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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 :近日与中共国安人员的一次对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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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与中共国安人员的一次对话 ——————————————————————————–                             老骥

手机叫了,一个女士的声音:”喂,×老师吗?张处长请您尽快到离退处来一下。”

一个不祥的预感立即涌上心头。此日是2009年3月5日(星期四),时间是上午9:30左右,阴沉的成都好不容易有了阳光,我本来打算到旅行社去委托办理赴香港的通行证并预订3月27日上午的机票。但这个电话把我近日来的好心情全搅了。

果不其然,瘦小的張处长(女)挂着微笑向我低声说:”其实没有啥,青羊分局来人向您了解一下情况,在院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等您。走吧,我陪您去。”

我生性表里如一,不会掩饰情绪。兴许是她看出了我的激愤,又低声说道:”真的没啥……”

“有啥也不怕!我这辈子怕过谁?光明正大的,没做过任何亏心事,何况也是这把年纪了,我还怕谁?……”

她沉默了。我没好气,疾步走过后院停车场,爬上二楼就一把推开了会议室的双扇门,霎时,三位等候我的专政人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用异常恭敬的微笑迎接我,而我却不为所动,冷冷地问道:

“说吧,我犯了啥事?”

“哦,请坐请坐,坐下慢慢讲……”

我不改冷漠,直面扫视着他们。中间一位显然是主讲,年约三旬出头,身著警服,仪表堂皇;左边一位也是身著警服,年纪更轻,还有满面稚气,任纪录;右边一位著便衣,年纪稍大,他始终笑容可掏,满口黑牙,烟瘾不小。

“是这样,×老,您是不是打算去台湾?”主讲问。

“是,今天就准备订月底的机票。”我回答得很干脆。

“×老,您对邀请您的组织了不了解?”他又问。

“了解。对方是台湾大学,赫赫有名。学术交流嘛,国台办不是一再鼓励过?王毅主任最近不是还有个专门讲话吗?好事嘛。”

“不一定,现在情况很复杂,海外很多人都是拿学术交流作幌子,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邀请您的这个组织也是……”

“我懂你的意思,你们国安局认为对方是反共组织,是不是?那请问,你们手头的证据又是在哪里?–”

“–当然有!我们有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啥事不晓得嘞?”黑牙便衣抡先作答,笑容仍然很灿烂。

主讲晃了晃一张复印件,接着讲道:”估计您最先收到的就是这份邀请函吧?从澳大利亚发的,叫自由文化运动,讨论重建中华文化,对吗?”

“是!这有啥子不好咧?请你们不要神经过敏,一听自由二字就产生过多联想,其实这同‘维稳’并不矛盾,只有揭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嘛,对吗?再说,文化交流本身就是最好的途径,求同存异嘛,台湾各界也不可能同中共的主张整齐划一,实现和平统一的路子还是很长的,我本人除了支持统一和民族振兴之外,对政治斗争,党派斗争根本不感兴趣,我只会参加学术文化交流。我也相信邀请方是支持文化发展的团体,他们的宗旨是主张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写作,这有啥子不好?–”

“–我刚才讲了,这是个幌子,请您不要去。我们有责任保护您的安全,您是专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专家。”主讲讲得很动情。

“我听不懂,莫非他们会杀我?会害我?”

“这到不至于。他们是想利用您。”

