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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进步,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讲出一段又一段悲伤的历史。全中国究竟有几家几户没有枉死饿死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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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胡佳夫妇狱里狱外的艰辛生活

                            纪硕鸣

曾金燕和女儿探访了被关押数月的胡佳。胡佳五月被转往天津潮白监狱,主要以手工针缝生产足球,朝五晚十,对患肝硬化的胡佳来说非常苦。便衣人员仍然监视曾金燕起居,使她寸步难行。

去年二月,中国预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赴美领奖,在河南受阻,并被软禁,同样在软禁中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通过网络与高耀洁取得联系,将相关信息公布于众,高耀洁因此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关注,最终顺利赴美领奖。今年四月三日,胡佳却因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五篇文章和境外记者采访他的两篇报道,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身患严重肝病的胡佳被投入监狱,他没有要求上诉,理由是「不想因此而让更多的人失去自由」。胡佳助人无数,却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连保外就医的可能也没有。

现年三十四岁的胡佳多年因从事环保、艾滋病等方面的社会工作和维护人权活动,成为警方主要监控对象,多次遭拘押、软禁。二零零六年春,胡佳被警方带走四十一天获释后,医生诊断他患了肝硬化,是不可逆转的疾病。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胡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逮捕、判刑。在胡佳被拘捕的那天,他的女儿谦慈刚满月不久。六月十五日,谦慈度过出生后第一个父亲节,但却是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被判刑后,胡佳没有上诉,因为他不愿承受检举揭发的压力,他更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朋友牵连入狱」,同时胡佳也希望以自己的入狱来换取家人的自由,他期望妻子曾金燕要过完全自由、有尊严的生活。关在难见天日的狱中,胡佳知道自由可贵,但他更愿意让家人和更多的人有自由。

亚洲周刊获悉,胡佳是五月七日被转押到位于天津汉沽清河农场的潮白监狱。一个月后的六月五日,在强烈要求下,家人终获得探视机会,由公安陪同,胡佳的母亲、太太及女儿远赴天津探胡佳。狱方告诉家人,这是一次「特殊见面」,下一次何时可见,「不知道,要等通知」。给予的探监时间为四十分钟,胡佳事先并不知道家人来探望。曾金燕说﹕「他看起来老了许多,脸呈菜色,狱中的他,几乎没有户外活动的机会,手白得很奇怪。 」

会见中,胡佳谈得较多的却是四川赈灾话题,为今年中国多灾多难,百姓受苦感痛心。他说如果有自由,一定会去灾区第一线参加援助工作。他还嘱咐家人要捐款并且想办法帮助灾区的人们。其实,胡佳的父母都已捐款,家人还帮胡佳以女儿的名义向灾区捐款。

会见胡佳,只能隔着玻璃窗用电话交谈,据胡佳的好朋友齐志勇透露,胡佳见到女儿,表情凝重,脸色苍白,眼里含着泪水。而曾金燕等家人则哭得厉害,女儿亦数次劝阻不了的嚎啕大哭。估计胡佳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没有讲狱中的条件。只知道胡佳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当局安排了四个刑事犯成为胡佳的帮教小组,教胡佳站队、起床、整理铺盖等规矩。据悉,潮白监狱是生产足球的,手工针缝,胡佳的母亲担心胡佳无法做这种需要手劲的体力活。齐志勇表示,和胡佳母亲通话,感受到电话那一头流不完的眼泪,「他母亲一直在哭,胡妈最后跟我说,时间会证明历史真相的!」

其实,监狱的生活自然艰苦,胡佳曾写信诉说,狱中没有午休,早晨五点半起来,晚上十点半才能睡。每天要背监狱的守则,要学十几首「改造歌曲」,还说他早晨吃玉米粥,有馒头、咸菜,中午有炒芹菜。

自己也尚被软禁家中的胡佳太太曾金燕,在四川赈灾期间,把胡佳的两个帐篷、三个防潮垫都托邻居寄到灾区。她表示,天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却不一定都会造成一样的严重后果,所以更要避免人祸。曾金燕以自身的感同身受对网友表示:「希望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提倡并保护人权,才能够营造一个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尤其现在我自己也有孩子,我为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感到切肤悲痛。我迫切地希望中国早日发展成法治的、正常的社会,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会面实际上是半个多小时,公安全程监控胡佳入狱后的首次家属会面,四、五个人在现场看着,有人摄像,有人拍照。讽刺的是,关押胡佳的监狱,正好是当年胡佳外公被定下所谓的反革命罪后,劳改的其中一个地方。胡佳外公曾留学日本九年,获政经及法律学位,一九五八年被劳改,八十年代才回北京;胡佳伯父从五五年肃反开始被判刑、强制劳动二十五年;胡佳父母在大学时,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强制流放劳动二十二年;胡佳的舅舅也被判刑、强制劳动。究其原因,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看胡佳一家的历史和今天,胡佳母亲就曾表示:「中国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进步。」

