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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儿:我们村的”农奴们”–写在第一个”农奴解放日”,,,,王静梅143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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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农奴们”–写在第一个”农奴解放日” ——————————————————————————– ——————————————————————————–

                            云儿

我要讲的这个村子,在当年西藏第三大城–江孜的东南,离城约65公里,地处拉萨通往不丹和印度的交通要冲,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村子里共有83户人家,人口约250人。[1]

西藏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划分成大大小小的庄园,由三大领主(政府、贵族和寺庙)分别领有。领主和庶民都分属于不同的庄园。我们这个村,归政府,藏语叫”雄居巴”,即政府差地。用当今中国官府的话说,所有村民都是政府这一领主的农奴。但是在藏语中,村民们统称”米萨(miser)”,也就是属民、庶民、百姓的意思。本村的社会结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传统社会–即中国官方所称”农奴制”–的某些基本特征。

一、身份制度

一切属民,均有不同身份。这种制度,跟当今中国大陆的户口身份制度,非常相似。本村的属民,大体上分为两种身份,差巴和堆穷。仅就本村而言,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本地正式户口(法律上是否属于本地庄园),是否承担向领主交公粮、出工差等等正式义务。

差巴共有8户,将近40人。差巴的意思就是”支差的人”,他们是登记在册的正式居民,全权占有和支配全村所有的土地,同时必须支应领主(在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政府通过其代理人)下达的大量纳税和差役。

如同大陆的户口身份是世袭的,西藏的差巴身份也是世袭的。差巴的子女,生下来也是差巴。女孩跟母亲,是母亲所属庄园的差巴;男孩跟父亲,父亲是所属庄园的差巴。这一点,跟中国大陆不同,后者子女户口一般跟母亲,倘若母亲身份是农业户口,生下子女也归农口。

差巴们要随时支应差使,所以,除非他们雇到别人来完成这些义务,否则就无法单方面长期离开村子。另一方面,只要他们完成明文规定的义务,领主也不能另外再加重负担,更不能单方面夺走他们占有的土地。如果领主违法,他们可以到拉萨去告御状,制止领主的违法行为。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最后是属民们赢了。

8户差巴占有土地多少不等。最少的一户掌握120亩,最多的一户有1800亩,平均约600亩。虽然名义上不能出卖土地,差巴却拥有高度自主权,领主无权干预。他们可以自主决定哪些地种庄稼,那些地休闲,那些底作牧场,决定雇人来种,还是长期出租给别人,自己只收租子,甚至还可以拿土地去抵押典让,等等等等。这么说吧,差巴的土地权利,不仅丝毫不亚于当今中国大陆农民,他们在抵押质典方面的权利,甚至还超过了后者。

作为正式居民,差巴不仅掌握着村子的全部土地财产,也掌握着村子的行政管理权和纠纷裁决权。除他们外,住在村子的其他人,是无权参与村庄管理的。这就象在中国大陆,没有式户口的外来人口,长期以来都没有当地投票权,自然更不能参与当地的行政管理了。

堆穷的意思是”小烟户”、”小户人家”。本村堆穷共有75户,210余人,都是交”米波”的属民。所谓”米波”,就是人头税的意思,只要他们自己或通过亲属,每年给自己领主缴纳固定数额的税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给任何人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用当今中国来打比方,堆穷约摸相当于流动的”农民工”。

堆穷的身份也是世袭的。堆穷的子女,生下来也是堆穷。本村的大部分堆穷,上辈子就来了,其实也可算永久居住在本村的居民,但是他们在法律上不算本村的正式居民,只是由于得到了本村差巴们的许可,才能住在这里,所以无权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还是用中国来打比方,他们相当于没有本地正式户口的人。

堆穷提供了村子里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或者当雇工,或者从差巴户租赁土地经营,此外也从事各种特殊职业,从铁匠一类的技术行当,到经商贩卖,再到背尸人这样的职业,都是他们在干。

再作个类比,这个村子的结构,有点象中国的南街村。外来打工的人口,大大超过了本地村民。但是外来人没有什么政治地位,行政管理权由本地村民独占。

二、差税负担

税金和徭役,藏语里统称为”差”。西藏的差,既繁且重,但不是随便定的。每一种差税义务,都起源于一定的”差地”,也叫”税基”。基本上,要缴纳什么税金、支付什么差事,就要先给属民一份相应的差地,作为其经济基础。没有差地,就不支差。差地按土地(耕地或牧场)算,一定数量的差地,对应着一定的差。差地数量,一般在某次清查时确定。

本村的差地数量,是百多年前即1847年那次清查时确定的。当年的土地清册,是分配差税负担的根据,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村庄里专门留存有一个副本。

领主下达给本村的差税,并不到户,一般是把指标和任务下达到村,再由村集体决定如何分配到户。这些差税,包括货币税、实物税和徭役。所有差役,主要都由差巴负担,按掌握土地多少好坏来分配,但是某些次要的、临时的差役,如修理灌溉渠道等等,也分摊给堆穷户。

