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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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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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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二 事件的经过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六”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九 20年的反思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一 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让世界人民关注她的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她的宇航员在空中行走,而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坦克。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行进过程中军人们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火,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它是其编辑根据其在上班的路上所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新闻稿。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军人枪口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讳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说是一场”政治风波”,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年发生了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声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历史事件的性质是以人类所建立的正义和价值观来确定的,不能因为事件多年后的某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改变。二十年来,中国当局对国内封锁对”六·四”天安门屠杀的报道和讨论,对外却以改革开放的进步来掩盖其军事镇压平民的反人类性。今天,我们必须要拨乱反正,让中国人知道历史真相,看清历史事件的性质,以避免这种反人性的屠杀事件发生。

二 事件的经过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七条”请愿书,内容如下:

1.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 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 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 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反对腐败,即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反官倒”。其中没有提出任何选举在内的民主要求,没有要求改换政府,更谈不上推翻一个政府。当日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

当晚约8时左右,静坐的学生解散,但是静坐外围的学生拉着”中国魂”的横幅到了中国中央政府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这就发生了”4.19″和”4.20″”冲击新华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央的有关报道强调”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种报道激化了学生的情绪,因为大多数学生当时没有这种政治诉求。

4月20日后,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中共中央决定在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得知北京当局将封闭天安门广场不让学生到天安门参加追悼大会后,北京主要大学的自治组织决定进驻天安门集体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当晚,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凯旋般的进驻了天安门。中共中央在学生们已经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下决定允许同学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他们的请愿书,结果中国当局不予理睬。这件事情后,学生开始了罢课。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口头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这个社论是1989年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是学生们认为那只是文字游戏,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们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学生。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再次走上街头。4月27日发生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游行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热烈支持。他们高喊”大学生万岁”并且送来了面包和水。有的学生的母亲也到游行队伍,母女拥抱着,享受着那自由的一刻。事前布置的军警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4.27″大游行后,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和学生对话。对话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个星期,没有任何结果。5月4日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要求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讲话后,学生们宣布复课。

因为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定性,政府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诚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提出了绝食宣言,其诉求也很简单: (1)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举行实质性真诚对话, (2)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没有搞动乱而是在进行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

北京市民包括警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的政治诉求。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曾报道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北京的工人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自治会。此时,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都走上了街头。外地的学生也赶到北京参加绝食和声援绝食。

5月16日,赵紫阳在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明确世界,中共中央在1978就决定邓小平是中国的掌舵人。

5月19日,中国当局决定在5月20日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由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并成立了”解放军戒严指挥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出席”戒严”大会,他在5月19日凌晨看望了学生后就被软禁,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

5月20日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开始了一场反对戒严的活动。长期作为首都的北京,100年来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反抗政府的活动,见证了几个政府的更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命令军队进城来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市的妇女,老人来了,工人们来了,政府的官员也来了,甚至有些警察也来了,他们来到戒严的军车面前,劝说着满脸稚气的解放军”娃娃”,让他们撤军。军人们犹豫了。有些将军们也开始反对戒严。

同时,人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戒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次开会的时间是6月20日。包括有57名(后有4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人们开始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罢免李鹏总理”和”取消戒严”的议题,要求当权者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

军队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下,在北京郊区停滞不前。本来,这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中共党内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可是,面对人民改革的呼声,特别是面对人民要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政治纷争,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的当权者没有耐心和信心,于是决定军队在6月3日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进军北京市区,占领广场,驱赶学生,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非武装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这就发生了天安门”六·四”屠杀。

从镇压以后的政府官方文件和对”暴乱者”的审判中,所有的”暴乱”行为都是发生在军队前行进驻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伤亡也发生在6月3日夜和4日的凌晨。以下是网上的一个较为中立和严肃的”百科全书”的报道: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指令翌日6时前要完成任务,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解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着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墀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

根据BBC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有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

零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零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

根据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的报告,”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根据综合报道,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陈希同的数字。仅就北京13家医院的统计,死亡人数在三日晚就达479人。但是20年过去了,中国官方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六·四”事件,死亡人数也没有进一步的核对。即便按照中国政府的定性,政府也应当甄别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误伤的市民并加以和善后补偿。然而,这件事情没有做。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19岁的儿子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被枪杀致死,至今政府对于她儿子的死没有一个正式的定性和赔偿。以丁子霖为领导的一些受难者妈妈组成了”天安门母亲”,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六·四”事件,要求政府让她们公开和不受干扰地悼唁他们他们死去的亲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并且她们一直受到当局的骚扰。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止,中国发生了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学生为主导并得到全国各界人士支持的和平请愿运动。请愿就是公民对向政府机关提出各种诉求的活动。请愿往往通过言论自由或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权利来表达。在多数情况下,请愿活动是要求政府当局在现有的宪法和法律内进行。

“六·四”请愿的主要诉求是4月17日学生们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提出的”七条”。如前所述,这”七条”归纳起来就是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表达自由的要求和包括制定”阳光法”在内的”反官倒”即反腐败的要求。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4月25日认定学生的请愿活动是”动乱”后,学生们加上了”摘掉动乱帽子”的请愿。在当局决定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后,请愿者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诉求。

以上所有的请愿要求都在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学生正式要求当局保证和落实这些自由。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人民的请愿权利。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并可以罢免之。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与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所以要求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罢免总理李鹏和取消戒严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当时请愿者要求邓小平下台,也是要求中国革除军事寡头政治的合理要求。因为邓小平只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却实际操纵中国的政治。

综上所述,”六·四”请愿活动没有提出颠覆宪法或在宪法之外重新建立一个政治制度的诉求。他们甚至没有将”选举”和”修宪”等民主改革作为主要诉求。在绝食最紧张的时候,请愿者提出的是”维护宪法”,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在”4.27″大游行的时候,学生们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这些都说明,请愿活动没有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搞动乱。请愿者至多是要求共产党作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进一步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六·四”请愿活动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活动包括游行、集会和结社、对话、静坐和绝食。绝食虽然将请愿活动带到一个激烈的高度,但那是以请愿绝食者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人民的自由,这和当局用军队自动枪和坦克来剥夺请愿者的生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请愿期间,请愿者和全国的声援的人民没有通过暴力、暗杀、搞武装、政变或其他非和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六·四”请愿运动坚持了和平原则。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中国当局早在4月25日就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这个”动乱”的定性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们最后以”绝食”来要求摘掉”动乱”的帽子。中国当局不妥协,坚持认定学潮是动乱并认为”动乱”发展成了所谓的”暴乱”。今天,这个”动乱”的帽子该去掉了。

在传统的汉语词汇里没有”动乱”一词。”动乱”或”社会动乱”是现代的用法,1966年到1976的文化革命被称为”十年动乱”,成为人民对”动乱”理解的主要事例。在那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各派别之间的武斗,抢夺武器仓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被殴打、游街,国家法律全部无效,中国国家主席也被非法关押致死。1989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甚至连点迹象都没有。

按照传统词典对”乱”的解释,”乱”是无秩序,那么,”动乱”应当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1989年4月北京没有发生非常严重或极度社会失序的情况。中国当局是在”4.26社论”里将学潮定为动乱的。这个社论在1989年4月25日晚间播出。所以,我们要依据史料来判定中国的北京在1989年4月25日之前的社会基本秩序是否遭到严重破坏。

从1989年4月15日到25 日,这10天里,发生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4.17″的学生游行和”4.18″在人民大会堂的静坐。这个静坐已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接受了”七条”后和平解散;”4.19″和”4.20″学生们在新华门前示威;”4.22″学生集体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旁听胡耀邦追悼大会;以及学生们”跪拜请愿”被拒绝后开始罢课。可是在这些活动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或其他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的行为;北京市的治安没有因为这些示威活动而变恶化;北京市的各国家机关,工厂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北京市市民生活正常而有序地进行。如此而言,”动乱”何在?

