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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二、回城

三十年前那次高考,我们省在语文考卷上出的作文题是,1976年10月伟大的胜利。几乎每一个考生都在作文里,称那是一个金色的十月。可在当年那个十月里,我却怎么也看不到收获的金黄色,反而有点北方初冬灰蒙蒙的感觉。

1976年10月,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在我的人生旅途上,也在那个十月里,出现了一次转折:我被抽调回城了,从农村回到了市里,到省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工人。

回城之前,在农村最后那段日子里,我曾经历了一次艰难的选择,并险些错过三十年前的那次高考。如果在那一次,我作出的是另一种选择,不仅无法参加那次令我终身难忘的高考,而且我的人生也将是另一幅模样。

1976年初秋,市里的工厂开始面向农村知识青年进行大规模的招工。对我们这些插队刚刚满两年的知青来讲,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们公社(现在称为乡)分配的招工单位按所有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全民单位,另一类是集体单位(集体还分大集体和小集体,都是当年的用词)。招工名额男的多、女的少,加上老知青中女多男少。这样,按资排辈后,我们集体户的女生一个没走,而七个男生一个没剩。

刚开始招工的时候,我正在公社业余党校当教师,在给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领导干部讲“走资派为什么就在共产党内”。当我得知招工消息后,开始很犹豫,是走还是不走。因为在招工之后不久,就该轮到一年一度的招生工作了。按我的资历和表现,极有希望被选送上大学,尽管我也知道,公社里还有其他知青和当地青年,也一直在等待着这次上学的机会。

所以,当公社知青办的领导打来电话时,通知我关于这次招工报名及政审已经开始,并问我是否报名。我对他说的是:这次不太想回去。他说了句:你再考虑一下,尽快告诉我。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这么大的事儿,我想,还是要听父母的意见。但这一次,我和父亲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电话打到父亲单位,他不在;后来他打回来时,又没有找到我。最后,我只好请假专程回了趟家。

一回到家里,见到家里的状况,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上大学的希望变得很渺茫了。

我的父母都是很小就入伍当兵,参加了四野的辽沈战役,都属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五十年代的军队授衔之后不久,他们所在的军医大学整体转业,改为地方的医科大学,现在并称吉林大学。

父亲在文革初期就下了台,“反革命”、“黑帮”、“走资派”高帽子一大堆,批斗、游街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切,给性格刚烈的母亲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和精神刺激,加上头部的外伤,母亲的身体状况一直在恶化,后来甚至发展到已经难以胜任简单的工作和日常的家务。

我有两个妹妹。当时,大妹妹正在中学的毕业班,很快也要同样面临着上山下乡的命运;小妹妹还很小,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父亲工作很忙,还要一个人里里外外操持家务,照顾母亲和两个妹妹,实在太辛苦了。

回到家中,见到父亲辛劳的背影,见到母亲凄楚的病容,见到两个妹妹期盼的目光,我心中那股上大学的念头,一下子变了,觉得自己应该尽快回来,帮助父亲照料这个家,承担起长子应尽的那份责任。

我把自己打算放弃留乡等待上学的想法同父亲谈了。父亲说:这样也好,家里也的确需要你回来。不过,你也不要灰心,你还年轻,回城后仍然有机会上大学,只不过要在工厂再多干两年。

返回公社的路上,我低着头默默地走了三十里路。别人都是高高兴兴地前来报名,我却为自己失去一个即将到来的上学机会而深感惆怅。

我回城后不久,就开始了1976年的大学招生。好几位留下来的同学或朋友,都被选送上了大学。其中,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学、中学都在同一个班级,学习成绩我略好于他,活动能力他略好于我。中学毕业时,他是班长,我是团支书。现在,他上学去了建工学院,我招工进了建筑公司;他成了一名大学生,我却是一个工人。

又一次在站台上送别。

临别时,面对着兴高彩烈、踌躇满志的他,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羡慕,也有一丝嫉妒;既为他能够上大学而高兴,更为自己遥遥无期的梦想一直没能实现而悲伤。

北去的列车驶动了,车窗里的他仍然向站台上的我挥着手。此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各自的心情则截然相反。

是啊,命运就是这样,谁也无法知道,在前方等着我们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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