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沦落人”知青岁月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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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就是历史,就得就事论事地黑白实说。把你真实的历史经过中所见所闻所感受,实事实说。当年历史真实性所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就业安排,是根据当时具体“国情”的、由官方政府出面大规模安排的“就业”政策。故,在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过程中,其主要手段是“号召”、“动员”和“鼓励”!而根本不存在司法上,以任何法理形式对个人的硬性强迫!

       一,中学毕业临就业,衡量抉择黎母山

      历史万物演变的历史进程,犹如不断奔涌的潮流。而人生,也难免不无被动、地随同潮流而起伏着,历经你所处于不同时代环境中的变迁过程。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拨人,在中国没有不赶上“文革”者。也没几个当年城市里初、高中的毕业生、没赶上那曾一时热火朝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分配。我也当然没例外。

        而每一时代的进程,都难以摆脱其历史所处具体“国情”的烙印。其实,于心而论,当年城里的中学毕业生,没几个心甘情愿被分配去“上山下乡”。因为,那可是比较艰苦、且还会导致自己曾幼稚憧憬过的未来和机会,前途几近渺茫。然而,历史地实事求是宏观回忆于当年国家的大环境事实:以当年国家时逢中共建国后蓬勃向上发展、尚属刚初步摆脱一穷二白或白手起家窘况、却仍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外国列强欲合围扼杀其综合实力仍属懦弱的新生政权于萌芽状态的实际“国情”而言,即便没有“十年文革”的发生和影响,国家尚处于不足以在可预见的短期内,造就出可满足于安排如此众多中学毕业生留城就业机会的时代。所以,就事论事地说,我倒不认同这是所谓的什么“政治错误”或“政治祸害”了一代的说法。因为,凡属“国情”之演变,总是此一时,彼一时。凡事也总有正反两重性:它却恰恰润物细无声地锻炼和铸造了后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坚的、德才兼备于安邦治国的整整一代人。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不带有一定必要之强迫性的所谓“专制”的意味。“依法治国”的实质内涵本身,就是强迫性之“专制”。更何况,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好、潮流也好,在官方口气而言,那也通通属于“号召”和“动员”性质。根本不属于、也没有任何的强迫性。所以,这也正是当时,有不少初、高中毕业生,不愿意加入“上山下乡”的“知青”潮流,而甘愿留城等待、观望、以至于最终自谋生路。这,就是历史上不容抹杀的客观事实。对历史事实任何之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之断章取义,都疑似政治上歪曲和误导着视听。

       早在自己于1971年,初中即将毕业,而面临自动升学高中时,学校里“读书无用论”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力(尽管学校也曾针对性坚决批判),便有同学私下告诉我,他父母和他都商量定了: 为了避免今后的几乎可能性被分配的“上山下乡”的结局,他不拟再升学高中。而是,接受初中毕业后,被分配留诚海口市内的某一机械厂里当工人。这在当年。那可算得上是“上乘”分配。毕竟是留城坐班制的工人呵,而非远离城市和父母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的农民呵!他还顺便提醒我,别失去这个机会。我呢,听后半信半疑,有点未置可否。但,心里仍眷恋校园内、再多两年无忧无虑的学生玩耍生活。 然而,当我回家跟父母提及时,却即遭到大人的喝止,道:那是傻瓜。

      这只能以历史事实说明:当年,若欲放弃“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也并非没机会。结果,我再升学高中两年毕业之后,我果真面临“上山下乡”唯一工作分配抉择了。因为,确实应验了,已不再有留城就业的任何机会。

       1973年,我高中毕业之后,自己马上面临着走向社会的这么个抉择:要么选择随大流而听从当时被分配“上山下乡”到林区的安排;要么,留城待业而另择寻机会或自谋生计,却没把握等到何时为止。当年历史性真实性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就业安排,是适应当时具体“国情”的、由官方政府出面大规模安排的“就业”政策。故在执行和落实过程中,其主要手段是“号召”、“动员”和“鼓励”!而非司法上以任何法理的强迫!

      当时,我家里兄妹俩个。而根据当年的国家政策,法定属由国家就业分配或安排留城就业的名额,限定了只能在我兄妹俩之间自行抉择留城安排一个。而另外一个,要么,听从国家当时安排的“上山下乡” 的工作分配;要么,自谋出路。而所谓“自谋出路”的意思,尽管具体到个人时,各有各考虑。然而,在理论上而言,即意味着将非由国家政策保障性的就业安排。因此,就这样,家里也就决定了我听从国家当时“上山下乡”的工作分配了。而我本人也没想太多,乐意地前往。当时幼稚的私下考虑也十分简单:1)反正,自己在校期间也确实贪玩得很,功课从未见长进。即便再留级,于家、于己,都不外乎是“劳民伤财”;2)自己男孩一个,皮粗厚实也耐磨。日晒雨淋也“毁容”不到哪去;而且,也起码不至于被“调戏”得了 。

