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凰·军事(06)唐太宗灭掉突厥,但也优待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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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文章起说武则天对后突厥的战绩,总喜欢拿唐太宗来比,说唐太宗如何如何厉害,吞并了突厥那么大一块地盘,然后说武则天把这些地盘全丢了,还被后突厥打得落花流水什么什么的。其实,唐太宗“灭掉”突厥固然很了不起,但他更多地是笼络了突厥。到武则天执政时,边境形势已变,所以武则天选择了将突厥挡在长城之外。

这里先说说隋末唐初的突厥形势。


【突厥深度介入了隋朝末年的乱局】

隋末唐初大大小小的军阀都联络过突厥,连唐高祖李渊也不例外。

早在李渊太原起兵之时,就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过协议,而且协议内容还不止“子女玉帛皆可汗所有”这么简单。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比较详细。李渊起初给始毕可汗传话,邀请突厥一起出兵,又说他自己起兵主要是为了勤王,并非造反,等把局势稳定下来再让皇帝(隋炀帝)与突厥和亲,回到原先隋文帝与启民可汗的时代。他在信上说:“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炀帝),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隋文帝)之时,岂非好事?”

不过李渊其实是太小瞧这位始毕可汗了。以前启民可汗与隋文帝的那种关系,也就是隋朝安置突厥,然后突厥臣服于隋朝,这在中原王朝看来自然非常理想,但在突厥人眼中却是另一番滋味。始毕给李渊回信,把“唐公”恭维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隋主(炀帝)这人可不怎么样,你要是帮他的话我就不凑热闹了。但是如果唐公你自己当天子,那我就跟你一起干。(“……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従。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则従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

综合各种史料的说法,李渊一开始本来不想反隋,是被周围的人逼着反的,而这些逼他造反的人当中,就有实力雄厚的突厥可汗始毕。当李渊终于决定起兵后,立刻得到了始毕的军事援助,包括战马和突厥士兵。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李渊在起兵之初跟突厥套近乎,并不是真的依赖那些突厥军援,只是担心突厥会趁乱袭击自己的根据地晋阳。现在网上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如果联系上下文,可知李渊提出这个优厚条件的前提是要突厥不要侵犯晋阳百姓。

后来到武则天时期,契丹叛乱,突厥也同样趁火打劫。武周与突厥的默啜达成协议,以一批丰厚物资换取默啜对契丹的进攻。但是同样道理,武周并不是真的稀罕默啜的“援军”,只是想避免契丹与突厥的联手进犯。某些文章大肆渲染什么武则天连个契丹都打不过,还得仰仗突厥,说这种话的要么是屁股决定脑袋武黑甚至唐黑,要么是对突厥的历史一知半解。

启民可汗的诸多儿子当中,先后有三位做了突厥可汗。始毕是第一个,也是最有政治手腕的一个。他在位期间大肆扶植各路反隋势力。他不断怂恿李渊起兵,对别的军阀也是一样。有些缺乏根基的军阀,比如刘武周、梁师都等人,干脆直接接受了始毕的册封。

隋末唐初的形势图.jpg

隋末唐初的形势,仍然是四分五裂。图片来源于网络。

始毕对中原的策略就是:“尽量挑起纷争,保持军阀混战,谁最强就打谁。”所以李渊在起兵之初与突厥的关系还算融洽,但当他成功占领长安,真的表现出一统天下的态势后,始毕的态度就变了。唐朝立国之初的武德二年,始毕甚至打算亲自渡过黄河与梁师都汇合,再加上刘武周的人马,一起攻打唐朝。恰在这时他病死了。然而继任可汗~处罗~、~颉利~都继续执行大哥始毕的策略。比如处罗继位不久就接受了前隋义成公主的建议,把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立为隋王,还给他配备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小朝廷。

处罗可汗比较短命,上任不到两年也死了。他弟弟咄苾继任,就是最终被太宗打败的~颉利可汗~。不过在他做可汗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主动袭击,成为唐朝在武德年间的最大威胁。颉利不但与尚存的军阀联手,而且往往亲自出兵,不再象始毕、处罗时期那样躲在幕后。

