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业银行上市:如何避免450亿美元及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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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我非常荣幸地应亚太总裁协会邀请到中国参加世界最伟大投资人巴菲特理论与实践报告会,到中国以后知道了国家从外汇储备拿出450亿美元作为资本金注入中行和建行,要让这两家商业银行上市这件事以后,我当时就跟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金融学教授吴晓求博士讨论了这件事。我说这样做不行,但我有办法。也一直想写这篇文章希望对国内有所帮助,更希望能做一些事给大家看。您用450亿美元达到的效果,我可以用我个人的头脑,我的智慧达到他们同样的目的。
国家让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大商业银行上市是件大事,好事。国有银行走市场化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大胆的举措。金融业市场化和政企分开可以尽量避免人为的错误和盲目的统一指挥,避免和分散风险,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措施,它确实会极大地利国利民,应该是发展的方向。
但国家从国家外汇储备给中行和建行450亿美元作为资本金注入,听说还要注资1000亿美金给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这样一来一下就可以把国家外汇储备用光。会把银行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它反映了高层决策的很多问题,很可怕。就像蔡重直先生跟王巍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的金融改革对话中所说的。国家用外汇储备给银行注资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注资的法律程序问题和利益问题。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不光是银行的事情,也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民币持有者的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大事。第二个问题,450亿美金相当于3700多亿人民币,如果再要注资到1000亿美金的话,就相当于8000多亿人民币,这对国民经济肯定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450亿美元的注资口子一开,还会引发或加快银行危机向货币危机转化。第三个问题,银行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是注资外嫁,还是激发本土金融家创新精神。
国家给银行注资,特别是注资上市代价太高,风险太大,从金融上不是明智之举,金融上常常是漏洞会越补越多,越补越大,极其危险,不能搞注资上市,圈钱甩包袱,政府不能有意打击自己的投资人的信心。注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可能导致连锁反应。这两个银行经营不好,有坏帐呆账可以注资,其他银行有亏损,也要注资,其他国有企业经营不好同样可以注资。中国还有190多家大型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们也有充分理由去申请动用国家外汇来注资。这450亿美元的注资口子一开,可能会引发或加快银行危机向货币危机转化。以现行的解决银行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一定会诱发或加快银行危机演变成潜在的货币危机。
国家用外汇储备给银行注资的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否符合法律程序问题。国家外汇储备是否可以用作银行上市,属于政企不分,行政领导权力无限地扩张的明显表现,行政领导可以任意动用社会资金为少数利益集团堵漏洞。没有规矩,缺乏基本常识,也不懂得经济和企业运作规律。想一想我们国家多年来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没有一件不是同“程序”有关。所以这是件大事,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民币持有的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而不仅仅是银行的事。
国家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当局所持有的、用于国际收支逆差弥补和维护汇率稳定的流动性资产,这个流动性资产就是硬通货。外汇储备的增加是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增加的结果,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也在同步扩大,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强制性结汇,例如,一个企业出口了1亿美元的商品,创汇1亿美元,这1亿美元到了中国之后,就被中央银行约按1:8.3的汇率,用8.3亿人民币把这1亿美元买了回来,企业得到8.3亿人民币,同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1亿美元。所以说,与这450亿美元相对应的3700多亿人民币已经投放到市场上了,而这3700多亿是基础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货币乘数作用,又产生了倍增效应,变成了上万亿流通中的货币,这上万亿人民币已经在老百姓手上了。这是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持有人的负债,人民币持有人是债权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全体中国人民,更准确地讲,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债权人,是国家外汇储备的购买者和承受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称外汇储备是“政府外汇储备”,而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当然,国家的外汇储备是由政府的外汇管理当局持有、管理和经营,所以人们说这改变不了“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的性质。
王巍说得好,他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事实上是为一个旧的体制和经营机制再次输血。中国的金融界是在所有产业中政府管制度最高、最受保护的,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当中日益孤立的“行政孤岛”。在这里汇集了一批最强的、最有能力的管理人员,获得了免费的资本资源,而且随时可以利用政府特权获得免费的社会资源,同时却不可思议地创造出了最多的不良资产。相对于在体制改造中获得新生的其他产业,家电、纺织、钢铁、煤炭等等,我们有什么资格颐指气使地继续维护金融产业的特权?
面对大军压境的全球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残守缺眷恋低能的金融管理与融资体制?我们一直在谈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何在,是不是能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增多经济发展强劲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制度安排和运转机制改革方面做大的动作?现在仍然把中国金融界和银行界获得新生再造的机会寄托在注资,或者是境外上市,或者是靠着让民营企业“买单”的方式,他说得好“这是中国金融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集体悲哀”。
据称补充资本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四大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能够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要求,一方面同国际接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当然,更为现实的目的就是为四大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作准备,为四大商业银行的上市作铺垫,也是想用钱甩包袱,十分危险。中央给两大银行注资是治标不治本,把坏账呆账人为地去掉,给银行造成一种表面健康的现象,然后,上市。其实,非常不可取,更严重的是影响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国外上市,将给国外的投资人和金融企业有机可乘,对没有经验的股民又会变成一次政府的圈钱行为,既让股民永久地套住,永世不得翻身,因为上市银行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企业没有实质的赚钱能力,政府忍心让你的子民,股民为你去承担风险吗?