       根据当时政策,我被划归海南文教系统家属的子女,而被分配“上山下乡”于海南岛中部琼中县地带山区的黎母山林场。大队伍正式出发上山之前,我还被通知到当时的海南卫生局会议室里,参加了专门为我们知青次“上山下乡”到黎母山林场工作的动员会。当时给大家动员演讲是卫生局杨副局长。他会上说了不少。可至今能印象深刻,也仅是他为增添其动员说服色彩,而“特色”满口文昌乡音地曾经这么表述黎母山道:你们戏(去)过黎母山了吗?瓦(我)刚戏(去)过回来了。那里的轰(风)景,呵,那间隙(真是)好汉(好看)得很呵。(众笑)。那里的山,很丽(绿)很丽(绿)。那水,间隙(真是)……星星(清清)的、好星(清)好星(清)的、很干净、那间隙(真是)浩(透)明见底的呵(众又哄堂一笑)……

       然而,动员大会后,我却未跟随该大队伍集结于当年73年11月28日团体出发上山。而是,自己私下里,却犹豫未决地留待家里好长一段时间。

       这期间,也时不时与所居大院内留城待业子弟一起,去找些按劳取酬的临时零工干干,以打发时间。偶尔还会不期遇上当时已随知青大队伍“上山下乡”到了黎母山后回来探亲的、同属家住一个大院内的女知青陈燕。以前即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学时代,大家都羞涩于不好意思打招呼的男女,现在也试着胆量互相招呼交流信息了。故,我也特地从她了解了些大家上山后的感觉。

       我就这么在家犹豫不决地拖耗着。直至1974年7月21日那天,自己才正式整装简陋的行囊,由父亲用自行车把我载到了海南林业局车队。在那儿,爬上一辆已约定好的苏式“卡斯”货车,便由此算是正式随车“上山下乡”到了黎母山林场。就这么开始了自己 “知青” 的社会闯荡生涯。

       一路行程孤独无语,风尘扑扑地颠簸了几个小时之后,总算到了终点:地处黎母山群峰半山腰的黎母山林场的场部(当时,那里也同属第三作业所并处)。停车后,自己好像仍未醒过来似的,仍呆车厢上一再居高临下地一眼望去。哟,原来,这便是那意味着自己将要“扎根一辈子”地方呀:放眼,群山起伏延伸;眼前,全是些十分原始简陋的泥墙草屋或茅房瓦盖。整体布局的“画面”,纯属无一处是平地的“山寨”。只不过“人” 是汉族,而非黎、苗族罢了。那无处不起伏着陡斜的“街道”路面,则因陋就简及因地制宜地结合着其地形地貌的曲折起伏而满足着取道通行的需求。其路面,则坎坷不平地简铺石垒地垫着。

       然而,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山寨”,后来却出了个打造出历史性全中国家喻户晓品牌“创维”彩电的著名大企业家黄宏生(其原名为:黄红生)。他不但是海南人中,出类拔萃的英雄式人物和骄傲,也更成为了我们海南黎母山知青中,令大家佩服的佼佼者。此是后话。

       甫一下车,第一个遇见并接待咱的是知青帅哥陈应春。早在海口参加“动员大会”那会儿,就似曾相识。被迎到他那既是二人宿舍、又是“办公室”里稍事休息时,引起我注目并印象深刻的却是他简陋的桌面上,玻璃板下嵌压着他的一张个人“阳光照”留影:画面背景峰峦起伏;人,则两手交背,双眼正面地注视着远方……该照片还针对性相应白纸黑字地旁白道:“傲看群山眼前矮”。也许我个人比较欣赏有水平的文笔吧,便立马赞叹其写得不错。

      他当时在林场场部里,与合屋同宿的另外一位小伙子,专职主编并刻写及油印林场 “官方喉舌” 周刊“黎母山通讯”。主要报道些每周里林场所发生一些重要新闻、信息。同时,也报道来源于各个作业区有关生产进度、好人好事等之类的信息供稿。即便大家都离开了山区林场几十年之后再重聚时,我也未忘了特意向他提及其当年嵌压他桌面玻璃板下那一张个人青春气息十足的“阳光照”留影。他十分惊讶我如此印象深刻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告诉我:那照片不知去向了。

      在场部招待所等待了一个星期后,我被通知分配到第四作业区(也叫:四分区)。我随即带上行李,再次乘搭顺道货车赶往第四作业区报道。在那儿,我到了木材班做撬木工。班里那些早于我先来的知青,其实,都几乎是自己曾经的发小、同学或朋友。

      第四分区之驻地:开门见山,四面峰环。驻地内的整体地形地貌,也照样起伏坎坷、欲整难平。然而,相对于其它几个作业区的驻地而言,它毕竟更显开阔。且其地面起伏不整之状,也相对比其作业区之驻地的具体综合“国情”,也稍更好些。该算得上是块盆地吧。故,这块地方,后来被林场定夺改建为林场的场部所在地。此是后话,不表。

      在各个作业区里,场里把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青们,都安排扎堆一溜地,住宿在那因陋就简搭建集体茅草房宿舍里。而我们四分区里,海口来的男知青,当时总共也就七位。名字我还记得:张松、陈海印、邓力军、蔡伯章、曹真、刘易波以及我本人。在后来的日子里,还从别个地方,陆续加入过来了倪克军、符志云和邹小光 (他是从海南吊罗山林业局,转调到黎母山林场来的知青)。每三人一间地分别住在一栋宿舍里;而女知青呢,则人数远比男知青多。权且略过不表。若以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中的经典台词而言,那倒也算形成了类似“肉多狼少”的局面。