“请放心,我不是工具,明说吧,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利用我。我只爱我的祖国。我只希望我的祖国繁荣昌盛。我只希望子孙后代不再重复我的悲惨命运。正因为如此,戴完了22年‘极右帽子’后,我才会立即捂住伤口,抓紧用好16年的在岗时间,实际情况是成果累累,成绩卓著,还当了规划处处长。这是不是自吹自擂,你们可以马上问院长。退休后,我几乎是在无偿的帮助西部藏区搞水电脱贫,如今他们都富了,但他们没有忘记我,有的县还特意向我颁赠了荣誉县民。我很高兴,觉得是个最高奖赏。我觉得我没有白爱我的祖国,没有白爱我的同胞。尽管我对祖国爱得痴,爱得傻,但我是始终拒绝充当任何政治工具的。我的二哥是留美空军,在台湾,曾经也算上层人士,1987年归来时,‘台办’的接待规格是很高的,后来也安排我赴台探亲,但我却婉言谢绝了,为啥?我觉得政治色彩太浓。后来一直是这样,无论海内外,凡是与政治挂勾的‘论坛’发出邀请,我都是一概谢绝。不是怕,是我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这一次之所以乐意赴台,是看中了文化主题。我认为你们国安局没有必要阻拦我,应当相信我对祖国的忠诚。事实将会证明,你们对我的阻拦是个错误!”

沉默,僵硬的沉默。我看得出他们臉上的感动与无奈。

“我也明说吧,×老,”主讲者讲,”这次不行,另外还有几个人,都不行。即使您买了机票,也上不了飞机–”

“–你是在威胁我?”

“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例行公事,也有责任保护您。”

“那,我就从此就上了你们的黑名单罗?!~~”

“不是不是。凡是办了护照的人在网上都有名字嘛。”

“那,我就永远受到你们监控罗?!–”

“–不是不是!保证不是!”便衣强调道,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们今天向您了解情况,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不准外传。”主讲指了指我身旁的张处长(女)和年轻的纪委书记。

“那我今后再到美国去探望儿子儿媳呢?”

“去呀!同你们离退处打声招呼就行了。”主讲表态道。

“我可有言在先哇,今后一旦查觉受到了监视,我可要向中央提出抗议呀!还会在网上公诸于世哇!”

“不会不会!保证不会!”便衣吐着烟雾保证道。

“难说。例如我楼下那户邻居,女的是法轮功,男的是党员,但有人还要找我打听女方的活动情况,只是被我一口拒绝了。我的经历使我痛恨打小报告。我渴望自由的生活。我根本不习惯同你们这身警服打交道。我曾经在深山老林工作时,即便派了公安真正保护我的安全,对我侍候很好很好,哪怕最后成了朋友,也同样很不习惯。那22年的专政,真是一言难尽,反正产生了条件反射,非常强烈。我有个当公安的侄儿,每当到我家,他都是穿的便衣。他很理解我。你们不知道刻骨铭心的刺激是什么,那是青春、爱情和幸福,还有理想和事业,都被平白无故的彻底毁灭啦!~~ 在遥遥无期的挣扎中,向我训话,向我呵斥的,常常都是穿着你们这身警服的人。所以希望你们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很不平静,请向你们的上司转告,阻拦我赴台参会是完全错误的!”

沉默,又是僵硬的沉默。我看得出他们满臉的无奈。

“那、×老,您究竟要去讲些啥子内容呢?”主讲问。

“很筒单,我是搞水利的,也研究过水文化,只懂水文化,其他都不懂,对政治更不懂。我讲的题目是–”

“记好,”主讲向纪录提示道,”也讲您老人家讲慢点哈。”

“好,我讲的题目是《论古蜀水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主要围绕都江堰,阐述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和乘势利导的治水法则。这有啥不好?如果时间允许,我还要讲解我们规划设计的紫坪铺水库在震中点位不倒的原因–”

“–啊,紫坪铺!这座水库了不起,救了成都……请讲!”

“我今后同各方交流的东西还很多,只要他们感兴趣,例如,对‘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这页‘天书’的破译;对‘引江作堋’的阐释;对‘沫水’究否名词或动词的认定;对古青衣羌国消亡之谜的考证;对古蜀王国灭于秦国后的去向,及其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留下的辉煌与迷团的探寻和思考。我还想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当小冰川时期向全球袭来的时候,四川横断山区是否仅仅保护了大熊猫,还有没有保护过人类的远古始祖?……你们说说,难道这些话题没有意义吗?难道今年仅仅是个敏感年就该草木皆兵吗?”

