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吴天明是他拍完《人生》后。
当时他把片送到电影局审查，我作为北京大学生电影评论者的身份参加审片，记得那次还开了研讨会，“西部电影”就是在那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西部电影”这个口号的提出很有意思的，当时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会议由电影局的李文斌主持，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吴天明的《人生》立足在西北地区，拍出西北的风格、西北的人情、西北的民俗，这是上影、北影所不能的，当大家的思维正在开始聚焦在“西部”这个视角时，吴上了厕所，吴上厕所的时候，中国电影评论最权威的人士钟惦斐（作家阿城的父亲）说话了：“好啊，吴天明你的电影就是西部电影吧，不是美国的横枪跨马开发西部，而是我们反映西部风俗人情自强不惜精神的西部影片吧！吴导呢？”（有人告之吴导上厕所）钟老哈哈大笑，又对西影宣传科说；“你们吴导拍了个好电影，但把握不了怎么去宣传，他问我，我一直都在考虑，现在他去厕所了，我们想出来了！”钟老讲到这里，吴出来了，他听西影的同志说钟老为我们定位啦，就叫“西部电影”，以后宣传就围绕这个“西部电影”展开，吴听了很高兴，说“好！!好！西部电影好！”以后我在报纸上见到的就是西影厂如何确立西部观念，并在此观念下拍出了《人生》《老井》等，我就笑。这件事引导我产生这样的思考：中国导演往往在理论上的准备和修养都是贫血不足的，他们很多时候只知道自己要拍个故事，却不知道电影以为更精神的东西，这是很可悲的！
吴天明不是第5代导演，吴是第四代，现在我们经常看见报纸上、中央电视台看见有些导演或评论家有些甚至是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他们讲起第五代导演总是以时间来划分，其实，“第五代”的概念（如果我没有记错）最起码应该有三个条件：
1．是恢复高考后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的；
2．80年代后期进入创作的；
3．风格上与第四代写实风格形成完全不同在创作上更为注重意念表达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3点，这与第四代导演如谢非、丁荫腩、胡炳榴、吴天明（基本上是文革前一年电影学院毕业的）等在风格上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吴天明对第5代导演的产生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当年张艺谋虽身在广西厂，但却是从西影厂出发，走向世界的。吴是个历经文革的人，被打击排挤过，知道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的重要，他从人生开始，眼睛就盯着奥斯卡。
《人生》送审之后，吴曾约我到北影去聊天，当时他想把《人生》送美国参加奥斯卡，但电影局不批，那天他心情很差，对我说，他奶奶的，要我们攀登电影创作的高峰，胡耀邦说要“更上一层楼”，你他妈的别在我后面拉梯子啊！我当时听了他这么说，很同情他。那时我们把《人生》拿回学校放映，收了点电影票钱，好象有1000多块吧，我们就做了个景泰蓝奖杯发给吴我，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好象是叫“腾飞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由大学生评和颁发的奖，《人民日报》和各有关的媒介都解释过的，吴在接过这个奖之后，一定要拉我们照相，他说这个奖对他很重要。
我与吴天明认识在84、85年吧，之后再没有联系，吴总结《人生》成功的原因时说：我拍《人生》前，长里要我拍《没有河流的航标》，我在西部见的河流本来不多，对航标更不熟，所以那部电影拍出来后我自己都不愿意看……1989年之后，无出走美国，我真很为他惋惜，试想，在美国的吴能拍什么呢，拍山药旦的就是山药旦，你叫他拍花旗参这不难为他吗？吴离开中国不仅是他的损失，对西影厂（他是使西影厂鼎足西部的掌门人）也是个损失，对中国电影创作，都是损失。后来看过他的《过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技能荒废了，就真很难拍什么了，这辈子，就这样了。
不过，吴倒真是个品质挺好的导演，为人很正派，父亲是老抗联！张艺谋可以说是出自其下，他从没向人提过半句。张和萧华闹离婚，他是两头都呵护，人生得这一知己，没什么后悔的，我想张艺谋应该不会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