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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已成为很多中国人记不起有何特别意义的一个普通的日子。   7月14日,广东自然是一如既往地高温潮湿,对于俺这样的工薪者则是难得的一个休息日。深夜,本希望能在QQ上找到激情,结果有联络的MM都不在线(不知周末夜她们也会安然早睡,当然只能祝她们有个好梦)。在一片失落的心情中,开始浮想,才恍然记起今天原来是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虽然一看时间已是15日凌晨,但也要敲敲文字,度此残夜。   正是:“中年早经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7月14日,自然因法国大革命而不朽。200多年前的今夜,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掀开序幕。其后,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确立了人权、法制、公民自由、私有财产权和三权分立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独立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它所形成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1215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成为构建资本主义制度的三份基本文件。可以说,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源起于文艺复兴的资本主义革命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即使在19、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到某个制度极具蛊惑和巫术性的挑战,但到20世纪末,随着“苏东波”的出现和冷战的结束,这种对抗已尘埃落定,胜负不言。   历史上的7月14日,还有一个事件应值得华人特别回顾和思索,那就是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从而打开了台湾民主化的大门。   经国先生青年时在苏联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人质”岁月,对斯大林统治下民众的灾难性生活应是亲眼目睹。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终于对其父及自己的治国模式作出艰难而珍贵的彻底反正。而且他选择在7月14日这天宣布解严,应不是率性为之,当是深思熟虑,意味深长之举。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国内的青年学子(包括在下)对“5月4日、7月4日、7月14日和12月9日”这些和重大历史事件相连的日子,是不像今天的青年们这般冷漠和健忘的。每逢这些日子来临,我们内心总是澎湃着无限激情,跳动着强烈渴望,我们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文明与进步的愿望和追求,如文章、讲座、讨论会、晚会甚至“散步”,以至整个80年代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富生机活力的时期。但当1989年中国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感召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被突然打断后,整个国家又重新陷入了令人扼腕的默片时代。当然令人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1989年引爆了“苏东波”,世界政经格局因此面貌一新,虽然中国人自己最终并未享受到成果。   恍然一过已近20年,7月14日这类光芒万丈的日子,已仿佛吸引不了今日国人的眼球。大多数国人如蝼蚁般经日营役,面对种种重压和践踏,只顾四散躲避,无力伸出自己的触须和脑袋摇一摇,作些许不满的表示。蚁国看上去密密麻麻,四散奔逃的画面,虽然是一片隆重的黑色,但在部分极具艺术鉴赏能力的大师眼里,却是品格高远和意境深邃的非凡艺术作品。他们因而庄重、宏亮地向世界大声报告他们的惊人发现,国家进入了伟大的盛世时代,而且是中华有文明史以来最好的盛世。   诚然,今日中国,国家财富和国力已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民众普遍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是针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那么,新世纪以后,改革的焦点已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分享改革成果体现社会公平,和既得利益集团死守固有权益之间的尖锐冲突。至此,改革进入了异常艰巨的攻坚阶段。   针对这种新的矛盾,国家在既有体制框架下,作了种种努力,文件迭出,三令五申;法规屡定,希张四维;机构频设,冀阻群贪。但社会矛盾并未因此而稍减,官员群体贪腐之状况并未因此而稍敛,国家撕裂之局面并未因此而稍变。   其中之症结,从档国要员到山野村夫,想必均能知之。权力不受制衡,官员无需问责,言路受到重锁,民权无从伸张。则不管你千改万革,归根到底,就似江湖郎中胡诌的一锅中药,即使象“阿香婆”那样死劲搅啊搅,熬啊熬,也无助于病患之康复。   胡温新政后,一些新意有所表露。近年“南方都市报”曾阐述引用中共延安时期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所发的关于民主自由的社论,以及今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广为传播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似在作这方面的试探。   温总也相当郑重地表示,中国的初级阶段还需要100年。   可见这场改革之艰巨。古往今来,我们何尝见过坐拥巨大利益的集团轻易放手。温总的话可谓高瞻远瞩,语重心长。   温总用100年来形容这场改革之艰巨,固然有深刻内涵,也不容置疑。但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坐等100年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就倾刻化解,国家就一步跨入康庄大道,显然是曲解了温总的原意,也不符合事物发展之普遍规律。   确实,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期待中国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的国内外民众,也深知此理。他们也知道,如果选举,中国是不可能象欧美国家那样干净,可能存在很多贿选情况;如果司法独立,国内的法检官员,是不可能象欧美同行那样公平公正,可能存在较多人情因素;如果新闻开放,国内媒体是不可能象欧美同行那样自律中立,可能演绎一些八卦篇章;如果落实现行宪法中关于民众结社和“散步”的自由,国内社会秩序是可能受到一些困扰。   我们更知道欧美国家现在的制度和秩序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也是通过长期争取发展而来的。例如,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后,也经历了多次反复,象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名词,如吉伦特派专政、雅各宾派专政、热月政变、雾月政变和七月革命等,到1871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国的资本主义革命才算基本完成。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英国更长)。因此,我们都明白制度和秩序的完善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能总是坐而论道(或道也不准论),回避矛盾,或者想把矛盾交给后几代人去处理。难道我们的后人们,他们会是站在一片洁白的国土上吗?难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矛盾不会延续下去吗?事实上,“驼鸟政策”只会使矛盾越积越严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国家精英们能拿出大勇气、大智慧剖解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谁要求和希望一步到位,但是起码我们要起步,要循序渐进地推动社会的整体变革。这样就能逐步消化各利益集团不同的反弹和冲突,对执政者、民众和整个社会的冲击都相对较小。   如果在时间上作点设想的话。即使象中国这么庞大、复杂的国家,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10年即可构建出基本框架。基本原则:权力有效制衡。大致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将官员的行为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第二步,立法、司法、警政体系独立,民众选举立法代表;第三步,从县乡到省、国家行政首长通过选举产生,军队对人民负责。考虑中国国情复杂,中间可能有若干反复、迂回,再设一个10年机动时间,即是说,用20年的时间可以基本完成中国的制度变革。退一万步说,考虑冲突和分岐巨大,用50年的时间应该绰绰有余了。剩下另外50年,国家再精雕细刻,进行细节性的完善,就基本是按温总的100年路线来走的了。   若如此,执政党将会有一个大的飞跃,将仍作为主要的力量推动中国的建设(但应该不是说一不二的了,否则何从体现权力制衡)。在没有大的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各阶层、团体的利益冲突也会在改革中及时得到调整,从而趋于公平,社会矛盾也会在改革中得到化解。那么,中华民族的真正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但说一千,道一万。关键是这一步必须迈出去,而不是手中握的拳头蛮紧,两条腿也上上下下蹬得很起劲,跑步的姿势蛮象,但就是不往前面跨,甚至还向后滑行;也不是立定一支脚,另一支脚向前面绕了一个大圈,却不敢着地,仍然收回来立正,甚至放在后面。

  我们期待,就象经国先生的解严声明被历史定格在7月14日一样。有那么一天,大陆的某一个历史事件也能为7月14日这个伟大的日子增添新的光辉。   (提笔、部分段落写于7月15日凌晨,完稿于7月16日中午。主要是没想到“一随想”就想出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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