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续一)青铜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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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丰富,收藏了65万件中华文化艺术瑰宝,几乎涵盖整个五千年中国历史。其中有2972箱文物是自祖国大陆运来的原北平(今北京)故宫博 物院的一部分历代文化珍品,及取自沈阳故宫(今沈阳故宫博物院)、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的旧藏。当中有清宫档案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还 有商周青铜器、玉器,晋唐以降的书法,唐宋以来的名画,宋元以后的名窑瓷器、竹器、雕刻、玉器、漆器、珐琅、碑帖等器物书画5万余件,品类繁多,均为华夏 瑰宝、旷世之珍。

青铜器类收藏

台北故宫收藏有5615件青铜器,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多为中华文物珍品。

毛公鼎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 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 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 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毛公鼎于清代末期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 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公鼎

散氏盘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ㄘㄜ ˋ)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 订约,并由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 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 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 礼。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散氏盘

散氏盘

西周晚期/宗周钟 商代,钟形乐器大多数是口部朝上,钟体用长柄支起后再敲奏;西周开始,渐渐改为钟口朝下,钟柄加环悬挂而奏,成为惯见的「甬钟」形式。宗周钟便是 甬钟的代表。宗周钟外形上最大的特征,是钟身两面共装饰36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极尽华丽醒目。此钟音质浑厚宏亮,有宗庙庄严气概。 宗周钟的铭文自钟身正中起读,接着左下角,再转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约123字,是商、周单件钟铭最长者。铭中因为有一个人名「」,可与周厉王的名 字「胡」音相通,故得定为周厉王之器;铭文大意为:厉王时有南方的濮国,大胆来犯周土,厉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巩固疆土,挥军攻敌,直追到濮 国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来迎,表示臣服。同时,南方及东方的26个邦国代表,也随同朝见。厉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宝钟」,并祈求先王们降赐 子孙福寿,安保四方太平。

春秋中期/晋国/子犯龢钟 八件 「子犯龢钟」之称「龢钟」,是直用钟上原铸铭文所称,意为调和组合成套的钟,「龢」字可通「和」。 「子犯龢钟」全套有大小八件,最大者通高71.2公分,重44.5公斤,铸铭22字;最小者通高28.1公分,重5.4公斤,铸铭12字。 「子犯龢钟」之宝贵,是在八件钟的「钲」部,经剔锈而得132字,其中主要一个关键词经余识出是「」字,实即「范」的本字,可读与「犯」字同,因 此钟铭所称「子犯」,原来就是﹝春秋左传﹞及﹝史记.晋世家﹞中所述晋文公的舅父「子犯」其人。又据第一钟的铭首:「惟王五月初吉丁未」,惟知这套龢钟记 事的重要年代,是属春秋中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年的纪时,而全铭意述晋文公一直蒙受舅父的佑助,在外流亡十九年后返晋匡复其邦国, 后又与楚有「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从而有「践土会盟」之称霸,是春秋乱世继齐桓公而起的新霸主,使得周王赖以巩固王位;除了周王对子犯的厚赐,诸侯也送 给子犯大量美铜,因而子犯铸制这套龢钟,并铭记勋绩传颂子孙,永宝用乐。

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亚丑方簋 在青铜礼器中,簋是用来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为圆腹、圈足,而本器为罕见的方形。 器表的花纹,由上而下:口沿为窄身夔纹,腹饰兽面纹,高圈足上饰宽身夔纹,皆以雷纹衬底。器两侧有环耳,以兽吞食鸟身造形。 兽含鸟环耳的装饰意义至今不明。此对具立体感的环耳与伸出口沿界外的棱脊互相呼应,这种塑形的外张性是商末周初青铜器装饰风格上的一项特征。 铭文铸在腹内底面,亚字形框内似有戴冠者舀酒,盖表示掌酒供祭祀之职司,亚形或为一种特殊身份的标记。今暂隶定为亚丑,或为一氏族徽识。

西周晚期/颂壶 壶为盛酒之器。青铜礼器中的壶自商至春秋、战国,一脉沿续,制作未曾中断过。 颂壶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形制庄重、纹饰瑰丽,腹呈椭方形,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此类形制硕大的方壶流行于西周晚期。器身上的花纹以环带纹、蛟龙纹为饰,圈足与壶盖则饰垂鳞纹及窃曲纹。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反主轴中线、两两对称的铺排,而喜用连续环接的纹饰。 颂壶口沿内环壁上及盖口外壁四周铸铭151字,两处铭文的内容相同,记录着「颂」接受周王册命掌管成周洛阳仓库此一职务的过程。而这件壶则是典礼完成后,「颂」为颂扬天子的美意,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表达未尽的孝思,并祈求家国康乐大福、周王万年长命而作。 颂壶铭文对西周的册命典礼记载详备,可以和〔左传〕僖公28年传等文献上所叙,互相印证;「颂」纪念父母,这种慎终追远、父母同祀的情况,亦可以和〔礼记.祭义〕所言互相印证,所以颂壶为研究西周礼制的重要史料。

商代早期 兽面纹觚 觚属礼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器正是「二里岗期」粗腰觚的型态。 本觚的腹部,饰有带状而前后相同的兽形纹,其形中央作兽面,躯干左右平张,如一头双身状,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与足,整 体平雕式图案化的简单形动物纹饰,可能是牛的变形。在三五○○年前的艺术家,能将动物的形态,经过写实的描绘,再予变形简化成图案纹饰,其创作求美的心路 历程,诚非一蹴可几。

殷墟中期/蟠龙纹盘 圆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盘面饰龙纹蟠绕于中心,蟠龙外围有鱼纹、夔龙纹及鸟纹围绕。盘外面上层饰夔纹,上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圈足上饰俯首 夔纹,下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纹饰在盘面的布局与母题基本上与妇好盘近。盘外有一小环及二小环,各对准盘面大龙首的上下鼻梁,共形成一中轴线。与之相交的 另一中轴线,左右上下有兽首。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盘者并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时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铜容器较多的墓葬。

酒壶-铜狗 铜狗造型可爱,一对金色的眼睛和脖子上的金项圈与青绿色的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咋一看还以为这只是一件精致的饰品,但仔细看才发现狗背上各有 一个圆孔,而且狗的下颚也有一个小洞。原来这是一件酒壶,主人可以从狗背往壶里灌酒,饮酒时可以将酒从狗的下颚倒入杯中,或者可以直接持壶畅饮。这一件铜 器是汉代的作品。青铜器后期很多作品多为酒器或装饰品,而这件作品成功的将两者合二为一。

新莽/嘉量 王莽篡汉后,改国号为「新」,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在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命人依照当时的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这件量器,目的是以 它作为全国各地称量五谷等容器的标准,因此以青铜铸造,以示传之久远,永垂典范,并且定名为「嘉量」。而铸于器表上216字的铭文,则详细的记述了铸器的 缘由,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全器一共分作五个量体,中央之圆形主体,上部为「斛」,下部较浅者为「斗」,右耳为「升」,左耳上部为「合」,下部为 「龠」;二龠的容量等于一合,十合等于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斛斗与斛及合与龠,在度量时要反转过来才能使用。 由是可知,在当时合、升、斗、斛之间,已是以十进制来计算的。根据实测,斛之容积为2018.66立方公分。另外,由器表铭文与实物的比对,得知当时一尺的长度等于今日的23.0887公分,其它可由此类推。因此在作为一件标准量器之外,它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数据。

服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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