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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中国北京再次发生集体自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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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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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这天正好也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研讨会涉及了丰富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第一个发言的钱理群教授深情地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因为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90年前的”五四”,当学生被捕,挺身营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生牺牲而不能保护,已经欠了一笔债;学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说话,就是愧为人师。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而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进行学理的讨论与研究。

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从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经历,其中包含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细节,这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各自的回忆,并引发了关于”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

徐晓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并向大家发问:”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续记忆;但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面对一个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为主流的社会,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

崔卫平认为,”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她还问:”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愿意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既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社会进程,还来自于互联望网的恩惠。这一胜利的成果已然进入了新一代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权力的暴虐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之与20年前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象征符号和认同基础,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谈到了六四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后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感到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这种影响,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道。

刘自立从历史纵深的维度,以”启蒙、秩序和反革命”为题,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从五四到六四的重大变化和事件:”从五四开始的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争夺话语权,转变成为人民革命;废黜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转型为红色革命文化,继而消灭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转变成为独裁极权;1966年文革代表极权主义人民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结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极权主义取消革命。后六四政权,以建立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

张耀杰论文的题目是”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并建议现在”维权人士也应该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

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组织资源极度贫乏、政府与民众极度缺乏互信、互动关系的社会中,但中国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较快,诉求和行动都十分理性、和平,干得不错。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从一次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他指出,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分水岭,六四带来一个视野是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虽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之上,但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自称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动派的压迫和不义;由宣传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专人民的敌人的政;以及实行改革得到拥护产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却是纯然非法的,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转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

徐友渔宣读论文时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和分析,是与会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但从发展中权贵获益多,底层民众获益少,当民众的觉悟和要求提高时,反抗的成本会降低,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治转型。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有两点,第一,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上表现为低人权福利保障的出口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第二是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她曾经请几个年轻人看卡玛拍的《天安门》,他们对于”八九”一代年轻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惊。今天年轻人遭受现实生存压力,生活、思想空间受到极度挤压,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不过,在这种大的冷漠气氛中也出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近几年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承担责任和献身的精神,与”八九”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接。

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80年代民主运动采取当时的形式,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而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进人权、法治,从而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通过维权抗争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侵权的人越来越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极权-后极权体制与人性是敌对的。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方式更多元化。从瓮安事件、杨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现存统治的基础正在逐步丧失,公民社会力量在渐渐成长,政治转型形一定会发生。

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真实的民主运动。惟有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剂,而在这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郭于华还指出,当下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抗争能力是在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地放权,或释放空间。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地选择证据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也有表现,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

张博树在其论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结局,显然与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20年后的今天,党专制的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衰变,‘敌对思维’逻辑对当政者来说已经彻底转化为抗拒宪政民主、抗拒人类普世文明、维护党专制体制的手段。然而,这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已经开始挣脱原来束缚自己的‘敌对思维’传统,我们一方面主张现存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它最终将被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当政者视为‘敌人’,而是人们顺应历史大势,成为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再是阻碍者。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点,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

在会议自由讨论的环节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对于这些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充满各种危机。围绕”敌对思维”的提法,研讨会进一步展开了有关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 读者推荐

————————————————- 论敌对思维–”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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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博树

“敌对思维”是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发生于2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对1989公民维宪爱国运动的镇压,从镇压者一方来说,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敌对思维”逻辑。它把对当政者的善意批评,解读为居心叵测的”阴谋”;把对现存体制的质疑、分析,解释为对现存政权的恶意否定。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铸成历史大错的开始。

可怕的是,这种”敌对思维”逻辑至今还阴魂不散,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民主、走向光明,阻碍中华民族真正迈入现代政治文明。

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思维”传统,它的逻辑和历史起源,它的现实意识形态功能,它在导致六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它与衰变中的党专制体制间的关系等,做一提纲性梳理。

“敌对思维”界定

“敌对思维”首先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关系。

“敌对思维”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诉诸敌对逻辑、冲突逻辑而不是和解逻辑、宽容逻辑。

“敌对思维”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只有公民(包括犯了罪的公民),没有”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对势力”。

“敌对思维”又是与全球民主化与全球治理的大趋势相冲突的,因为它总是假设”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原则的正常批评,解释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渗透”甚或”颠覆”。

显然,在政治结构意义上,”敌对思维”只可能与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极权主义钟情于”敌对思维”,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高度思想控制和乌托邦化的社会改造工程;极权主义又有赖于”敌对思维”,因为当专制体制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制造”敌人”并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敌对思维”形成的逻辑与历史语境

