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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safety 唐山警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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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校长花40万加固教学楼,这次大地震中无伤亡

                       新华社记者:朱玉、万一、刘红灿

  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学生最多的班,有8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80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1999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37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50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5万元、右一个5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16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

  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

  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1126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何清涟: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剧–尴尬的地震预测与预报                             ·何清涟·

  从5月12日开始,我每天盯着电脑屏幕,脑海一片空白。我深深知道,相对在这次地震中数万已经长眠的死者,相对于那正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煎熬的家庭,无论是我的悲哀还是愤怒,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我只是在想一件事,在这场比唐山大地震破坏性还大的地震来临之前,中国的地震部门或者所有的研究真的没有做任何相关预测吗?

  地震预测,是纯科学技术范畴的事情;而地震预报,则属于复杂莫测的政治范畴,至少在过去与当今中国还是如此。正是地震预报这一可悲的属性,才使当年唐山24万民众化为大地震中屈死的冤魂。这一事实,直到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问世之后,科学沦为政治婢女这极为黑暗的一幕–中国地震部门出于”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隐瞒地震资讯才被揭露出来。人们当时以为,这种不义的蠢举在中国将成为历史。可悲的是,科学屈从于政治的悲剧至今还在上演。

  尽管就此次地震没有任何预报之事,国家地震局与上海、广东等地的官员们一致强调”上天容易入地难”,对预测地震异口同声地持”不可知论”–据说,国内媒体也接到禁令,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让讨论为何地震前没任何预报的问题。

  但我的记忆里,中国官方过去对自身的地震预测水平所持态度远不象今天这般”谦虚”。于是我上网查询,查到2006年7月28日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栏目播出的访谈节目--”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地震能够预报”。在节目里,陈建民也用了”上天容易入地难”,但强调的是预测技术的进步。他很肯定地说,从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40多年以来,通过几代人不断深入研究,现在已经能够对某种类型的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预报,并举了1975年2月4号海城7.3级地震的预报为例。认为因为成功预报,大大减轻了人员的伤亡和损失,海城地震只死亡了1,300人。

  在综合分析了各种可靠的信息之后,我想,中国公众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政府解答:

  第一,地震部门的领导人对预测技术的解释为何震前震后迥然不同?无灾情时强调技术进步,一旦出现灾情时,地震预测就陷入”不可知论”,预测技术一夜间退步到甚至不如几十年以前的地步。既如此,在科学技术长足进步的今天,纳税人供养这个技术不断退步的地震部门有何意义?

  第二,预测与预报之间的关系。预测是科研部门的事情,是科学技术问题;预报则由党政部门负责人决定(这种灾情的预报当然得报中央),是政治问题。这两者之间的权责范围究竟如何,至少应该向公众有个确切的解释,以便今后问责。

  第三,地震研究的学术成果如何及时地转化为应用成果。有几份资料足以说明地震学界关于此次地震是有预测的。2007年7月,美国《地壳》杂志曾发表一项科学报告,警告中国地区将面临一次大型地震。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卫星图像,并对四川省的地壳断层近十年来的深度和活动研究之后,指出,随着印度板块以一年约20-22毫米的速率持续缓慢地撞向亚洲,整个青藏高原都被向北推动,”断层的长度已经足以引发一次强烈的撼动地面的地震,它的潜力将成为爆发区域性地震的来源”。

  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共6人,第三作者李勇(Yong Li,音译)是成都大学博士生导师,第四作者周荣军(Rongjun Zhou,音译)是四川地震局工程师。根据网上搜索,无法确证他们两位是否用中文在国内发表了同类研究报告。但在网上却可以搜索到一份题为”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报告,这篇论文发表于《灾害学》2006年9月号,该文用三、四、五元可公度法预测,推断2008年川滇地区将发生强烈地震。

  令人痛惜的是,这两份报告都被湮没于不引人注意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对于外行的读者如我之人来说,自然不懂这类报告的重要性。但地震部门的领导应该是内行,或者至少有不少内行在这部门工作,这样重要的信息没有理由被忽视。

  往事不可谏,来者尚可追。我只希望在今后的中国,民众再也不要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蒙受这些本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的灾难。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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