货币税按藏银计算。实物税则种类繁多。本村的差巴有义务缴纳的物品,包括青稞面、青稞、干草、草药、肉、酥油、羊毛等十几种。

有些实物税也可以用货币缴纳,比如一种朱差,计青稞130克,获准折钱缴纳。本村掌握一份由政府颁发的文书,规定折算率为每克6钱藏银,不得提高。后来在 1940年代出现争执。当地行政官通知本村,由于通货膨胀,藏银贬值十几倍,每克6钱已不合适,要求改交实物。本村差巴不服上诉,指出此项差税并无相应差地作为基础,他们只是出于信仰,才额外缴纳,请求政府审查他们的土地登记簿,并提出了当年议定不得改变折算率的文书。结果,政府收回成命。

税之外,又有徭役。本村负担的差役,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是兵役,本村差巴每年必须出6个人去甲琼兵团服役。对这项义务,差巴们自家并不出人,由村集体雇用六人去当兵,支付被雇者的费用和工资。1933年前,他们给每个人9只绵羊和9两藏银。1933年后,士兵要求给现金,改为每人400两藏银。此数不断上涨,到了1950-51年,年工资长到了2000两藏银,此外村里还供应衣服和卧具等等。

2000两藏银看似很多,其实不然。1950年代后期,大陆中央政府规定的藏银钞票对人民币官方兑换率,是50比1。2000两藏银,也就相当于40元。折算起来,当年西藏士兵的月工资,也就是三块多而已,并不高。

第二种是交通役,也叫”乌拉差”。西藏地处世界第一高原,交通极为不便,政府便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交通制度。每条交通线上,每隔半日路程,都设有一个驿站。每当政府需要运送人员或者货物经过,象本村这样的政府差地,差巴们必须提供牲口脚力,雇用搬运工人,将人员和货物从一个驿站,送到下一个驿站。驿站的距离,正好使得他们可以当天打个来回。

这是本村最主要的差役,繁重且不定时。政府发给差巴大量差地,就是为了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得以拥有足够的牲畜、车辆和粮食,一方面能够应付支差之需,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自家生计。这样,政府无需出一分钱,就可以实现全藏地的交通。

第三种是”冒烟差”,意思是凡是生火做饭、向天上冒烟子的人家,都得出人应差。此差分配给所有人,不分差巴与堆穷。这通常用于支应若干非经常性的劳务,如修缮水渠之类,要求规定时间,每家出一人。

第四种所谓”尊差”,征差权力归于寺院。本村附近有一座至古寺,是当地百姓进行信仰崇拜的场所。当自愿出家的僧人人数,未能维持一定水平时,至古寺有权从所在地方征集小孩出家。惯例上,差巴家庭若有三个男孩,中间那个得出家;堆穷家庭若有两个男孩,大的须出家。

名义上,僧人属于西藏的统治阶层,不承担任何差税且享有特权。所以,小户人家自愿送子女出家的,也有不少。不过,尊差作为应付出家人员不足的一种补充手段,有时也会被使用。此差在规则上对堆穷更具强制性,由于家境较差,堆穷相比于差巴也更难躲避义务。

三、村社管理

本村人人有固定的身份,身份又决定地位等级。堆穷可以自由来去,但是在村里处于从属地位;差巴缺乏这种自由,却处于支配地位。堆穷从属于差巴,而差巴之间一律平等。本村的事务,由8户差巴实行集体领导。前面已经说过,这有点类似于大陆社会主义典型,南街和刘庄等等地方的村庄政治结构。

有关本村事务的重大决策,包括支应分配差税任务等等,由8户差巴户的家长,开会讨论决定。最后的决定,一般需取得所有差巴户的一致同意,才会执行。如果意见分歧,则须呈报给村外的宗本(县官)或其他有声望的人物,由他们调解仲裁。用现在的话说,这8户的家长,相当于村委会。

村子里的日常事务,由村委会指派两位”根保”来负责,任期不定,而村委会有权随时撤换根保。两位根保,一位负责内部事务,象交通役这样不定时的差役,如何组织、调度和管理,就是他的职责。另一位代表本村跟外面的官员和人物打交道,维护本村的权益。两位根保都算是村委会雇用的工作人员,领取通行的工资。

差巴自然也要经常监督根保的工作。当根保到县府交涉事务时,差巴们会另选派几位代表陪同前往,名义上是帮助根保交涉,但是差巴也公开表示,最要紧的还是确保根保代表了差巴的利益,为他们争取最好的条件。

对差巴,根保只算是雇员。但是对堆穷,则是拥有行政权威的上官。他有权裁决堆穷之间的争端,对他们处以罚金,有时候甚至处以体罚。对此,堆穷若不愿忍受,可以申诉,或者干脆用脚投票,离开此地。—毕竟,他们的”米波证”赋予了他们自由行动的权利。