胡佳看上去的气色很不好,令家人担忧。早在五月获知胡佳转到监狱,家人就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监狱方给予的答复是:胡佳必须服刑三分之一以后才能提出申请,时间从入狱算起,而不是被捕时开始,也就是要明年七月以后,并且要到胡佳病危才可以保外就医。据悉,狱方在胡佳入狱时的五月,为胡佳做了肝硬化专项检查,但是检查报告至今既没有给胡佳看也没有告诉家属。家人为胡佳送药物和补品,监狱方拒收,理由是狱中有专门医院。

胡佳食素,患有乙型肝硬化,同时还有胆囊炎等并发症,在看守所时,恶劣的环境对他的身体已有很大的伤害,家人对他因言论被判入狱而失去正义早已麻木,但不能不为胡佳的健康担忧。曾金燕相信,胡佳至今还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当局一直都想转化他」。曾金燕想的最简单的是,希望当局从人道考虑,让胡佳保外就医,万万不能等到他病危时才让保外就医,「到那时意义就不大了」。曾金燕还很担心女儿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虽然胡佳被判入狱,但警方没有放松对曾金燕的监控,不仅她外出需要申请,公安仍派人把守着她的家园。曾金燕的行动和社会交往被严格限制。她担心,女儿没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胡佳被捕后,曾金燕独自照顾孩子,有时候父母来帮忙。警察监控时紧时松,对外联络的电话和网络全中断,生活环境和胡佳被软禁在家的情况差不多。不同的是,家里少了主心骨。有时候警察控制得非常严格,她要出去购物也变的很不容易,母女俩只能依靠父母带来、存放在冰箱的食物过日子。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曾金燕就顿顿吃速冻饺子。最让曾金燕难以承受的是,她给胡佳写的信到现在他都没收到,「我很希望他能看到我为谦慈写的儿歌。」

希望女儿将来到哈佛

面对警方一直没有中断的警告和胁迫,曾金燕一度非常恐惧,晚上睡不着。警方要求曾金燕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及禁止接受媒体采访,必须「配合」他们的软禁措施。这是曾金燕极不情愿的,但为人母后,曾金燕不愿意女儿受一点点委屈,希望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将来还要送她到哈佛法学院去读书。

不想让女儿委屈,曾金燕只能常常委屈自己,经历过生与死的挣扎,才会懂得生命的珍贵,尤其是四川大地震,给活下来的人留下震撼。活着才是价值,这个念头一直环绕着曾金燕,她唯一的要求,是恳请当局给胡佳一个治疗的机会!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二十五期                            胡 平

右派写的关於右派的文字似乎已经很多了,我也读过不少。但当我读到周素子女士这本《右派情踪》,仍不禁生起一种特殊的感动。

周素子女士现旅居新西兰。五七年反右时她还在上大学,就被打成右派。她的丈夫陈朗先生也是右派。夫妻双双被发配大西北,后来陈朗被送去青海的劳改农场,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周素子则独自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先是在兰州,后来一路流浪到杭州,靠打零工,甚至捡破烂维生。二十年后右派改正,夫妻始得团圆。凭着周素子的坚强与远见,一家人历经艰辛磨难而不散,而且三个女儿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周素子出身名门,擅长诗词音乐戏曲。她的文字沧桑厚重,朴素典雅,简洁含蓄。

堪与《往事并不如烟》相媲美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文坛解冻,出现了一大批激动人心的作品,包括许多关於右派的作品,包括许多右派写的关於右派的作品,在社会上造成广泛而强烈的影响。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审视则发现,这些作品大多已经失去昔日的魅力。在自由社会,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发表,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受到特别的珍爱。在专制社会,几乎不可能产生什么傑作,因此,略有价值者都格外引人注意。生活在专制社会中的作家们,一方面固然因为不能畅所欲言而苦闷,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可以从数目庞大的读者群的热烈反响那里得到精神上的补偿和安慰。於是很多作家便尽量约束自己不要突破官方给定的界限,以求得自己的作品能在国内官方媒体公开发表。但这样一来,作家们也就自我阉割,难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涌上第一波浪头的东西多半只是第二等的货色。早在二十年前,我便期待而且相信,会有这样一些作家,也许现在他们名气还不大,有的甚至默默无闻,正在悄悄地从事真正自由的写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周素子这本书就正属於我期待的那种作品。

