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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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得,这一篇一口气读完。叹服司马迁的文笔,这样简洁、沉稳,上下一千多年的吴国历史,一幕幕徐徐展开。一位位人物渐次上场,在太史公冷峻笔触下,栩栩如生。原本支离破碎的一些历史故事,通读此篇后,前后连起来了,不由看完另有感触。

故事又起于“让”国。看的不多的几篇,本纪、世家、列传首篇,全和这个“让”字有关。连崇尚质疑的吕世浩老师,在讲解时,对此“让”也只有赞叹而已,似乎中国儒家的精髓,都在这个“让”字上了。太史公在此篇末尾的评说中,对这一千多年吴国的纷争、兴衰、惊心动魄、生死相搏,只字不提,独赞让国的吴太伯和季札的仁爱心怀,真有点让我感觉失焦,太史公在这里避重就轻得让我怀疑这“让”是不是儒家一厢情愿。

或许,只是太史公的“重”我已经是理解不了了。一国之君,诚然是权力之极,但又何尝不是责任之极。不说吴太伯、季札继大统是有宗法或者父命可依,这“让”之后果,未见得于国家百姓有利。既然自信自己是大德大贤之人,“小子何敢让焉”的精神,此时又到哪里去了呢?

从将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串接起来的部分说起吧。我知道周文王姬昌。这姬昌圣贤到,他爷爷周太王在位时,就想到要把大位传到他手中。故事拉开帷幕。

周太王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吴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按宗法,该长子吴太伯继位,但“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吴太伯和仲雍于是“乃奔荆蛮”,成就了季历和文王昌。季历一支是周正室,不是本篇重点。

太伯和仲雍在“荆蛮”为人拥戴,立吴国。太伯无子,吴国国君就在仲雍一支传承下去,皆是父子相传,太平无事。一直到太伯后第十九世,寿梦。这寿梦又开始多事,四个儿子,偏要传给小儿子,季札。

看来越是贤德越是让,季札不接王位,还是让大哥诸樊继位。大哥也是大贤,也是一心想传给季札,命他之后王位兄弟相传,直到传到季札为止。

于是大哥传二哥,二哥传三哥,三哥死了,问题来了,季札还是不接王位,逃走了。

这样的人,真的值得歌颂吗?他究竟秉持的是什么理念,维护的是什么仁义,也许先祖“圣子昌”果真早有显圣之处,那让给他也就算了,此时,并没有什么人能比他季札更有能力有威望主持国家,他让的什么呢?

理解不了,所以我怀疑这事是不是真是如此。就像看了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故事,耿耿于怀。

终于出事了。季札逃走,王位传给三哥的儿子僚。有人不服了,谁?大哥的儿子光。本来兄弟相传的本意是让季札继位,既然季札不接,就该回到长子继位的宗法,怎可让三子的后代继位?

是非已经说不清了。但史实是光杀了僚,夺回了王位。太史公此处写了一段季札自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意思这场祸乱不是我生出来的,立了谁就从谁,祖宗规矩如此。我看的这版《史记》对这句话有这样一句注解”杜预曰‘吴自诸樊一下,兄弟相传而不立适,是乱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讨光,故云。’” —- “是乱由先人起也”,我很同意,首先是寿梦有法不依,乱了宗法,其次如若其看人精准,挑对了接班人,像姬昌这样的,那也算回事。这季札显然没有担当,“自知力不能讨光”,能力也不足。—- 那么既然如此,能不能不要歌颂他的所谓“让”之贤了呢?

太史公对季札之偏爱,从他留给季札的篇幅就可看出。这么上下一千多年的历史,太史公是处处吝啬笔墨,力求简洁干脆,但一段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却洋洋洒洒六百多字,后续其出使各国,大概是力图要留下季札智慧贤良之名,和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但这更加深我的疑问,这么优秀一个王储,他到底让个什么劲呢?

存着这么一个疑问,此篇两位主角,吴太伯和季札,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印象,最多是墙上的圣像,可以膜拜,不可亲近,因为他们不像是真人。

到这里又接上我零碎的历史知识了。公子光夺回王位,是为吴王阖庐。阖庐,吴王夫差的父亲。夫差,因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大约是无人不知的吧。此篇引起我兴趣的人物,正是这两位吴王。

自从公子光出现,故事就精彩起来了。他本为王位第一继承人,却因一个“让”字错失江山。相比我读到现在全是一个个贤德谦让的圣人,他的反应更令我觉得真实可信 —- 他要夺回王位。太史公特地用两句话写了一个他伐楚失败丢了王舟,又再袭楚将舟夺回的故事。足见他的性格,失了王舟尚且要夺回,何况王位。

此时伍子胥出场,与公子光相会。一个要报楚王杀父兄之仇,一个要弑君夺位,正可相互利用。伍子胥的结局是被夫差赐死。吕世浩老师比较伍子胥和张良的成败时说,为什么同为报仇,两人结局这么不同,是因为张良没有助人做兄弟残杀这样失德的事。如果兄弟残杀这样的事都做得出,这样的家族,有什么人是他们不能下手的。有一定道理,自身的品德确是立身之本,但我还是觉得是伍子胥的智慧欠缺,自视太高,故而谏君不成还丢了性命。并不是因为刘邦就比夫差识德。作为开国之君,刘邦的手段只会比夫差致命千百倍。

故事不细说,光刺僚成功,夺位成功,又伐楚成功,为伍子胥报了仇。最后在与越王勾践的征战中,这位吴王阖庐受伤而死,留给儿子夫差那句著名的遗言:“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这样敢作敢为,对内对外皆是强硬勇猛的君主,百姓是怎么看待的呢?注解中写了这么一段,“越绝书曰:‘阖庐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以白虎来象征这位君王,我猜想百姓对他还是敬爱的吧。

虎丘,并不陌生的地名,却到此时与之相距万里之处才注目相望。希望并不太晚,此生还有机会再游,听一听千年之前的刀剑之声,看一看白虎踪影今何在。

夫差,更是一位令我浮想联翩的君王。在我熟知的越王勾践的复仇故事中,他是个失败的配角,主角的敌人。此番读他这一面的故事,更令人感叹。究竟为何他未听伍子胥苦谏,要先灭了勾践,太史公并未细解,只留下这一句供后人联想:“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是什么让“吴王喜”?我想起的,是这里连名字都未被提及的一位女子:西施姑娘。夫差之失败,与这位姑娘有多大的关系,无从知晓了,但肯定不是毫无关系。西施之于夫差,是纯粹的女间谍美人计吗?我更欲将她看成是千年前的《色戒》,未尝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面对一位君王,周室正亲贵胄,年年岁岁朝夕相伴之下,宠爱之下,那些把她献出去的男人们灌输给她的国恨家仇,在她心中还有多少分量呢?

历史久远,在男性主宰的中国社会中,对女子除了耳熟能详的至今仍大有市场的“红颜祸水”的论调,她们的真实情感从来是不为人所计的。如若男人为了这样的红颜毁了事业江山,更是毫无疑问的失败者。

但至少今天,掩卷《史记》,我心中有自由,将她和君王,都看成是有爱有恨有遗憾的普通人。如若夫差的失败中有一丝缘起于对西施姑娘的怜爱,那么我对夫差评价为有情有义就不为过。

勾践最后也并没有杀了夫差,而是给了他百户人家让他在甬东终老。夫差没有接受,自刎殉国。想问西施姑娘,对这样一位君主,真的没有爱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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