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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危机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汶川地震过去快要一年……论六四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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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危机严重程度前所未有 ——————————————————————————–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缺水问题在中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怕。而中国大量财政补贴以保持水价低廉的做法,导致严重浪费,大大恶化了水供应问题。但提升水价却无疑会给本已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人”当头一棒”。

据4月15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中国人为获得洁净水而用尽心思。

2009年2月,50年一遇的最严重干旱袭击中国北方,对河北、河南和北京附近地区的500万人口和250万牲畜的饮用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而在距上海300公里远的江苏盐城市,因为当地一家化工厂往河里倾泻石炭酸,导致超过20万人连续三天被切断干净水源。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帆船比赛地青岛近海爆发大规模绿藻污染,原因也可能是水污染所致。

历史上,中国就长期受洪水和干旱袭扰,但现在中国面临的水危机严重程度或许前所未有。经过30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和数以亿计的村民迁徙到城市,中国在确保水需求方面捉襟见肘:本身水资源就缺乏,而工业污染又大肆破坏水源,当然还有一些未知的因素,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根据我们国家基本用水的情况,(我们)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政策,”中国副总理回良玉0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水资源大会上说。

中国水危机严重程度前所未有。

应对水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每年平均1530万公顷的农田面临干旱考验。在农村地区,大约还有3亿人至今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这几乎占了中国13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有400正面临水资源短缺–这其中又有100个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

《中国水危机》一书的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中国每年将需要额外400亿立方米的水供应,以满足所有城市居民的用水需求。马军说:”在水供应上,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废水。工厂和城市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和污染物,直接排放到河流和湖泊中去。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仅在2006年一年,排放的污染物就高达5370吨。

中国环境监管机构认定,48个国内主要湖泊污染严重。对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长江和黄河沿岸水取样测试发现,四分之一的水体已经严重污染到无法农业灌溉。城镇自来水系统也并非安全无虞。2008年,当局应对的大型饮用水和环境紧急事故高达48起。

世界银行”能源、运输和水”部门的主任Jamal Saghir说:”大范围的水污染当然对水供应带来严重影响,在中国尤其是这样。”

中国的人均水占有量只有全球平均量的25%,这一短缺问题又因中国区域差异巨大而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每年降雨量超过2000毫米;而北方城市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年平均降雨量仅在200到400毫米。

“中国北方平原的降水非常有限,”马军说,而这个地区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主要制造业基地和粮仓”。

《商业周刊》的文章称,中国大量财政补贴以保持饮用水价格低廉的做法,大大恶化了水供饮问题。专家称,这种做法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尽管过去20年里,中国平均水价提高了10倍,但价格仍然远远低于全球市场价格水平,仅为美国平均水价的零头。

全球金融危机令中国水价改革更加困难。”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来说,水的价格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Saghir说:”让已经在贫困线挣扎的穷人承担所负担不起的水价,是会出大问题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大约65%的中国总用水量用于农业,但只有不到一半真正灌溉到农作物,其余的水因管道泄漏、蒸发或因其他原因被消耗掉。25%的用水服务中国工业领域,这些用水绝大多数不能回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城市中,剩余10%的民众饮用水需求量无疑会上升。

目前,中国政府正试图大力投资以改变困境。2008年9月,中国对2712个污水处理项目投资74.6亿美元。争议声中,北京早就着手实施庞大的、耗费数十亿美元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一项目因为环境考虑一再被延迟–大约有30万名农民不得不搬迁,为运河开凿、水泵站和水处理站的建设腾地方。

高成本限制了很多技术解决方案。比如说,海水淡化不仅成本昂贵,而且需要大量本已供不应求的能源。

□ 一读者推荐 ——————————————————————————– 日期 09-04-17 08:56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341

——————————————————————————————– 汶川地震过去快要一年了。当时政府答应的和马屁文人余秋雨含泪向灾民保证的”救灾的紧急任务过后,就会着手调查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许诺,却迟迟没有着落。不仅如此,就连地震中死亡的学生数目至今也没有一个交代。民间人士对政府不再抱信心,自发调查起汶川大地震死难儿童和豆腐渣工程。政府却对此坚决镇压和百般阻挠。长沙李卓熹因制做文化衫,对豆腐渣工程问责,被政府拘捕。环保人士和作家谭作人发起《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并开始实地走访,希望在地震一周年期间完成对地震中遇难孩子的人数以及豆腐渣工程进行公民独立调查。官方不仅不配合,反而将其拘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民间人士艾未未和同事们用三个月的时间,统计的学生死亡数字已经达到2400人。地方政府对调查多方阻挠和干扰。艾未未说政府推脱说调查地震死亡学生数字很困难,很复杂。可是如果他们不设置障碍的话,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全部调查清楚。艾未未在网上发布的死亡学生名单,被多次删除。

  中国政府的作为令我大惑不解:调查豆腐渣工程,对象是奸商和地方贪官。打击奸商和地方贪官,只能正面树立中央政府形象,表明中央反腐的决心。中共应该不至于心疼几个贪官,也不应该对几个奸商投鼠忌器。何必去趟这场浑水?为他们遮遮掩掩?背后一定大有蹊跷。

  原来中央担心最后查出来的结果会让中国政府很难堪。

  2009年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说,地震灾害带来的实际破坏烈度普遍大于当时所有灾区学校设防烈度的1到2度,这是学校等公共建筑大规模倒塌的主要原因。按照中国的国家标准,成都、都江堰、汶川一带的房屋的抗震等级为7度。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在地震后用即时测量的地震波峰值加速度和峰值速度定义的汶川地震的烈度分布图,只有北川县城一地达到烈度10度,其余地区最高是烈度9度。而按照中国地震局在地震100多天后根据实地评估破坏程度制定的汶川地震烈度分布图,烈度达到11度的地区有2400平方公里。但是据报道,此图制定过程中受到很多非技术因素干扰。地方政府希望尽量把烈度说得高一些。专业人士评说,中国地震局用地震房屋损坏程度来评定烈度,又在建筑设防上使用同一烈度作为标准,构成一个逻辑上的自循环,极其不合理。地震后建筑损害可以因为地震烈度高,也可以因为是豆腐渣。现在都归因于地震烈度,有为奸商贪官们保驾护航之嫌。

  中国《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定:学校等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乙类。这类房屋应该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多层内框架结构类型,高于普通民房的抗震标准。当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时,乙类建筑应该按照本地区设防高一度的要求。所以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标准,汶川地震带的学校校舍应该能抗烈度8度地震。上述标准还规定”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的目标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失或者不需要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者不需要修理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计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者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这就是所谓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小、中、大的分界,是由两级烈度来区分。低于设防烈度的,叫做小震,介于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之间的,叫做中震,超过罕遇地震的,叫做大震。说明对建筑的抗震标准有至少两度的冗余度。换言之,如果校舍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烈度8度的汶川地震至多只会给校舍带来轻度损害。即使震源中心达到烈度9-10度,也不应该在这次地震时发生倒塌伤人的事故。所以魏宏把校舍倒塌原因诿过于天灾大于设防标准,显然是不成立的。

  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定一语道破真相:地震中校舍倒塌是因为”这些年都是国家办教育,建造时考虑的抗震度很低;过去国家给拨款建校的标准只有400元/平方米,而最近几年才调到500元/平方米。”豆腐渣校舍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教育投资太低。四五百元的标准远低于普通民房的建筑标准。加上地方贪官雁过拔毛,承包商谋取利润。校舍就变成豆腐渣了。对比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建造的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的阿坝州),在这次地震中无一倒塌,没有任何师生伤亡。苗圃行动总干事梁建华解释说:”我们捐建的学校的平均造价达到800-900元/平方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基础教育投资,如何能造出抗震的校舍?