堆穷们除了从事非农行当外,主要是从差巴那里租佃小块土地,或者给差巴打零工,以维持生计。有时候,村集体也在支付工资报酬的基础上,将堆穷强制分配给指定的差巴户,要求他们帮助其完成差税义务。当劳动力缺乏时,差巴们还请求农务局调配堆穷为他们打工,支付给后者通行的工资。

四、”农奴”争论

在中国大陆,1959年前的官方公开出版物,把藏族传统制度描述为”神权政治的封建社会”,很少称之为农奴制。但是1959年以后,凡是涉及藏族传统社会制度的官方出版物,均一律称其为”野蛮和残酷的农奴制”,是悲惨的人间地狱。除了三大领主以外,所有属民,包括差巴、堆穷,还有一种朗生(相当于家仆),都是领主的农奴,他们在这个人间地狱里苦受煎熬。此种描述,成为五十年一贯的官方宣传口径。

藏人方面,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著作《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则把藏族传统社会描述为”封建制”。他认为,虽然过去有过宁静与幸福的岁月,该制度却已变得与现代社会发展很不适应了,尤其是财产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违背了佛家教导,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和平改革方案,包括减债减息减税,逐步取消人头税和差役,建立现代政府,最后用赎买方式将大庄园土地收归国家,再分配给农民私人所有,自由经营。

1950年达赖亲政。第一条减债减息减税,他的政府已经于1953年颁布法令实行。1954年情况有所变化,达赖在中国内地呆了大半年。回来后不久,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共西藏工委控制的机构,一切重大决定均须经过它。在它的领导下,由于种种原因,达赖的和平改革计划被搁置。相反,1955年后中共在康区等地方实行的暴力土改,诱发了不断的武装反抗。各种矛盾会合,最终于1959年爆发了拉萨事件,达赖出走印度。

中共镇压了武装反抗,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1959年起进行”民主改革”,将传统身份制度改造成为”户籍身份制度”。此后,又相继实行人民公社化。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中,藏族农民受到了比传统社会更严厉的束缚:他们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毫无迁移自由,不仅丧失了传统上拥有的土地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生产自主权都被剥夺了。这导致藏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直到1980年代,才进行了包产到户等改革。

到今天,虽然公社没有了,户籍身份等级却被沿袭下来;藏民享有的土地权利,仍然不如传统社会中许多地方的差巴。面对现实,中共大力宣传旧西藏为”残酷与黑暗的农奴制”,其实跟文革中忆苦思甜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现实统治需要,跟历史真相关系不大。

探讨历史真相,是学术界的职责。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藏族传统社会,确实有少数藏学家把差民描述为农奴,其中包括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这样的重量级学者。从学术上看,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第一,差民的身份是世袭的;第二,虽然差民占据着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但在法律上都从属于庄园和领主,无权单方面退回土地以解除从属关系;第三,领主可以合法地支使差民,并拥有某种司法权力。比如,差民们若想合法地自由流动,必须向领主申请米波证,将差役变成缴纳人头税,才能离开庄园。领主有权决定批准与否,而且在名义上还有权追缉私自逃跑的差民。这些显然是农奴的特征。

但是更多的藏学家,不同意将”农奴”一词用于藏地差民。一个原因是,领主受到拉萨中央政府管辖,不能随意增添差民的差税义务,后者是在法律上、契约上或惯例上固定下来的。领主任意妄为,差民们可以上告中央政府,加以制止。这种相对于领主的独立法律地位,使得差民们不同于农奴。此外,藏族社会内部的巨大流动性,也与农奴制有别。差民们不仅可以横向流动,而且,也有机会可以通过当兵立功、出家等等方式,摆脱差民地位。

1980年代后期,就西藏农奴制问题,戈德斯坦曾经跟另一位学者米勒(Beatrice D. Miller)有过几个回合的争论。戈德斯坦认为西藏差民就是农奴,米勒不赞成此种看法,可以说双方都有理由。米勒坚称农奴标签不应滥用。她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按戈德斯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是不是也该算一种农奴制呢?

“不知戈德斯坦是否同意如下看法:直到邓小平改革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都是被束缚在公社这一‘庄园’上的农奴?戈德斯坦的农奴定义中,引用另一位学者(Richard Hellic)的说法,称农奴是‘以一种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从属于其领主的行政权威和司法权威’。显然,对农民,党领袖和各级干部的权威,丝毫不下于任何‘领主’。” [2]

因为有这些争议,本文的标题和内文,给”农奴”二字打上了引号,用意在于提请读者注意,所谓藏族”农奴制”有多个复杂侧面,建议读者自己判断这个词的意义究竟为何,还可以将它跟共产制度做个比较,或许可以更好地探讨历史经验与教训。

注释: [1] 本文的村庄详情数据和资料,均根据戈德斯坦的村庄调查综合写出,原文见 Melvyn C. Goldstein,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5(1):1-27. 1971. [2] Beatrice D. Miller, “Last Rejoinder to Goldstein on Tibetan Social System”, The Tibet Journal, XIII No.3:64-67. 1988.