唐高祖起初对突厥一直是以忍让为主,因为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还有窦建德、王世充这样的大敌在侧。等这些割据势力逐一剪除后,高祖对突厥仍然是“韬光养晦”,没有主动反击,因为在百废待兴之时不想没完没了地打仗。武德六年,高祖甚至认为“天下安定”,干脆撤销了十二军建制。没想到接下来突厥伙同一些残余军阀没完没了地进犯,搞得北方边患是一波连着一波。高祖终于下决心全力对付突厥,内政外交双管齐下。在内,武德八年恢复了十二军建制,对外,开始积极联络远在西域的西突厥。


不过,这时唐朝内部的皇子争权也到了白热化程度。武德九年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突厥是否直接介入了玄武门之变,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突厥进犯与玄武门之变,在时间表上紧紧交织在一起。因此突厥即便不是主动,也是在客观上影响了这次著名的政变。

纵观突厥在隋末唐初的表现,政治手法相当娴熟。尽管突厥与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进犯中原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资源,但绝不是“抢了就跑”这么简单。突厥与中原王朝彼此的了解都很深入。隋、唐有蕃胡豪杰为其出谋划策,突厥也有汉家儿女为其运筹帷幄。比如隋朝义成公主,先后嫁给启民可汗与始毕、处罗、颉利,成了“铁打的可贺敦(可汗之妻)”。义成公主不但始终忠于大隋,而且能量巨大,成为唐朝大敌,搞得贞观初年唐破突厥时,李靖一见到她就赶紧杀了。此外,突厥的存在也给各种心怀大志不安分的豪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不少军阀在唐朝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依然死磕到底,又或者本来已经归顺唐朝但又反叛的,这些人都认为突厥是自己的坚强后盾。


【唐太宗灭掉突厥,但也优待突厥】
突厥介入中原政治太深了,对他们自己未必有好处。军阀混战时,突厥固然能够从中渔利,可一旦中原王朝喘息已定、开始反攻,突厥就把自己全搭进去了。

唐太宗靠政变上台,刚登基时内政不稳,结果再一次被突厥趁虚而入,遭遇了一次凶险万分的突袭。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刚登基不到一个月,颉利就率领十万大军南下。突厥这一次不但人马众多,而且进军神速,仅十天就打到了离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便桥,等于是兵临城下。为什么突厥军能这么快?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突厥部落早已占据了河套地区的丰州(五原郡)、胜州(榆林郡),而夏州(朔方郡)是梁师都的地盘。可以说此时的突厥一直就蹲在长安边上,兵马说来就来。另外,玄武门之变对可能属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一系的边防守将造成震动,也减弱了本来就不牢固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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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之围”形势图。突厥军队兵分两路,都是从距离长安很近的地方打过来的。

接下来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唐太宗只带了六名亲随,跑到渭水的便桥上对着颉利隔空喊话,骂他背信弃义不讲理。结果颉利等突厥首领都被吓到了,纷纷下马膜拜。接着唐朝军队赶到,“军容大盛”。这时太宗又一个人到桥上与颉利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什么什么协议,突厥就此退兵。

这件事史称“便桥之盟”,如果深入追究的话可没那么光彩。根据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太宗与颉利的这次谈判主要还是重金贿赂,花大钱买和平,所以太宗对渭水之围一直耿耿于怀。


台湾学者朱振宏在仔细梳理了史料后还提出,太宗这一次不但是贿赂,而且对突厥重新称臣。本来,唐高祖起兵时是向突厥称臣的,但随着地位稳固就开始平起平坐,后来又决定给突厥写信时改用“敕”,意思是大唐反过来把突厥视为臣子了。可是太宗为了应付眼前危机,只好重新称臣。这也是为什么太宗后来攒足了劲头非报仇不可。又根据安元寿的墓志,可知太宗在便桥上与颉利谈判时并非真的孤身一人--他带上了胡人(粟特人)安元寿,可能是为了方便谈判。安元寿后来一直受到唐朝的优待。