中国当局讲的”动乱”是以其游行示威的政治诉求来决定的。邓小平最先将学潮定为”政治动乱”:”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人民日报”4.26″社论为了在文字上不打击一大片,没有说是”政治动乱”而只说是”动乱”,但是明确指出动乱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事情很清楚,当局是以其”乱”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倾向也可以说是以其乱的性质来决定”乱”的程度,而不是以”乱”的程度来决定其法律性质和采取法律措施。

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动乱,不能依据行为者主观上的政治诉求来决定。首先,中国承认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的宪法都确定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如果将和平的政治诉求作为确定动乱的标准,那就是否定人民言论和其他表达自由。其次,如果以其行为的性质或者以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原则决定的是否发生了动乱,那么等于”治乱”的法律措施目标是人们的思想。法律不能以人的思想来惩罚人,这是当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确认的基本法律原则。中国领导人一边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一边却违反这个规则,无时无刻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惩罚他们不喜欢的有思想的人。这是中国1989年”动乱”的渊源。

有人会说,非法游行示威本身就是动乱。游行示威无论合法与否都是一种表达的行为。如果说乱是无秩序, 动乱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那么非法的行为不一定造成社会极度失序。北京学生们在1989年4月的游行无论是否非法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

有人会说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是动乱。天安门广场就是人民政治表达的一个公共地方。”非法占领”广场至多只是乱或违法,而非”动乱”。这是因为这个”乱”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在宣布”动乱”之后,其本身是要求摘掉”动乱帽子”的行为。即便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动乱”,它也没有实质性地或严重地影响人民的生活秩序和国家的正常政治活动。绝食虽然使欢迎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没有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是,其国家欢迎仪式还是在别的地方隆重举行。国家的政治活动还是在正常的进行。

戒严后,北京的学生并没有撤离广场。可以说戒严并没有终止所谓的”动乱”。但是,这个”乱”没有影响北京人民的正常生活。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在北京学生占领广场下,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变好了。戒严后的第二天5月2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如下采访:

街头一位推自行者的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秩序。

一位男子说,过去街上车碰着车就要吵架,现在都互相理解,招招手就走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说,我是外地出差来京的,从打戒严令发布之前,据我观察,街头交通秩序是好的,虽然人多,走车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为有学生在帮助警察维持秩序。

记者问一位售货员:”现在副食品供应还畅通吧?”售货员:”对,挺畅通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抢购”。

人民的请愿活动就是人民最大的节日。当局为什么要将人民和平且有秩序的请愿示威活动看作动乱?目的就是为镇压”反对派”和扼杀人民政治上改革开放的要求找借口。实际上,这是将人民推向对立面的顽固政治手段,只会带来社会更大的动乱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当时的掌权者的邓小平不将学生的请愿活动定为动乱,那么学生的要求就有可能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那样的话,后面的屠杀就有可能避免。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中国当局派军队血腥镇压1989年的人民请愿运动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在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非法行为在很多民主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发生过。中国现代史上也发生过。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在行为的方式上一样有违法或动乱的表现。但是,无论在世界近代史上或中国近现代史上,用军队来镇压一个大规模的非武装的群众运动是非常少见的。中国当时是否发生了不得不靠军事镇压的”暴乱”不仅是一个事实的判定工作,也是中国当局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一个最基本出发点。

赵紫阳在1997年9月1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讲道:

“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赵紫阳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分析军事镇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核心问题。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必须对”暴乱”有一个基本定性。暴乱不是一个确定的法律词汇。中国法律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军事镇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参考中国1996年的戒严法关于导致戒严的动乱、暴乱或骚乱的”严重性”、”紧急性”和戒严的”必要性”的有关规定,导致直接军事镇压的暴乱一定有大规模的”暴力”或”武力”行为或事件发生,这种暴力已经导致了相当规模的人民生命的丧失并且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这种”暴力”行为必须是达到了一般的警力不能控制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用有组织的大规模军事镇压。所以,”暴乱”不能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或小范围内和短时间的团伙性行为。暴乱不能包括”非武装”的群众性集会或游行。

同时,在因果关系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是因,发生在前,军事镇压是果。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发生暴乱。

第一,中国当局自己所指控的”暴乱”行为没有证据

关于在”六·四”前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情况,官方唯一报道来自于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

在报告的第六节,陈希同指控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占领广场,”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关于这一指控,除了陈希同的这个报告外,当局在镇压后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证明,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动乱策划者被指控”非法采购武器”。

该报告的第七节,对”暴乱”作了专门报道,其标题就是”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陈希同说正是在下面描述的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按照他的说法,北京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首先,他指控,引发暴乱的一个事件是六月一日发生的一辆武警的吉普车因车祸轧死了一个人。他说,极少数人却有意把车祸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实际上,在人民日报第二天报导了车祸后,这个事件没有对参与学潮的学生和领导产生实际上的影响。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北京市民或学生因煽动车祸而被起诉。

按照陈希同的说法,暴乱开始于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这个报告中关于”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的报导,没有得到其他任何独立的资料印证。实际上当时的报道是,北京市民给军人送吃的,送喝的,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的口号,劝说军人撤退。资料表明,北京市民没有武装拦截军车。和平的拦截军车根本谈不上为暴乱。即便有军车轮胎被扎,此种行为远远不能当作暴乱。

陈希同的”暴乱”说的另外一个指控是”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陈希同没有说明这种冲击的方式,严重性,公安干警负伤的严重程度。

实际上,从五月以来就有些人在这些机构门前或附近进行和平抗议。他们没有武装,没有使用其他武器,那里也没有发生什么伤亡。

陈希同对北京发生的”暴乱”比较具有煽动性说法是,关于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们分发武器。他说:

“[6月3日]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关于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分发菜刀匕首等武器之说,陈希同是当着全世界人民面前造谣撒谎。中国当局镇压后没有关于21个通缉的学生运动领袖、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民等,以及工自联的”头头”韩东方、李进进等这些人发放武器的镜头,照片,或任何文字的具体报道。更奇怪的是,镇压后被逮捕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没有一个因为”发放武器”而被起诉。当局也没有提供关于那些”头头”之外的其他动乱者发放武器的具体的证据。在6月4日凌晨军队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后没有任何报道说军队收缴了任何武器。实际上,那些学生们清场的时候”依然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

自5月20日宣布戒严后,就有些人在广场教导学生如何防止有可能发射的烟雾弹对人体的伤害。他们是在做些保护自己的事情。如果有市民或学生宣传如何抵制军车,那么这本身不是暴乱,而是宣传抵制军队镇压学生。逻辑上,只有军队强行进驻北京,才会遇到抵抗。这说明,军队镇压的是抵抗者,而不是镇压已经施行暴力的暴乱者。

第二, 中国在”平暴”后的审判中没有判决一个”在军队开枪前”的”暴乱分子”,所有被关押和审判的”暴徒”都是对军队镇压的抵抗

从1989年镇压后所揭示的资料表示,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已经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占领天安门广场,用暴力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英勇的北京市民对当局用军队来解决非武装的和平政治抗议进行了抵抗。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只是一个借口。

镇压后,被审判的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没有一个被指控组织暴乱。被陈希同指控的工自联的主要头头,没有一个判刑。有些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抵抗军队开枪。同时,镇压后所报道的”暴徒”都是在军队强行占领天安门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是良民。所以,军队来平息暴乱是本末倒置。

第三,北京市戒严期间其治安状况良好,骚乱来自戒严后,来自北京市民对”戒严”的抵抗。以下是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戒严第二天和第6天的报道:

《北京戒严第二天》:本报北京5月22日凌晨4时50分讯: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40多小时。在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发展情况。

21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数架军用直升机在低空往复掠过,撒下用大字号写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路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本报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

这篇报道指出,北京市民只是抱怨拿不到报纸和牛奶。这说明戒严导致了北京市的治安情况的恶化。但是情况仍然不是那么严重,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工人照常上班,中小学生照常上课,书声朗朗。以下是关于戒严第六天的报道:

本报北京26日凌晨讯,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来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新闻等单位和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一度中断。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架摊位琳琅满目。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率一直在80%左右,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书声朗朗。

以上就是”暴乱”前几天的情况。如此良好的社会秩序,怎么会突然爆发了”暴乱”?唯一的解释是,军队要强行进入北京。而军队的对手则是非武装的学生和市民。

第四,中共自己当时最高领导人也认为将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赵紫阳的话对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掌握有大量的信息和内部通报。同时,客观的材料也支持赵紫阳的判断。要驳倒赵紫阳的判断,必须要用充分的史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驳倒他的判断的史料。

六 “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军队向非武装的群众开枪就是屠杀。中国军人在1989年6月4日前夜和当天对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枪并用坦克车碾平民而造成上千人的伤亡后,全世界的主要媒体,包括香港、台湾和其他海外华人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对人民的屠杀。当时有人称军人屠杀了上万人。仅从死亡的人数来看,这个说法是夸大的。但是,历史不会因为实际死亡人数比最初发生屠杀时人们在愤怒之下报称的死亡人数少而改变其屠杀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政府纪念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是纪念芝加哥警察镇压几十万请愿的工人,当时工人们首先扔了炸弹,所以”暴乱”发生在先。但是当时没有军人介入。警察开枪了,只是导致了4名工人的死亡。这个事件称之为”干草市场屠杀”事件。按照中国政府给出的死亡人数,中国的军人”六·四”枪杀了近三百平民,还不算是屠杀?

我们认为解放军的”平暴”是”屠杀”不仅仅基于军人造成的伤亡的数字,而且还基于镇压的性质和镇压的对象等情况。历史资料表明,北京没有发生暴乱。那里发生的是得到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普通中国公民支持的人民请愿运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中国当局与学生对话。

《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发表的调卷表示,90%的答卷者认为学生的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参加或支持了运动。《中国妇女报》1989年5月19日第462号报道了两个妇女党员的心声。她们说:”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 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目前绝食已有六天 , 声援活动波及全国。这说明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他们希望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去进行真诚的对话”。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也要求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政治纠纷。人民的请愿是中国人民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和平的改革进程的一部分,本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立法和监督程序予以解决。可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军事政治寡头于人民的呼声不顾,动用军队来阻断了这个和平和民主的进程。军队不合适地被拖入到国内和平的政治斗争中里,成为政治寡头镇压对立派的工具,1989年的中国军人扮演了政治斗争工具的不光彩的角色。让历史记住这个耻辱。

军队参加戒严并向平民开火违背了军队的基本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军队属于人民,主要职责是抵抗侵略。宪法在这里没有赋予军队参与党内政治斗争解决人民政治请愿的职责,甚至都没有提到”维护社会秩序”或”制止动乱”的职责。

1989年的中国军人违背了军队的政治领导的基本原则。军队本身没有也不能有其政治决策功能。它是一部机器,由国家的政治机关决定。中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只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指挥者或操纵者,他受制于中共中央,也就是说”党指挥枪”,也受制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军队属于人民。宪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宪法第94条)。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从5月19日后就被软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却”因病”被滞留在上海,目的是不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会来决定人民的请愿。当时有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一份公开信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人们还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尽管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可能不会召开,人民仍然期待预定的6月20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来讨论”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议案。

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害怕用这个合法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于是,他要先用武力将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在没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人民的代议机关在这里只是个列宁所批判的”橡皮图章”和投票机器。人民的合法和和平政治诉求的进程在军队的枪声下停止了。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凌驾于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这是违背宪法,违背人民意志的暴政。人民对这种暴政的反抗是正义之举,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中国承认的《世界人权宣言》,也符合中国的宪法。对这种正义和合法行为的镇压就是”屠杀”。

有人会说,中国军人在1989年6月4日是向戒严的抵抗者开枪,他们是为了协助戒严以恢复北京的正常秩序。首先这是假定,因为中国当局当时明确宣布军队强行进驻北京是因为北京市从6月3日凌晨起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就是说,第一,这个公告排除了6月3日之前所谓的违法”动乱”活动是暴力活动,如示威或游行。第二,军队是来”平暴”的,”暴乱”已经发生在先。他们不是镇压”戒严”的抵抗者。这里中国当局公告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

即便如此,军队授权执行戒严命令的过程本身缺乏合法性。中国当时没有戒严法。1996年的《戒严法》对于军队介入戒严作了两点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一是”戒严任务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戒严任务”(第八条)。二是”执行戒严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在戒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下,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定的军事机关实施指挥”(第十条)。这就是说,戒严是国内民事行为,非军事行为。部队的介入是基于国务院的要求,戒严军队要在政府的戒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下。

我们虽然不能用1996年的标准衡量中国军队在1989年参与戒严的法律问题,但是,1996年的戒严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军队在戒严中的作用在1989年就已经存在。否则,1996年的戒严法就是对1989年军队参加戒严并向平民开火的否定。当时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本说”戒严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这就是承认了96年戒严法的基本原则。

大量的证据说明,1989年中国军人来北京不是来协助戒严,而是来镇压国内政治反对派的。首先,一些军队在4月底就已经开始调往北京。第38军已经全副武装地向北京开发。这说明,军队早在戒严前就准备镇压学生运动了,他们不是来协助戒严的。第二,李鹏宣布戒严的时候,没有正式要求军队戒严,更没有提出和邀请解放军参与戒严及其阐明军队介入的必要性。他提到的几点”动乱”的状况,不足以说明现有的警察和武装警察不能维持治安,非要全副武装军队的协助。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没有正式公布其命令军队戒严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法律程序。第三,1989年5月19日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的第二天,北京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指挥部”。按理,戒严指挥部是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政府人员组成,军队的戒严指挥部应当是这个政府戒严指挥部的一部分。可是当时没有政府的戒严指挥部,由军队的戒严指挥部取而代之。第四,即便当时军队介入有必要性,军队也没有必要全副武装并由坦克开道。北京当时没有任何非法武装或暴力事件。军队完全没有必要全副武装。可是他们武装到了牙齿。以上几点说明,所有军队的介入完全是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寡头们摆脱”党的领导”和”全国人大”的监督所做出的决定,目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以及支持学生的平民。

“六·四”屠杀后,当局自己对”六·四”的总结教训本身就意味当局对军队向民众开枪的否定。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江泽民讲的”吃一堑”当然指的是军队介入和开枪就是挫折和错误。”长一智”就是当局不再敢对以后的群众运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来对付。这说明,他们不敢在一个简单的正义原则面前继续作恶。这个简单的正义原则就是:军队不能对非武装的群众开枪。他们现在不敢直接地说”六·四”是屠杀,那不过是利益所在而已。正义早已在人民心中,他们只不过是在那里躲躲闪闪。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党政干部大会,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戒严令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决定的,由总理李鹏签署发布。戒严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如前所述,戒严的理由本身不足,因为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国务院的戒严令的决定过程也不符合当时的法律。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部分地区戒严。在这里,宪法规定的是”国务院”的职权,而不是总理的职权。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审计长和秘书长组成。虽然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但是宪法同时规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这说明中国的总理不是西方分权理论下的行政首脑只对议会负责,在行政权范围内享有排他性的独断权力。中国宪法要求中国总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讨论。这点被他们自己誉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中国的首都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无论如何都是法律规定中的”重大问题”,依法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但是,1989年5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颁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时候,没有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这一点,可以通过查阅1989年5月的《国务院公报》来证实。那里没有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开会的纪录。可见,李鹏的决定只是自己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几个人做出的,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人民对于这种非法之举当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愿,要求废止之。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86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次日颁布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共有十条,故简称”游行示威十条”或”十条”。有人用这”十条”来谴责参与1989年游行示威的人,同时为军队镇压找借口。这是站不住脚的。