      我初来咋到那天晚上,他们几个男知青到食堂打饭时,已忘了是谁了,好心地用其买饭菜的卡,也帮我从食堂里打了一份饭。该算是为咱“接风洗尘”以压惊吧。由于当年的食堂伙食乏善可陈。他们当时也不知上哪弄了点“高价猪肉”,便自行用电炉开了小灶,简单地将肉和木耳混杂一起地炒了一小锅肉。当时,即便不是烹调高手,可那随便烧出的“小灶”,都令人倍觉美味佳肴地馋人。他们这便邀请我一块儿为着那小锅肉,共用晚餐了。我一时“无功受禄”还有点不好意思,便客气犹豫着。这时,有位知青,一时“盛情”之下,竟然用其舌头将自己正吃饭用的勺子舔得“干净”之后,立马便舀了一勺肉,即欲往我端着的饭碗里添。当即惹得大家都哄堂大笑,斥其“不讲卫生”行为。盛情之下,我竟也一时未置可否、只恐却之不恭之时,他还居然进一步辩解道:“这可是“干净”的!我,我,我可没病,很健康”等。这就更令众人捧腹不已了。结果,他这番“盛情”正让我尴尬时,还是被坐在一旁的知青,张松好心地领会我而帮“婉拒”之而结了的围。此后,我也就顺势不客气地自己动手算了。以免类似尴尬重演。这类合伙“开小灶”的趣事儿,在后来几年的知青艰苦岁月里还陆续发生。反正,如今回忆起来,仍特别怀念:香喷喷的,“味道好极了”。

        二、既来则安既现实,苦中受益苦里乐 

       在当时那么些大葵扇为制作的屋顶、泥浆稻草混杂着糊抹为墙、跟作业内所有其他职工住宅一样点着煤油灯的知青宿舍里,大家共同度过了超过半年的时光。后来,也许是为了安抚来自城市的知青们能“既来之、则安之”地安心长期“扎根”吧,待那疑似专款专项提供搭建给知青用的、普通型却改善为砖墙瓦屋的平房盖好了之后,我们所有四分区来自海口的知青们,便全都搬进了那边去了。就那么一排平房:男子住一边,女子紧挨着住另一边。同时,也改善为两人住一间房。而我后来就被安排跟蔡伯章合住一宿舍。而大家宿舍内睡觉所谓的“床”呢,则自始至终都一样:一直是由两张四脚的长条板凳,分别固定支架稳撑于床头和床尾。然后,再横铺几块床板安架在两边的长条板凳上;接着,席子、被褥随即往床板上这么一铺,这不,人生一辈子必有三分之一在床上渡过的“睡床”,就因陋就简地“大功告成”了。我这么硬邦邦地一“睡”,就是四年光阴。

      再后来不久,我们这拨先期到来的知青们所修建的小水电站也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因此,林场也从此告别了晚上点燃煤油灯照明的历史,而开始了“家家户户有电灯”日子。也从此极大地改善了作业区内的生产运作核生活。印象中还记得:广泛正式通知大家有关准点开机通电的那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莫名地准时期待着。连我们这些来自城市、自小享用电灯早已习以为常知青们,当时那份“好奇心”的期盼程度也绝对不亚于众多林场老工人们。当电灯准点开亮的那一刻,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房间了突然爆发:“喔,亮了亮了,有电了……”的欢呼声。因为,而这一小水电站建成的整个过程,全是我们这拨城里来的知青到这儿后,所做的“划时代”意义的贡献。这正是它特别值得回忆和着笔之所在。

       在山区林场里,女知青呢,几乎全都分在了营林班;平时劳作主打工具为:身着深蓝工装、防晒大面积遮阳斗笠、防山蚂蟥袜、锄头和砍刀;同时,不但得自个儿学会磨刀,还得学会怎么根据自己的身材个头高矮,给自己锄头柄选材。可别小瞧了这“选材”的活儿,有“学问”着呢:即要长短适宜、刚柔并济,还得轻便而结实耐用兼顾。因为,这锄柄还得能承受得了常用于担挑树苗上山种植所必需之韧劲儿等。

      这些来自城市娇气的小妞们,每天必须攀山越岭地爬到山顶上营林作业过程中,每种植一棵树苗,都得首先用其锄头凿挖出一个规定标准要求为长、宽、深均须为75公分以上的坑穴。然后,再将树苗植入坑内并紧接着掩土埋实。其每次上山植树,都有个人指标任务。再根据自己的任务,自行到苗圃挖出所需树苗数量、再肩挑到指定山头上作业。而这种活儿,并非偶尔地干。而是,属于长年累月之“常态化”的体力作业。若在烈日当空之下劳作,势必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若在阴雨连绵的气候出工,那些树苗连泥带水而更显沉重。再加上,坡陡路滑、泥泞难行而更是险象环生。同时,也免不了汗如雨注而不胜其烦。其艰苦程度,由此可想而知。营林班的活儿,一般都以班为集体干活儿。没有单独作业的情况。