在场的五位听众显然听得入迷了。

“那好,我们如实反映。但这次确实不行。听说国际法庭就是澳大利亚那几个人搞的,判江泽民终身监禁,判罗干20年徒刑,判周永康12年……”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了。

分手后,回家就听小姨妹讲,他们在路上堵了车,有不少警车在怪叫,街上有成片公安在拦截检查藏区牌号的大小车辆,和所有来自藏区的车,据说甘孜、阿坝已经闹开了……这信息令我不禁低头沉思,50年,一说”民主改革”50年,二说”平叛”50年,三说”屠杀镇压”50年,四说”起义” 50年,莫衷一是,但反正都是一笔债,积压了整整50年!仅凭个人的切肤之痛言,我敢说一切恶果皆与毛时代制造的反人类罪行直接相关。只有彻底清算了毛泽东,一切历史欠债才可逐渐了结,别的办法是没有的,盖是盖不住的,屏是屏不住的,堵是堵不住的。这应当是常识。

其实,邀请方给我出的题目是《文学与苦难》。这个命题真好。我本以为我们这代人蒙受的苦难可望免却下一代的苦难,免去中国的苦难。如今看来,这个想法实在太幼稚了,被苦难弄傻了。中国的命运掌管在连常识都不顾的官有制阶层手里,苦难哪有尽头?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为苦难而生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我希望没有苦难,即使没有了文学。至少,我不希望公安、国安人员天天都是那么忙碌–仅仅为了”维稳”。但无奈,今年过了三月还有五月,五月一完就是六月,六月忙完可否高枕?不一定吧,喜迎的十月六旬还有个”双十”呢,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知道1911年才是民主曙光升起的年头呢!1949年是什么?毛泽东讲也讲得直率,做也做得干脆,他不仅一再感谢日军侵略帮了他的忙,而且还光大了农民封建政权天生的丛林法则,屠杀3000余万,饿死4000余万,还打算拿四、五亿中国人去吃原子弹!……毛留下的一笔笔遗产也委实忙坏了后毛时代,不靠”维稳”又还能拿什么来包装和支撑专制制度这个豆腐渣工程呢!

不知2009年的”维稳”又要扼杀多少无辜了,包括我的心灵。

好在已是这把年纪了,我怕谁?

写于 2009-3-9

(注:本文作者老骥受邀参加《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台湾文化基金会”、”台湾发展与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定于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间在国立台湾大学召开。在《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将举行第二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

□ 一读者推荐 ———————————————————————————————————————————— 陈破空:西藏”农奴制”何从来? —————————————————

                             陈破空

为了证明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中共把1959年以前的西藏,定性为”封建农奴制”,渲染”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中共进军和统治西藏,自称”解放农奴”;为此,今年又特设所谓”百万农奴翻身纪念日”;以为,这段历史,铁板钉钉,就由中共说了算。

笔者为此查阅藏中及其他国家相关史料,并走访1959年以前曾生活于西藏的藏人,包括年届七旬的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桑东·仁波切。发现,只有中共一家,指称从前的西藏是”农奴制”,而所有其他史料,尤其藏人的描述,都截然迥异。

1959年以前,西藏人口组成,大致划分为: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僧人,尼姑。除了居住寺院的僧人和尼姑,普通藏人中,农民占60%,牧民占30%,手工业者占10%。当时,西藏的土地,分别属于西藏政府、寺院和私人所有。没有土地的农牧民,则租耕土地,以为生计。不论把西藏土地拥有者称为领主还是地主,其中的佃租关系,与同时期其他国家情形,并无不同。

事实上,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西藏农牧民,与同期中国农牧民处境相比,地位相似,但西藏农牧民享受的自由程度和生活条件,却更好一些。原因是,当时中国处于战乱,中国农民负担极重,生计朝不夕保;西藏境内,却和平而安宁(西藏政府奉行中立政策,未卷入世界大战),民众安居乐业,一派田园牧歌景象。租耕土地的西藏农牧民,上缴给土地拥有者的部分,包括税赋,仅占每年收成中的2%至4%,逢天灾,还可免交。

