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语言像树,一枝动,百枝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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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语言

文|汪曾祺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这是白话文。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方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可以说是“书面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化。有些作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战争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读到较多的书。有的作家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非常熟悉口头文学。比如赵树理、李季。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他能在庙会上一个人唱一台戏——唱、表演、用嘴奏“过门”,念“锣经”,一样不误。他的小说受民间戏曲和评书很大的影响(赵树理是非常可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写的。孙犁说,他的语言受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一定非常熟悉民间语言,而且是很熟悉民歌、民间故事的。中国的民歌是一个宝库,非常丰富,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中国民歌有没有哲理诗?——民歌一般都是抒情,情歌。我读过一首湖南民歌,是写插秧的:

赤脚双双来插田,

低头看见水中天。

行行插得齐齐整,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应该说是一首哲理诗。“退步原来是向前”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从“人民公社”退到“包产到户”,这不是“向前”了吗?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青年诗人,他怀疑甘肃、宁夏的民歌“花儿”可能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民间去的,那样善于用比喻、押韵押得那样精巧。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花儿会”(当地有这样的习惯,大家聚集在一起唱几天“花儿”),和婆媳两人同船。这婆媳二人把他“唬背”了:她们一路上没有说一句散文——所有对话都是押韵的。媳妇到一个娘娘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

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

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

咯咯嘎嘎地笑着哪!

这是我所听到过的祷告词里最美的一个。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有一首著名的唐诗《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窗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并没有说这位新嫁娘长得好看不好看,但是宋朝人的诗话里已经指出:这一定是一个绝色的美女。这首诗制造了一种气氛,让你感觉到她的美。

另一首有名的唐诗:

君家在何处?

妾住在横塘。

停舟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看起来平平常常,明白如话,但是短短二十个字里写出了很多东西。宋人说这首诗“墨光四射,无字处皆有字”。这说得实在是非常的好。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 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文气”是中国文论特有的概念。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一直都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最好,最具体的是韩愈。他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概括成“气盛言宜”四个字。我觉得他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人很爱用水来作文章的比喻。韩愈说过。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涌出”,“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中国当代作家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的,现在多起来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正在开始建立中国的“文体学”、“文章学”。这是极好的事。这样会使中国的文学创作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本文系作者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选自《汪曾祺文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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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条评论

  1. 1
    adier - 2017年7月21日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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