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心铭》 –王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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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心铭》–王骧陆居士

不是有心 不是无心 不是不见 不是不闻

了了觉知 不着见闻 荡然无住 是名无心

心若无住 妄依何立 妄既不立 夙障自除

问心何来 因境而起 境亦不有 同属幻影

妙用恒沙 尽是缘心 缘心息处 顿证无生

无生实相 非可眼见 杳杳冥冥 其中有精

证悟之者 名曰见性 是故无求 心自宁一

无心可惑 即是大定 得大定者 无动无静

无得无失 无喜无嗔 本位不移 起应万机

不变随缘 即无生死 成佛要诀 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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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密二祖王骧陆居士传略

王骧陆居士讳宰基,字骧陆(相六),号“仁知居士”,著作署名:“菩萨戒多杰海盐王骧陆”、“浙西菩萨戒优婆塞王骧陆”。祖籍浙江海盐县,父辈迁入海宁县(今浙江海宁市盐官镇)。上师生于一八八五年三月二日戌时,圆寂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时,乃二十年代崛起之“印心宗”——无相密心中心法第二代传人,世人尊称“印心宗二祖”。

上师为浙江海宁望族“有怀堂”王欣甫公之六子,其父一生正直,因守正而去官。其母蒋氏母家亦为海宁硖石望族,笃信佛教,好惠施善,智慧过人,擅国画,尤长于兰花,号称“砚香老人”。上师诞生时呈瓜胎,时人视为瑞兆,赋性天聪,超群拔众,孩提时即能诵读金刚经,背诵心经如流。少年时多次随母朝拜普陀圣山,观音大悲宏愿深印其心,菩提心根已深扎矣。

上师青少年时期发愤读书,熟通经史,十八岁中晚清秀才,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英文。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任翻译官随钦差大臣赴印度南洋一带考察。幼时即铭记玄奘不畏险苦赴天竺取经精神,今亲访佛土因缘殊胜,遂一一朝拜释迦佛祖修行圣地,谒高僧,求佛法,并拜师学习梵文,立志为弘扬正法,利益众生实学苦修。访印期间,长女出世,为纪念此行,遂取名“佛宝”。

回国后上师供职北洋政府交通部,初修净土,皈依霞光和尚,布施济贫,广结善缘。其时学佛,正如上师自述:“虽痛切学佛,皇皇若恐不及:虽未能发明心地,然已知不可限于一宗矣。”此后多方请教,广求各宗,进而修禅,研究佛法,却不敢自信有把鼻。

二十年代上师任川、康、藏、黔、滇五省电政督办,设督办衙门于成都,与四川军阀刘湘等周旋数年,目睹军阀火并荼毒黎民,遂看破仕宦浮沉,放弃高官厚禄,离川,返京后拜庐山东林寺高僧大愚阿阇黎为师,虔修无相密乘心中心大法,终于深得三昧,明心见性,为大愚师祖门下得心髓之大弟子。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上师修心中心印入心地后重新研究佛经,方知明心后学经与已往截然不同,遂对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圆觉经,阿弥陀经等详加注释,并创办“学佛研究会”(后改为“印心精舍”)开坛讲经传法。上师讲经,乃悟后开示,有实体修证体会,深入佛理,精深通达。北京大学张东荪先生讲授哲学,每遇佛学问题必亲自登门请教,对上师精辟论解,甚是钦佩。上师对子女亦严格培养,务令共修心中心大法,六座必满。上师三子科祥、侄子仁,幼女德华,至今提起随父修法情景尤感叹不已。上师宏法本欲出家,大愚初祖令以居士身份宏法,以此法以居士身份宏扬更为方便故。

自三十年代起,上师在天津、上海等处相继成立印心精舍,灌顶授法。仅一九三四年(甲戌年)、一九三五年(乙亥年)二年就在天津开讲座四百余次。当时皈依同人得明心、识本性者不可胜数。此因上师传法强调“法之当机,乃名正修”。因各人之夙根不同,根有利钝,因人而异,故强调随其机之利钝而予以正法,使其先明心见性,证得根本智后再勤除习气,方可了生死。故“本会传法先考虑其人之根器,地位、时间、体力等等,然后传法,以免中途疑退之弊”,“本会传法,不拘定何法,非净非密非禅,当机而授;亦戒亦定亦慧,自然而持。要以总持法识本性为体,般苦法启发方便为用,净土法证入圆觉为归,说戒体则重戒体而防戒病,说定则言正定而除邪见,说慧则证慧力而戒狂妄。”

“我人所修,在于求得根本,目的是在印心,得真实受用。”对一味谤他宗分门之辈,上师谆谆告诫:已背净义,非佛弟子,断不能往生。而“分宗为便于专一起见,乃一门深入之意,因各人根器不同,有性所近者故立先后,及将到达彼岸,则同一归宗矣。”“各宗各法意在借用,必修到法空,归到心地本来面目,方得名了。”

上师在天津十年,除灌顶授法外,曾完成许多释经著作,根据“印心精舍”刊印部分书名目录,计有《乙亥讲演录》、《入佛明宗答问》、《心锽》、《金刚经分段贯释》、《心经分段贯释》、《学佛最初之决定》、《六字大明咒修法》、《修心要诀》、《金刚寿》、《我有烦恼吗》、《偈瑜珈焰口》等。

抗战中期,上师应吴礼门、蔡楚昂、侯君陆等居士之邀由津赴上海传法,在海宁路锡金公所设“印心精舍”继续灌顶授法,开设道场,并经常去杭州、苏州、嘉兴、湖州、海宁等地传法,广收信徒,不辞劳苦,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尤其对劳苦民众,仁慈悲悯,选择弟子重德重修不求供养,总是谆谆告人:“凡人处于社会,讲究处世之道,无一个不应学佛,学佛是要认识自己,了达人生观,明白做人的所以然,简言之,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此便是忠。拿这个道理去对别人,通达他人的一切心理,才能尽对人之道,此便是恕。一是为自,一是为人,社会上人与人的情感和事业,无一不臻于完美,可见佛法是人生最主要的学问,最重大的事业,不是消极自利。消极自利,是佛所最不许的条件,因为佛法是救世的,救心的。”上师传法讲经,力求通俗易懂,一生致力济世度人,孜孜不倦,著述数百万字,文革中大量手稿被焚,实可痛惜!幸所出者,皆为诸弟子门生所存。

抗战胜利后,上师先后在上海、天津启建法会四十九天,为民祈福息灾。

一九五八年,上师现病相于沪寓,仍谆谆开示学人,传法必须严格选择,切勿轻易授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师知将离去,特召大弟子吴礼门、李钟鼎等人及长女佛宝(漱文)重嘱:“此心中心法是末法时代最易亲证本来面目的最好最迅速最简捷的大法。修禅宗靠自力,无二三十年甚难彻了,且痛师资日少,时代不同,求其普及甚难,而心中心法,仪轨简单,证得尤速,专心修持 二三年可抵得上二三十年之功。”“这个大法是我大愚师尊千辛万苦,于定中亲得普贤大士灌顶传授的。七载修行,开此法门,大事因缘,其在此乎!吾恐人之未明因缘,当广为宏扬以告他人,勿因人事而误大法,务必以大局为主,则护法功德有胜于三千七宝之施矣!切记,须以此大法广为宏扬,济世度人。”至此热泪垂落,叮嘱再三。病笃手结随心陀罗尼印契数日,右侧吉祥卧,安然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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