       而男知青呢,则全分配木材班;其主要操作工具为:身着深蓝工装、安全帽、防山蚂蟥袜、手拉弯把锯、油锯和木棍;同时,与其他老工人一样,自己不但也得学会自个儿锉锯子及调整锯齿便于省力提效,还得学会对所用油锯的日常保养和简单地修复等。木材班里的弯把锯采伐手呢,通常都是规定区域内单独在作业。而油锯采伐手呢,则通常正、副手两人组合。因为,使用那又笨重又落后的当年国产油锯时,一人扛主机,另一人得拎工具箱。且重量都死沉死沉的。就这么长年累月、天天沉重负荷地在原始森林里爬山越岭着作业。其体力上艰苦磨难之程度,也可想而知。且作业时,大家都得维持一定间隔距离划片作业。因为,采伐过程中,若相互距离太近,则极易导致树木伐倒时控制定向有误而误砸同事工伤事故的风险发生。因此,采伐手在割伐树木之前,得学会如何准确地判断和操控所伐树木之倒向,以减少风险。有时,还得机警躲避或排除树被伐倒时意外转向等险情,以避免伤亡机率。同时,在所伐树木即将倒下之际,采伐手必须吆喝几声“放木了(高州方言粤语)”,以便示警山下或周围可能路过行人及时躲避险情。林场采伐工作,是工伤率较高的工种,严禁疏忽大意。每晚收工后,还得自行统计和汇报当天自己采伐和造材的记录量。

      在那个思想上人们的职业道德伦理都提倡自觉自律和积极奉献的年代,林场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为精神政治号召,进行“生产大会战”也是常有的事。因为,无论男女,每天都早出晚归地出工上山、收工下山。一年四季常在高山林海作业,无论采伐作业区抑或营林山头,不分男女,都难免于日晒雨淋、风餐野食、蚊虫蚂蟥的叮咬。不同的只是:因男女各自工种性质不同,也就各爬各山,各干各的活儿。女子营林,则所爬的山,大多都是光秃秃的山,几乎无遮无拦。而男子伐木,则所爬的山,几乎类属荆棘藤绕、环境复杂的原始深山老林,作业风险性较大。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营林类的活儿,男子也确实不愿意干;而采伐类冒险的力气活儿,女子也确实干不了。就这么简单。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自然累得筋疲力地陆续回到各自的宿舍后,大家则必然往返于宿舍和食堂之间、两点成一线地相互打照面着。以前曾同学于校园时代,男女都相互不说话的同学,到了“上山下乡”的艰苦环境时,都不再羞涩。而是放胆初开的情窦。大胆不客气地相互调侃、逗乐着。男女知青们常相互“揶揄”对方之处,都不外乎这么个共同点:都自诩自己所干的活儿,属最苦最累;都说对方的活儿比自己的“舒服划算”、“不公平”等。无论男女,大家当时的共同心态,都普遍想家、总想如何重新回到城里的生活和工作。似乎那就是大家当时不谋而合的“远大理想”了。历经磨难之后的人们,已经没有谁的思想深处再真正忠实于“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了。

      在山区林海那儿“同是天涯沦落人”艰难岁月里,平时能心照不宣地点“娱乐”点气氛性质的期盼,当属三类:

      第一就是:都暗自热期盼着作业区,偶尔会因为类似“大会战”生产任务的需要(如:营林大会战,抑或采伐大会战之类)、而特意安排的、要么营林班支援木材班在期限内完成任务;要么,木材班支援营林班的活儿等。那样一来,男女知青可就有那么点机会,共爬一座山,同干一种活儿了。这男女们一扎堆,那可就就热闹了。正应验着那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老话:要么,你调侃我;要么,我调侃你。干活儿中,即便体力都被消耗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可嬉笑吆喝、打诨骂俏声总会不绝于耳,明显于往常。也算是偶尔的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了吧。

      第二就是:由于林场驻地所处高山林海地带,相较于亚热带的海南岛内其它非深林山区地带而言,则属较为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区内常年较为潮湿阴冷;山中时不时云遮雾障、缭绕不散,甚至还阴雨不断,寒风湿冷,满地泥泞不堪等,及不便于出门行走,也更不利于上山作业、甚至危险。因此,一旦这类气候苗头出现,大家就盼望其再恶化点,以便班长又来通知大家,在家歇息,无需出工。这么一来,男女知青们,又可留在宿舍里来点室内娱乐全天了:打牌、调侃等。这也算是当年能“合法合规”地偷懒了一回。

      第三就是:每个月不定期地有那么一两场露天电影。尽管不少都是片子都是重复播放过的,诸如“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多瑙河之波”、“看不见的战线”等,可这类“温故知新”也别有一番风趣。这也正是当年的我们,至今都还能回忆详熟地背诵出不少那些电影中的台词之所在。

       刚到立场作业区时,我跟着木材班上山撬木头。所谓“撬木”,就是每天爬山到采伐手已经采伐完毕的作业的地带,而集材机尚未开通便道利于作业的地段,把那些被伐倒、并已按要求切割造材了的原木,由大家合力把它们一根根地从山上顺势撬到山下指定位置。以便有利于装车运走。