四大商业银行完全可以上市,确实也应该尽快上市,但不应该是用注资外嫁的简单办法。我的想法跟大多数人不同,要把它作为一个系统的金融工程来搞。目前首先需要的是制度和人才,而不是钱。让事业心的,有能力和经验的人去发现问题,堵住银行漏洞,然后小规模融资,有眉目了,再走下一步,大规模融资。
怎样才能使这些国有银行成功上市,同时又如何避免450亿美元,甚至更大的代价呢?首先是解决银行目前存在的问题,银行的问题不解决能上市吗?要解决银行的问题必须改革,而中国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理念、观念、政治哲学上的问题,改革的重点是监管银行的政府,而不是银行,因为,中国的银行是政府一手塑造的,而不是银行家和市场发展的结果,政府的理念、管制哲学不变,银行的问题能解决吗?
但政府认识到问题以后,政府应该把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运作,发现和利用人才,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自负盈亏,不能依赖国家。在人才上,谁能让银行走出困境,让它们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盈利能力的企业,谁就上,不能让干部管银行。
银行可以成功了然后再上市才能避免上市的风险和没有必要的代价。要使这些银行上市首先要从国内开始,从企业家,银行家,国内的资深投资者开始,而不是依赖海外市场和散户。一般银行是不能卖给外国人的,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经济命脉。要想扭转目前银行的局面,首先从各个银行内部的治理整顿开始,让有能力的银行家先堵漏洞,再赚钱。可能赚钱的时候再上市,不能赚钱,没有希望就上市其实就是圈钱,股民已经圈怕了。甩包袱,圈钱是损害国家和投资人的事,所以会导致今天的中国股市,经济增长,股市反而掉。不要想到一开始就到国外去融资,国外的投资人是非常精明的,您们可能还不是他们的的对手,从国外融资的代价远比国内大,不是随便可以去融资的。
要使银行成功上市必须由银行企业家先使银行具有盈利能力,最好是越来越有的盈利能力和希望,不能用钱买机制的改革思路。
要让银行赚钱和上市,首先是国家政策,国家政策用得当的话本身就是无价的,它可以给银行和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有了好的政策,银行上市远比450亿美元的国家注资强,并且可以避免450亿美元的代价和后果。然后,需要真正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来投资和管理银行企业,使它们盈利,千万不能用不懂企业和银行事业没有风险意识和利害关系的国家干部去管理银行业务。银行资金不足,应该从国内外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先投资,让银行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一致。有了负责人的企业家和银行家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是银行盈利的,然后,再谈上市就顺理成章了。目前,银行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发展最快的企业,很多人多想投资银行,特别是国内的银行,而我们的银行却成了国家的包袱。我想按照国内企业和国内资金的情况,各个银行完全可以从企业家和资深的投资人中融资4500亿元为银行注资和使银行走向企业的正规道路。有了资金和人才(为自己利益奋不顾身的企业家和银行家)以后,他们一定能够使银行盈利和上市。银行和保险业上应先立足国内市场,先给自己的人优惠,维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在没有能力和经验的情况下可以高薪聘请国外的银行家来运作和管理,但必须责权利分明。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主要是制度,人才和资金。目前中国缺乏的是有眼光,有远见和经验的高级人才而不是资金。如果用国外的银行管理经验让银行实现盈利是完全可能的。而像现在这样,简单注资和一味追求上市是十分危险的,千万不可为之。
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先生在他们的金融改革对话中说得很对。他说“势力的无约束的权力扩张,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利和银行家创新精神的极度压抑,是使中国银行业严重滞后、技术性的破产和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政治的、官僚的和行政势力的大幅退出,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利和银行家创新精神的大幅张扬,是中国银行业复兴的根本出路”。
蔡重直举了他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引用一下。他说“关于银行的起死回生我有亲身体会。1998年2月,我到香港嘉华银行做总裁兼CEO的时候,嘉华银行濒临破产,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东注资,要求寻找战略投资者。但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大股东无钱注资,战略投资者也找不到。可是,通过三年的改革和努力,我们解决了5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从35%降到6%,贷款从200亿增加到了350亿,利润从1998年近乎亏损,到2000年底拨备完之后税前利润达6个多亿。为此,香港政府专门发信表扬,感谢我们对香港银行稳定做的贡献。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香港银行业整体贷款余额连续三年萎缩的情况下,我们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拯救了这家银行,靠的是什么?我的体会,靠的是香港政府和银行监管当局严格尊重银行的自主性质,不干预;靠的是香港的法制和商业自由;靠的是银行家的创新精神和改革。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银行的高管有近20人,半年之后,这20个人全部被炒掉,换上了不是组织部安排的,而是猎头公司介绍的各方面的专家。我去一年多后,嘉华银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可以说这家银行在一年之内彻头彻尾地变了,换了一个崭新的机制,香港的英文杂志用“THE REMAKING OF A BANK”,即“再造银行”来评价。现在我常想,如果大股东注了资,能有新的机制吗?如果香港的金管当局亲自“操刀”来“掌勺”,而不是靠改革、靠银行家的创新精神,银行能起死回生吗?
他说“中国的银行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时期,贷款数量的大幅增长为贷款质量的改善和利润增加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我说,中国的四大银行完全可以不挪用国家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不侵犯“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权利”,而靠政府的改革,然后才是银行的改革来起死回生,“再造银行”。”
我跟他们一样也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但前提是,政府对银行的认识,政府对银行管理理念必须改革,需要领导人的胆量和气魄,是人不是钱。
另外,日本人因为官僚和政府行为,日本经济在九十年代滑坡以后,房地产价格崩溃,日本银行频临破产,市场迫使日本银行改革,日本经济和银行花了十几年才开始恢复,代价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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