  中国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直排在世界末尾。中国政府在1993年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前,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4.9%,发达国家的5.1%,欠发达国家的4.1%,这个目标很低。然而,就是这个很低的目标至今仍不能实现。2002年是3.32%;胡温上台后,2003年下降为3.28%;2004年继续下降到2.79%;2005年2.82%;2006年2.27%;2007年2.86%。基础教育学生人均投入仅仅是世界水平的二十五分之一。

  汶川地震后的调查发现:政府办公楼和校舍的倒塌比例是1:11。其原因是政府办公楼的建造预算常常远高于校舍。政府办公楼的建造过程中,和学校校舍的建造一样,也有吃回扣,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但政府办公楼的预算高,肉厚油肥,不至于被蛀虫们吃空了。国民政府时期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规定:如果县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拿这个标准,今天共产党的县长全都要人头落地了。

  政府知道,如果真地查起豆腐渣来,就会查到自己头上,让世人知道豆腐渣校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所以才千方百计阻扰民间调查豆腐渣,掩盖地震中校舍到他和学生伤亡的数字,才调动喉舌和马屁文人为自己保驾护航,推脱责任。

  另一个原因是,正像《红楼梦》中说的,那府里只有门前的一对狮子干净。一查起来,就没有头了。而且大家屁股上都有屎,你咬我,我咬你,盖子一揭就收不了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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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滨·

  此文谨献给所有爱好真理,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人们。

  引言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个时代了–两场世界大战和无数场区域战争,死伤数以亿计的平民百姓。二十世纪也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走向文明最辉煌的一个时代。数十个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几十亿人民从种族奴役、专制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然而,人们走向自由的路上通常并没有莺歌燕舞,而是充满暴力和血腥。三十多年前,当笔者还是一名中学生时,曾庆幸这种暴力和血腥在中国已经结束–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和自由而壮烈牺牲。后来,笔者被遣送到农村,看到真正的中国后,才发现那些说教不过是彻头彻尾的鬼话–中国人哪里有什么自由和解放,还是奴隶。公元1989年,当中国大地上那场波澜壮阔的自由运动被机枪和坦克镇压下去时,全世界看到了人类二十世纪最后一场大规模暴力和血腥。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娃娃们既没有诉诸武力,也不要推翻当局,甚至不要求任何经济利益。他们只不过想讨回来本来就属于他们的那点东西–说话,新闻,出版,著书立说,还有选举的自由。那不过是比动物稍微多一点的权利。那一夜,武装到牙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用他们的枪和坦克回答了那些孩子的问题。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二十年过去了。靠着喝天安门广场上娃娃们的鲜血,中国大地上那些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们更肥硕了,发富了。他们的家产遍布于世界每一个繁华的角落。那些靠血腥屠城而加官晋级的刽子手们和那些贪官污吏的看家狗们比二十年前更趾高气扬。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决不在乎再来一场疯狂的杀戮,不管是杀谁。那位六四屠城的总设计师仍然在被当作神仙似地供着。那位六四总屠夫早已五子登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举世无双的金粉世家。而当初那些曾犹豫是否要加入学生运动的广大工人和农民们,则被无情地抛回社会的最底层。

  那天安门孩子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死的,全中国人民都清楚,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然而,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谁何曾为这起震惊世界的惨案赔个罪,说声道歉吗?二十年了,有谁认真地检讨一下,那些孩子把性命都豁出去了,他们要求的那些东西难道是任何一种奢侈吗?究竟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二十年了,有谁把那天夜里所有无辜死难者的名单列出来,给他们开个追悼会,立个墓碑,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安宁吗?二十年了,有谁去关照一下那些痛失亲人的死难者家属,询问一下他们的困难,哪怕是给他们一点象征性的慰藉吗?二十年了,有谁何曾为那些虽然没有被杀死但却留下终身残疾的无辜受伤者们提供任何的生活便利,给他们应有的补助,让他们不至于流落街头,暴毙于寒风中烈日下?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整整二十年了,那些冤魂仍无法安息,那个冤案仍没有被重新评价。这诺大的中国还有一丝天理吗?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天日昭昭,奇冤待雪。

  如果按照中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几千年老规矩来处理这件事的话,有朝一日风水轮回转,那些杀孩子的官员们成了阶下囚,那就把他们统统都给宰了。他们要是跑了,或已经死了,那就还按过去的老规矩,拿他们的家属和后代开刀,杀九族。请问顾顺章家还有谁活着吗?要是参照苏联红军处理绞杀卓娅和舒拉的那支德国军团的做法,那几支参加六四屠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就应该一人不漏地被彻底消灭,而不必考虑他们是否认罪或投降。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老传统,那些不幸死者的亲人们要”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朝一日中国共产党完了玩,那些大大小小的参与六四屠城的官员们或者要被判死刑,或者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如果他们已经死了,那就把他们的子女也打成”黑五类”。如果比照以色列追杀纳粹分子的做法,所有参与决定和执行六四屠城的官员和那天对学生和平民开枪的每个官兵都要接受审判,然后根据罪行决定刑期。这些复仇过去发生过,今天仍在发生,今后还会发生。如果有某位中国共产党员天真地认为这种复仇不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的话,我劝这位糊涂虫还是读几本贵党先帝的书吧。   然而,历史不应该简单地重复。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血腥和暴力时代该永远结束了。和中国历代改朝换代的英雄好汉们不同的是,六四血案中那些被坦克轧死,被机关枪射死的孩子们虽然是暴力的受害者,但他们却不崇尚暴力。他们不希望重演一部血腥的中国历史–用暴力来推翻另外一个暴力政权,然后建立新的暴力统治,就像大清、国民党、共产党所做过的那样。他们之所以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保持理性、非暴力、和平,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钢铁洪流,迎接枪林弹雨,是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没有暴力的中国的明天。

  这个明天似乎十分遥远却又近在眼前。”六四”二十年后,沉闷的中国一声春雷!一个声音,理性的声音,和平的声音,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心中回荡–六四大和解!这个由戴晴女士提出的解决六四事件的方案,获得了空前的反响!世人都知道,”六四”并非一起有争议的事件。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同意一个政府以任何理由去枪杀自己的学生,因为那些学生是未来,杀他们是伤天害理,是犯罪!过去100年间这个世界上有过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法律。但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授权政府动用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信吗?没有。诚然,在过去100年间,中国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事情频频发生,但那其中没有任何一起不是犯罪。1919年5月4日民国政府在北平枪杀爱国学生是犯罪,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在北平枪杀爱国学生是犯罪,1935年12月9日蒋介石当局在北平开枪屠杀爱国学生是犯罪,1989年6月4日共产党政权在同一个地方枪杀爱国学生难道不是犯罪又是什么?谁能告诉我所有这些残杀学生的惨案在性质上有任何不同吗?那些孩子们不该杀,那些学生不该死!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后还是这个结论。

  但是,为了给这起惨案画上个句号,为了一个没有暴力的中国的明天,为了不给历史留下遗憾,在”六四”过去二十年后,人民不要复仇。人民只要求那件事所有的当事人把那件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由独立于事件双方的特别调查机构把那件事彻底地、公正地调查清楚。是谁的罪过,哪怕你双手沾满孩子们的鲜血,哪怕你是个九头怪兽,只要你站到人民面前,把你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清楚,说一声:我错了,我为我做过的事道歉。从今以后,人民就不再追究你了。你冤杀了那么多孩子,没有要你抵命,全体纳税人代你赔偿,但你那个独裁体制也必须结束,从今以后谁也不能把说官府坏话的人关进大牢里了。今后人民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不再有思想犯、政治犯,天安门前不再有一滴孩子们的鲜血。以后中国所有的官都要定期由老百姓用选票来产生。官杀百姓的丑恶历史永远结束。就这么简单。这里没有秋后算账,没有暴力夺权,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没有谁去坐监狱,没有谁被打倒,甚至任何时候共产党如果想执政的话仍然可以靠选票而不是刀枪竞争上岗,作为一个政党永远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反对派来说,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方案了。对于历史,这也是一个最完美的交代。这就是”六四”大和解。

  这个方案虽然很完美,但此事最主要的当事人–中国共产党却仍在装聋作哑,做俯卧撑。而另一边也并非人人都想得通,放得下。有人觉得由受害者一方提出妥协退让未免太丢面子了。有人觉得和解的时机还未成熟,必须先有政治转型才可以谈和解。”六四”后二十年了,双方似乎还没有建立任何共识。但这个共识迟早还是必须达成的。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来看,”六四”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六四”到底能不能和解?如何去和解?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研讨”六四”问题的种种可能的结局,追踪”六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症结,推演”六四”问题继续拖延下去将会造成的恶果,探索解决”六四”问题的最佳途径,祈望当事双方以大和解的方式为那件惨案画上一个句号,为中华民族的明天做一件永垂青史的好事。

