个州,其中多数是羁縻州。当时南方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不象北方游牧民族那样强悍,但也非常不易治理。姚州因为夹在唐朝与吐蕃中间,更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武周时,每年要从蜀中派兵去姚州屯戍。因为那里形势险恶,士兵们往往有去无回,成为蜀中百姓的苦差。张柬之在上表中反映了这些情况,并且提出干脆放弃姚州,因为空守着这块地方毫无益处,反而白白损失戍兵:“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賨货之资,不输於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

张柬之认为,让姚州做个蕃国,每年朝觐就可以了,但武则天没听他的。从后来的历史看,唐朝对于姚州的经营远不如福建的漳州那么给力。姚州都督府又勉强维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到天宝年间,干脆在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中被南诏吞并。可见张柬之的“放弃论”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就连深得武则天器重、并在后来成为玄宗朝名相的姚崇、宋璟,也都可视为“反战派”。姚崇在最初答应给唐玄宗当宰相时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其中一条就是“不贪边功”。他问玄宗:“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玄宗自然是满口答应;至于宋璟,他的反战事迹简直成了著名故事。开元四年,后突厥可汗默啜被另一部落的首领杀了,首级落到唐朝的一个军官郝灵荃手上。郝灵荃兴冲冲地拿着默啜的首级回长安邀功,结果宰相宋璟给他来了个冷处理,拖了一年才给他升了一级。《资治通鉴》上说,郝灵荃因此“恸哭而死”。那么宋璟为啥这么小气呢?《资治通鉴》也给了解释,说宋璟因为知道玄宗喜欢打仗,生怕好事者都象郝灵荃那样靠侥幸来邀战功,所以坚决打压这种行为。后来白居易还专门写诗感叹说:“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对中原王朝来说,战争总归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不注意平衡就会出乱子。哪个皇帝也不愿意被臣民们看成是穷兵黩武、不恤民力。就连武功极盛的汉武帝,到晚年也对繁重的征战表示反省,坚决不再往遥远的轮台派兵了。隋炀帝倒是不怕被人说,结果就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军事政策保持了高宗朝后期的方针,基本特色是征战与经营相协调、用兵与休养相兼顾,维护了该维护的,放弃了该放弃的。她在某些方面的放弃,不但是给人民减轻负担,也是在打理君臣关系,取得朝中反战派大臣的支持。如果按照当今网络武黑们的思路,拼命也要把高宗朝所达到的最大版图一寸不让地保持下去,只怕唐朝要跑步进入安史之乱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开元盛世?

到玄宗执政时,虽然开疆扩土的成绩单比武则天时漂亮不少,但这背后的代价也很沉重。仅仅军费开支一项就有失均衡,显然影响到了民生。杜祐在《通典》一书中讲到赋税(食货六·赋税下)时总结到:“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给衣则五百二十万,别支计则二百一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而锡赉之费此不与焉。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杜祐紧接着说:“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因为军费巨大,而且由于军费带来了管理方面的问题,结果就是府库里虽然很有钱,但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这还只是算经济账,还不提因边将权力过大而最终酿成的灾难。

顺便说句,杜祐《通典》中说了一句开元天宝时期的阴暗面--“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结果这句话就被很多人断章取义地拎出来,嘲笑唐朝极盛之时也不过如此云云。这跟武黑们经常拎出一句半句的诸如“天下户口、逃亡过半”就说武则天破坏了均田制府兵制一样,下个结论就是这么轻而易举。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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