读周素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章诒和。两人同是大家闺秀,一代才女,都具有刚毅柔韧的个性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很多方面,《右派情踪》都堪与《往事并不如烟》相媲美。如果说章诒和的笔下人物多是「最后的贵族」,那么,周素子写的则更贴近底层,更具平民精神(其实,章诒和也曾深深地堕入社会最底层,只不过她还没有把那段经历写下来而已)。

遭遇更悲惨的窝囊右派

和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相比,周素子记录的右派们没有那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作为右派也不是那么大名鼎鼎。他们被打成右派往往更无辜,其遭遇也往往更悲惨。就以作者本人为例,被打成右派时还是个学生,仅二十二岁。周素子自称是最窝囊的右派,因为当时的她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政治见解,遑论「反党反社会主义」。只因作者才华出众,又出身名门。在讲到原北大学生沉元为何被打成右派时,史学家黎澍说是「妒忌」。在那个时代,才华就是原罪。如果你再有个坏出身,打右派不打你打谁?在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右派分子这顶帽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周素子在被打成右派后还天真地问校方拉下的功课什么时候补。很多人还把「右派分子属於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些说法来安慰自己。殊不料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丝毫不比「地富反坏」轻,且一戴就是二十年。有的右派早早摘了帽,哪知道摘了帽竟和没摘差不多,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受的罪并不比不摘的少。从五七年到七七年,右派分子们前十年就已是备尝艰辛,后十年更是雪上加霜,这中间还遭逢大饥荒。右派分子不仅自己陷入苦难,而且还殃及配偶和子女。在右派分子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等到七七年七八年右派改正,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过去,无可挽回。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右派情踪》一书收录了七十多篇文章,实际上是七十多位右派的小传。在简要地叙述了各自的生平和遭际之余,作者还通过一两个故事或细小的情节,写到了他们的情──爱情,亲情或友情,故取名「情踪」。情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是最坚韧的,也可以是很脆弱的。它可以是巨大黑暗中的最大亮点,也可以是巨大悲剧中的最伤心处。正是在爱情、亲情或友情的问题上,我们最能透视到人的灵魂与性格;也正是在爱情、亲情或友情的问题上,我们最能感受到命运的垂青或残忍。严酷的政治迫害本身就是对爱情、亲情或友情的沉重打击,更可恶的是,共产党还一边搞株连,一边搞划清界限。这就使当事人陷入深深的道德与感情的双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几乎做不到两全其美,无论你有多对都有错,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在有所坚守的同时都不能不有所放弃,从而无法避免良心上的负疚和感情上的亏欠。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对那些右派夫妻的离异,子女的隔膜和朋友的背弃简单地进行道义谴责。毕竟,圆满的道德和情感只属於幸运者,不幸者的道德与感情不能不是残缺的;而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好人几乎不可能是幸运的。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时穷节乃见」,人世间最崇高的道德与最圣洁的感情,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无可规避的冲突与分裂之中显示出来的吗?正是在那种有取也有舍,有保全也有牺牲的迫不得已的情境中,人性的伟大才得到最充分也最凄美的体现。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着名的右派作家王蒙曾经对人讲:「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the worst。」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比最坏的要好,今天中国的一切都不算太坏。王蒙这话固然讲的是一个事实,但言外之意却流露出一种苟且的心态。正像古人说的,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偏偏是一些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容易在现状面前知足,最容易苟且。他们明明知道现实中还有很多很多罪恶,遇到政治环境宽松时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追求的冲动,但只要见到势头不对就立刻收心,放弃抗争,然后自我解嘲道:其实现在这样也就不错啦,再坏也比过去好吧。岂止是右派!今天,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讲出一段又一段悲伤的历史。全中国究竟有几家几户没有枉死饿死的冤魂?在中国,一党专制依然故我,那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还在支持,那只是因为没有多少人坚持反抗。我承认,面对强权,我们常常不得不忍受;但是,我们切切不可把忍受变成接受,变成认同。只要我们始终心存一念,或多或少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饱经患难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他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我坚信,对反右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激发起我们的正义感和勇气而奋起抗争,否则,我们不要说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子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自已经历过的苦难。

注:周素子《右派情踪》已由香港田园书屋於二○○八年三月出版

□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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