  一、历史的参考

  ”六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世人皆明了。不管你说那是一场”反革命动乱”也好,”风波”也好,”民主运动”也对,都抹煞不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六四”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当官的普遍很不高兴,便借故一个好官的死,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的。这类事情共产党的书上记载了很多,像陈胜,吴广,黄巢,宋江,李自成,乃至现代的国民党人辛亥革命,共产党人井冈山闹革命,等等。在外国有13世纪威廉-华莱士领导的英格兰农民起义,1524年-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1573年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农民起义,乃至于一八七一年的法国巴黎公社,1918年的俄国苏维埃革命,等等。历史上的这些事件,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历史最终还是向前进。因为历史不是谁可玩弄于股掌间的。”六四”问题最终结局将会如何,笔者无法预料。但我们看一看类似的事情以前是如何处理的,今天人家是如何解决的,至少会为我们提供某种参考和启示。

  1.1中国的血腥历史

  从秦始皇到满清,中国的封建体制改换了几十个朝代,类似于”六四”的官逼民反的”动乱”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而结局也大多和”六四”一样,被暴力镇压下去。只有少数成功了,结果就是改朝换代。大体上说,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是一次流血的暴力结果。胜者多把前朝的官员斩尽杀绝。每一个新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一开始,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皇帝能够得心应手地统治国家。随后就出现各级官僚贪污腐败。精明贤德的皇上能把国家管理得好一点。像大唐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大概就是最好的了。其他的皇帝,多半不是昏君便是暴君,再就是淫棍。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一切因人而异,老百姓从来就被排除在政局之外。中国朝廷治理腐败的花样名目繁多,但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以官治官,老百姓是绝对不可以治官的。所以,即使是好皇帝,无论他如何精明强干,还是对付不了官员的贪污腐败。朝廷任人唯亲,皇室一代不如一代。长此以往,朝廷对于天下的贪腐穷于应付,力不从心,只好任其泛滥成灾,局势开始慢性失控。各地的官僚疯狂地圈地,横征暴敛,对百姓的剥夺搜刮愈演愈烈,引发百姓的暴力抗争。中国历代王朝都求稳怕乱(”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对付百姓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杀!当农作物歉收导致大饥荒、或某地方官吏与百姓产生重大冲突,或者外族入侵时,百姓的忍耐冲破临界点,许多小规模反抗运动迅速扩大为大规模反官府暴动,朝廷无论调动多少”平暴”官兵都无法制服反抗运动。这时候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最后,成千上万人头落地,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建立,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中国的历史反复表明,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逻辑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以暴易暴、循环往复的历史从未改变过。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周期律”。毛泽东甚至在延安时就发誓打破这个周期律。可是,他打破了吗?

  中国的古老历史能否向我们提示一个解决”六四”问题的较佳途径呢?请您自己判断。在笔者看来,如果处理”六四”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那些法子办的话,就只有等待着周期律发生作用,以暴易暴。这种以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改朝换代的做法是否应该延续下去?人血馒头还要吃到哪年哪月?

  外国人在古时候处理这一类”犯上作乱”也和我们老祖宗差不多,基本上也是以杀为主。但到了最近50年,人类终于开始使用理性和文明的手段来了结恩怨。以下这几场”风波”想必读者已经比较熟悉。

  1.2匈牙利事件

  发生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西方称之为匈牙利革命)和”六四”大体是一类的事件。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最去缺乏”统一口径”的一件事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匈牙利事件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甚至在同一时期不同中共官员的口中匈牙利事件也截然不同,今天亦然。当邓小平二度被打倒时,他被四人帮冠以”邓纳吉”。最近几年中共刊物上又有人为纳吉平反昭雪。匈牙利事件无论人们如何评说,都否认不了其人民大规模反抗共产党统治者的事实。而匈牙利事件的最后结局如何呢?这里,我想引用一位中国左派的说法。周新城是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正统左派。他说:”与此同时,为匈牙利事件唱赞歌的声音却一直不绝于耳。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政局剧变之际,以波日高依为代表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大肆制造为1956年事件翻案的舆论。这成为匈牙利改旗易帜的前奏,紧接着党就改变性质和改换名称,社会制度就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把周教授这段官话翻译成普通语言,就是:”匈牙利事件后,人们一直对那件事交口称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个名叫波日高依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大肆为匈牙利事件翻案。结果那家伙居然成了事。匈牙利事件正了名,匈牙利共产党改弦易辙,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终于复辟了。”匈牙利事件的最终结局没有流一滴血。但匈牙利共产党没了。那一年苏联也解体了,苏共被推翻了,北约解散了。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谴责当年苏军入侵匈牙利。叶利钦访匈时,正式向当地人民道歉。去年三月普京访问布达佩斯,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是苏联,但对当年的事件仍有”道义责任”。不过这些都来得太晚了。以后共产党还有任何可能在匈牙利执政吗?

  1.3台湾二二八事件

  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另一起另中国共产党至今难以”统一口径”的历史事件。有许多资料表明,中共党员,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中国当代女侠谢雪红是那场事件中的叱诧风云人物。共产党曾把二二八事件称为二二八起义。那场起义被国民党军队残酷地镇压了。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个定数。1987年台湾”解严”,二二八事件逐渐得到正确评价,国民党政府为二二八道歉,公布事件真相,抚恤死伤者家属,成立二二八纪念馆。这个过程也是和平、理性的。海峡那边的炎黄子孙没有使用流血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2000年国民党被选下台,但去年国民党又竞争上岗成功。一个犯了错误甚至罪行的政党,勇于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今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吗?答案就在那里。

  1.4韩国光州事件

  韩国光州事件,又名光州民主化运动,发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交界。当时韩国的大独裁者朴正熙也是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政治高压。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却没有真正的自由。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屡被囚禁,就和今日刘晓波的处境类似。1979年底,朴正熙被其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在经历短暂的温和派掌权后,很快一个比朴正熙更加强硬的独裁者–保安总司令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掌控全局,宣布戒严,实行更加严厉的独裁。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民众更大的不满。1980年5月,光州市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解除戒严。独裁者全斗焕用暴力对付民运,逮捕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将武装部队开进光州市,开枪镇压学生运动,枪杀200余学生,造成震惊世界的光州惨案。军政府把此事件定义为”共产主义者的内乱阴谋事件”。和邓小平镇压六四后”南巡”一样,独裁者全斗焕继续高举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旗。在专制独裁下,韩国甚至”申奥”成功,并成功地举办了汉城奥运会。但韩国国内反对专制的呼声一天也没有停止。1988年2月,迫于内外各种压力,全斗焕把政权转移给卢泰愚。1988年4月,卢泰愚下令调察全斗焕弟全敬焕贪污案。同年11月,全斗焕向韩国人民公开道歉。1992年金泳三当选韩国大统领,开始重新定义光州事件,政府赔偿死伤者,并调查光州事件。1997年金泳三政府将全斗焕及卢泰愚以叛乱、杀人等罪判处死刑及无期徒刑。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获得了解决。这个过程也没有流一滴血。1997年12月19日金大中当选南韩大统领,宣布将特赦全斗焕、卢泰愚。光州事件的罪魁祸首全斗焕获释后放弃所有私人财产,出家。韩国独裁者试图通过经济改革实行高速增长,开奥运增强人民自信心,然后人民就不会去计较他们的专制独裁了。这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

  1.5南非种族和解

  昔日的南非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占人口不到一成的白人控制著国家权力和大多数土地以及资源。少数白人执政者以残暴手段实行种族隔离,杀戮无数,不知道有多少次黑人反抗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被囚禁27年。十多年前,南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实际意义民主选举(以往的选举黑人被排除在外),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获胜。败选的克拉克少数白人政权把权力和平转移到多数黑人手中。新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旧体制过去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长期的种族分裂,以及旧时代的政治命案及冤案等人权问题堆积如山。人们担心南非会大乱。对旧政权犯下的不公不义之事必须纠正,这是转型正义;但又要向前看,向前看决不意味著对过去的事置之脑后,像没发生过似的。如何找到一种使罪人坦白的方法并承诺”以真相换取大赦”,即在使”毒瘤”暴露的同时,又泯灭人们复仇的心理,从而为新社会的新道德奠定新基础,这是摆在南非人民面前的难题。

  曼德拉就任总统后,南非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有受理的申请案都举办了公开的听证会。加害者、被害者家属、委员会成员、观众聚集一起,由媒体作广泛报道。他们采取”用特赦换取真相,用真相换取和解”的策略。过去白人政权实施的种种暴行大白于天下,结果没有发生暴乱,也没有严厉报复,既揭露了昔日压迫者的暴行,又宽恕其罪行且在彼此达成和解。”真相与仁慈结伴,正义与和平相连”,从而也使后世子孙能汲取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就是”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堪称奇迹的是,南非通过和解成功地实现了和平民主转型。

  中国人是否该从中获得启示与教益?