□ 一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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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静梅的相识很偶然。因为关注杨佳案,经常上艾未未和刘晓原的博客,从艾未未博客的”寻人启示”我知道了,王静梅不但与我同姓,而且跟我是同年生人,还都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不觉更多了一分牵挂。

2008年11月,在过了4个多月后,公众终于知道王静梅是被化名”刘亚玲”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

而且08年11月26日,王静梅被提”出院”仅仅两天,她的儿子就被执行了!

每一步对公众的侮辱都刻骨铭心!每一次以法律的名义对法律的践踏都令人发指!

我也是母亲,将心比心,不觉痛彻心扉!因此在博客里遥遥泣问:王静梅,你还好吗?

直到有一天,从刘晓原的博客知道了老虎庙的民间救助流民活动,从参加救助活动认识了在悲恸中不忘参加公益,为流民捐助物品的杨福生(杨佳父亲),又从杨福生处与王静梅通了电话,对着电话那头压抑着哭泣的王静梅,我说我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希望能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看她。她说现在不方便,言谈中我知道她那里还有监视的,为了不给她添太多麻烦,我说我等她电话。

终于有一天,王静梅来电话了,可以到她家了。

来到了她所在的距鸟巢一箭之地的慧忠里小区,到了她家的楼下,给她打了电话,她从五楼下来给我开单元门(整个门洞,估计整个楼就是没给她家安装可以在楼上家里给客人开门的门铃,所以每到家里来人,她就必须从五楼下到一层来开门)。

终于跟这个被强制”精神病”了四个月的女人、失去了儿子的母亲面对面了。

我想到她会很憔悴,但没想到会这么憔悴!憔悴到让人心痛!我们抱头痛哭–这是一个真真切切被专制蹂躏的女人,这是一个在懵懵懂懂间就被失去儿子的母亲!我拥抱着我们民族的苦难,2008许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中的一个。这是我的骨肉至亲!

回过头来,看到了那个被以法律的名义消灭了的儿子,北京人的儿子,一个普通下岗工人家的儿子–一幅中学生般稚气未脱的脸,在鲜花丛中,在两盏长明灯中,笑吟吟地看着这世界!看着人性的深处!

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被法庭宣布为”故意杀人”的青年。

这分明就是邻家的一个大男孩,一个正在蓬勃成长的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高中生!

刻骨的疼痛弥漫全身!

一个被不明不白消灭了的生命,一个被践踏法律者以法律的名义戗杀了的年轻的生命!

给年轻的先逝者上了香,跟憔悴的母亲坐定,听她说那143天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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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下午,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社区片儿警,还有两个是朝阳警方的人。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的事情呢,我就说你们找我干嘛?我这人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从来没有无理取闹,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们说,知道知道,我们不是为你的事来的。

不是为我的事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一会我儿子回来他可不进来。

这时候就呼噜噜进来好多人,有举着摄像机的、拿着照相机的,我就有点着急,说你们干什么?

这时他们就说,你儿子在上海犯了刑事案了。

我说不对啊,怎么又是上海啊,上回就是上海,你们是不是陷害他啊?你们太不规范了,你们一次次的陷害人,哪有你们这样的啊?你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时候我的情绪就挺激动的。

“我们是当场把他抓住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也不能就这么一句就完了啊。”

“我们奉命搜查房间”

“你有证明吗?”他就掏出搜查证,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这不是两个人吗?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

“写不下了。”

“写不下了算什么理由,你们都是经常办案的,写不下了就说明你们就需要两个人。”

他们不听,全都挤进来了,开始翻他的东西,把孩子的笔记本、电脑主机都拿走了。翻完了孩子的屋子还要翻我的房间,我说我的房间跟这事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领导说了,在一个居室都要搜。搜完了我的房间就说要让我到派出所做个笔录,我说去是可以,可不管到哪,你们都要遵守法律。

当时外面正在下小雨,我说要不要带把伞?我们社区片警说,不用了,一会我们拿车给您送回来。我说不送也行,这么近。

就这样我离开了家,窗户没关,防盗门也没锁,所有的电器都没关,离开了家。

7月1日到了派出所就没让回来。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回家啊?回答说明天上海警方来人,你还得等,他们上海方面还有问题要问你。我只好等着。

7月2号下午上海来人了,两个人一进屋,我一看就火了,来的人里有一个姓顾的,就是因为自行车事件到我们家来私了的那个警察。我说你们怎么又陷害我儿子啊?上回来私了就是你,现在我儿子又落在你的手里!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了自行车的事,说这个姓顾的就是他们上海派来私了的。我说我儿子非常优秀非常好,从来没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在上海就被他们打而且被陷害,现在你突然又跟我说我儿子犯了这么大的事,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不会的,这里面肯定有原因的。他说我把这个给你记下来吧。做完笔录,这姓孙的还找补一句说,