      再后来,我被安排为使用弯把锯的采伐手。其实,林场里,凡属于上山作业的活儿,最累之处,倒未见得在于具体撬木头或其它活儿之苦力本身。而是在于常年日复一日最耗体力之必须翻山越岭过程。艰苦的环境中,跟老工人在一起,也确实学到不少“经验之谈”的东西。比如说,采伐中,当你在判断一棵外表上看似腐烂的树木,然而,仍一时无法确定取舍时,老工人教会了我这么个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和规律:(树)头烂两三尺,(树)尾烂不用理。即,凡肉眼可见某颗树木主干之腐烂痕迹靠近根部(海南话俗“树头”)的状况时,则该树的“病情”最多,也不过由此往上再腐烂两三尺而已,问题不大。而整个树的质量还基本完好,仍可采伐为可用之材。然而,假设情况反之,如:肉眼可见树木之腐烂痕迹始于树木主干之顶部(海南话俗“树尾”)的状况时,则该颗树木之腐烂程度,已基本肯定顶部溃烂程度蔓延至底部,质量已毁坏,无法再用。故,已无需再“劳民伤财”地采伐倒后,才发现是无用之材而前功尽弃。诸如类似许多的“经验之谈”,其实,包含着不少科学的常识,令我终身受益不浅。 

       三、单调伙食一贯制” 人生难得吃蟑螂 

      尽管我们林业工种因类属生活环境艰苦且风险性较大的活儿(常有工伤死亡现象发生),然而,工资待遇起码比插队落户纯干农活儿的知青们要好些。然而,在当年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山区生活食堂的伙食毕竟比较差: 没什么油水,常年“一贯制”地天天仅供些较为单调的普通菜类。因此,我们都在每年难得回城探亲机会里,让父母家里先预制些自榨的瓶装猪油。然后,带回山上,平时自行调剂些酱油搅和于每天食堂里所供应的那无菜干饭的早餐里。在山区那四年的艰苦生活里,我就天天这么吃着早餐。

       当年林场食堂里的早餐,长年如此单调不变而乏味。据说,那是由于林场“国情”每天都得靠体力翻山越岭、劳力强度超大,而如果早餐都是那些稀粥、馒头、包子等之类的食品话,就不能保障可抵消山上体能消耗过大而易导致饥饿而难以支撑繁重的劳作。所以,也只能统一煮大锅干饭。

      然而,难得的“史无前例”的例外还是出现了。记得有一次早晨起床后,刚洗漱就绪,忽然听到个别刚从食堂打回早餐的知青哥儿们,隔着老远便兴奋嚷嚷道:嘿,好消息。今天早餐非常好,有包子吃。大家得快。否则,再晚就没了……说着说着,他们还把手中的白面包子示意给大家看,以证实所言非虚。哇塞,食堂居然有包子卖了。这消息对俺,还真有点诱惑力。二话不说,赶紧带齐了饭盆和饭卡,兴奋地直奔食堂。到后排队轮候,价格也不问,啥馅料也不顾。管它个三七二十一:递上打饭卡,开口就要十个。自离开城市父母的家里、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这么个类似“与世隔绝”的山区以来,还真是从未在此吃到过馒头、包子类的面食。一听说便垂涎得很。故,拿齐了人家那胖妞厨娘笑盈盈地递过来的十个包子。出了食堂往宿舍赶的路上,便馋得等不及了。拿起一个,看也不看一眼,狼吞虎咽地大咬了一口,边走边嚼起来。嚼着嚼着,我就感觉到,总觉得不知为何或哪不对劲了,满嘴嚼得声音似有点沙沙声的感觉。尽管有点纳闷,但也没顾得上多想地贪婪而囫囵吞枣似的先吞咽了一口。咽到喉咙的刹那,突然感觉有点什么不太对劲儿。便稍低头看看已被自己啃咬开的包子。这不看便罢了,一看,顿时足足把咱恶心这一辈子:原来,咱正嚼食着一只不知被谁裹进了包子肉馅里的死蟑螂。而刚才咀嚼时之所以有“沙沙声”的感觉,正是嚼上了那蟑螂翅膀之故……顿时令我恶心得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儿地“呸、呸、呸”、欲试图把嘴里食物全部呕吐干净。紧接着,马上稀里哗啦漱它个几缸子水的口,仍总觉得恶心着。个别旁观的知青们,也觉得恶心的同时,也难免忍不住好笑了一通。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紧接着跑回食堂,怨气十足的投诉那位名叫玉琼的食堂 “性感”胖妞。气在火头上嘛,也就难免骂骂咧咧了几句。可人家还觉得自己特冤枉呢,称,她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四、作业延伸自烧饭。工伤历险死逃生

       随着林区作业这么不断由近至远开地深入开发推进,每天出工还得“顺风”搭乘着那些已隔夜上山欲装运木材下山的“解放牌”大卡车,前往离驻地较远的地带作业。中午不再跟以往似的可就近下山赶驻地食堂吃午饭,还稍打个盹儿后再上山了。因此,我们通常就得在打早餐时,预先到食堂领取半斤左右的生米、一个鸡蛋、再添加几根生蔬菜等,再另行自备可供自己上山后就地升火烧煮午饭的小锅等。然后,携同工具一起,就带着出工了。