不管怎样,这次渭水谈判给唐朝带来了几年宝贵的边境和平,为反攻建立了条件。贞观的前三年,太宗励精图治,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大搞练兵。贞观三年秋,复仇时机终于成熟。这时突厥早已腹背受敌,漠北的回纥、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纷纷起兵反抗颉利。太宗也是一位善于分化瓦解敌方的高手,成功拉拢了突厥的小可汗~突利~(始毕之子,颉利之侄),又对薛延陀的首领热情鼓励,册封他为~珍珠毗伽可汗~,大力支持他跟颉利对着干。薛延陀由此自建汗国,雄踞漠北,把突厥挤压到了漠南。继而天灾降临,大雪冻死了大批牲畜,让突厥牧民陷入饥荒。太宗便以李靖为行军总管,调集一批开国名将,率十万大军分五路进攻突厥。这场战争持续了数月,一直打到贞观四年,结果是唐朝大胜,颉利本人被生擒,东突厥就此被灭。这是唐朝最著名的战争之一,描述文章极多,就不细说了。

唐朝灭东突厥之战打得十分漂亮。紧接着唐太宗又创立了十分高明的羁縻制度,允许突厥自治,但授予他们中原系统的官职,诸如都督、刺史。这样一来,突厥就是实质上自治,但名义上是唐朝的臣民。此后这套制度得到大力推广,成为唐朝统治边疆的通用办法。

不过,唐朝与突厥接下来有几十年的和平时光,却并非仅凭武力,也并不是因为“羁縻制度”有多么神奇,其实主要还是靠老办法--优待。


颉利可以说是唐朝大敌,在北方边境为虐多年。太宗抓住他后历数他几项死罪,却并没杀他,反而好吃好喝地招待。颉利后来非常郁闷,和家人一起哭,太宗知道后还设法安慰,让他去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方便打猎。颉利不想去,太宗也由着他,授予他右卫大将军之职,让他留在长安,赐以田宅。

对于普通的突厥牧民来说,贞观四年这场“失败”的战争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安宁的、有保障的生活。战争之前,突厥是内乱不断加上天灾肆虐,战争之后,大约十万突厥人归附了唐朝。他们被安置到了北方边境,包括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这一地区水草丰盛,非常适合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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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时期,把漠南地区划为突厥自治区,设立了单于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的辖区在黄河的河套以北。但是河套之内的胜州、夏州等地也安置了大量突厥部落。

按照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惯例,战争俘虏会沦为奴隶。可是唐朝并没有把突厥人当成奴隶,反而让他们自治。太宗在北方设置了几个羁縻州,如顺州、佑州、化州、长州。这些州的名字先后有变动,大体的地理位置是跨越从东北到西北的边境地带。州刺史就由突厥贵族担任,基本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换言之,突厥人就在唐朝的北方边境上生活。

对于在此前被突厥掠去为奴的汉人,太宗也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强行索要,而是花钱赎回的。《新塘书·突厥传》说:“隋乱,华民多没于虏,(太宗)遣使者以金帛赎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


投降的突厥贵族所受优待更甚。唐玄宗时的史官吴兢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说:“其酋首(突厥首领们)至皆拜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因而人居长安者数千家。”五品以上的官员算是高干,这就是说在战争结束后,唐朝的朝廷里增加了一百多名突厥籍高干。

如此优待突厥,自然会引起一些反对。贞观时代的贤臣之一李大亮就给太宗提意见说:“近日突厥倾国人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摩费。以中国之币帛,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所以从李大亮的上疏可知,当时唐朝不可能将突厥人同化,只能安抚,为此还得花不少钱。别忘了,贞观初年百废待兴,太宗为了节约行政开支,指示房玄龄、杜如晦两个宰相大幅裁减公务员,把京官从两千人裁减到了643人--此为太宗的功绩之一。现在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突厥高干,这帐该如何算法?

