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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2016年5月访问越南时说,“今天我在这里关注过去,关注两国之间艰难的历史,更注目于未来:我们可以携手创造的繁荣、安全与人的尊严的未来。” 这样一种情绪,在表面上似乎接受历史且力图和解,今天在美国人中有很普遍的共识。越战不再是美国民族意识上空的一朵乌云。

这一修辞上的变化伴随的是美国政府把越南重新打造成盟友和遏制中国的资本主义桥头堡的努力,是奥巴马吹嘘的转向亚洲政策的基点。通过与越南政府签署贸易协定并资助建立一所私立大学——富伯来越南大学 (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同时取消几十年来对美国军火商向越南销售武器装备的禁令,美国政府想在越南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反对这种新自由主义化、伪和解、和历史失忆症的阮越清,2015年获普利策奖的小说《同情者》的作者,代表被越战遗忘了的受害者们正在进行一场文学之战。

《同情者》以一个越共双面间谍在越南难民中的生活和间谍活动为主线。在书中,阮越清着眼于美国关于越战的文化产品后面的驱动因素——文化偏狭、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2016年,阮越清因其非虚构作品《一切都不会消亡:对越战的记忆》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该书是越战的文化史。这两本书一起强有力地批评了以往的叙事试图为美国政府开脱、将其帝国主义行径的受害者们推到背景里的做法。

《雅各宾》杂志和阮越清坐下畅谈集体记忆、美越关系,以及如何抵抗大学的企业化。

(以下为访谈正文)

问:作为越战难民来到美国的经历对于你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倾向有何影响?

答:我自己最早的叙事记忆是,为了离开宾夕法尼亚的难民营,我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资助人家里住,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最早的意识就印上了身为难民的印记。

童年的时候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个难民。我看到我的家人如何勉力在美国讨生活。我看到记忆的不平衡:美国人有选择的记忆中制造出我[指难民]的越战和越南难民记忆中的越战。

结果是我一直以来都意识到:任何一方的看法都是不充分的。当我住在父母家或是在越南难民社区的时候,我是用美国人的眼睛来观察他们;当我离开了那个环境,我又用越南人的眼睛来观察美国文化。这让我对意识形态与观点产生了一些怀疑。

所有有意识形态、有观点的人都很肯定: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人的看法是错误的。我曾经有兴趣了解那些不同的看法从何而来。同时,我对于每个不同的看法又有相当疑问,因为所有的团体都是利己主义的,并且,如果有机会,所有团体都会试图滥用手里的权力。美国人这么干了;但是越南人也会这么干,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

这一切让我成为作家,特别是写出《一切都不会消亡》与《同情者》的作家。身为难民对局外人的同情与对所有人观点的怀疑都帮助了我。

问:包括像电影《现代战争启示录》在内的冷战文艺在塑造民众的记忆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在那些与美国对立的国家里,冷战在民众的经验中是热战。这些国家的民众经常成为一幕西方戏剧的背景,虽然他们在人员伤亡与环境破坏上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同情者》与《一切都不会消亡》试图通过把这些民众的经验置于前景来批评这一现状。

假如我们具体讨论由美国视角出发的文学与电影,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对冷战及美国民众付出的代价含糊其辞。但我们也看到对美国历史观的重申。即便这些文本与电影可以被理解为反战的,它们依然是出于美国或西方的视角,因而再一次把西方置于中心地位。

《同情者》试图通过暴露这些文本的运作来挑战这类描述。书里有讽刺的一节,看似是隐射《现代战争启示录》的电影,但实际上讽刺的是美国越战题材各类电影的合成。

《同情者》想要有力地、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美国的冷战文化生产是一种政治宣传。即便它表现美国政府的负面形象,却仍然是美国政府的一种政治宣传,让全世界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待冷战。

问:最近出现了一些关于冷战的通俗虚构作品,是由各种亚裔背景的作家写作的。你对于这一趋势有何看法?

答:美国的文学工业持有同一种统治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种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整合在一起。正如美国的企业生活需要多元化才有可能一样,美国的文学工业也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存在对被列入“多元文化”范畴的叙事的兴趣。虽然美国出版业的百分之八十九由白人控制,其对于这类多元化与商品化依然是有兴趣的。那个驱动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从事殖民活动与战争的资本主义,最终产生了一种欲望:希望听到不同的人群讲述这些共同的历史。所以是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些亚裔、亚裔美籍或亚裔国际作家涌现的条件。

问:美国意识形态的弹性使得它完全能够承认美国政府在过去、在当前干了坏事,鼓励产出关于这类历史的故事。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便这些故事讲述的是这些历史,它们的批判性有多少?它们承认这些历史只是为了与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和解吗?它们真的想要更革命更激进吗?

答:我觉得后者实际上是少见的。即便有这类作家,他们也未必在做激进的事。他们在讲述自己人群的故事,这与有弹性的、愿意承认错误的民主资本主义完全可以取得和解。

问:你写道:“一切战争都打过两遍,第一遍在战场上,第二遍在记忆中。”关于越战的记忆今天是如何被争议的呢?