  1.6罗马尼亚89革命

  罗马尼亚89年革命,推翻共产党政权,共产党领袖的结局惨不忍睹。那件事的导火索是当年的蒂米什瓦拉事件。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边境有一个小村庄,一天,有一位匈牙利神父来到罗马尼亚这边的这个小村庄布道。他一时兴奋,没管好他的大嘴巴,说了几句党的伟大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坏话,结果被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驱逐出境,引发了官民冲突。谁也没料到,就这么一点屁事,如同星火燎原,越闹越大,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罗马尼亚全国动荡,老百姓奋起推翻共产党政权。最后,中国共产党前亲密朋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罗马尼亚共产党解散,一个时代结束。

  罗马尼亚89革命,大概是对中共高层触动最深的一件事了。中共官方宣传中把这件事作为不搞经济改革的惨痛教训。他们认为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错误在于,虽然他政治上反苏亲美亲华,经济上却死硬地坚持苏联那一套,搞得民不聊生。而他最致命的错误还是不抓”军队建设”,导致军队倒戈。但在中共内部,却有人认为实际原因远不是这么简单。这里我想引用中共《人民日报》上一篇正式文章的观点。作者王瑜,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他把罗马尼亚89革命的起因归结为以下三条:

  ⒈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使广大群众对罗共执政能力丧失了信心。

  ⒉顽固坚守苏联模式,使体制的弊端固化,积重难返,最终爆发政治危机。

  ⒊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使罗共威信扫地,社会主义声誉尽失。

  笔者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常读读自己的报纸,倾听一下自己党员的苦口婆心。你们纵使有一万个理由排斥党外的声音,也没有一个理由拒绝来自党内的呐喊。

  顺便提请诸位注意:在笔者开始草拟本文的同一天,另一场对于前共产党政权的罪行的国际审判揭开了序幕。审判柬埔寨红色高棉的一个特别法庭对前红色高棉监狱长杜赫的审判已经开始。他被控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他是吐斯廉监狱、钟屋杀人场和一个杀戮场的头目。在那里有多达1万6千名柬埔寨人被处决,然后扔进万人坑。特别法庭还将对红色高棉的4位高级领导人进行审判。他们分别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农谢、国家元首乔森潘、外长英萨利以及英萨利的妻子、也曾担任过外长的英蒂丽。国内很多经历过文革后期的人应该还没有忘记这四位柬埔寨前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名字。

  如果把以上这些历史事件排个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中,有的处理结果比较温和,有的结局则比较悲惨。这其中最坏的结局不外是重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以暴易暴。而最温和的结局便是走南非政治和解的路线,不动一刀一枪,不流一滴血,披露所有真相,化解所有的恩怨,达到和平转型,缔造一个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其它事件的结局介于这两者之间。而”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当然未必就必须采取这其中的某个方案。但无论走哪条路,其最好和最坏的结局应该就在这个范围以内了。那么,您认为哪一种方案最好呢?

  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愿意解决”六四”问题?

  ”六四”已经拖了不少年了。这些来,”六四”事件中被杀的一方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大声呼号,想让另一方低头认罪,最好将其送上法庭。但”杀”的那一方却总是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如此洒脱当然有他们的本钱,因为他们是官府,而被杀的却是庶民。中国几千年来,官总是对的。当官的杀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老百姓并不算什么,活该!更何况杀人是为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避讳将自己和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朱元璋这一类封建皇帝相比较。毛主席说过他比秦始皇还要厉害。邓总设计师应该没有秦始皇那么厉害,但少说也可以赶上朱元璋吧。厉害的人,杀人都不必抵命的。但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却不属于”打天下”那帮子元老,应该没有那么厉害,称帝有点勉强。他们也应该知道”六四”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分量。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解决”六四”问题呢?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告诉人们这里面的原因。那么人们就只好猜了。笔者猜想这里有以下几个可能性:

  2.1第一个可能性–暴君心态

  过去几千年,在中国朝廷杀百姓是天经地义的。老子是官府,杀就杀了,你一介草民敢把老子怎么着?那不过是件区区小事,无所谓解决不解决。老子几十万、几百万人都杀过。不就是再多杀几百号学生娃子吗?哪个朝代不杀人?老子杀20万人换来30年太平,值!

  2.2第二个可能性–皇权意识

  ”党”虽然也觉得杀老百姓不是件光彩的事,彻底地毁了党群关系,但”六四”却是情有可原,是为万民做主。党就是皇上,皇上就是党。朕这20年来已经通过经济改革开放的方式,降龙恩于万民,你本应该对朕的皇恩浩荡感恩戴德、三呼万岁才对,怎么能让朕给你道歉?朕不杀那些刁民哪里有这20年的稳定、GDP高速增长、太空飞船升天、奥运会大获成功,一派太平盛世?朕给了你这么大的好处,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你要与朕”和解”?这自古以来只有你庶民百姓向朕下跪,三呼万岁的,哪个朝廷跟庶民百姓和解过?

  2.3第三个可能性–既得利益

  ”党”知道自己杀学生理亏,但迫于种种利害关系,不想解决”六四”问题。一旦解决了”六四”问题,恐怕自己就要卷铺盖走人,被赶下台。什么都可以丢,唯独政权不可以丢。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20年来,中国围绕着”党”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既得利益网。咱这网上的500个家族,50万高干,还有那几百万”先富”,恐怕谁都不干不净的。大家的利益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一毁俱毁,一荣俱荣。一搞民主了,财富的分配就得重来,政府的政策不能总向既得利益集团这边倾斜了,利益大洗牌。要是真来”执政为民”咱们都得玩完。这江山是先帝用枪杆子打来的,用几百万性命换来的,祖上的家业说什么都不能在我手中丢掉。谁要把这江山拿走,那就得和先帝一样,拿枪杆子和咱拼个胜负,死个几百万人再说。这事绝对不能让步,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混一天是一天,兴许日子久了人们会把那件事忘掉。

  2.4第四个可能性–作茧自缚

  换句话说,”党”对自己设的禁区太多,把自己的手脚给捆起来了,使自己束手无策。”党”知道”六四”是个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炸的,不好惹,也想去了结那件事,但无奈却找不到合适的方案,让双方都可以保住面子,体面地解决那件事。马克思、毛泽东或邓小平的书上都没有说过该怎么办,这如何是好?要说”党”里的能人还是不少的。”中央党校”里高材生有一大堆,人大、北大、清华的才子在中共中央做事的也不少,他们的脑瓜子聪明得很。他们怎么不想个法子呢?问题在这里:你中国共产党把”六四”设为一道禁区,根本就不准人家探讨研究,人家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越不让人家去研究,你就越对那件事束手无策。”党”以前处理冤假错案的老规矩是先在党内找好一个替罪羊,比如说”四人帮”什么的,然后把所有的坏事一股脑地推给替罪羊,党就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了。这一次替罪羊不太好找,就不知所措了。这难道不是很笨?

