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读书之道:这八本书被他奉为传家宝

2017年3月17日 | 作者: 甜甜蜜蜜 | 75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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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他在学问和功业方面的成就,备受后世推崇。曾国藩在读书、修身、治家方面的心得,一直很受人们的重视。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他在不同时期向弟弟、子侄等人推荐书目、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心得。其中,他最爱读的有8部书,被其视为枕边书,在军机政务之余随时披阅。

 

曾国藩

早期的八本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曾国藩在“致温弟沅弟”的信中,附录了他开的书目,其中有一项“熟读书”,其内容包括:《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此外,还有“应看书”一项,但没有说明。曾国藩要求自己“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

《易经》

《曾国藩日记》记载,曾氏系统研读《易经》五遍:第一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起,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结束,历时一年半,一天研读一卦,反复学习,几乎没有间断;第二遍,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至二月,历时两个月,每天二至三卦;第三遍,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至十二月,历时三个月;第四遍,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每天数卦,全部温习一遍;第五遍,同治十年(1871年)。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格局中位高权重而又全身而退,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易经》的影响。特别是在他扑灭太平天国后,正是处于“不能退,不能随”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拒绝称帝,另一方面清廷对其倍加疑忌和防范。当时盛传一句话“赶走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

他曾考虑解甲归田以避祸,但被幕僚谏止。理由是,他已与太平军结下了深仇大恨,如果不手握兵权,必有身家性命之虞,即使朝廷放过他,仇人也绝不会放过他。最后他想到了一个高招,这就是裁军。但裁军暗藏玄机,那就是裁湘留淮,裁陆留水。裁撤湘军以释清廷疑忌,保留李鸿章的淮军,并力保湘军水师转为正规军,既保存了实力,又确保了自身地位和安全,实现了“吉”的结果,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功高盖主而寿终正寝、善始善终的奇迹。

除《四书》《五经》 视八本书为传家宝

公元1856年,曾国藩在《谕纪泽》的信中告诉儿子:“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

三年之后的公元1859年,曾国藩再次提到了这4部书,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详细地列出了自己看重和喜爱的书:“余于《四书》《五经》以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

在《四书》《五经》之外,对于这8部自己喜爱的书,曾国藩非常希望儿子也能够好好研读,以期成为传家的学问,他说:“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这8本书的重视程度。

《韩文》

韩文就是韩愈的文章。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

 

《史记》《汉书》

曾国藩说:“《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意思是说《史记》和《汉书》是史学的开始和发端,是史学的精华。因此了解史学,必然要从《史记》《汉书》入手。但是《史记》《汉书》由于时代所限,记录史事不全,所以曾国藩认为应该读《资治通鉴》。

曾国藩曾指导儿子读《汉书》:要想读《汉书》,先要过文字这一关,解决疑难生字的问题,所以需要先熟悉《说文解字》、《经籍纂诂》两部字典、词典。

《古文辞类纂》。

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曾国藩劝人读七部书

曾国藩还有一个书目,因记载在清末徐珂的《清稗类钞·文学类》中而广为流传,标题是《曾文正劝人读七部书》,其中说:

“曾文正尝教后学云:六经以外,有不可不熟读者,凡七部书,曰:《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也。盖《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词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故以《韩文》振之。”

在曾国藩看来,《史记》《汉书》是史学的发端和精华,《庄子》(在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著作中)最为宏大,想象力最为丰富;《文选》中所选的文章骗偶过多,容易养成华而不实的文风和习气,所以应该同时读《韩文》以纠正。

据称,曾国藩曾说:“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意思是说,在六经之外,上面这七部书能通其一,就足以成就一番学问,可见曾国藩对此七书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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