这”十条”是在1986年底北京学潮高潮期间出台的,其内容是对宪法规定的人民的表达自由的限制,超越了宪法赋予地方人大的权限。

“十条”中除了空头的讲”公民依法举行的游行、示威,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护”外,其它都是限制性的规定。其中的最大限制是无所不包的抽象条款:”违反宪法、法律规定,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换句话说,政府当局可以以上条款,否定任何游行的申请,而不予加以说明,也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审查。它规定了申请制度,却没有规定复议制度。可见申请制度是单方面的,实际上”十条”只是授予政府有不批准的的权力,没有给游行申请者对”不准游行”决定的复议权。换句话说,政府让你游行你就游行,不让你游行,你就不能游行。人民哪还有什么游行的自由。它还规定”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和首都机场的周围不许可游行、示威”。这是最荒唐的规定。这些地方是公共地方,就是人民实施表达自由的地方。这个限制也师出无法,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可见,这”十条”走得多远。其他的限制不一而足。

“十条”本属越权无效。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不是联邦制国家的分权体制。中国的立法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所有的法律渊源都来自全国人大。地方人大的法规只能是为执行法律而依据授权来制定的细则。国务院的法规在地方法规之上。故在中国的立法上,中央和地方只有原则和细则之分,没有立法权排他性的划分。地方人大无权直接制定出限制宪法规定的人民自由的地方性法规。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游行示威的自由。到1989年10月为止,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没有制定具体的法律和法规限制游行示威自由。所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十条”规定,超越了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直接限制宪法的规定,本属越权。越权无效,这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人们提出请愿取消这个规定,是中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

“六·四”屠杀后,中国当局在几个月之内(1989年10月31日)就制定了游行示威法。这说明,中国当局认识到了”十条”的越权问题,实际上否定了”十条”。这个”十条”也在新的法律出台后作废了。因此我们不能以”十条”为标准指控北京学生和市民们的游行示威为非法,更不能以此作为解放军屠杀的理由。即便按照”十条”为标准说游行示威者为非法,那也不是解放军屠杀人民的理由。这是一个基本的道义底线。人民有”和平不服从”的权利。否则人民就不能够突破社会不公和政府对人民自由的限制以及非法之法,社会正义就无法实现。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过去的奴隶何以成为今天社会平等的一员。这是自然之法,正义之法。

九 20年的反思

“六·四”屠杀后,当年参与请愿的学生领袖们不停地在反思和检讨。他们在反思,也许当初不应当绝食,也许当初应当早点撤离广场,也许他们做点什么可以缓和和政府的冲突,避免屠杀……

这种反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反思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学生们不是职业政治家。他们的热情是社会生机活泼走向发展的必需。他们的怒吼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怒吼。人民在压抑之中,他们也要怒吼。”大学生万岁”和百万人自发的上街支持,是那个时代人民给与他们的肯定。今天大多数参与者和支持者并没有否定自己。屠杀和他们的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的如下说法是客观和准确的:

八九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绝不是几个所谓”学生领袖”可以代表的,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而抹杀广大学生参与运动的正义性;更不能因为反思学生运动的得失,而掩盖政府犯下的屠杀罪行。如果学生有策略上的错误,那么政府犯下的是罪恶,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因而不容混淆”。

反过来看,政府有什么反思呢?

从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的”公车上书”事件到1989年的以学生为先导的人民请愿运动,中国人民经历近百年的外患内乱,大小学潮也以百记。可是,无论从清朝政府,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和曹锟等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们都知道”镇压学生,千古罪人”。所以,百年学潮中,只有1989年的学潮遭到共产党军队的屠杀。这是人民的悲哀,共产党人的耻辱。

天安门屠杀2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自由权利方面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进步,而且其条件比1989年还要后退。中国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在过去20年有增无减。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关押着非政府组织者胡佳和”08宪章”的推动者刘晓波。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政府自90年代起就花大钱在网络上设立防火墙,设立网络警察,以此来蒙住人民的眼睛,塞住人民的耳朵,和堵住人们的嘴巴。在信仰自由方面,不仅西藏人民受到了控制,内地人民一样遭到了限制甚至镇压或受到虐待,其中包括法轮功修炼者自1999年7月以来所遭受到的镇压和磨难。

20年前人们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请愿诉求,到今天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腐败大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不论中国杀了多少高官,腐败在中国得不到遏制。反腐败还只是共产党的纪律部门控制的事情。

没有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政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腐败就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20年前学生们提出的请愿,将反腐败和争自由联系在一起。

有人试图用这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为20年前的屠杀辩护。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错误的。就如同一个杀人犯不能以他20年后的经济上的贡献而抹煞20年前杀人的犯罪性质一样,今天中国政府的某些进步不能证明过去行为的正确性,就如同今天的共产党人不能否定其在文革十年中犯下的罪行一样。另外,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其中有在”六·四”前后被废黜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可磨灭的功劳。如果”六·四”没有屠杀,中国一样会进步。

如果说”六·四”事件对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给中国共产党政府上了一个”紧箍咒”。”六·四”屠杀后,大多数中国人民否定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如果说过去人们还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许多人是真心地痛哭的话,那么”六·四”屠杀后人们已经是被动地接收一个强加的统治事实。”六·四”屠杀也让共产党背负着血债,所以执政党有了强烈的执政危机。人民成了唐僧,政府当局如同孙猴子。他们干不好,人民就会念经,使得他们头痛欲裂。于是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好就要下台或者再开枪。这种执政危机一方面使当局加强镇压反对派,一方面激励他们搞好经济发展工作。

当然”六·四”后的执政危机意识也使中国的执政党变成了一个自私党,即它将自己的执政地位凌驾于人民的福祉之上。这就是共产党最大的利益。一个执政党自有了本身的利益,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利就会受到损害。同时也不排除共产党在危机的时候再杀人的可能性。为防止再流血,我们还得解开”六·四”这个结。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虽然从6月3日晚解放军在北京向平民开了第一枪始,就善恶已定,我们仍然要求中国政府,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并公布于众,让那些死于屠杀之下的灵魂得以安息,让20年来社会和人们为此受到的创伤得以安抚。为此,我们将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作为我们的诉求:

(一)”六四”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决非政府所说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因此,当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并给予重新评价。

(二)”天安门母亲”认为,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必须满足如下三项要求,即:

1,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2,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公开道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害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害者及受害亲属相应的赔偿;

3,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说出真相 拒绝遗忘 寻求正义 呼唤良知”,这是受难者家属的呼唤,也是全体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呼唤。

□ 一读者推荐

相关链接:

CND89六·四纪念馆 http://museums.cnd.org/China89/ ——————————————————————————–

【纪念六四】周舵:血腥的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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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舵

听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朋友,应当都知道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深爱贝多芬,当然,也就深受这句话的鼓舞。加上湖南人的热血,胸怀大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以为命运是可以由人掌握的。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浅薄狂妄啊(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贝多芬)!