  要说胡温政权有意拖延”六四”问题的解决也许有失公允。那件事毕竟不是他们干的。他们那派人马同情”六四”的也不在少数。但是要叫他们纠正邓小平犯下的罪,他们却又没有那个魄力和胆识。实事求是地说,即使他们有那个魄力,也未必有那个政治资本。他们头顶上有一大堆婆婆妈妈在垂帘听政,手下还有几十万贪官污吏和几百万既得利益网,再加上他们剩下的时间也确实不多了,解决”六四”问题对他们来说恐怕是力不从心。但他们起码也不应该阻止党内外讨论这件事。

  上面几个可能的原因,究竟哪一个比较可靠,或是兼而有之,您自己判断。

  2.5解决”六四”问题的真正阻力

  笔者的观点是,在”六四”问题上,要说中共死不认为自己有错,好像不符合事实。这一点江泽民和胡锦涛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么霸道。”六四”一开始被邓小平说成是”反革命动乱”。江泽民上台后,慢慢地改口为”那场风波”。到了胡温政权,又淡化为”六四事件”,口气越来越软,完全不像当年理直气壮的样子。最近一位”共和国卫士”莫名其妙地被”孙志刚”了,当局并没有拿那当回事。这说明中共当局自知理屈,不想人们再说起那件事。

  但中国并不光有温和派,有两类人对于”六四”问题的解决是坚决抵制的。这第一类人就是中共内部的死硬派。那些死硬派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乃是一大批满脑子封建主义旧思想的官僚、党棍、文痞、刀笔手、整人专家,权术高手,贪官。这批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是土皇帝,出门犹如皇帝出访,”二奶”多得数不清,开起黑煤窑、黑砖窑、血汗工厂他们是心狠手辣,外面却永远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在任何一个专制时代他们都是官府里的红人,实权在握。山西、河南、安徽北部的中、低级官员多半是这个样子。在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也不乏这一类的死硬派。”六四”问题一旦解决了,中国民主了,”官本位”不再,这些官员赖以生存的”官官相护”保护层就会土崩瓦解,他们也永远无法施展他们的权术、骗术和谋术了。所以这一批人特别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这是一个连老佛爷慈禧太后听了也会喜笑颜开的口号。因为那个”主义”其实并不很重要,想换随时可以换一个。关键还是那个”特色”。”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成”老佛爷”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位用”。有了这个”中国特色”,任何新瓶都可以从容地拿来装旧酒,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中国特色”,说到底,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特色,官本位特色,专制特色。

  第二类人就是中国的既得利益网。在中国最不想解决”六四”问题的就是那张巨大的既得利益网。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平衡好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导致贫富悬殊日益加剧。先富起来的党政干部,社会名流,知识精英,商海新贵,还有垄断企业的职员。这些强势群体把改革开放所有的好处都占了,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网。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基本上没有从改革中得到相应的实惠。无论他们劳作多辛苦,却怎么也富不起来。所以无论中国GDP如何增长,社会矛盾都在不断激化。邓小平和江泽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些既得利益者最大的希望就是一切安于现状,经济改革到此为止,政治体制改革是绝对要不得的。因为当人民有权利选举和罢免政府官员时,当媒体可以自由揭露黑心商人时,当司法系统可以独立调查官员违法案件时,政府的各项政策就必须向广大选民而不是一小批强势群体倾斜,社会财富就得公平地分配,这势必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那张既得利益网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绊脚石,也是解决”六四”问题的最大障碍。那张网的直接受益人有大约500个家族,50万中共高干,几百万社会名流、知识精英、商海新贵,还有垄断企业的职员(金融、能源、电信、交通、军工)。他们的能量远大于中共内部的死硬派和左派愤青。

  2.6中共处理”六四”问题后,会不会被扫地出门?

  不会的,这完全是多虑。在下一章,笔者将证明,恰恰相反,中共如果不去处理”六四”问题,一定会被扫地出门。拿台湾的情况来看,国民党给”二二八”平反了,他们今天不又执政了吗?中共为什么连这点信心也没有?不错,中国一旦民主了,中共作为一个参选政党,是有可能落选的,就和国民党曾落选过一样。但那和过去几千年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民主选举绝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大家的机会公平。这一次你竞选失败,下一次再选保不准你胜,谁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中共是世界第一大党,除去那些混子,老油子,投机份子后,你还是中国第一大党。不要说现在,就是将来20年内中国恐怕谁也比不过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和平竞选怎么说也比你当年打仗要容易得多。你中国共产党当年能把国民党打得一败涂地,可今天却连国民党东山再起那种事情都不敢去试试。你当年的自信心都到哪去了?

  2.7中共经济搞的好,举办”奥运会”有功,有必要重新揭开”六四”这个历史伤疤吗?

  有!不错,中共这20年来确实做了很多好事。最大一件好事就是把中国的GDP搞上去了。奥运会开得也很成功。这些功劳恰恰为解决”六四”问题建立了良好的气氛。双方也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话题。中共本来应该拾回自信心,趁此机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除去经济改革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甩掉”六四”这个沉重的包袱,推动中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却一再错误估计形势,以至于一次次的好机会被耽误。2007年底,电视主持人胡紫薇大闹央视时一语惊人:”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在众目睽睽下用机枪和坦克屠杀自己的学生的政府,二十年来都不曾道个歉,你当世人都是傻瓜?你以为这还是道光年间?你以为世界是可以由狼心狗肺做成的吗?独裁者全斗焕搞经济起飞和”申奥”也是功劳大大的,后来不照样被判死刑吗?要不是金大中给他特赦,他早就去朴正熙那里报到了。国民党领导台湾经济起飞也是有目共睹的。没有国民党建设台湾的呕心沥血,亚洲就只有三小龙。但难道因为他们建设台湾有功,”二二八”就不该平反昭雪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虽然面临日本鬼子的侵略,但经济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政界与学界互动,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按你中共今天的道理说,当时你应该支持那个伟大的社会改革和进步才对。恰恰相反,在同一时期,你中共不照样在江西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吗?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说”稳定压倒一切”?中国共产党把那个时期跟国民政府做对而被枪毙的方志敏立为烈士,可大权在握后却干着和北洋军阀、国民党一样的屠杀进步学生的事,这又从何解释?国民政府总理段祺瑞(北洋军阀)1926年制造三一八枪杀爱国学生惨案后,他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K决定专意念佛,终身食素,至死不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李鹏总理枪杀爱国学生后,亲切慰问”平暴”官兵,神采飞扬。后来李大总理大概是有点后怕了,便决意写本书为自己辩白,无奈却遭中共中央阻拦。你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小肚鸡肠?

  大军阀段祺瑞出家、吃素后,学生便放他一马。独裁者全斗焕放弃一切财产,出家后,学生也就不再去惹他了。你李大总理其实也用不着写本书为自己辩解,更不用干出家、吃素那种折腾人的事。你只要把你”六四”干的那些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然后道歉一声,你的事就完了。从今以后你就不必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你的千金照样戴她的LV围巾招摇过市。人家给你这么好的方案,你就不要装蒜了。当时很多事情有可能你也是身不由己。你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该谁负责就叫谁出来说清楚,不该叫你背的黑锅,老百姓不会揪住你死缠烂打的。这是一场大和解而不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

  三、假如”六四”问题得不到解决

  一个小偷偷了东西后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是警察不来抓我,该有多好。一个杀人犯,把人给杀了,自然最不想人家追过来。不过这种好事很少发生。假如中国共产党把”六四”问题得无限期地拖下去,结果将会如何?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我。二十年来,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努力地寻求”六四”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笔者只好假设他们想把”六四”给赖掉。这是很可能的,但以下两个条件中至少有一个必须满足:(1)中国人普遍健忘。(2)中国共产党永久掌权。

  3.1国人健忘吗?

  要说国人普遍健忘,那还真有那么一回事。比如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很多细节实际上已经被忘记了。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三十几年前的事,可已经有人在为文革了唱赞歌了。就说去年那场大地震吧,百姓要是不盯紧点,我敢担保官方那一份详细的死亡人员总名单永远不会出炉。国人健忘,极少是由于先天性脑发育不足,绝大多数还是人为造成的–官府不想让你记住某件事情,自然会有法子让你忘掉。不过,要老百姓忘记”六四”,难度太大。因为那和三百多年前的扬州屠城不一样,是有几万张照片,几百本录像带,几十万目击证人,世界几十亿电视观众目睹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屠杀。毕竟,杀孩子,杀学生怎么说来都是一件最残忍的事,最令人恶心的事,就连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憎恨杀学生。这件事是要上史书的,而且已经上了史书。”六四”是中国现代史无法回避的一章。没有什么洗脑工程能把”六四”给抹掉。

  3.2中国共产党能永久统治中国吗?