       到了山林里的作业工地上,中午收工时,大家就各顾各地、或三两个合伙找空地、各摆一摊。马上因地制宜地搬石垒起灶、支锅升火开煮起来。下锅之前的生米、鸡蛋、菜类等,都就地到那些清澈山泉流水里稍洗干净,就这么取水开伙了。升火也十分容易简单得很: 从油锯里倒出点汽油,再让抽烟伙伴,用其打火机这么一点,再随地添加点干枝落叶,这火也就哗地一下子给窜得老高了。待米饭开滚地差不多的时候,再将那些带来的菜呀、鸡蛋呀等,都这么打散了一股脑地搁进去,并再往里添加点酱油、味精之类的调味品等。紧接着,熄火不揭盖地闷捂一会儿。齐了,也就可以开吃了。至于味道可口与否,概念都已经模糊了。反正,印象中,大家都饥不择食、嚼得挺“香”。毕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更何况,那还是青壮年时期、还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儿了。

       那年秋冬季节的某天,我和同宿舍的知青蔡伯章作为操作进口加拿大油锯的正、副采伐手(他正,我副),跟随采伐班,再次远离驻地去到“三星尖”林区作业。班长令我们俩按要求采伐掉所有阻挡“通道”上的树木。整个环境似乎倒并不太复杂。在一块范围较为宽大的、却又有点坎坷不整,且交替组合着石子和小溪流的平面地带上操作。当年我们俩使用的工具,是把颜色为黄色的加拿大进口油锯。小巧玲珑、十分轻便、使用简易。操作起来特得心应手。比起当年那繁复而又笨重的国产货,那真是:不但先进,还好用多了。这时,正轮到蔡伯章操作油锯采伐,他让我歇会儿。他正欲采伐旁边一棵直径约五十公分左右树木。当时,根据他所判断那棵树的预定倒向后,为了能较为顺手地操作油锯采伐,他将自己置身于了背靠荆棘灌木、而不再有退路的位置上进行采伐。意欲将该棵树控制往其前方的开阔地面倒下去。而我呢,选择了他斜刺里的右侧方稍前挪约十五米开外、自认为应无险情之虞的位置,等候着自己下一轮的操作。我当时背对着他, 站立在一棵较为粗大的、早已经被伐倒并横躺在该“通道”上的树木上。

      只听油锯的轰鸣声中,喀嚓一声树木横断的巨响。几乎又是与此同时,突然听到来自蔡采伐的方向对我发出的近乎惊恐的呼喊:“危险!快跑!树倒了!…….”。我猛吃一惊,稍抬头一看:好家伙!一簇巨大茂密枝叶的树木落体,正重心加速度地垂直朝我的头顶上,铺天盖地砸压过来…….

      原来,他刚伐倒的那棵树木,受到一根他事先没有充分将困难估计进去的、缠绑于该大树上方约手腕粗大且十分结实的老藤牵拉和束约,未能按预控的方向倒去,而突然转向。而他却已处于无路可退的险境。假设该锯断了的大树因无法再往前倒下、而导致该树头往后回冲的话,他势必凶多吉少。然而,该树却在锯断后欲倒不遂、而往前斜倾约60 至50度时,因受该老藤掣制而突然转向横扫至我当时所处位子的上空、再往下摔落。说时迟,那时快。求生本能驱使我立即就势纵身一跃、连冲带跨越地往“活”里逃,欲瞬间内最大限度地摆脱眼前的凶险境地,跟死亡抢时间、争速度。就在我才刚跳下所处的那棵横躺着的大树干、单脚才触地的那会儿,整棵倒下的大树合着其伸张茂密的枝叶就已经披头盖脑地将我沉重一击的同时,并彻底埋压我于底下了。我整个就是面朝地球、脑袋往大地这么使劲地一磕…….顿时失去知觉。

      倒下后,一时意识朦胧那会儿,似醒非醒地隐约听到我背后的上方,响着沉闷的油锯操作的轰鸣声,并夹杂着人们紧张嚷嚷地鼓捣和腾挪的声音、且还不断呼喊着咱名字。原来事发后,大家都纷纷赶往了过来。正实紧张地对咱施着全方位抢救呢。而我,整个人就那么瘫软地“嘴啃泥”地趴着、全身又被结结实实的、也不知是树干还是树枝死沉死沉地这么死死地摁压着,动弹不得;胸腔也被不知道怎么个粗细法的树干枝丫紧压挤兑地连呼吸也觉得透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儿,在吵杂声中,我身体压力渐感松弛缓解、呼吸也有所畅通。再紧接着,蔡手忙脚乱地掰开那些被斩割锯断了的树杆、树枝、树叶,找出了我,抱起我,摇晃着、呼唤着我的名字。班长也站旁边帮着呼喊我。可我呢,那一刻,瘫软着已斜着耷拉一边的脑袋,似乎仍处于一种半休克的状态吧,仅能弥合着微张的双眼、以微弱的气息反应着。咱命还挺硬,还没“光荣”。也没“党费”可“遗嘱”代交,因为,自己也并非党员。醒来后,躺着睁眼稍环视周围,大家的心情都紧张和担忧地静观着我。我还周身疼痛而一时动弹不得。原来还有一根碗口粗的树杆正一直重压着右小腿,而小腿下方的地面,还垫搁着一种坚硬的鹅卵石。蔡见状,立马发动油锯,将其清除。终于,在大家的搀扶下,我才得以挣扎着勉强坐起来。当我正欲借助搀扶、尝试右脚撑地站起来时,只听清脆“咯哒”一声,刚才被树干击压的小腿部位疑似骨折了(说成“疑似”,是因为,当时的骨头没甚错位,仍待照片证实)。然而,移步已力不从心。