“你儿子还等你去救他呢。”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们警方怎么这么说话啊?他不说话了。

这时候朝阳分局有一个男的,穿着蓝背心,个子不高,走过来说,”你儿子碰瓷儿。”

我说,什么叫”碰瓷儿”?我儿子几次三番的被你们警察殴打,是我们自找的吗?你们警方怎么这么说话呢?碰瓷儿是用同一种方法诈骗钱财,我们在山西被警察殴打和在上海被你们警察殴打,都是因为你们警察的过错。你们怎么会诬陷别人碰瓷儿呢?他又不吭气儿了。

上海警方做完笔录以后还让我等着,一直在那坐了一天,也没人理。到晚上我说怎么还不让我回家啊?他们说你还得等一等,还有情况要跟你了解呢。我说我昨天就来了,今天又是一天,我这么大岁数,也没法休息,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回家啊?他们说,那给你找一个地方睡觉吧。就给我找了一个办公室,让我在那睡觉。

7月3号,又在那坐着,也没人问没人理,也不让回去,坐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到大约12点多,有一个姓宋警察说,”你起吧。”

“什么意思?”

“你上车吧。”

我说”上车干嘛啊?你们要给我弄哪去啊?”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上车吧。”就让我上了一辆面包车。有一个男警察一个女警察一边一个夹着我,姓宋的警察开车,我就一直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去啊?

“您就只当是去疗养。”

什么叫”只当是去疗养”呢?你们到底要把我弄哪去啊?

再没人理我,车就一直开,开到两边都没有人了,全都是树,再开,两边都是大山了,我说,”你们干嘛?要把我送山里去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车就一直开,开到一个地方,停车了,前面有一个大门,当时天已经特别黑了,哪里知道是在哪啊?

姓宋的警察就下车联系去了,联系了挺长时间才出来,就把车往大门里开。隔着玻璃我才看见”管理处”三个字,什么”管理处”也没看清。

进了一个大铁门,又进了一个小铁门,旁边有一个小屋子,屋子里有一张床,床上摆着一叠衣服,他们一指那床的衣服,说:

“你把衣服换上。”

我说你们这不是医院性质的吗?这是咋回事啊?

“你先把衣服换上吧。”

这时候就有人问,她身上有伤没有?

我说,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你把衣服换上。”

这时已经发现是医院了,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衣服换上了,这时就有人过来给我抽血化验,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第二天,就有人叫我名字”刘亚玲”。我说我不叫刘亚玲啊,你们怎么叫我这个名字啊?

他们说,你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

我心里就明白了。我问为什么叫我这个名字啊?也没人理我了。到了晚上就要给我吃药,我说我吃药干嘛呀?我没有病,你们怎么给我乱吃药呢?我在外面看病医生一直说不让乱吃药,你们怎么问都不问就给我乱吃药呢?也不了解我的体质,就给我乱吃药,吃什么药也不告知我。

“就是镇静的,让睡觉的。”

“我睡觉没问题啊,你也不知道我睡觉有没有问题就让我吃药。”我一直坚持不吃药,后来就没再坚持让我吃药。

就这样我就一直在那个”三科六病房15号”呆着,那是一个重症监护室,屋里有两个大监视探头。等于是给我关在重症监护室里了。

那个地方是一片平房,中间有一个”圈儿”,好像一个天井似的,上面是铁网。别的”病人”到时间就可以到”圈儿”里放风,只有我不行。我的门不能开,挂着锁,不让我出去。不让人跟我说话,我也不准跟别人说话。不让我给家人打电话,不许跟任何人联系。我心里又着急又奇怪,为什么他们说我儿子出事了,却把我给关起来?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王荔蕻:”叫你的假名字叫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两个多月吧,以后才开始叫真名字。”

“后来了解到,他们有人说是北医三院给开的证明让我进到这里的,我说北医三院在哪我都不知道,从来没去过,他们怎么会给我开证明呢?而且你们开的证明是给”刘亚玲”开的,我又不是刘亚玲。后来又说是朝阳医院给开的证明,我说朝阳医院开证明?我一直在你们这关着,怎么会去朝阳医院开证明呢?你们这不是弄虚作假吗?你们是政府啊,是警方啊,怎么能这么干呢?!于是就又没人理我了。

就这么关着我,还不许我情绪不好,看到他们不规范的地方也不许说。

我知道不能跟他们硬来,否则让他们绑起来,那太没自尊了。我尽量使自己情绪平静,遵守制度,跟他们大吵大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我看见过他们绑人,有的人刚进来,大喊大叫,说我没病,凭什么关我?就把人五花大绑起来。我可不想那样。也只好在那呆着。

王荔蕻:”你在那里面情绪?”

儿子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肯定着急啊,一审二审我都不知道,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10月31日,上海来了两个法官,说给我送二审裁定书。我一看裁定书,我说一审为什么不告诉我?二审裁定书都下来了,你还没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呢,就告诉我结果了!有你们这么做的吗?这个结果我是不认可的!

