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过的地方-青浦崧泽1969~197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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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厂,前不着镇後不着店。每周48小时工作制,一个礼拜回市区一次,戏称我们厂与劳改营无异。其实,业余生活还是蛮丰富的。

男孩子下班後就去打篮球,夏天的时候到桥上一个个往河里跳水,企图以最出众的姿势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力。女孩子们边打毛衣边评论,往往对心仪的那位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晚饭後,食堂里挤满了做了爸爸妈妈的职工,全厂唯一的那台电视机像小孩子那样与你捉迷藏,给你看半天闪闪烁烁的横线条。有那么两个年轻人是观众的救 星,那台电视机只有经过他们摆弄才出现图像。他俩私下也较劲,其中一个比较有心计,总要先搭搭架子:我不行,请某某调试吧。某某调好了,另一个和声称赞。 万一整不好,另一个貌似谦虚地说那我就尝试尝试吧。这样,观众自然而然地分成两派粉丝,每次电视机一开机那滚动的横条出现时,观众席两个声音,最後就是: 还是谁谁本事大。

每周一次的全厂大会也安排在晚上,内容千篇一律:党支部书记先讲政治形势,然後厂长做生产任务报告,最後有老工人代表上台表决心或者忆苦思甜等。不 过女职工反感的是,纪律重申开会不能带针线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女人们把毛线藏在宽大的工作衣内,找到离主席台远点的座位,眼睛看着报告人,两手在餐桌 下忙着穿针走线,毛衣的花样一点也不会错。

我这个人和大众好像脱节那样-对篮球游泳打毛衣看电视都不敢兴趣;和领导也脱节-听不懂大会报告的内容。政治形势听得糊里糊涂倒也算了,连生产报告 也听得云里雾里。我所在的磨具车间在厂长眼里只能算配角。而装配车间成品,他讲的是缩写名称。直到N年之後才“大器晚成”地、惊讶地了解到,原来我们厂在 计划经济时期,是全国最大最有名的物位仪表生产厂家。

全厂大会侵占了员工的业余时间,大家毫无抱怨,因为享用工作时间做工间操和唱革命样板戏也是那时的做法。有段时间,大约两三个月吧,我和另外一个女 学徒被厂里指派参加了青浦县的革命样板戏演出,坐着大卡车唱遍上海市全部郊县,回来後一个个车间去教小常宝李铁梅的唱段。半小时学唱结束,大家喜欢怂恿我 独唱“干部参加劳动好”,我也就唱了,不知觉中得罪了一些不参加劳动的干部。

有一年时兴拉练,就是每个厂派出几十个人到农村Hiking,领头的举着红旗,我还带着把二胡,歇脚时候挑完脚上的血泡就唱革命歌曲,感觉革命精神 非常豪迈非常高尚。不过我那“革命精神”比起其他人差远了。有个女孩子天天晚上自愿加班到深夜,加了一年後入党了,入党後还是天天加班到深夜,直到做了车 间主任。有个男孩子天天晚上在车间读毛著到深夜,读了三年才入党,入党後还是读毛著到深夜,直到粉碎了四人帮。还有个中年人,天天下班在厂区照看种下的 树,撒药水。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旧不能理解他们的动机,总觉得那是年轻人体内的内分泌关系导致精力过剩所产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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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书用的是扫描的方法,囫囵吞枣;除了看有关爱情的情节,那是字字细读。可惜厂里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多余的书,红楼梦有借,我也借了鲁迅的“两地书”,马克思和他妻子安妮的通信,企图从字里行间找点浪漫的痕迹。

厂里效益很不错,由于工资不能随便涨,厂里就变着法子发东西,从每月固定的肥皂、草纸、卫生巾(限女性)、汽水,到过年过节的鸡鸭鱼肉。前者都可以做到平均,後者就抽签,一溜排的家禽,编上号码,抽到什么就拿什么,没人争执。

时间过滤了一切粗糙,回想那些物质平贫困的年代,对于我,留下的只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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