      当晚,由于我伤着的小腿部位较为严重,已无法行走。他们便连夜派车将我送往场部“医院”。场部那几个“大夫”们让我在那儿躺几天待观察。可又因咱的骨折没有错位和山上又没有X光拍照,而无法判断咱到底真骨折与否。因此,我强烈要求他们同意我回海口治疗。约一周后,他们让我单独搭乘上山拖木材的“顺风车”回去的。回到家里的第二天,立即上陆军一八七医院检查拍照,这才确诊:小腿工伤部位确实骨折了,而且,治疗的时间也稍耽误了。接着便立即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然后,就这么着,我伴随着纱布和绷带的捆绑,以及拐杖的支撑,跟“越战伤员”似的,在父母家里疗养了半年。至直痊愈下地走路才返回林场。我也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地大难不死、后福难说了一回。否则,后来的国奥残疾运动员队伍里,也疑似该有俺卫国争光的名字了。而且,后来分别与我和该同事蔡伯章,都结为终身伴侣的各自的“孩子他妈”们,也该终算幸运地有“牛粪堆”可插植而“花落有主”了。

       五、与狗积怨反被咬  忐忑恐水十二年

      在林场期间,在整个第四分区驻地让位于林场场部的迁入、我们不得不迁移到一个叫“三星尖”的区域之后,我还有一次倒霉的经历,也要数曾被一位老工人家所豢养的狗给咬伤了。狗,确实是通人性情感的动物。你善待之,它必忠诚守卫着你。反之,它也肯定报复伤害你。这只狗呢,平时常在我们驻地内溜达。我呢,内心总有点怕狗,甚至不甚喜欢狗。故,估计我曾经远远地吓唬和驱逐过它,因此,它平时见到我时,老远便躲开并发出怨吠声。而那狗的主人呢,却偏偏还是个常年患着点精神病的老工人老赵。平时人们没事儿,也并不乐意去老赵家串门,免得无事生非。

      某天傍晚,已收工回家时分,我正好有点事儿,正需要到他家串门,便过去了。而那狗呢,当时正好在它家门口蹲守着。见我过来,它便两眼一直盯着我的靠近,一声未吭。也许是觉得它自己正作为“主人翁”地 正位处于自己的“领地”之缘故吧,因此,它毫无躲避和害怕之意,而且,还是分沉着而不动声色。我当时,尽管有点心怵、可心里也并非太过于在意。自我以为,只要稍特意保持一定距离地往老赵家门口走进去,应无妨。毕竟其主人在家。可,才稍轻呼带喊的正欲进门呢,那狗瞅准机会,便一个突袭式地猛扑过来,呲牙咧嘴地张口便对着我的脚背猛咬了一口。“作案”后,转身便逃离得不见踪影。我脚背上,立即给留下了两个狗牙印。老赵和家人,也只能气得不要意思地对那自家惹事的狗,无奈地骂骂咧咧一通了事儿。可我却被吓得不轻,匆匆与老赵交接些事项后,转身便撤回宿舍自行碘酒消毒稍作处理。一时感觉没什么明显恶化,便不再当回事儿了。

      可几天后,我正好有事儿出到场部,偶遇同批来自海口来的一位女知青,寒暄中,我偶尔提到了前几天,自己倒霉被狗咬伤一事。结果,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她顿时警觉地稍多问了我被咬后的感觉以及该条伤人狗是否正常等。然后,认真地一再提醒我:必须警惕和重视“狂犬病”的危险。不可掉以轻心。事不宜迟,得赶紧请假回海口,认真检查诊断再说。

      由于她父母为医生的家庭背景,这番疑似“行家”的提醒,还真把我给震惊不小。那可不是嘛:这老赵常年患着难以名状“精神病”,还时常复发。而其旧病复发时,谁都唯恐避之不及。正担心他家养的狗,有否也被“传染”“不正常”了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俺还年轻没“出嫁”呢。

      我当即请假于第二天返回海口家中。紧接着就再到就近的187 部队医院,认真检查。结果,医生跟我说,这所谓的“狂犬病”,也叫做“恐水病”。表现症状就是怕见到水。我本该在被狗咬的两周内,必须注射狂犬疫苗。否则,难保这类危险疾病之顽固可怕的潜伏期。可我回来看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两周,失去了最佳的防疫和治疗期。尽管当即给我注射了狂犬疫苗,却已因我的拖延,而还无法再绝对把握我打了针后,是否绝对根除后患。但愿那只狗本身没啥疾病,则无后顾之忧。因为,据说“狂犬病”之最长的潜伏期,曾有超过12年的病例。医生的这种说法,难免从此在我心理上造成阴影,让我忐忑不安地生活了12年。期间,时不时总在留意自己是否见水就“恐”。还好,还真未“恐”过“水”,未患过“犬吠”症状,即健康着。这也是后话。