他们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我说你们一审二审都没有让我参加,我为什么要签字。

后来他转了一圈回来说,你不签字我也给你一份。

我说你给我这个有意义吗?我问他父亲知道吗?让他们给孩子他父亲。

有一个法官就打开案卷说,你看,这里好几份呢,会给他父亲送一份的。

我说你们会给他父亲吗?说会的。后来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给送去!你说他们怎么都是瞎话呢?没有一点实情。他们是警方啊,是国家机关啊,怎么竟然这么干!你们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不就是为了国家安定的吗?你们自己都不按照法律执行,在社会能安定吗?

送完裁定书以后又没有音讯了。我就说我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啊。就给了我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说就是为了保护我。

我说什么叫保护我?半夜三更偷偷摸摸人不知鬼不觉地把我送到这,不让我跟任何人联系,不通知家属,你这叫保护我吗?有这么保护的吗?你看我这重症监护室里两个大探头,你们这是侮辱我的人格,我绝不接受这个说法。

第二个理由是开奥运会了,为了安保。我说开奥运,为安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平时哪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啊?我什么地方做得不规范了?违法了?没有吧?为了开奥运你就想把谁弄起来就弄起来吗?如果说是为了我的孩子,我和我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人格,你们咋会这么对我呢?–他又不言语了。

没有理由了,就这么关着你。

后来实在没办法解释了,就想给我找个有病的理由。他们就问我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你们这不就是强制治疗的地方吗?可是强制治疗是不是得有个原因啊?有病了或者有不规范的行为,你们给他治疗目的是不让他给社会上增加不安定因素。你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吧?不能说是见到一个人想给他”治疗”就拉进来”治疗”吧?那么我到底算是怎么了?我什么症状都没有,行为非常规范,你们把我搁这到底算咋回事啊?”

他们就说”你儿子那事挺大的你不知道啊。”

我说”事挺大,你们也不能只笼统的说挺大就完事了,什么情况都不告诉我。我儿子跟我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能说我儿子出事就把我关起来吧?有这样干的吗?”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理由,在关了我两个月以后,换了我的真名了,于是他们又到朝阳医院开了一个假证明,证明我精神有问题,就以这个名字把我关在里面,但是他们不敢告诉我本人。

因为经常来人来找我聊聊或者鉴定一下什么的,我就发现他们是想看看我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后来我就对他们来检查的人说”你们给我一个说法,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在这呢?”他们一开始告诉我的是”明确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进去以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主治大夫和一个主任都明确告诉我了说我精神没有问题,我就问”既然我精神没有问题为什么还把我关在这啊?”谁也不说话了。

再后来奥运会也开完了,能编的理由都编完了,没办法回答我了,就说”朝阳医院有一个证明,证明你精神有问题。”

我说”我一直被你们关在这里,朝阳医院怎么会给我开证明,这个显然是假的啊。”

然后有一天说带我做胸透去,到了以后他们就哪都照,我就说”你照胸透怎么肚子也照啊,你们把单子给我看上面到底写的什么。”拿来一看单子上一面写着我的真名字,翻过来看到另一面写着”偏执”,我就问”什么叫偏执?”

他就说”你不是一直有个问题在找着么?”

我说”你要跟我提这个事情,你没有资格跟我说,你没有资格评判我这个问题的对与错,因为你不是关注我这个案件的人,你只关注你的病人。再说我找的这个问题,完全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程序在按部就班的解决问题,国家通知我了我去我才去,没有通知我就等着,我哪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而你却说我找的问题不对。可是我找的这个问题证据确凿,是法官在违法地判案,诬陷好人。我行使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维护法律,主张公平正义,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纵容那些法官的违法行为,就说是偏执呢?就根据这个打我偏执对吗?”

他就说”你一直就找一个问题,这就是偏执。”

我说”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这也是偏执的话,那全中国凡是遵纪守法的人都属于偏执了吗?”

在这143天里我整个是糊里糊涂,第一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第二从孩子出事那天起到让我出来,整个事情没有让我说一句话,剥夺了我所有的合法权利。

11月23日,我根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正在那洗头,有人说处长找我。我洗完头到处长办公室去,一进办公室我就看见好几个装衣服的盒子,他就说”你把衣服换上,三点钟飞机。”

我说”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不直接去看儿子,我得先回家梳洗一下啊,你们为什么非要让我直接去看儿子啊。”当时我真的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孩子已经核准了死刑,一切都判决完了,马上什么都要结束了!而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就说”你抓紧机会,你想不想见你儿子?”

我说”当然想见啊,我的儿子我能不想见吗?”