不是说人不能有所作为。我是说,你做的事再大,也只是我们人类眼中的大罢了。孙猴子一个跟头云十万八千里,本事不可谓不大,可他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手掌心里打转转。命运,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啊!我下面要讲的六.四亲历记,你可以看作是对于”命运(神意)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小注脚。

前面说了,我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我上的中学清华附中,有一个了不起的校长万邦儒,我还清楚记得他是如何谆谆教诲,让我们”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但这”大志”和政治却毫不沾边。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千万别弄那个东西,那个太危险了。我从小只有一个志愿,想当科学家。我的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确,没有第二个目标。文革一来,把我的梦想打得粉碎,我只好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随后的”六.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彻底扭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要走的一条道路。居然走到一个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这样一条道路,恰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六. 四之前,我前面的路真称得上是”条条道路通向飞黄腾达”。我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团校混入共产党内–当时的校长正是胡锦涛–以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至少,当今团派出身的大官,会有一大半是我的学生加信徒。现在中国唯一的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北大的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团再干上几年,发笔横财,当时我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从我自身的利益考虑,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六.四这件要命的倒霉事。以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看我这种人,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或者,准白痴,脑残。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不,绝不!要是我没干成最后这件事,我会后悔死,后悔到恨不能以头抢地。可是鬼使神差,这件事居然干成了。”六.四”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但也非常偶然。没有任何人事先估计到,我们能够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把几千学生和市民安全带出广场。而且我要实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说,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这件事–不信教的朋友,你们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们不能不信”鬼使神差”这句老话。意思是一样的。是我倡议的,我设计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没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这个事情到最后做得成。真是千钧一发,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的时候。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就是miracle。

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学生闹事,是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起的。为什么是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被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搞下台的,学生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了一起,也觉得对不起他。邓小平后半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后把胡和赵搞下台,亲手拆散邓-胡-赵这”改革开放三驾马车”,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后退,保守派的步步进逼,六.四之后,邓一度几乎被保守势力逼入绝境。胡下台,李鹏上来,邓-胡-赵变成邓-李-赵,这马车还能跑吗?李鹏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既是个保守派,又是个低能儿,从六.四期间他的表现看来,此人治国无能不假,但玩弄权术却颇有一套–大概是家传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大到想取赵而代之!六.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鹏要付最主要的责任–是他在赵出国后带上李锡铭陈希同到邓面前煽风点火,误导邓讲出一篇昏话,搞出那个要命的 “4.26社论”;是他一再阻挠赵对学潮的处理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学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极其负面的形象,激起社会各界对中共决策层的极大反感,让中共的脸面扫地以尽!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却在中共这个昏昏然的干部体制内青云直上,弄得老百姓全都说,人民讨厌谁,共产党就热爱谁!我觉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到海牙国际法庭用”反人类罪”起诉这个家伙?在李鹏的去留问题上,中共这个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纠错能力,对人民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尊重。李鹏可把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害惨了!或者不如说,是一党专政这个自封代表人民的专制体制,把中国,把中共,把邓都害惨了。

学潮起来,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4月二十几号,我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可惜,没人听我这一套。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努力过,没有用,实际情况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他们已经失望了,不想再干傻事。

从北大回来,我决定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四月底,我和《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亚太经济时报》的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1013名记者的签名请愿。这是我在六四期间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是我主动介入的。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介入,只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问心有愧;但是,继续介入,一则风险太大,再则,我当时已经看出,所谓”掺沙子 “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学运激进化的势头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白白把自己赔上,对社会又毫无益处,这种傻事绝不能再干了。

万万没有想到,不介入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回四通公司上了一个星期班,5月13号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当时我主管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部下就告诉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刚刚来了电话,让我务必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立刻赶到统战部,有急事商量。统战部在六部口,当时我配有专车,很快就到了。

当天,中共统战部里同时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的会。出席这个会的除了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之外,还有我和郑也夫、李肃、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等人。谈来谈去,大家出主意说请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说要请示阎明复。一会儿阎明复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走过来了,他对大家说要商量个具体办法。阎明复对在座的人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局势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外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愿望是很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当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制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摔死?《虎报》说邓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和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许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再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说穿: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

阎明复这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人。阎明复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午饭后继续谈,我们建议阎明复直接和学生代表对话。阎明复当即同意,说事态紧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谈。我们都表示来不及,晚上说不定可以。阎问,谁能帮我去联系学生代表?我看没人应声,就说,我去试试吧,您给我配三辆车。然后建议李肃、郑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学生代表。

广场上学生山头林立,他们的情况大家都不熟悉,上哪儿去找他们的人,找谁?找来的人能不能代表学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我建议郑也夫去《经济学周报》社找王军涛,因为我知道军涛和政法大学的”对话团”有联系。又建议李肃和我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肃有事,不久就先走了,我也只来得及跑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在这过程中,我才知道,当时学生组织共有三大山头: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团。

去了北大、清华之后,我到北师大找刘晓波,想要通过他找吾尔开希。把吾尔开希找到晓波家,已经将近七点。临上车,我对晓波假客气了一下,问他是不是也参加。我原以为他会拒绝的,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坏事了!因为我知道,阎明复是不可能接受他这个头号”黑手”的,而且很可能连累阎。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后来这成了阎被整肃的一大罪状。

七点半左右,我回到统战部,各路被找来的学生代表已经到了,有大约十余人。由团中央的刘延东带来的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代表大约二十人,作为中间人的我、李肃、郑也夫、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加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共六十多人,把统战部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阎明复坐在长条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边坐着陶斯亮,左边位子空着。阎见我进来,指指空位,示意我过去。我摆摆手,却和刘晓波坐在了一起。阎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阎明复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一九八五年到统战部。他说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他说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周一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他要求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发言,他们坚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论,要政府改变”动乱”的提法,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不会停止绝食。阎明复则反复说服学生结束绝食,以国家大局为重。

阎明复的真诚、坦率、善意和人格魅力感动了大家,但是,学生代表坚持不让步,而多数中间人的劝说也软弱无力。会议至午夜方散,大家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许多知情者认为,这次会议是整个学运期间,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对话中最能充分相互理解的一次,但其结果却让人极其失望。

阎明复要赶去开政治局会议,先告辞了。统战部安排了简单的夜宵,留下的人边吃边聊。刘延东是我的清华附中校友,我和她交换了看法,也是不得要领。看到王丹,吾尔开希,梁二,程真等几个学生代表要走,我赶过去,把他们拦在会议室门外。因为怕”秋后算账”,在会议桌上,我们知识分子所讲的话都是遮遮掩掩,点到为止,学生们年轻幼稚,领会不了。在私下场合,我可以直指核心。我讲了大约20分钟,居然把他们说服了!王丹当面答应我,回广场就动员同学撤离。我太高兴了,回来就告诉了陶斯亮,她又叫人电话通知了阎明复。我还以为大功告成了呢!

两、三点钟的样子,统战部派车送我和刘晓波回家。车开出去没多远,晓波说,不行,我还得回广场。后来他一直埋怨我说,要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广场劝说学生撤离,是有可能成功的。

回到家,我一觉睡到下午。给统战部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陶斯亮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跑哪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很少,联系极不方便。晚饭后,我约上师弟刘世定去导师于光远先生家;从于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去了广场,才发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我很生气,心想这王丹兔崽子怎么搞的!费了好大劲把他找出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他很为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戴晴下午和十几个老师来劝了一大通,不也是没劝成吗!

回公司上了两天班,5月16号早晨,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电话,又是让我立即赶到统战部。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不是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吗?还干什么?她急了,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来吧!