1959年之前,西藏从未发生过饥荒,更没有饿死人的记录。中共统治西藏后,把血腥土改、公社化、大跃进、文革等一套,也强施于西藏,并将西藏粮食大量运往内地,严重时连种子都不剩。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西藏发生大规模饥荒,这是西藏历史上的首次。

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喇嘛,到地方视察,藏人下跪,流泪哀告:”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为此他给周恩来写《七万言上书》,恳切道:”过去西藏,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如今,人们成批死亡,因为断粮而直接死亡,有些全家人死光……”他悲愤道:”从前西藏讨饭的,还有一个碗;如今讨饭的,连一个碗都没有。”因为上书,这个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活佛班禅喇嘛,竟被中共投入监狱,关押10年!

以从前西藏律令,土地拥有者无权赶走佃农,更无权体罚佃农。民众如有犯罪,地主或领主无权处罚,而须纳入政府法律程序。1959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不到一百人;中共统治西藏后,在藏区遍设监狱和劳改场,关押犯人数以万计,尤其关押大量政治犯。因坚持宗教信仰而竟沦为囚徒,在从前的西藏,根本无法想象。

前西藏政府组成,50%为俗官,50%为僧官。其中,俗官采世袭制,与当时中国或其他国家类似;僧官则不计家庭背景,其中大批出自农牧民。西藏有一句谚语:”男儿只要具才智,噶丹宝座无常主。” 西藏实施的,不是”政教合一”,而是”政教结合”,这是西藏作为一个佛教国家的独特之处。正因以佛教立国,西藏官民重视的,是慈悲、仁善、诚信、扶弱救贫等柔性价值,与盘剥、虐待、欺诈、恃强凌弱等恶性政治格格不入。

中共杜撰”农奴主”、”农奴”等名词,还编造”剥人皮”、”挖眼睛”等故事,耸人听闻,与真实的西藏风马牛不相及。倒是中共自家的酷刑,堪称世界之最:张志新被割断喉咙,钟海源遭摘除器官,李九莲被竹签穿连下颚与舌头,高智晟遭极端性虐待……

考虑到中共连中国历史(如抗日战争史)都予以伪造和篡改,他们伪造和篡改西藏历史,也就不足为奇。华国锋邓小平等曾平反毛泽东制造的”冤案”,但仅限于党内;所谓”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在历史方面,也仅修正了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互相诋毁的部分,其他,有关国家、民族、人民等主要历史部分,丝毫未变。换言之,中共当政,至今仍以毛式谎言为基础。

普通人时间有限,掌握的知识也有限;要普通人了解、对比浩瀚史料,更难。奸巧的独裁者,正是利用这一点,让普通民众只须记住那些在他们耳朵边重复千遍万遍的结论或口号,天长日久,习以为常。中共迷信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类纳粹式理论。

1959年以前的西藏,固然也存在种种落后现象,就像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西藏也需要更新与发展。实际上,从上世纪初叶、即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开始,西藏政治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方向就是流行于世界的宪政制度。

1961年,流亡才两年,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开始拟定”西藏未来民主宪法草案”。其中甚至有这样一条:”经议会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与最高法院协商后,可以罢免达赖喇嘛,其职权由执政委员会行使。”

其后,民主进程在藏人流亡社区中逐步展开,议员和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至1990年,政府不再由达赖喇嘛任命,改由议会选举产生;至2001年,政府首席部长(即首相或总理),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至此,藏人在流亡途中,完成政治改革,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民主与宪政体系。

反观中共控制的西藏境内,不仅有血腥土改、公社化、大跃进、文革等最恐怖和最黑暗时期(远比欧洲中世纪还要恐怖和黑暗),还有1989年和2008年,藏人两度和平请愿、遭中共残暴镇压的惊天血案。

忤逆神灵、暴戾无道、奉行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中共集团,以其铁证如山的劣行败绩,昭告世人:由中共把持半个世纪的西藏,才堪称当代 “农奴制”、半 “农奴制”、或变相 “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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