他说”你要是想见就赶紧换衣裳。”

我就想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得先赶紧去见儿子去啊。换上衣服后就匆匆忙忙把我送到飞机场。1个多小时以后到了上海,到了那以后天下着雨,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乡村别墅一样的地方睡了一宿。我当时跟他们提了个要求,我在那被关了143多天人这样憔悴,我见我儿子是不是得收拾利落点啊。

然后他们就给我找了个电吹风和一把梳子,还给了我一个发卡。他们解释说这样晚了也没有地方能联系做头发了。

我说”那好吧,随便弄一下吧。”

第二天吃了早饭就直接把我带到提篮桥监狱,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是见最后一面,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下车以后他们就把我带进一个大楼,往里面走,到了一个接见室,我到的时候佳佳已经坐在那了。我就叫了他一声,把手搁在玻璃上,跟他说”佳佳咱俩握握手吧”,佳佳把手伸过来,我一看他还带着手铐,我们就这样握了一下手!

我们在那只说了几句话。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姓包的法官跟我说了三点,第一只允许会面二十分钟,第二不许谈案情,第三你要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当时在那我就非常控制我的情绪,我怕我情绪一激动还不到二十分钟,他们就把我拖走了。

我问他在里面的生活怎么样。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啊,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还跟佳佳说前两天我没有机会来看你,现在我有机会来看你了,我相信你不会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事情,我说我会关注这个案子的,你在里面提出合理的要求他们会满足你的。

我嘱咐孩子,我相信你做的事情没有错,我说”你在妈妈心里永远是最好最棒的最优秀的,而且你是最善良最坚强最孝顺最勇敢的好儿子。”我就觉得他感觉到我认同他了。当他起来要走的时候我就说”佳佳咱俩再握握手吧”他就赶紧过来把手搁在玻璃上跟我握了一下,就往那边走了,我就往另一边走了。他们始终也没有让我拥抱一下儿子,更没有告诉我这是最后一面!孩子也不知道,我从他的谈话里面听出来了。我还给他留了1000元钱,因为我问他里面伙食怎么样,他就跟我学了一下说是里面允许每个月买250元钱的买东西。

见完儿子以后我就提出三个要求,我说我想到儿子出事的地点去看看,闸北芷江西路派出所2007年打我儿子的时候跟我交涉过,我说我想到他们那去一趟,还有就是我想见一下判案的法官,我说我还有话没说。

后来就来了一个姓徐的法官,我当时就跟他提”打我儿子出事开始就没有让我说一句话,昨天才把我放出来,我还有很重要的证据还没交,我还有很重要的情况没说。”

我当时也不知道已经核准了,他也没有告诉我核准了,我跟他提这些他也都记录下来了。因为我都不知道已经到了死刑复核阶段了,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还有重要的证据和情况要说,一审二审都没有让我出来说话,他们怎么能这样啊!我说我要回去写材料,把这些情况反映一下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和事情来龙去脉只有我知道,也只有我最清楚。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啊。

姓徐的法官说”我们找不到你啊,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你就终止我们的审判啊。”

我说”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谢有明7月16日到那里面去找我签字,已经证明我正常并且在哪里了,为什么你们说找不到我呢?而且我当时提了这么多问题没有一个答复我,在我儿子这个问题上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让我说就把我关起来呢。”

徐法官说,你写啊,写出来啊。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朝阳分局那个穿蓝背心的人说的话还有上海那个姓孙的警察说的话,就是:”你儿子还等着你去救他去呢。”

你都知道我儿子等着我去救他,你们为什么还不让我说话。你说警察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个社会怎么是这样的呢?话都让他们说完了,又告诉你儿子等着去救他,又不让你说话。而且在佳佳没有执行之前我什么意思都表达了,我提出这么多问题都是正当的符合法律手续和要求的,他们却置之不理!

那徐法官记录了我说的话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也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没有跟我联系就这样不了了之。

24号我回到家,还正在写申诉材料呢,25号晚上就来人把我叫到街道一个屋子里,通知我说核准了死刑!

我一看核准日期是21号,马上就问”21号就核准了,你们为什么25号才告诉我啊,你们都核准完了才让我去见我儿子?有这样干的吗?我在我儿子的案子上还有话要说呢,我还有没有机会说话呢?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说话呢?!”

来的上海的两个法官说,”你现在不是在说呢吗?不是在说呢吗?”一副无赖的腔调!

我说,我是说为我儿子的案子,我还有重要的话没说呢,还有证据没交呢!

他又油腔滑调地说,你不是说着呢吗?你不是说着呢吗?

我非常气愤,这个法官的语气就像个无赖!还有什么用呢?谁还听你的呢?

26号,他们就把我儿子执行了!

他们根本就不允许我说话!根本就没准备听我说话!即使我说了他们也当没听见!

我完全没有想到国家会允许这些人这样胡来,如果因为一些情况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都有好处,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委屈纵容了国家执法机关违法、亵渎法律的尊严,歪曲国家的形象,给社会制造了不安定的因素,让老百姓无法正常生活,那么这种容忍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所以一定要坚决杜绝他们危害社会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有真正的和谐和安定,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

******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现在才了解到王静梅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有着极为强烈的正义感的公民。她是想把她儿子的事情弄清楚!她不相信他们告诉她的关于她儿子的事情,她不相信她这么优秀的儿子会去”故意杀人”。

她在学着上网,学着在网上搜索有关她儿子的报道、文章,她学着开了博客,想发出她的疑问,说出她想说的话。但是刚刚写了两篇文章,博客就被强行关闭了。她又一次被封了口!