        六、感情买卖亏十元,好奇心识卫生带 

       在自己工伤断腿初愈,回到作业区时,考虑到我当时尚不利于上山采伐作业的身体情况,领导便安排我暂时接管作业区内的那专门设立为职工服务的小卖部。这在当时,倒是个十分诱人的闲职,那算得上是“白领”了。还正应了那句老话:因祸得福。那时候,我周围的几个男知青,早已陆续调离的调离、当兵的当兵去了。

      这活儿主要是:每个月定期到场部结算时,根据作业区的需求,领取些日常用品、食品之类的货物,让手扶拖拉机手,将其运送回作业区小卖部。场部总部则,发货赊账。我则收货时,看单验货并记账,然后按月结算。小卖部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全日开门以外,平时的正常营业时间,通常设在下午三点半之后至晚上八或九点不等,即通常大家都收工回家之后,会有人陆陆续续来买包香烟、饼干、打个酱油、食用油、白砂糖、或其它的女人用品之类杂货。而非正常开门的时间呢,那就几乎是随叫随到地按需服务了。作业区也安排我负责区内的宣传墙报、统计等工作。简单地画个人头像或鼓捣些文字类的活儿,俺还算是“胜任”的。

      起初,由于从未领会到买卖中就该在商言商、公事公办的基本道理,再由于那些到店里来买东西的老工人们,通常全都是同事和熟人,自己也就难免总是感情用事地不太在乎秤砣上微乎小数的出入。比如在卖白砂糖时,自己总是在乐呵呵地“好说、好说”中,便手头一宽松,轻易让秤砣稍微失衡地稍“友情”地让走了些货。结果,不曾想到,“赤字”潜移默化地积少成多。到月底与总部核对结算时,自己才发现买卖亏本了而不好交差。结果,我终因库存与账面“入不敷出”,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赔上了十元人民币,以平衡账面。好家伙,那时,“十元”钱,那可真不是小数目。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把我悔得从此刻骨铭心:亲兄弟,明算账。否则,没商量。

      我接手小卖铺之前,那些女知青们呢,平时都会根据自己生理需求,大大方方地到小店里去买些自己所需例如卫生纸呀、卫生带呀之类的用品。然而,有趣的是,自我接手该店之后呢,平时都还能跟我打诨骂俏着调侃她们,却再也未见到该小卖铺去买这类用品了。而是舍近求远,开始都几乎特意到场部去买那类用品。而我呢,也一直蒙在鼓里,也并未完全意识到她们心中那点小九九。同时呢,自己平时也没太留意,该店里货架上是否都摆放着那类名词上有点“敏感”字眼的妇女用品。反正,我可从未卖过。

      有一天,有个同是海口来的女知青,在大家伙儿一次调侃中,冷不丁地向我发问道:“嘿,你到底要在小卖铺,干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呀?”

      我笑笑着反唇相讥道:“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呵呵”。

      她继续道:“那当然咯。你看,自你接手小卖铺后,我们都不好意思到你那儿去买妇女用品了!知道吗?你不害臊,我还不好意思呢!”一旁的众姐妹们,听后,顿时脸红地哄堂大笑。搞得我也一时尴尬,强作镇静地应付着,笑问道:“那你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嘛,封建!” 她道:“那么,你店里,现在有卫生带卖吗?你害得我们老往场部去买”,言毕,又一番哄堂大笑。我未置可否道:“什么‘卫生带’、不‘卫生带’的,我哪里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众人更是捧腹大笑个不止。她道:“好吧,你现在马上把店门打开。我这就过来,就告诉你,我要买什么。” 众继续笑个不停。

       我便立即回到店里开门等她。没一会儿,她果真的过来了。表情不苟言笑地指着货架上某个小盒子,道:“就这个,给我递过来”。她接货后,看也不看,付钱取货转身便走。,还在离开门口时,还边走边回过头来,继续“示威”道:“嘿,就是这个,知道了吧?”说着,扬长而去。事后,我随手重新把门关上。便好奇心强地,也从货架上,取下另一包卫生带,暗地里打开一看:哟,原来这就是女人用的“卫生带”呀!就这么点东西:一夫当关,洪流可断。算是见识了。她也可算是“勇敢”了一回。由此可见一斑的是:当年男女年轻人之间的心灵,是多么的清纯无邪了。太可爱了!

      1978年中旬,我调动回到海口工作和定居。紧接着,再次报名参加当年的全国高校统考,并幸运通过。我便从此离开了海南,到广州读大学。从此命运未让我再回到海南生活。然而,自己曾有过的那段“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于黎母山林场的历练,恰恰给予了我后来的人生,润物细无声地注入了坚强与执着。 我感恩人生丰富此经历并受益终身。 

      所以,凡事总有两重性:亦正亦负。即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坏。即便人生经历非全成功或失败了的历程。全凭个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之。若非理性而仅仅凭个人感情用事地只看到事物所有的负面,那么,它也就被弹劾得一无是处。然而,这也未必为全真实之反映、而还掩盖着其内涵深远和积极影的响力。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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