  就算老百姓忘不掉”六四”,但要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统治中国,他们不就可以把”六四”给赖掉吗?但这里有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能永远统治中国吗?我要告诉你:这没有任何可能。我这么说跟我喜欢不喜欢中国共产党无关。即使我热爱中国共产党,即使中国共产党真的很伟大光荣正确,结论还是一样。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很简单。自打亚当夏娃伊甸园偷欢开始造人起,有谁能够长生不死,万岁万岁万万岁吗?没有。打从盘古开天地,有哪个王朝或政党会永久执政吗?也没有。那么,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将永久统治中国吗?一点也没有。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某年某月某日是一定要下岗的。他们一走,后面的政权有任何理由或动机不去处理”六四”问题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犯了一个通病,就是自我感觉永远太好。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认为他的朝代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完结,尽管在他前面一个又一个朝代如同走马灯似的结束了。每一个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比历代任何统治者都要英明伟大。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会考虑一下,到了那最后一天,如何好好散场,让后人少照搬自己折腾别人的法子来折腾自己,给世人留下较好的评说,也给自己东山再起留条后路。他们总以为,使用强大的武力可以永葆江山。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丝毫不比秦皇汉武好到哪里去。而邓小平也不够高明–在死前的几年大开杀戒,糟蹋了他一生的功名和清白,也给他的后继者带来空前的难题。中国共产党至今也没有明白:再好的宴席总是要散的。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法律而不是长官意志来治理国家,让人民定期地、公平地选出政府,让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任何党派来执政。但中国共产党直到今天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或者还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或者干脆混一天是一天,根本就不去考虑如何去处理”六四”问题。那么,这样下去的结果如何呢?

  3.3中共下岗后,后人将如何处理”六四”问题?

  第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拖到将来某一天,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结束了,后面的政权还得处理”六四”问题。如果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曼德拉,共产党的日子也许会好一点。大概他们还可以继续组党吧,但由于没有积极主动地处理”六四”还有其它的问题,信誉不是很好,重新执政恐怕要等很多年。要是中国出现了叶利钦,共产党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恐怕又要重归地下党。到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没有蔡和森、李大钊、向警予、顾正红、方志敏、郭亮、钱壮飞、刘胡兰、江竹筠那样的勇士愿为中共卖命了–那些勇士或早已死在中共的监狱里,或全都在中共的反对党那边。而中共队伍中成堆的马屁精、酒鬼、财迷、党棍早已溜之大吉,剩下的大概只是”乌有之乡”的傻冒了。

  3.4最糟糕的结局

  第二种可能的情况,也是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决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把”六四”问题死拖下去,死死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放。结果会如何呢?这就是让”周期律”回来–将来某一天中国出现比1989年罗马尼亚还混乱的局面–老百姓把中共彻底埋葬。这话说得有点像天方夜谭。今天的中国,到处是歌舞升平,有那个可能吗?当然有。你看那歌舞升平的幕后有多少人拼死拼活要去京城上访告御状吗?你没看到那所谓的稳定不过是高压下的无奈吗?前面说了,和中国过去历代封建君王一样,中共直到今天还迷信枪杆子的作用,天真地以为暴力高压可以带来永久”稳定”。这种想法一再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屠杀反抗者的暴君难道还少吗?中国社会永久稳定过吗?这里我想引用中国共产党政府自己公布的一些数据。”六四”被镇压下去后,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不但没有减少,总体数目反而在逐年上升。中国共产党将那些抗议活动描绘为”非法群体事件”,后又改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1994~2004年,全国”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7.4万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2006年9万起,到2008年已经稳步上升到了10万起。

  也许在中共昏官眼里这些群体事件并没有那么可怕–不就是一些穷光蛋闹事吗?大不了开一车武警过去,把他们都抓起来,不就完了。

  这些昏官没有看到这些群体事件背后是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那种周而复始的慢性失控局面又回来了。中共政令不出北京的局面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本上已经取代了中共的任何国策。地方官员叫板京官的事情频频发生。要处理任何一件民愤极大的官员违法案件,每一次都要温家宝、胡锦涛亲自过问才行,否则案件就会不了了之。这种局面不是慢性失控又是什么?和过去几千年一样,这种慢性失控的结果就是整体性危机的可能性日益增高。毛泽东说过,量变会引起质变。但愿中共官员还没有忘记毛的这一句话。大量的局部冲突在某个突发的外部条件下将很有可能连成一片,成为罗马尼亚1989年那样的大面积动荡。

  3.5危机可以避免吗?

  如果中共头脑清醒一点,提早行动,像罗马尼亚89革命那样的整体性危机还是可以避免的。但现在我们还不清楚的是,中国那些分散在各地的孤立的群体事件突发成大面积动荡的临界点在哪里。事实上,现代历史的许多重大危机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无法预报。要找出那些临界点极其困难,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如果中共能够远在危机突破临界点之前,在孤立分散的群体事件激化成大规模动荡之前采取断然措施,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着手体制转型,给老百姓一个奔头,也许还有救,动荡也可避免,中国共产党也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但中国共产党有这个胆识吗?你中国共产党7000万党员中有几位有任何危机意识?你们中共干部们又有几个不在在醉生梦死,歌舞升平,泡小姐,呼噜大睡?现在毕竟还有个温家宝总理在心力交瘁地四处灭火,死撑着局面。具有平民家世的温家宝和胡锦涛一走,换上那个走到哪哪里就腐败成灾的太子党来理政,就不知道中国会乱成什么样子了。

  3.6暴力镇压管用吗?

  中国共产党对付群体事件,一般来说是先把组织者抓起来”政治斩首”,然后也会满足或部分满足普通参与者的要求,以平息民怨。有时上级党组织还会象征性地惩罚几个地方官员来安抚百信。这些雕虫小技只管小用,不管大用,因为问题在于体制本身。这个官本位的体制本身就不可能”执政为民”。当这一切雕虫小技都失效时,中国共产党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和”六四”那样动用武警和军队进行暴力镇压。中国的老百姓毕竟是温顺的,他们并不喜欢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但这不等于他们惧怕暴力。那些靠拿”低保”苟且生存的穷苦百姓,他们怕什么?那些守着一亩薄田却负担着几百号村官、镇官、县官的穷苦农民有什么好怕的?那些用双手四处打工维生的穷苦民工和打工妹们,他们有什么好怕的?那些除了出卖自己肉体并无其它任何可卖的坐台妹们有什么好怕的?你们不就是那五百个家族,五十万贪官,五百万军队和警察吗?你可以动用一万名镇暴警察来平息五万群众的骚乱。你也可以用十万镇暴警察来平息五十万群众的骚乱。你甚至可以出动五十万军队来平息一百万群众的骚乱。但是你绝对无法动用一百万军队来平息五百万群众的骚乱。因为当你拿出一百万军队来镇压群众时,形势就不妙了–那另外一百万士兵很可能会站到老百姓那边去。因为那些群众可不会光是学生,很可能就是那些士兵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即使他们可以迫于上级压力不去开罪那些当官的,但是他们有那个能力和胆量把一百万群众投入监狱吗?中国有这么多走投无路的人,现在手机又这样普及,把几十个小规模的骚乱星火燎原成一场几百万人的大暴乱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其结局就是中国政局大洗牌,政治体制彻底转型。这种暴力引发的巨变一旦发生,中国共产党今后还有活路吗?看看罗马尼亚89革命的结果吧。

  3.7历史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正在犯中国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犯过的同一个错误,就是永远不明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轻易明白的两个字:制衡。中共和中国过去所有的皇帝一样,宁愿使用自己的内部稽查机构去查办10000名腐败官员,甚至用一批腐败官员去查处另一批腐败官员,也不愿意让一个独立于党政和行政体系外的司法系统按照独立司法程序去调查任何一名官员的贪污腐败,还不准媒体泄露官府里面的任何”天机”,更不愿意让老百姓用选票把任何一名不称职的官员选下马。中共和中国封建历史所有的朝廷一样,一定要坚持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统治权。他们的所谓”四个坚持”,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就是中国所有封建皇帝的座右铭。他们永远搞不懂,只有当有效的权力制衡出现后,腐败才可以被及早发现和及时制止,政府才能够长期有效地运作,江山社稷才能长治久安。毛泽东今天拉这一批人打那一批人,明天又利用那一批人打这一批人,政策朝令夕改,反复无常,那不叫权力制衡,那叫玩弄权术,或者说叫瞎折腾。因为他制来制去总是制别人,永远不让别人制他自己,无论他饿死成百上千万人还是搞砸国民经济。中国历代皇帝都是这副德行。

  真正的权力制衡,就是今年”两会”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发誓抵制的舆论自由、民选政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1989年天安门前的那些孩子们,他们静坐、绝食、示威、游行、呼喊了那么多天,把命都豁出去了,不是为别的,正是要把这个世人皆知的浅显道理说给中共听。当年那三个朝廷门前长跪不起的孩子们手中的奏折里说的就是那两个字:制衡。而建立这种制衡的过程,就是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或体制转型。

  解决”六四”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的一环。解决”六四”问题,并非仅仅给那些死难学生的家属赔点钱,也不是建个纪念碑就拉倒,而是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制度的出现。当老百姓可以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政策,用自己手上的选票把自己恨之入骨的昏官选下台,用法律把贪官送进监狱时,有谁会去政府门口砸汽车?有谁会千里迢迢冒险去京城上访?有谁会点个汽油瓶把自己给烧死?