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很真诚地对我说,我只是想寻求公平、正义!他们现在做事太不规范,他们都在违法,公检法一次的不公正就相当于社会上十次犯罪!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面”是否知道,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有一个普通的市民王静梅曾经以”刘亚玲”的名字被强行、秘密地关押入”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

我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北京的阳光青年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却几次三番地被警察暴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警方公布的”执法录音”只有经过剪辑的杨佳的声音,而没有完整的警察执法过程的录音?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那个青年去讨说法的时候,被关住门,套上一个”杀人”的罪名?

我不知道堂堂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大楼里竟然没有摄像头?凡是发生疑问的地方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摄像头坏了!多巧啊。

我不知道原告的法律顾问为什么能够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而且既然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当事人做辩护的准备,还没开始辩护就对自己委托人下了不利的结论?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没有精神病鉴定资格的机构去鉴定一个人的精神状况?而且这个鉴定关乎一个人的生死!

我不知道一个精神正常的母亲在没有任何医疗鉴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却能够被秘密、强制关进精神病院长达143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堂堂最高法在全国舆情激愤、质疑声鼎沸的时候,对疑问重重的案件不问不审,急急忙忙就下了最后”复核”?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死刑核准之后三天才把母亲从秘密关押地点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押送去会见将要被执行的儿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告诉生离死别的母子,这是他们母子在人间的最后一面?!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永诀的母子相互拥抱一下?感受一下相互的体温?为什么连手都不让他们握一下?为什么!怕他们一旦拥抱上海提篮桥监狱就会爆炸吗?会被天火击中爆燃吗?会让林昭的灵魂在远处微笑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死刑复核下来五天才告诉被告人家属?为什么通知家属第二天就急急忙忙执行死刑?为什么?急什么?

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被”猝死”、被”躲猫猫”、被击毙;如果我们每一个母亲都不想无缘无故地被”精神病”,被秘密送进某个”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在儿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祖国不是虚妄地而是真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难道不该问一问为什么吗?

包括那六个警察的亲人,难道不该问一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在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制的吗?还是在法的门前永远有那些或如狼似虎或冷漠如冰的守门人在隔绝正义、隔绝法制、隔绝良知、隔绝生的希望呢?

我们应该被永远隔绝在希望之外吗?

王静梅–这个苦难的母亲,这个被无缘无故在精神病院关押了143天的母亲难道不该得到国家赔偿吗?!(到现在为止,她连一个合法的解释都没听到。听到的只是在她索要孩子被扣押的没有被当做证据的物品时的推诿:上海说去找北京警方吧,北京警方说去找上海警方吧……)

母亲们,我们什么才能看到希望?

母亲们,我们不该为正义大声呐喊吗?

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你们难道能容忍、纵容这一切吗?!

□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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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廿年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到访北美六市

天安门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事件二十周年前夕,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委员会(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将于四月五日至七日到访三藩市(旧金山),开始北美六个城市的访问行程。

现年七十八岁的司徒华先生,致力握动香港民主事业,历任立法会议员、市政局议员、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主席、民主党常委和党鞭,他感念在美人士对六四事件及其后续发展的关注,值「天安门八九六四」二十周年,特别到美国各地出席公开演讲和晚宴,与我们分享二十年后他对六四和香港现行政局的看法。

在三藩市,司徒华先生将出席两场公开研讨会,欢迎各位朋友参加。详情如下:

1) 献花仪式,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民主女神像前, 中午十二时

2) 公开研讨会:六四真相二十年 时间:2009年4月5 日下午二时至五时 地点: The Clarion Hotel San Francisco Airport

Peninsula Conference Room , 401 E. Millbrae Ave., Millbrae. CA 94030.

出席嘉宾:

* 司徒华先生 香港支联会主席 * 蔡耀昌先生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 * 吴仁华先生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 * Eddie Cheng 原北京大学学生/ Standoff At Tiananmen 作者 * 王超华 八九年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 * 方政 原北京体院学生,戒严部队坦克下奋勇救人而致残 * 封从德 六四档案主编, 原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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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讲座:司徒华先生主讲「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前景」 时间:2009年4月6 日下午七时至九时 地点:加州柏克莱大学(UC Berkeley)

Martin Luther King Building, 5th Floor, Tilden Hall

司徒华先生其后还会到访北美其他五个城市,包括温哥华、卡加里、多伦多、纽约和波士顿。

如欲查询司徒华先生在三藩市的行程或需要相约专访,请致电 650-996-5017 与周先生(普通话)或 415-307-1294 与张先生(广东话)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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