我认为太宗对突厥的这些政策都很正确,完全适应当时的具体情况。其后北方边境几十年大体上和平就说明这些政策有效。可是,如果这些对突厥的优待政策不是唐太宗、而是武则天搞出来的,我可以保证,肯定会被正史的史官们鸡蛋里面挑骨头、成效忽略不计、缺点无限放大、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唧唧歪歪、大喷特喷,然后被当代武黑们骂成丧权辱国。

实际上,当时朝廷里对如何安置突厥就进行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强行同化,也就是打散突厥部落,让突厥人散居到农耕地区。但是中书令温彦博主张以诚相待、优厚安抚,即让突厥部落保全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边境上适于游牧的地区安扎,“请于河南(黄河之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贞观政要》)

在河套地区的突厥部落很可能是“就地安置”,因为那时他们已经占据这些地方了。早在武德元年,唐朝为了灭掉西秦薛举就与突厥做了交易,不干涉突厥进入五原郡(丰州)、榆林郡(胜州),然后突厥就真的过来了。当然,有些文章说唐朝这是“割让”丰州、胜州,也有些夸张,因为那时河套地区还都在地方军阀手上,又不受唐朝控制。不过到贞观四年灭突厥时,这些军阀也被消灭,唐朝已牢固掌握了河套。这时唐朝确实面临一个抉择:是把突厥安置在黄河以南还是以北?

河套地区至关重要,即是游牧民族理想的栖息地,又是中原王朝防范北方入侵的前线。秦、汉两朝修长城都修到了河套之外(之北)。所以当温彦博提出把突厥安置在黄河之南,立刻遭到魏征的强烈反对,说这是养虎为患:“匈奴(指突厥)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又说:“且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滋息百倍,居我肘腋,逼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魏征的意思是安置地区最好是黄河以北,反正那里是突厥故地(“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

温彦博坚持认为突厥人可以教化,只要政策得法,就可以成为唐朝百姓,还能帮助唐朝守卫北方边境。魏征则认为,根据以往历史经验,这些突厥部落并不可靠,如果安置在黄河以南,等力量壮大之后必成心腹之患,到时五胡乱华的局面可能重演--这里必须说一句:魏征并没错,突厥后来确实反了,之所以没有酿成大乱,这里面有唐高宗的功劳,更有武则天的功劳。

唐太宗一开始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安置在黄河之南。不过到了贞观十三年,几位心怀不满的突厥贵族策划政变,在九成宫(麟游县的离宫)谋刺太宗。太宗本人虽然毫发无伤,却也虚惊一场,于是改变了想法,把突厥迁到了黄河之北。直到这时他才册立了一位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并赐姓李氏。

但是这位新可汗李思摩一到黄河之北,就受到了当地老大薛延陀汗国的攻击。李思摩在突厥人中又无威信,难以抵抗来自漠北的进攻。几年后,突厥人向太宗要求还是回到黄河以南。太宗答应了,把突厥重新安置在胜州、夏州(《旧唐书·突厥传》:思摩不能抚其众,皆不惬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夏州即隋朝朔方郡,曾是梁师都的地盘。

从太宗朝到高宗朝,北方的突厥羁縻州府设置一直有所变更。这期间唐朝又收服了漠北的铁勒诸部。高宗朝中期,在漠南设了单于大都督府,管理突厥;在漠北设了安北都护府,管理漠北诸部。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唐朝地图,单于都护府全境都在黄河以北。


到高宗朝末期,突厥终于再次反叛。但这时的唐朝毕竟实力雄厚,将这些叛离一一平定。武则天接手之后,不但进一步将叛离的突厥部落赶往漠北草原深处,而且在北方边境逐步建立起了长期镇守的边防军。


参考文章:

《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作者:林干。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作者:马长寿。

《掌控中原: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作者:李方。文章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唐太宗“渭水事件”论析》,作者:朱振宏(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文章原载于《兴大历史学报》第二十期,2008年8月(民国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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