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 23, 2007 )

倡儒必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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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所谓的新儒家甚嚣尘上,孔夫子早就咸鱼翻生,重上神龛,国学院也是四处招摇,颇为风光。陈明、蒋庆、孔庆东之流则如服兴奋剂,上窜下跳,以为是孔孟遗珠、朱程转世,实则是无良鼠辈、奸诈小人。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后,作为封建时代的王道正统,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了中国近二千余年。直至1919年的五四时代,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冲击后,晕晕乎乎的中国人才有所恍然,原来近代中国的落后,表现是在物质和社会生活层面,根子却是在制度和思想层面,因此才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基础儒教提出了强烈置疑和挑战(当然制度方面的挑战始于戊戌,小高潮于辛亥,至今未成正果),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怒吼,树立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杆大旗,并由此开始了小半个世纪的试图使中国近代化的艰难探索和残酷斗争。     然而,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国民党准备训政行宪时,儒教虽然受到了较大冲击,但依然和国家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居于意识形态中枢的地位。以后政权易手,儒教则经历了曾下地狱,现正试图走向天堂的荒诞历程。     现在的新儒家是在全国人民普遍对几十年灾难历程百思不得其解,西方思想又被别有用心地粗暴拒绝和屏蔽的混沌状态下,趁机借尸还魂,并妄想重现昔日光辉。     新儒家如“还乡团”般回归,“忽悠”良民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他们自认为儒家的思想核心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是一套关于道德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几十年来所自造的困境和现在所处的迷局,均是缘于人们道德的沦丧。因此只有道德的哲学—-儒教才能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新天。他们还痴人说梦地解释,当今不发达国家的苦难和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当然肯定被他们放大了若干倍),也是因为人们道德的丢失所致,因此只有道德的哲学—-儒教才能拯救世界。     首先,关于国内问题,确实中国社会道德体系溃陷已久也。从“实行民主好处多”,到阶级专政没商量;从土地改革分田地,到集体合作拿回去;从民族资本是同盟,到国家征收不认帐;从百花齐放搞阳谋,到反击右派整死你;从大放卫星超英美,到“天灾”饿死几千万;从胡编“走资”要当权,到十年动乱演浩劫;从共同富裕奔小康,到贫富悬殊傲全球;从我是主来你是仆,到又包二奶又盖屋;从人权就是好5倍,到不识选票为何物。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东一榔头,西一闷棍中被敲打了几十年。长期以来,即使是画的一个饼,也不愿拿出来给这些肚皮贴脊梁的饥民们看看,毕竟画饼也是可以充饥的嘛,可他们偏说是被“外国的狗”偷吃去了,虽然那只是画的饼而已。     在此背景下,道德不崩溃不沦丧才怪呢?所以“中国问题”的恶果之一是全民道德的丢失,而不是道德问题导致了“中国问题”。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要搞清楚。因为即使在民国时代,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体系还是保存得较完整的,虽然不无问题,但决不是严重到可引起病变的状况。     至于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问题”,我想陈明之流作为认识那么多字的儒教徒们是有能力心知肚明的,只不过是故意装疯卖傻罢了。因此新儒家们颠倒因果关系,希望从道德问题着手来解决“中国问题”,完全是缘木求鱼,无异于大演马戏。     新儒家关于不发达国家苦难的谬误解析,完全可参照以上对“中国问题”的推导予以鄙视之,不赘述也。新儒家关于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无异于一个小学生想写博士论文,一个巫医想执掌世卫;更似一个垂死的老色狼想强奸花季少女,并期望留下自己的血脉,你不自问一下,你还行吗?你那玩意儿还硬得起来吗?即使允许用手,你的手还抬得起来了吗?你已是魂若游丝,气需三喘,还扮什么“花痴”,到棺材里面做梦去吧!     即使我们承认儒教是道德的哲学,它也是王道为核,仁德为表。它披上的仁德外衣,归根到底还是要为王道服务的。如果说在先秦时代,儒学还有一些“仁者爱人”的人性气息的话,那么从汉武帝引董仲舒为国师后,王道即维持皇权统治就成了帝王们手捧儒教的终极目的,仁德不过是一张外衣而已,不管它打扮的多么漂亮。     如前所述道德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起点。那么“中国问题”真正的因果在哪里呢?其实陈明他们是知道的,只不过别有用心地装傻,并卑鄙地指往另一个方向,妄图将中国人“忽悠”成一群迷途的羔羊,成为他们奉献给孔教的祭品,并争取到和“中国问题”的真正制造者们同席而坐的机会,以共同饕餮血泪模糊的“烤全羊”大餐。但是今日之时代,岂是魏晋,今日之国人,亦非处子。陈明,你们做春秋大梦去吧!     其实,关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崛起,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更彻底或受西方的影响更深(新加坡),而不是所谓儒教教化的功绩。这一点,从李光耀先生的思想转变轨迹就可看出来。李光耀在上世纪末狂吹“亚洲价值观”,认为当今在西方主流文明之外,还存在一种生命力更强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他称之为“亚洲价值观”。他当时也鼓吹,是“亚洲价值观”引领日、韩、新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直至1997亚洲金融风暴一刮,有关各国相对西方还不成熟的政经体系被吹得千疮百孔,官员贪渎、民权无保、民众失声等因封建制度和儒教残余势力影响所致的“亚洲病毒”原形毕露。李光耀先生才知耻近乎勇地承认,并不存在可以对抗或取代西方文明的“亚洲价值观”。     在中世纪,东西方文明走到了一个分水岭。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准确地认识到人性的本质是利己,因而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和制度体系构筑上,极大地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比如,政体方面设计出权力制衡、有限政府的体系,尽可能地避免和限制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者们因利己而释放的恶。在思想、科技、文化和经济领域,则创造宽松环境,让人们在利己的原动力驱使下,尽可能地追名逐利,享受生活,由此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这反倒充分表现出因利己而生的善。因此,正是人文思想和西方制度(不敢写某个很常用的制度名称),创造了西方延续至今的几百年的辉煌。     遗憾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则刚好从人性认识、思想构建和制度设计上,都走向了西方选择的反面。儒教及其变种或血表兄弟,在中国遗害至今。     综上,正是人文思想与儒教思想,AA制度与BB制度的差异,才导致了东西方发展的巨大落差。而不是新儒家们所鼓噪的“道德”。     在道德层面,东西方有很大反差吗?中国人讲伦理道德,难道西方人就是茹毛饮血,男盗女娼吗?中国人知羞,难道西方人就不怕丑吗?儒家讲爱(如前所述,虽然已被很大地扭曲,但姑且也勉强算吧),难道基督教就讲恨吗?(其实他们对爱的态度才更真实和有价值)。

    因此,不要再讲什么道德救国,不要再讲什么儒教兴国了。     可以说倡儒必亡国。

      (作于2007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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