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靠境外势力起家夺权的故事1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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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将中国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说成的境外反华势力渗透操纵,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发展壮大,再到最后在中国夺得权力,靠的就是境外反华势力。中国有一首著名的红歌,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自然是谎言,因为所谓的“新中国”,实际上是倒退到天朝时代,真话应该是:没有境外反华势力,就没有共产党。

今天我就来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成立,毛泽东如何走上职业共产党员道路,以及毛泽东和共产党又如何在中国发展壮大最后夺得权力的故事,看看境外反华势力是如何渗透中国,一手策划扶持了中共在中国夺取江山的“建国”大业。故事的内容,主要来自美国学者A.Panstov与S.Levine合著的《Mao:The Real Story》,部分内容来自张戎夫妻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P.Short写的《Mao:A Life》。Panstov博士出身于俄国,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并在俄国获得博士学位。由于精通俄语,他在写作毛的传记时,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苏联档案和资料。他写的毛泽东传记,详细记述了苏联是如何一步步扶持发展中共,从金钱资助,到顾问指导,再到出谋划策,可以说就像父母一样,手把手地把中共拉扯成掌控中国的巨魔。

故事起源于1919年,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旨在全世界推广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大同。1920年开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目标是组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中国共产党。他先通过一位在北京大学教俄国文学的俄籍教授,认识了当时中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北大教授李大钊。维经斯基向李大钊表达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支部的设想,李大钊则向他推荐了当时在上海的另一位中国知名马克思主义者-原北大教授陈独秀,李认为成立共产党组织,陈是更合适的人选。1920年4月,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来到上海,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还有其他几个俄籍布尔什维克成员,维经斯基与他们联手,开始“培养”陈独秀。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在苏联的资助下,陈独秀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自己任书记,这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日;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天津,武昌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这些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和记者,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组织活动的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1】

毛泽东于1918年6月毕业于湖南第四师范学院,毕业后,经他的老师杨昌济的鼓动,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培训班。在北京学习期间,毛结识了北大左翼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任教于北大的另一位中国著名自由思想家-胡适教授。毛泽东最后没有成行赴法留学,因为学习法语对毛来讲实在太难,他没能通过法语考试,遂决定中途退出。毛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经朋友推荐,找到一个做小学教师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个观点激进关注政治的青年,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向报刊写文投稿,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那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人民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那也是一个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邓中夏,何叔衡等人一起,在原有的长沙学生社团-新人读书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湖南学生会,声援五四运动。毛泽东在学生会里的主要职责是编写学生会刊物《湘江评论》,为《湘江评论》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还受到了胡适的赞赏。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更热衷的事业是打倒湖南省军阀省长张敬尧,争取湖南独立的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是作为湖南省倒张运动代表之一,向中央政府要求将张敬尧赶出湖南。倒张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毛泽东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和已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邓中夏交谈甚多,了解了不少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内战的情况,李大钊还力促毛泽东多多了解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又见到了他崇敬的教授陈独秀。这时的陈独秀正在与维经斯基一起致力于组建共产党支部,而毛泽东仍然热心于湖南独立的设想,幻想建立一个由湖南人自己管辖的新湖南。他向陈独秀陈诉了自己的湖南独立计划,陈独秀则鼓励他学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一个月后,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俄国读书社,学习,研究和探讨苏联情况。接着,经陈独秀的启发,毛泽东与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在长沙开了一间文化书店,专卖社会政治题材的书报,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的《新青年》,《劳动界》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报。到1920年深秋,毛泽东热衷的湖南独立运动渐渐失去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失望之余,毛泽东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于1920年底开始在长沙招集人员,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在毛泽东的长沙文化书店里,一个由10人组成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了。1】

毛泽东之所以在他的政治追求中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我分析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和平追求湖南独立运动的失败,让他转而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他当时曾给朋友写信说,以和平方式争取政治改革固然从理论上听上去不错,但在现实中不管用,用布尔什维克式的红色恐怖策略才是更现实的方法,这与他后来公开信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脉相承;第二,毛泽东从很早就认为,政治运动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组织工作,所以他一直非常热衷于参加和组织各种社团,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密强大的组织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从事的湖南独立运动,到了后期人心涣散,人如鸟兽散,让他对中国人痛感失望,参加共产党,有苏联的直接扶持和帮助,有布尔什维克的现行榜样,在他看来是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的更可行之路;第三,湖南独立运动的人心涣散,让毛泽东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把组织内的人团结在某个“主义”之下,才能保持组织的长久团结,共产党是最符合他这种标准的组织,毛泽东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对拿枪打仗毫无兴趣,在他后来的中共红军生涯里,毛泽东自己从来没有拿过枪,一直担任的是军中政委的职责,以“主义”的名义来指挥枪,以“主义”的名义来牢牢掌控枪;第四,他本性中天生有一种反上反高贵的倾向,使得他很容易被抨击资产阶级上层的马克思主义吸引,马克思主义里关心下层劳工利益的那一面,并不是毛泽东在乎的,毛泽东早期的文章从来没有展现过他有对下层同情的一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后来被毛泽东发现是在贫穷的中国笼络民心获得多数人支持的一面很有号召力的旗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林来到了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方创始人陈独秀正在广东省教育局任职不能来上海,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大教书任务繁重脱不开身,但是马林仍然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921年七月在上海召开,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和济南的共产党小组各派两个代表,广州和东京小组各派一个代表参会,毛泽东和何叔衡是长沙组参会的两个代表1】。苏联为每一个参会代表提供了一百个大洋作为赴会开销,一百个大洋在当时等于毛做教师时一年的工资,这是已知的毛泽东从莫斯科收受的第一笔钱2】。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缺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键人物不是陈独秀李大钊,而是共产国际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发表的党纲明确表示:“我党要采纳苏维埃的方式,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党纲还特别强调要“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紧密联合”。4】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财政支出几乎完全依靠苏联。1921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总数一万六千五百大洋的资助,1922年,莫斯科对中共的资助为一万五千大洋。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每月从苏联收受30大洋的工资,地区党组织也接受类似的资助1】。毛泽东参加完第一次党代会回到长沙后,一开始每月收到60大洋的长沙党支部活动经费,后来,长沙支部的活动经费涨到每月160大洋2】。作为长沙党支部领袖,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搬进了一幢名义上是长沙党支部总部的房子,还雇了保姆2】,毛泽东从此不再需要靠教书或卖书为生,走上了职业共产党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境外势力-苏联的精心呵护和扶持下,从发芽,长苗,到一天天壮大。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扩大,苏联为中共提供的资金数量也不断增加。1930年到1931年期间,苏联给中共的补贴是每月25,000美元;到1936年6月,驻扎在陕北的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发电要求每月提供两百万墨西哥比索(约合五六十万美元)的资助1】。下面这张照片选自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是由毛泽东1938年4月签字的写给莫斯科的俄文收条,表明收到来自莫斯科的300,000美元资金2】。甚至在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在苏联自己面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仍然给中共不断输送资金。有收据资料显示,1941年7月3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资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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