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让我再辛苦一趟,去把学生头们找来,阎部长还要再做一次努力。我拿着学生纠察队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进了广场,把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学生领袖领到统战部。这回,阎明复对他们的态度大变,冷冷的,很严肃,还让他们在传达室坐了好一会冷板凳。当然,还是毫无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

午饭后,统战部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乱哄哄七嘴八舌,大家全都既着急又无奈。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开始劝说阎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阎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最终,阎同意试一试。但是,怎么去,到哪去找广播器材,阎的安全如何保证?大家又无计可施了。我心生一计,让统战部当时主事的张秘书长给急救站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坐救护车混进广场。张说对,立刻叫人打电话。问了几处,回话都是,救护车都在抢救绝食学生,派不出来!显然是不买帐。又卡住了。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问张秘书长统战部现在有没有面包车一类的车?她让人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说有三辆车。我很高兴,说那就成了!您赶紧叫人准备一只开水桶,装上凉白开;再做两面旗子,一面写上”急救”,一面写”送水”,我们假装送水混进广场,就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张大喜,立刻让人准备,当即让我负责全部行动的指挥。

两辆车准备好,阎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阎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我就在他身边,听得清清楚楚!

临上车,忽然冒出一个人,拼命往车上挤。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用力拦住不让他上车。他说他是记者,这么重要的事,记者不能失职啊!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就放他上了车。此人我后来才知道是唐师曾。

我们从中南海西门进去,穿过中南海,过金水桥,混进广场直扑广播站。学生纠察队涌上来护住我们,王丹、吾尔开希主持,然后,阎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公开报道都有,无须我罗嗦了。他再三劝说学生撤离广场,再三保证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可以做人质,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我看见好多学生都在掉眼泪,但是很可悲,学生们还是不理会,坚持不撤。

阎讲完话,忽然冒出一群穿白衬衫的壮汉,一拥而上,把阎明复弄进一辆车,立刻开走了。这是中央警卫局来人保护他的–或者,是来阻止他的?不得而知。

我彻底失望了。回到统战部,吃过晚饭,我找了一间会议室闷头大睡。起来之后,百无聊赖地乱逛了一阵,后半夜,照例由统战部派车把我送回了家。

5 月18号下午,我在公司上班,接到邓正来的电话,约我晚上八点钟去统战部会面。我准时到达,却没有看见邓正来,只看到他约来的柯云路等几个人。天正下着小雨,统战部里黑洞洞的。我把六局局长请出来,要求进去避避雨。看得出来,他不大情愿,但也不便拒绝,开了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坐。几个人谈了一会,问了问情况。我从那位局长的态度和答话,以及各处传来的消息,判断赵紫阳很可能已经下台。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时也来了,还带来一辆中巴车。我们出了统战部,到车上继续商量。我说,看来赵已经不行了,鹰派马上就会动手。我们的斡旋彻底失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无非两个选择:一是各回各的单位上班,再也不管了。这对我们自己最有利。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动员出来劝架的,秋后算账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另一个选择,就是站到学生一边去。后果是什么,不必我多说了,坐牢是跑不了的。我个人是要站到学生一边去的,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在他们后边指手画脚,不肯站到第一线去。现在,刀子已经架在学生们脖子上了,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缩在后头,那我们知识分子也太可耻了!我并不同意学生们的很多做法,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和他们共命运了。

我的话把众人都打动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立场,还委托我起草一份声明。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家还拿出一张纸,我一个字还没写,他们就事先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当然,这份声明我根本没写,因为第二天就宣布戒严了,我不想连累这些朋友。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受命斡旋。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绝食。

第二天,5月19号,我们二十几人在蓟门饭店开会,中间陈子明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神色凝重地说,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今天晚上要实行军管。你们哪位立刻帮着写个东西,把消息散出去?刘卫华指着我说,周舵笔头子快,让他写吧。二十分钟左右,我写出一个《告人民书》的草稿念给大家听,众人提了一点修改意见,陈子明马上派人送到北大,学生们印成传单,很快传遍了全北京城,吴学灿又用它印成了《人民日报》号外。

5月28号早晨,王军涛来电话,找我去人大附中院内的”中国文化书院”开会,”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每天在那里会面。席间刘晓波突然提出要去广场绝食,然后非拉着我去不可。我不要去干这个事。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干这个事。我说,你要考虑社会后果啊。社会后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四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几个人呢–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响应,你不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吗?然后自己弄到监狱里头不知道要呆多久,这不是大傻瓜吗?另一种可能,就像5月13号王丹他们绝食一样,把大家都煽动起来,然后你控制不了局面。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不出来会有第三种结果。我说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他讲了一大堆,也没能说服我。讲的那些我就不能公布了,那是我们的秘密。

到了5月29号晚上9点钟,刘晓波给我家里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必须今天告诉我,去还是不去”。我又劝他说,你别干这个。他太太也哭得不行,求他不要去。他说”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那我说”好吧”,没有办法说服他,我说”这样,你一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明确答复。”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我甚至拿了一张纸,中间画了一道,去?还是不去。然后列举这些理由。我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去。最后是由于两个理由,我决定我非去不可。第一,刘晓波从认识我不久就到处跟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个最好的朋友要去干一个掉脑袋的事儿,要你陪着去,你能不去么?我从来就说,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两个字,叫”仗义”。你没办法不去,这是第一。否则你整个人格就垮台了。那是我宁死也不能接受的一个前景。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去之后说不定能影响他。我要是不去,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他的太太陶力当着我们两个的面–那是第二天了,在他们家,她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最后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我去的话,他们三个一块死在里头,非常非常可能是这样。总之,我去绝食完全不是我的意愿。最后你发现你必须选择自己不愿做的事!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一个小时之后,我给刘晓波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同意去绝食。他乐坏了,我趁势提出几个条件,一是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社会进步人人有责”。这就是我们《六.二绝食宣言》的起因,第二天我拟了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再就是要严格遵守绝食规则,连糖水都不许喝!他全都一口答应。我问他还找谁,他说准备找侯德健。我问为什么找他?他说侯名气大,可以动员群众!我又问侯什么态度?他说还没找到呢,侯还在香港做他的录音带。

5月30号晚上,我们去机场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问,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他实在搞不懂。他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又把刚刚起草好的《六.二绝食宣言》拿给他看,他才同意了。

6 月2号下午,我们四个人先在侯德健家里集合,我看见李双江也在,李还表示要参加绝食。我说你不想活啦?你是军人啊,要上军事法庭的!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先由刘晓波说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主力量的坚韧。我们认为戒严和军管是”阶级斗争”式的,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我们为此呼吁全体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有记者问我们这样做是否考虑到后果。我说,所谓后果,无非是社会后果和个人后果。社会后果我当然担心,担心发生过激反应。我希望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激动。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个人来饿三天罢了。至于个人后果,我们很可能会去坐牢。可政府不能关我们一辈子。我说我只担心自己的行动会牵累四通公司,希望政府不要因为我个人的行动而加罪四通,并说我已经辞职。侯德健讲了他几天前在香港参加港台百名大明星”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的盛况。三十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一千三百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人的签名指给大家看。高新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讲了他参加这次行动的意义。随后,我们到广场广播站去发表讲话。侯德健还大声呼吁学生们行动起来把广场清理干净。他再次讲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结束后,三十万香港市民从跑马场退场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废纸垃圾。他还说他发现他写的歌曲”龙的传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龙的传人不限于”黑头发黄皮肤 “。他很抱歉犯了这个错误,并且决定修改歌词,我则说,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能有侯德健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中国的事情会好办得多。后来,侯德健领唱了”龙的传人”。

六月三日的白天一直很平静,我们四个人除了在中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外,一直在帐篷里昏昏欲睡。傍晚时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解放军强行进城,在各处路口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来。广场广播站开始教授学生们防备催泪瓦斯的方法,以及天晓得会不会奏效的,用汽油瓶、棉被(!)打坦克的方法。

十点钟前后,广场以外的四面八方突然枪声大作,而且越来越密集,尤其是西面木樨地方向。开始大家都认为打的是橡皮子弹,不久就有人跑来说,军队已经真的开了枪,然后不断有人在广场广播站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只是广场上暂时还算平静。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过来,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人们刚七手八脚把这人护送上救护车,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六.四凌晨,那时已经打枪打得一塌糊涂了。午夜一点钟,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发出隆隆巨响,绕广场兜了一圈。枪声响得愈发密集,四面的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过一道道闪光的弹迹。广场东北角一片火光,看上去像是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燃了。我们四个人想下去看看,被学生纠察队坚决阻止。学生们甚至不准我们离开帐篷一步,怕我们中了流弹。这些可爱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负的大孩子们,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在这已经发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安全!

