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过的地方- 安国大楼汽车库 -198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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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局给了老爸两个选择替代瘟化戈命期间被上缴的小房间:陕西南路小洋房中的一个八平方米小间,厨房卫生间公用;安国路我老爸家后面的小三楼汽车房改建的15平米房间加上外搭建的6平米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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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的爸爸钟情于“上只角”陕西南路的小间,我父母则偏向于楼下的汽车库,理由简单,离他们近,分得开,合得拢。从楼梯上走到我父母家,转弯处就能看到13室的屋内,如果里面灯火通明的话。我独立生活能力差,孩子又小,这样他们可以照顾我们。
 
住过的地方- <wbr>安国大楼汽车库 <wbr>-1980~1998

为此,女婿与丈人丈母娘结下了第一层疙瘩。

说到汽车库,在住进去之前万万不知道是那么的差。首先它只有一面窗户,而且面对着十层高的西楼,栋距近,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吹不进风。其次它还面对西楼的 垃圾房,西楼每层都有个垃圾开口处,每户人家把垃圾望里面一倒,通通掉进垃圾房。因此我家总是闻到股臭臭的气味。更甚的是黄梅季节,潮气从地面渗出,滴滴 水珠从墙上滚落下来,呆在家中如同桑拿浴。有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干脆个个三点式。到了炙热炎炎的夏季,我有时候只能睡在躺椅上,周围点起蚊香,把半个头露在 门外,得点风,尽管是臭臭的风。

住过的地方- <wbr>安国大楼汽车库 <wbr>-1980~1998

住房环境的恶劣,让人心情很不好。下班后从遥远的青浦厂坐厂车回家,虽然妹妹和母亲为我们做好了饭菜带着我们的儿子,可是一走进这个混杂着各种气味的房 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儿子他爸因此常常抱怨都是你爸妈,上只角不住让我们住下只角,洋房不住让我们住延安窑洞。我虽然也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环境,可是也不 想让他说我父母的坏话。再则,他们没住过这样的房子,开始并不知道环境的恶劣的。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没有空调,每周工作六天,周日就像打仗一样做琐琐碎碎的家务事。儿子他爸是典型的上海男人,会过日子会干家务,就是抱怨太多。

每年的黄梅季节过后,小三楼的人家都要把家中所有的衣物拿出来在太阳下暴晒一天,叫做晒霉。否则的话,遗留在衣服上的湿气就会发霉长毛。床底下扔一粒豆,黄梅季节过后保证变成豆芽。

然而苦夏更是艰辛,下暴雨的时候,外面的下水道排水慢或者堵塞的话,大水就会漫进厨房和房间。于是我们七手八脚地用脸盆把积水滔出去,基本上是无用功。

这样的日子侵蚀着家庭的和睦,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我在这几年中开始了英语自学,最初只是为了争口气,分在设计科的唯有我一个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的产品是机电结合的仪表,机械方面比不过人家哈工大毕业 的某某某某,电子方面更不上人家清华上工大的某某某某,有个人当面说我托了瘟革时期工农兵上大学的福。我想自己要在这个科室里呆下去,总得有点特长吧。老 大学生的外语会看不会说写,于是我就从这一门入手,上班路上和回家后晚上捧着英语书默念,一年半后竟然考了张英语专业的大专门凭。于是厂里的技术资料与外 商信件来往就由我来做了,夏天家里太热,我常点上蚊香搬张小矮凳坐在门外的大院子里,方板凳当书桌,路灯下俯案到深夜。

1988年,与儿子他父亲分居,不久婚姻正式解体。我与儿子继续留在汽车库。

后来储了点钱,我让人在水泥地上铺了地板,抬高几公分,下面塞满吸水的材料。还重做了家具。

这样的话,遇到发大水的日子,我们大多能够幸免。

再后来,儿子大了,一个人睡一张床,我就睡沙发。那时我已经跳槽到一家英国公司做主管,出差住的都是五星级宾馆。每每下飞机到家,在沙发上睡下,觉得和昨天真是天壤之别。

英国上司来过我家,并不惊讶我的陋室。他很有信心地对我说:Ingrid, you will be very rich, soon.我笑笑,想:rich了又会怎样呢?1994年时节,还没买房的概念。

我就职的英国公司上海代表处办公楼还是很像样的,我喜欢尽量地晚回家。

1996年,儿子去了杭州读大学。有年夏末的周日,又开始下暴雨发大水,邻居们拿起脸盆抗洪救灾,用磋衣板挡住门槛。我家的门槛高,水进不来。但是,我突 然发现,厨房的地砖慢慢地渗出水来-地下水上涨了。我的心一下子乱了起来,万一地下水涨到电源开关的高度怎么办?但是我无能为力。算了,我把门一锁,干脆 到办公室干活去了。

不过那时已经好很多了,家中装了空调。冬天我总是把暖气开的很足。冬天的垃圾房也没那么臭。客人来了,说,其实一个人住住也蛮到位的。

我在小三楼的汽车库房经历了人生中最低谷,也经历了幸运的眷顾。一位资深的外企经理做客我家说:Ingrid,你一定要买房子。

这时,已经是199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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