  既然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好的方案就是趁早开始想办法解决”六四”问题,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六四”问题解决的越早,对中国的发展越有利。

  四、解决”六四”问题的最佳途径

  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黄炎培有过一次延安之行,他曾和毛泽东作了一番著名的窑洞对话–

  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答道: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条新路确实叫毛泽东找对了,但他却从没有走上这条新路。他不过是弄了几个花瓶做做样子,然后去做他的帝王梦,誓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比个高低。所以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冤死了那么多老百姓和共产党的好干部,国家穷折腾了那么多年。毛泽东死后,”六四”孩子们期望小平同志不要再走那条老路了,要让中国走上共产党早在几十年前就选定的那条新路,但那些孩子们却被小平同志的机枪和坦克杀死了。那一夜,那些孩子们唱的是和邓中夏,方志敏、吉鸿昌、夏明翰唱的同一首歌。如今,邓小平也离去不少时候了。现在这一代中共领导人既非行伍出身,又无”开国”之功,有的还和笔者一样是吃过上山下乡的苦,受过文革的罪,受过新思想熏陶的77、78级毕业生,你们难道有什么特殊的理由非要在那条走不通的死路上继续折腾下去吗?你们是要顺应世界潮流,走上民主、法治、宪政、和平的新路,让贵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党,还是要继续抱残守缺,成为一个没落封建体制的殉葬者,把中共一同带到棺材里去?

  4.1民主不是洪水猛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们不要胡说中国老百姓目前还太愚笨,还没有聪明到能够在民主社会中生活的那个地步。这个由民国遗老提出的问题贵党先辈们早在70年前就回答过了。中国老百姓是全世界最温和善良的,脑瓜子绝对没有你们那么想像的那么迟钝,不会拿他们手中的选票当儿戏的。况且民主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用你们智囊的话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既然那是个好东西,又不要花一分钱去购买,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可以拥有它?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你们不要强调中国还很穷,老百姓才脱贫不久,国家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主,不适合搞民主。一搞民主必大乱,不利于经济建设。这个由国民党提出的问题贵党先辈们在70年前也回答过了。回去读读贵党自己的答案吧。美国立国时老百姓比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要穷多少倍。那个时候选票要用马车拉到各个县城。大选日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星期二是因为11月秋收大体结束,农民进入农闲期,而寒冬也未降临。星期天农民要去教堂,星期一农民赶上马车要一整天才能到达县城。星期三是集市日,农民要去赶集。所以投票日定在星期二最好。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当时的美国作为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民主制度搞得有声有色,选出了像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那样名垂青史的杰出领导人,为美国的经济起飞和大国崛起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如今的中国天上飞的有飞机和飞船,地上跑的有火车、汽车和坦克,手机基本上是人手一个,大城市的繁华程度堪比世界任何一个大都会,公路和网络通到乡村,就连穷乡僻壤也可以买到进口货。就这样还不够条件搞民主?你们在骗谁?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你们不要幸灾乐祸:看看苏东波,民主后经济一蹶不振,老百姓多痛苦。收起你的鬼话!告诉你,苏东波转型的痛苦早已过去,而且他们不再忍受你们不转型的痛苦了。昔日的苏联,今日的俄国,昔日的东欧,今日的波匈,还有捷克、罗马尼亚,他们有大片大片被极度污染的河流、湖泊、田野和村庄吗?他们有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吗?他们的百姓有任何理由担忧自己的住房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被推土机夷平吗?他们有浩浩荡荡的上访洪流吗?他们有把超过军费开支的公款用于官员吃喝吗?他们有”嫖宿幼女”这一条法律吗?

  4.2退一步海阔天空

  前面一章说了,”六四”问题你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也好,不要解决也好,都没有关系。要么是你自己积极主动地解决,利人也利己。要么是人民替你解决,让你永远滚蛋。你不让中国政治体制转型吗,那就等着”周期律”回来,社会动荡,天下大乱吧。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也为了你中国共产党的切身利益,你中共必须立即着手考虑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我知道这对你是一个难题。因为低头、道歉、承认错误、认罪这些字眼都不存在于共产党的字典里。中国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就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或领导人向人民道歉过。无论这些统治者是昏庸还是贤明,无论他们领导下的中国是繁荣富强还是民不聊生,他们都未曾对自己说过半个不是,更不容别人赶自己下台。这个荒唐历史必须结束了!过去几千年,中国一虚弱则内乱四起,外患不断,中国一强大则腐败盛行,骄奢淫逸。要除掉这个诅咒,唯一的方法就是民主。中国的政治转型就从中国共产党说一声”道歉”开始。你中国共产党主动低头认错并不意味着你就彻底完蛋了。恰恰相反,退一步海阔天空。作为中国历史第一个敢于认错的政党,低下你高贵的头,说一声道歉,卑微的你将高大起来,你将扭转乾坤。也许第一次大选后你不一定就执政了,但人民不会忘记你,绝对会再给你机会的。历史将会是公平的。

  4.3解决”六四”问题的必要准备

  今年六月四日将至,笔者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好解决”六四”问题。所以,笔者不指望奇迹出现。那我们就再给中国共产党几年的时间吧。也就只剩下几年了。如果你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那就去海峡对岸请教一下你的老对手。你要是太腼腆,不好意思向他们开口,那么怎么说下面这几件事你也必须去做:

  ⒈照章办事。转型就从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部开始。你不用发一个红头文件。就严格按照你的《党章》办事,改革就开始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党有党章。就连三教九流青红帮里也有帮规。青红帮里有人犯了规矩也是要受处罚的。你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比他们强吧。《党章》中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民主。那你就按《党章》办,先党内民主吧。要搞党内民主你就要让党员说话,骂娘,真正地民主选举你们的党干部。《党章》中一个字也没有提”中宣部”,那你就解散中宣部吧。那中宣部是凭哪一条法律可以对党外报章杂志发号施令的?那个机构既违反宪法又违反你党章,赶紧给关了。《党章》上也没有说你胡锦涛必须听你公公婆婆的话。下一次那帮公公婆婆再找你说事,那就对他们说:你们”扶上马,送一程”都好几年了,累不累?《党章》上有说你们可以这样吗?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也不过就是她一个老太太,你们一大堆婆婆妈妈凭什么不在其位还要谋其政?中国共产党要是连自己制定的章程都不能照办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去领导别人?那还不如干脆让青红帮来领导算了。

  ⒉解放思想。上一次解放思想还是在三十年前吧,突破了”两个凡是”,更新了真理标准,大概就这些。打那以后,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就基本上原地踏步了。其实还有倒退。邓小平废了”两个凡是”,却又立了”四个坚持”。后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执政为民”、”八荣八耻”只能说是皇上在为自己树碑立传,连标新立异都算不上。”六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里面有点思想的人基本上被肃清了。直到今天有很多话还是不能说,有很多事还是不能讨论。你们要禁锢自己到哪年?你中国共产党最好想清楚点:不准你们的党员自由讨论问题,你们自己也就成了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你们中国共产党里面也不是没有能人,只是没有能自由思想的人。那大清、国民党不就是这么垮台的吗?中共不准自己的智囊去研究那些禁忌话题,又不让党外的独立学者去讨论,甚至还把人民给禁锢起来,不准他们之间互相传递任何不与你们相同的思想,还用个什么狗屁防火墙把国外的信息给挡住。这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做法,用你们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说法,就是反动。你们就是当今的反动派。我说胡锦涛同志,你就把那破玩意儿给拆了吧,那玩意儿实在不顶用。你要是今天就把它给拆了,就省了你将来某一天的难堪。你想想,那柏林墙的结局是多么尴尬。你这所谓的中国防火墙,终究有一天会像柏林墙一样轰然倒塌的。自由的身躯用柏林墙是阻挡不住的,而自由的意志也是中国网络上的防火墙阻挡不住的。趁早拆了它吧,胡锦涛同志。