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心里觉得好笑,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另一边是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了人,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和汽油瓶。双方的一场恶斗看来已成定局,广场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了。

突然一个学生,北大的邵江,跑进来蹲在我面前,我听那声音都颤抖了。看不见他什么表情。他说,”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计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那些大兵简直疯了,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男女老幼 “。他说他刚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几个地方跑了一圈回来。他说”周老师,求求你,现在能救同学的就是你们几个老师了。你千万想个办法救救大家。”我听了之后心想,我能救谁啊,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啊!那天下午就有好多朋友来找我,包括王东、王苏波,我部队里的两个铁哥们儿,都是军队首长身边的人,穿上便衣进来跟我讲,说你必须要想办法出去,你不能呆在这儿,晚上要出大事儿。我问什么样的大事儿,他说要多大有多大!我不可能走啊,对不对?你自己跑了,像吾尔开希那样,那是一个人格垮台的事儿。那是不能做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两个字–等死。听天由命了。邵江说了之后,我先问他”你这个主意跟柴玲说了没有?” 柴玲是”总指挥”啊。他嗤之以鼻,说柴玲?跟她说没用,根本说服不了她,她也说服不了同学。我心想,我是你们的客人啊,我怎么能够去指挥好几千同学呢?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对立那么严重,而且这么情绪化!我心想,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怎么能说服你们大家?但是后来我决定,必须要试一试。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试了,不成功,我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试,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再说四个人里我是老大啊!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先说服了高新,高新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说早就该撤了,就是他不敢说而已。谁说要撤谁就是叛徒。然后我们两个人再说服侯德健,最后再说服刘晓波。我们四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我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一二三四,其中就包括跟戒严部队谈判,否则部队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一阵乱枪就把你打回来了。我们有一大堆学生纠察队负责保护–也不知道是保护还是控制,因为柴玲私下里跟身边的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来夺我的权的!”–不错,我们就是想夺她的权!所以后来王军涛设计了一个马拉松绝食,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夺柴铃的权,否则毫无办法–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我们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最后我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任!”然后我做了一个分工,我们四个人分成两拨。我说”晓波,你和高新留下,继续劝说同学,”因为同学们根本没同意撤呢。说”德健你跟我一块去谈判”,因为我心想这猴子等于一张活名片。谁知道什么周舵是谁,那还不是一枪就把你干掉了。你要说你是侯德健,他可能会手下留情。你来两个人,说是代表学生来谈判,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谈判?你说话算数么?所以他必须跟我去。刘晓波还挺仗义的,非要说他跟侯德健一块去。侯德健就劝他”你这个人脾气太坏,弄不好跟人家吵起来,咱们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个暴徒。还是我们俩去。”侯德健真不错,你想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咱们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这条贼船来了,根本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干嘛来了,现在跟着我去干这要老命的事儿。然后我们有个保健医生–我们都是首长待遇–叫宋松的一个小伙子,就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来,给你们二位穿上白大褂,就伪装成红十字会什么的,然后去找戒严部队。”

正商量着,几个学生纠察队员气急败坏地跑进我们的绝食帐篷,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要敲死谁。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着,一边讲述军队如何凶残:”他们全是野兽,不是人!”讲述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个平白无故地给打得满身窟窿。”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小伙子面前,此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小伙子哽噎着告诉我,他十九岁,是个体户。他说他家里有父母在,还有一个姐姐。我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活他们。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亲还有姐姐会多难过?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

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已经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当时我设计方案,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是不是真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有把握。真的是千钧一发!

我们四个人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方案决定之后,立刻开始行动。我们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接着由我向广场上的人喊话。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份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退。我们要求同学们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在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我把这番意思反复喊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讲了话。我们随即听见一片呼喊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才知道那里大部分是市民。

我和侯德健正要出发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德健忽然说,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说你试试看吧。过了一会儿他跑回来,气愤地说,妈的,她不肯去,她说她是广场总指挥,不能离开!

我们从西面走下纪念碑,我就让小宋赶紧去找他说的那辆救护车,我和侯德健就在下面等他。等了好半天小宋才回来,等得我们心急火燎的。他垂头丧气地说”车不见了,衣服也没有”。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开来一辆中巴,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截住了,上去跟司机说我们要去找戒严部队谈判,你能不能帮个忙。这个司机真不错,那是多危险的事儿!他把车上人都劝下去之后,就问我们往哪儿开。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开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纠察队的学生陪着我们。他就讲,听说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儿开吧!然后就往北开。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边纪念碑,这边天安门,这边是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这边是人民大会堂,三面都是马路,马路和广场之间都有隔离栅栏,把马路和广场隔离开来。我们就往北边的隔离栅栏这边开。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正说话呢,司机一下急刹车停住了,说”几位先生,不能再往前开了。大兵在前面嚷嚷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了。你们几位自己走过去吧。”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自己走过去了,就从这两个隔离栅栏的缺口这儿走过去,就是在劳动文化宫南边,现在这儿有个交通岗。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大概比这个交通岗再靠北边一点。这段路,大概也就100多米,我觉得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恐怖之极。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我们赶紧停下来,扯着嗓子使劲玩命的喊:”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先把名字报出去,”赶紧把你们的指挥官叫出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没开枪。过了一会,跑近来一群人,十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钢盔,前边的当官的拿着手枪,后面大概是警卫员,拿着冲锋枪。为首的跑近前来,我一看,是一个上校,两道杠三颗星。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们说我们怎么来支持暴乱,我们说他什么人民子弟兵,杀这么多老百姓。然后我说,不能再吵了,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你们是什么态度?他当即就表态说”我个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当然,他当然不能作主。他说”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千万别动。我马上去请示指挥部。”然后这十几个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几个人在那儿等答复的时候,广场上靠近纪念碑原本有一点昏黄的灯光,哗一下也全灭了,整个漆黑一片。没多久就见烧起几堆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官方报道才知道,学生把垃圾什么的点着了,怕部队来偷袭他们,照明用的。他们三个就有点紧张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必须在这儿等着。估计这就是开始清场的信号。”过一会他们跑过来了,说”你们赶紧回去,指挥部已经同意了,给你们在东南角留了通道。你们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我们连滚带爬跑回去,因为我拖着侯德健,侯德健已经–他大概身体很坏,有胃病,平常又不大锻炼,我还经常跑个万米什么的,又绝食–他已经跑不动了,好不容易把他架回去。然后就开始动员学生,在广播站里广播。我就把学生吓唬了一大通,就说”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跟我们谈判的部队讲得非常清楚,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我只差没说,如果不撤出去的话,你们一个个都会死在这里头!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说不定这成为我将来一个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信息传达过去了,这话本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为,无非是来一大帮子人,把大家一顿臭揍,枪托子什么的,架走就完事了。根本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真的是机枪横扫,不分男女老幼,谁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们在广播里反复动员,我先讲,然后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全讲了,一定要让大家撤。学生还在争论撤还是不撤,把我急坏了。我就跟侯德健说,”不行,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看看他们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也好。”我们又跑回去,这时就剩三个人,小宋还跟着我们,又重复这个过程,又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说没有任何可能。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又说,你们赶快,如果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几位自己赶快走,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侯德健跟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在广播上讲了,我们一定最后走,哪怕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走。分手时很客气,我记得还握了握手。