答:单说美国与越战,对过去的操控——也就是对越战的记忆——在这两个国家都很重要,因为记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种战略资源,特别是关于战争的记忆。通过操控我们参与过的战争的叙事,我们为今天将要参与的战争提供了正当性。

在越南,政府试图把越战描述成一场革命的、统一的和解放性的胜利战争。这一切都支持了越共及其当前政府的合法性。假如这段历史受到争议,会威胁到越共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越南国内或流亡海外任何的异议活动都被政府视为极危险的活动。

在美国,由于我们不是一个集权政府,对历史的争执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于是好莱坞有权制作电影,且在电影里把美国参与的战争描写得很黑暗。但是,这一叙事和美国立场是连贯的,而美国立场占统治地位正是导致美国发动越战的初始原因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关于越战的解释主要是负面的:越战是一个错误。到今天,国会两党的主席、美国政府总体上、五角大楼、以及美国国务院都在积极地改变这个叙事:越战现在被看作一场高尚但失败了的战争。照这些人的观点,假如我们总结到的是积极的教训,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的参与当代战争。这个例子说明了:控制对越战的重新解释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它国家发动的战争提供了正当性。

问:大卫·里夫( David Rieff)在他的《赞美遗忘:历史记忆及其反讽》(In Praise of Forgetting:Historical Memory and Its Ironies)一书中说:遗忘有时是道德的,因为集体性记忆可能会有毒。您对允许自己遗忘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经典的二律背反。个人、社会要运作,你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忘掉一些事情;这是必要的。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记忆与如何遗忘。

记忆与遗忘都存在道德的与不道德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这些道德。我们可以有一套关于记忆的道德准则。在《一切都不会消亡》中,有一些道德的方式来保存记忆。然而我以为:道德是不够的,假如我们对不平等缺乏了解的话。假如一个社会是不公正的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有公正的记忆与公正的遗忘。

比如,在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不同的团体对于生产资料有不同水平的接入,他们对表现资源【representation,此处指文化产品对现实的表现】也有不同水平的接入。于是在美国,对于像奴隶制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公正的陈述。假如某个人群对于生产资料、表现资源以及记忆程度有更多的权力,那么这个群体将决定我们如何记忆与遗忘,而那些无权的人将感到不公。历史上的不平等存在于当前的社会结构中。

问:考虑到越南的历史与奥巴马政府在亚洲的政策,您对于美国政府与越南热络起来怎么看?

答:美国政府与越南都有一种真实的和解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很难从你之前提到的地缘政治的考虑剥离出来。美国政府罕有纯粹从利他主义出发行事的;所以在利他与和解行为的背后,美国有它的目的与利益。

美国对越南与东南亚国家的兴趣首先部分地是由于要遏制共产主义这一全球竞争对手,同时为资本主义在东亚的发展提供一个桥头堡。尽管美国政府在越战中输了,它在稳定该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更大的战场上赢了。也就是说,美国企图进一步发展对越南的关系是它确保东亚、东南亚符合美国利益——不仅是军事上的美国主导,而且是经济上的美国主导——的策略的一部分。

其利己性不仅是在越南发展资本主义,而且是对抗中国。这一切必须在回溯到十九世纪的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理解。那时候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扩张,企图利用太平洋及其岛屿作为它通向中国市场的跳板,那时候中国还不是它的竞争对手,而只是最终的奖品罢了。

问:前参议员鲍勃·科里(Bob Kerrey)在2016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赞助的富伯来越南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的校监时引起了争议。您对于这一任命和大学的作用有何看法?

答:我感到失望,原因有二:考虑到科里与战争的历史,居然有人会认为他的这一任命可以被看成是美国与越南的一种和解。和解可以,但不是光任命他为某大学的领导就可以的。假如他想要与自己在越南的历史和解的话,他应该到他手下士兵残杀了二十个无辜村民的那个村庄去向幸存者道歉,并且富伯来越南大学应该保证那个村庄任何想到这个大学读书的人都能拿到奖学金去读书。假如鲍勃·科里被作为学校理事会的头头安置在大学校园里,那么这个大学校园里也应该有一个越战受难者纪念碑。

另一个不常被提及的方面是他曾任新学院【The New School, 纽约一私立研究型大学,汇聚了许多进步思想家】校长的事,并且他这个校长做的很有争议。他是美国国内一股把学术企业化、变成新自由主义火车头的势力的一部分,而我们可以推断富伯来越南大学在越南做的也是同样的事。

这个例子说明了(奥巴马政府的)大平洋支点的含义:和解实际上是为全球资本主义在越南的发展服务的。富伯来越南大学的首要目的是训练一批全球资本主义在越南国内的经理人。这一点看来是该大学显而易见的议程,暗含当代西方大学关于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标准,而人文与社科似乎是事后添加上去的。

问:学者与高校教师能够如何回应?抵制?

答: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很显然,我们所有在研究型大学任教的人已经是在新自由主义体制内工作。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抵制富伯来越南大学的话是虚伪的,因为我参与了富伯来越南大学将要维持的那一体制。

但是,这不表明这些大学通过的每一项政策我们都同意或默许。因而应该可以要求这些机构在维持经济新自由主义之外做些事。这是体制内的人有希望做到的事。比如,哈佛大学是富伯来越南大学的资助机构,这就是哈佛大学教师们的问题了。同理,耶鲁大学的教师们应该审视在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项目。

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抵制的策略未必有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需要改组这整个把学术界企业化的体制,正是这个体制设计和运作着富伯来越南大学。

问:您觉得在高校教师中抵制运动是否有用,比如在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及其权利的“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BDS movement)?

答:回顾一下富伯来越南大学的例子,抵制如果意味着不和该大学合作、不到该大学教书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对于关心这类大学在国外(比如纽约大学分校和富伯来越南大学)的功能的人来说,这种抵制是合法的不合作行为。

在BDS运动与以色列的问题上,抵制是有效的。你抵制的是可控的事物:拒绝与以色列政府或以色列学术界进一步合作。我认为,直截了当是抵制有效的部分原因,因为这个运动承认和以色列合作的每个人都受益于殖民活动、种族隔离和不平等,而试图[把学术合作和殖民的大环境]分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越战期间,抵制美国政府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在美国的每个人都是那个体制的受益者。其它国家因为美国政府现在执行的政策而抵制美国政府,我也完全没意见。

【原创翻译,英文原文见《雅各宾》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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