  ⒊尊重民意,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气氛。解放思想并非易事,但还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祈盼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在中共党内外都占多数。前面说了,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碍既非来自于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元老,也非来自于左派愤青,而是来自于中国那张巨大的既得利益网。那么,如何才能打破那张巨大的既得利益网呢?这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言论自由–让老百姓自由讨论所有有重大争议的政府政策,让民意来说话,并把这种取意于民的过程经常化,固定化。由于这种过程既不违反中共党章,又不违反宪法,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无可挑剔。久而久之,中国的既得利益网就会成为过街老鼠,中国的政治气候就会由寒转暖,中国的春天随之到来。

  ⒋合法执政。这就是把你这个所谓的执政党合法化。难道中国共产党不是合法的执政党?对,根本就不是。所谓执政党,是相对在野党而言。没有在野党,哪里来的执政党?中国大陆有在野党吗?你说你是执政党,你起码也要装模作样地让老百姓举手投个票才行。哪怕就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也比现在这样好。没有老百姓的选举,你凭什么说你是执政党?要选你做执政党,那你至少要有几个在野党和你竞争,不然要选举做什么?不错,今天的中国,你”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这就是所谓的”党国”。这本来是蒋介石发明的,却被反蒋的毛泽东所继承。这党政一体只能说明你是个专政党,或专制独裁党。如果有人说你是流氓无赖党,你又有什么话说?你这个所谓的执政党到现在为止一直是非法的。你要成为合法的执政党很容易。你把所有的政治犯、思想犯都从监狱里放出来,开放党禁、报禁,让老百姓自由组党,跟你竞争。你赢了选票,你就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了。刘晓波那个书生,他有像方志敏那样拿起枪杆子,拉起一只武装来和你中共政府作对吗?他有和彭湃那样到处鼓动农民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吗?那你们凭什么把他关在监狱里?你们要是老老实实按照你们自己的宪法去做,他有必要写一本《08宪章》吗?我说你们还不如蒋介石。老蒋他什么时候把鲁迅抓到监狱里去了?你赶紧把刘晓波给放出来,好茶好菜伺候。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他想反党就让他痛痛快快地反个够,他想成立个党就让他成立个党。他刘晓波能够自由自在地骂你中国共产党的那天,你中国共产党就快成为合法的执政党了。美国占领日本后,为了在那里建立一个合法的平民政府,就把监狱里所有的共产党都给放了,叫他们自由活动,参加竞选。美军喜欢共产党吗?看不出来。那为什么他们对共产党这样好呢?因为在那个资本主义社会,连誓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党都有自由,谁还没有自由?大家都自由了,选出来的政府就铁定是合法的了。你中国共产党要是能够这样做,你也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否则你就是窃国大盗。

  做到了以上四点,解决”六四”问题的政治基础就奠定好了。在此基础上,除了和解难道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案吗?”六四”是中共政府对爱国学生的暴力镇压。虽然中共动用了致命武器来对付平民百姓,死伤了不少人,但那个规模和残暴手段远不能和和纳粹德国、红色高棉干过的事相比。也就是说,中共在”六四”中并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所以,宽恕、和解的空间是存在的。但这种和解在中国却是史无前例的。

  4.5和解不是和稀泥,更不是土改斗地主

  笔者同意这样一派观点,即南非的和解是发生在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之后,而中国的政治和解也不会发生在一党专制结束之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治和解与政治宽容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潮流。许多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与争端在过去看来是毫无出路的,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都随着各方的妥协与互动而坚冰融化。一些原本政权专制、社会各阶层严重对立的国家,也在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转机之后,逐渐走上政治宽容、开放与自由的道路。还有一些国家正在逐渐走出极端、狭隘的旧日阴影,向多元化的社会形态迈进。对话、和解与宽容正在取代战争和杀戮,成为解决这些冲突的新的模式。中国难道有什么特殊理由不能顺应这个世界潮流吗?”六四”事件就是以爱国学生寻求与政府对话而开始的,但却不幸地以流血惨案而告终。尽管那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但还是有可能以和解为最终结局。

  但是,这种和解既不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仇恨双方的”不计前嫌”,也不是胜者对于阶下囚的”宽大为怀”,更不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后对冤案的”平反昭雪”。这种和解不能以忘却为代价,更不能掩盖真相,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这个和解单单局限于政治上层之间摒弃前嫌,把真相掩盖住,一味强调”向前看”,那只会让问题遗留下来,以后还会发酵的。二次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军和对付共产党,糊里糊涂地决定对日本人”以德报怨”、”不念旧恶”,这就是以忘却为代价的摒弃前嫌。而美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害怕日本人骚乱,刻意隐瞒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行,糊里糊涂地决定不起诉天皇,就是这种掩盖真相的宽恕。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为了外交上的好处,糊里糊涂地放弃对日本的索赔,就是这种一味”向前看”的妥协。蒋介石、麦克阿瑟、毛泽东做出的这些糊涂事,导致了后来日本为二次大战中的罪行翻案。什么教科书事件,慰安妇事件,靖国神社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教训够狠吧。

  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忘记”六四”,反而要把那件事彻底搞清楚。和解、宽容与妥协只能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建立在每一个个人对历史真切的记忆之上。这就要所有受害者陈述他们遭受的不幸。而未在坚实的历史真实基础上构建的”和解”,将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主导设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关键所在。人们来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不是诉苦,把深仇大恨一股脑兜出来就走,而是提供详尽的事实和真相。所有人对于自己曾经遭遇的暴行,都有权向委员会提出陈述与指控。而被控诉者也有权为自己辩护,并请求免于受罚。

  为什么被控诉者也有权为自己辩护,并请求免于受罚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与中国1950年的贫农协会(农会)、解放军土改工作组毫无二致了。而这个过程也就无异于1950年的斗地主,闹土改了。南非和解最可圈可点的一处就是避免了出现一边倒的”胜利者的正义”。什么叫”胜利者的正义”呢?1950年中国的土改就是”胜利者的正义”。”胜利者的正义”有点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以说是胜利者以正义之名行复仇之事,并不等同于正义的胜利。虽然中国的地主确实可恶,但1950年斗地主普遍没有让地主在受到控诉的同时也给他们公平的辩护机会,这就难免有”胜利者的正义”之嫌。

  所以,追求政治宽容与社会和谐既不是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算一笔糊涂账,以诸如”勿记恶”、”向前看”这样的说辞来逃避过往,洗脱责任,也不是胜者对败方的审判和制裁。南非模式的和解意味着加害者的认错、认罪和受害者的宽恕,两者互为因果,真相与正义则是共同的前提。所谓”用特赦换取真相,用真相换取和解”就是这个意思。采取这种南非模式,在”毒瘤”暴露的同时,又泯灭人们的复仇心理。既揭露了昔日压迫者的暴行,又宽恕其罪行且彼此达成和解,从而为新社会的新道德奠定新基础。”真相与仁慈结伴,正义与和平相连”,使子孙后代能汲取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此所谓”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以上,就是解决”六四”问题的最佳途径。上面说的那些事没有人会拿杆枪逼着你共产党去做的。但是一旦到了有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你的那一天,恐怕你再答应什么都不顶用了。

  结束语

  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中国共产党60年前是条好汉,是条硬汉。如今你要是把”六四”这件事给处理好,重得失去的人心,你就还是一条好汉,一条硬汉。”六四”这么大的事都解决好了,其它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吗?”六四”一解决,没有谁再会说中国专制独裁了,没有谁再有什么辫子抓在别人手里了,中国从此迈上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到辛亥革命胜利100年的那一天,你中国共产党敲锣打鼓把离家出走多年的老哥中国国民党请回大陆参加竞选,朝野共商国策,所有的政党和平竞争上岗,两岸和平统一水到渠成,古老的中国和平崛起,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长治久安。那才是炎黄子孙盼了几千年的,亘古未有的中华太平盛世。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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