我们赶快跑回去,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学生已经开始撤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学生们打着旗唱着歌,非常荒诞的是唱着《国际歌》,唱着共产党的党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很悲壮。我们俩赶紧往纪念碑上跑,跑到第一层平台上,然后,因为也没仔细看,就被一个大兵拿枪一横就把我们拦住了。这个时候我一看,整个顶层平台上一片钢盔的反光,早已被部队占领了,在往下赶人。小宋赶紧上去跟他们解释,”谈判代表,刚跟你们达成协议了”等等。他也就没怎么样,反正不能让我们再往前走。我们是想去找刘晓波和高新。我们就回过头来,站在栏杆后面,面朝东,朝着历史博物馆方向。正在想怎么办呢,我们三个人,小宋还一直跟着我,就看见那些学生,很悲壮的,慢慢地往东南角撤。后来才知道,是封从德说大家表决,同意撤的就喊”同意”,不同意撤的就喊”不同意”,哪边声音大就按哪边办,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他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其实这是个好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教条主义。如果你在下面,你怎么知道哪边声音大?只有在上边才听得出来哪边声音大。他就非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就这样才说服了学生撤。

我们正在这儿站着看,正在想怎么办呢,突然学生们停住了–这时天开始微微有点亮了–然后有个学生喊”侯德健,一块走!”,他们把他认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担心我们被大兵俘虏,反正意思就是跟他们一块走,别再留。我们拼命劝他们快走,他们也不听。这样我们就赶紧跑下去,顺着学生队伍往队尾走,因为我们不是说了要最后走吗。转到纪念碑的北边,因为我们朝东站的,从东边跑下去,到北边一看,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学生,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也不服从。把我急坏了。我和侯德健分头去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骂,连拉带扯,我刚把前边那个学生说服了,拉起来要走,后边就有一个声音喊”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他马上就坐下了。把我气得当时就开骂了,把他臭骂一顿,大意是说,你可以死,这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么权力强迫其它同学死?万一你没死,你将来怎么向这些同学的父母交代?讲了很多,最后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说了一句”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是要找个理由。这样才大家全起来跟着走了。我正要跟着走呢,突然抬头一看,前面一大群军人,离得非常近了,挺着刺刀就过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赶紧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等等,喊的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结果话音没落,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捅在我这边,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当时我就要窒息了,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着我,赶紧把我扶住了,然后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什么,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后来小宋拿自行车把我驮到我家门口,我们两个还互相撩起来看伤。都在这里,非常准,就在心脏旁边这个肋骨上。后来听说那就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特种兵。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捅的,我现在还留着疤呢。然后赶紧,小宋就拉着我回过头,走在队伍最后,一点一点往前走,很慢。走了一段之后,小宋就使劲把我往人群里头推,还不断往后面看。我回头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后面那枪口就对着我们后心!小宋就怕他们,你不管是什么,不小心走火还是什么,我们就没命了。他赶紧把我推到人群里。裹在人群里走了一段之后,我就从东边钻出来。这时候我和侯德健也失散了。我就想去找他们三个人。就见一辆坦克开过来,离得非常近,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这样,冒着浓烟。然后到这里它就停住了。停住之后,这些冲动的学生还在地上找瓶子找砖头要砸坦克。我赶紧把他们摁住,一边看坦克前边的舱盖里钻出来一个坦克兵,做这个手势 –估计大概就是说,别废话,赶紧走吧。没开枪,也没扔催泪瓦斯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撤了。我顺着队伍来回跑了好几趟,想要找他们三个,谁也没看见。

我和小宋从广场出来,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市民出来。人不多,站在马路边上,人人都在掉眼泪。然后跑过来一个中年人,像是30多岁的样子,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讲,”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是顶不住了!”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一定是这整个那天晚上就是在拼命阻挡那些军队,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把他们挡住!

我和小宋从前门大街走到北京音乐堂,然后到六部口。到六部口那个路口,还是西单路口,记不清了,我在那儿站了半天,看一辆烧焦了的装甲运兵车。我还直纳闷,这么一个铁家伙怎么就被烧了呢。然后穿过马路就快到西单了,就在电报大楼附近。这时候,就从东边开来一辆坦克。后边坦克我没看见,后来才知道不止一辆。开得非常快,就在紧靠着人行道的马路上。我那时候也冲动了,也在拼命找砖头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幸好没开枪,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我们所有人在广场上都发了湿的口罩,我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这时候我才低头看见,整个马路人行道上都是血,半干的血迹,一滩一滩,一溜一溜的。那是我第二次看到流血。第一次是我去发表广播讲话。我说了还没两句,广播器材坏了。我坐在那儿等着他们学生满头大汗在那修的时候,想起来有一个学生送给我一顶钢盔,给我作纪念品。我就掏出来一看,里面全是血,估计是砖头砸的。把我恶心坏了,一甩就给丢到松墙那边去了。第二次就是在西单路上看到的血。这辆坦克开到西单路口,一个急转弯,从那边又开过去。后来听了很多见证人说,不知道这辆还是后边从东边开来的坦克,就在六部口那个路口,压死了13个学生。我认识的一个北大姓刘的职工子弟,一直不断跟我联系,他就是在那里被辗掉一只胳膊,现在装的是假肢。因为坦克开过来之后,学生们都排着队,这个十字路口所有的四边上,也有很高的隔离栅栏。所以坦克开过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挤在坦克和隔离栅栏之间了。前后都有人挡着,中间这些学生就根本没有地方跑,连辗带挤压,据说是死了13个学生。高新说他当时就在离我后边不远,他刚刚跑到这个路口,亲眼看到学生死伤。所以死人都是发生在广场的外围,唯独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后来许多人胡说八道,我6月5号上午还在街上看,就看到有人贴出来的传单,说一个自称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跑到香港了 –真神速啊,可能是坐火箭–说他如何如何在广场里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等等。不是柴玲说的,柴玲很晚才跑出去的。老外又根本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地形他也不知道,一说”六.四”就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大屠杀,那一定是在天安门。完全不对。这就像一个台风一样,周围是12级台风,就这个台风眼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在部队还没有大开杀戒之前,我们就把学生和平的撤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杀人,是想把我们这些人都赶走。没有必要在广场上再杀人了。

到了西单路口,小宋他家就住在西单,他说他从家里找个自行车把我驮回家去。从西单这个路口拐过来往北走–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泪–我站在那儿愣住了。我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形!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马路当中是一片狼藉,就像经过一场大混战一样,废砖烂瓦,什么烂铁条自行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但是你看两边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块破玻璃,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暴乱”啊!没有一个人砸玻璃,到里头偷东西抢东西!你再想想看,比如说,我去美国之前,就在92年,洛杉矶大暴乱,你看看那是什么景象!那些人要抢南韩人的商店,韩国人在房顶上架着机枪跟他们对着干!天底下哪有北京六.四这样的”暴乱”啊!我心里想,北京人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后来,每当我有点动摇,心情沮丧的时候,就用这件事激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大有希望!

以上所说,就是我的六.四亲历记。

二十年过去了。每年六四,我都要例行绝食一天,纪念这个永世难忘的,惨烈的,血腥的黎明。

(本文引用了罗点点《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部分文字。该文的素材系由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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