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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一晚七点,作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剧组的兼职工作人员,我被邀请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全球首映,首映仪式在BLOOR上的一家电影院举行,座无虚席。在片尾字幕中,看到自己和好友的名字位列其中,我觉得非常自豪。     这部影片的两位导演是夫妻二人,丈夫是做DRAMA的比尔,妻子是当年CBC的纪录片金牌制作人安,两人珠联璧合,创作出了这部出色的剧情纪录片。     其实在南京的时候,我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曾创作过同题材纪录片,所以对中国部分幸存者和慰安妇的采访,我非常熟悉,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比尔和安对那些中文采访内容的把控,丝毫不比我们这些第一语言是汉语的人差,他们通过种种努力了解到他(她)们诉说苦难内容,两赴南京,用西方式的思维和影视技巧将其视觉化,比如当中对张纯如的幻觉表现、一个小女孩身影作为意象的镜头引导、将幸存者诉说和日本政治评论员访谈平行剪辑强调冲突、张纯如结束生命前在镜子中忽隐忽现的身影、日军给中国俘虏抽烟和砍中国俘虏的脑袋两组对比剪辑等等,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看得出影片背后累积的巨大片比,和海量而细致的案头工作。我也学习到了很多西人创作的手法和理念!     就如比尔说的,张纯如的小说给他们的影片一个非常好的JUMPING POINT,但是他们的努力还是清晰可见的,他们为了拍摄,奔赴加州采访张纯如的父母,去南京实地拍摄采访幸存者,去日本拍摄敏感地点采访敏感人物,去欧洲采访拉贝的女儿。。。。。。90分钟的长度,却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实在是让人钦佩。     在今年比尔过生日的那天,我和他们小组分享了他的生日蛋糕。生日会上,他忽然很感动地说,他觉得张纯如的灵魂似乎在天堂的一个什么地方看着他,引导一些人或者事情来帮助他,比如说,在他第二次离开南京前夜,一个曾给张纯如当过翻译的教授问他,是否需要一些她去世前留在他那里的录像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宝贝,张当年是怕自己遗失,所以在南京留了一份,结果成了张自己留下的线索让比尔得到;在一次拍摄幸存者采访时,他把幸存者夏淑琴带到了一片随意找的瓦砾堆开始讲述,可是他发现夏的讲述根本心不在焉,原来这里曾是1937年,夏住过的地方,惨剧就发生在这里,比尔随手一指,居然就找到了第一现场;而一个中风了的幸存者听说他要拍片,硬撑着到了摄影机前,说自己要的不是日本政府赔偿的钱,而是要他们正式的道歉、要的是公义,成了片中华彩的一段。。。。。。冥冥中,也许张纯如真的在看着自己一直想拍却没来得及拍摄的影片吧。     张纯如是个非常出色的作家,她实在很投入,对这样残酷的题材,她居然用情感带入式的介入法创作,在写出震撼文字的同时,也使自己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36岁,这个美丽的天才作家就过世了,太可惜了。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影片结束后,登上舞台和大家见面的张纯如的父母,这对微笑的父母在台上没流一滴眼泪,他们是一对真正伟大的父母,已经不年轻了的他们为了这部片子飞了几千公里,几次飞跃太平洋,就是为了女儿生前的愿望——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人曾受过的苦难,还历史一个公道!——影片成了,女儿就在片中不死了!     影片还是很震撼的,片子结束后的QA中,一个来自斯里兰卡的观众说:“我来自斯里兰卡,这段大屠杀的历史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太震惊了。”     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幸存者、慰安妇,很快就会象刚刚过世的雷桂英老人一样,走入历史的阴影中,在他们没有消失之前,让世界都知道发生过的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还是非常必要的。史维会表示,二战日军慰安妇作证团快要来加拿大了,希望高举人道公义大旗的加拿大真的能为这悲剧不再发生,实实在在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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