从发生学上讲,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套学说和”消灭私有制”的经济主张结合在一起,对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者产生了巨大、深刻而又不幸的影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理解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两大阶级的冲突中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形而上使命,是马克思理论中最成问题的抽象之一;在实践意义上,这个抽象则在20世纪的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演进中招致可怕的社会-政治后果,那就是成百上千万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成了红色政权下的政治贱民。他们都是被敌视者,被认为是现实的或潜在的”敌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在这些场合,”敌对思维”不过是”阶级斗争”逻辑的自然结果。

还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发展、演变的具体历史语境。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国共对峙、外寇入侵等敌对环境中奋斗了20多年。实施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既然是”暴力”,当然不可能是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语),而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冲突。”敌对思维”逻辑在这里同样获得了最自然的表现形态和施展舞台,乃至体现了历史演进中的某种必然。

甚至中共党内斗争,都与这种思维逻辑有染。人们常常惊诧于中共党内自我整肃的严酷。比如李锐曾言,共产党”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这固然与党内各种势力之间拉山头、占”地盘”、互相排挤、追逐权力相关,残酷的敌对斗争大环境又的确为这种内斗提供了客观场景和最现成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历史是复杂的。中共”敌对思维”传统的形成,确有其深刻的历史方面、意识形态方面、乃至文化方面的原因。

1949年中共建政后,”敌对思维”与敌-我两分法迅速与一党制的政治结构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政治动员、实现社会监控、保持一党统治的得力工具。40年的国际冷战格局固然是这种东西继续延续的一个重要背景,但从根本上说,”敌对思维”逻辑植根于有西方激进学理背景、汲取了俄式革命经验、又富含中国专制文化基因的中共党专制的肌体深处,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都记得在那个年代的艺术作品中,除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有阴险狠毒、专事破坏的”阶级敌人”,这不过是中共”敌对思维”逻辑最脸谱化的表达而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曾是文革中传播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毛式”语录”。党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可以利用敌对逻辑整垮自己的政治对手。在这样的场合,”敌对思维”逻辑又成了维护中共党魁一人独裁的最方便的武器。

六四定性中的”敌对思维”逻辑

从实证意义看,简单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对邓小平关于八九学运的”动乱”定性深感不解,因为事实告诉人们,当时的学生示威者根本没有提出过激的要求,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4月18日北大等校学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七条”请愿书,内容包括︰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7、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显然,这些要求是理性的、温和的。后来虽然发生学生罢课、”冲击新华门”等事件,也远没有到什么”动乱”的程度。然而,邓小平却在4月25日断言:”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正是根据邓的这个讲话,产生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以后整个事态发展都是围绕坚持这个定性(当权者一方)和推翻这个定性(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一方)进行的,直至绝食、戒严、对峙、开枪,整个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流血方式结束。

给敢于向党提意见的人扣大帽子,这当然并非邓的发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上演过这出戏,把出言不逊的党内外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让他们下冷宫。邓如今不过是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而已。”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是这顶大帽子的基本逻辑链条。这当然是典型的”敌对思维”的产物。

然而,邓又不同于毛。作为一代”开国领袖”,毛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和制度上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毛并不惧怕别人的批评。与毛相比,邓是不自信的,这不但在于邓在个人权威方面不能与毛相比,更在于经过文革”浩劫”,这个制度和这个党的形象已经受到相当损害,它的丑恶一面已经暴露出来。作为顽固的党专制体制的守护者,邓自然要为这个体制遮丑,从而不可能容别人批评。邓为什么总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直至要倒胡?归根结底是因为胡耀邦要以一种更加大胆、更加开明的方式为这个党寻求出路,而这在邓小平、陈云之类传统的共产党人看来无异于玩火。客观地讲,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并无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企图,他们不过是希望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而邓却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改革最终将动摇一党专制的统治根基,这是邓一代传统共产党人所绝不允许的。在学运问题上,邓也许真的认为有什么”极少数人”在学生背后暗中指挥、兴风作浪;也许他并不全信,但必须这么讲,才能为镇压找到理由,自圆其说。在前一种情况下,邓本人就是共产党传统”敌对思维”逻辑的俘虏,仍然在不自觉地重演几十年的旧梦;在后一种情况下,邓则是在利用”敌对思维”的逻辑来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敌人”,以摆脱专制政体的自身尴尬和窘境。

既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邓不可能纠正自己在4.25做出的学运定性。赵紫阳曾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邓说一句”现在看来,学生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殊不知邓做出这个判断并非全是北京市委陈希同等人”误导”的结果,而是有其政治逻辑和更深层的政治考虑。邓仍然是顽固的一党专制制度的坚守者。这一条就决定了他必然坚持4.25定性,哪怕为此闹个血流成河。

“敌对思维”与衰变中的党专制

2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专制及其基本的”敌对思维”传统并没有变。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领导人不是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吗?这不是正在远离过去的”敌对思维”吗?说这话的朋友显然把不同领域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和谐社会”不过是当今中共领导层为掩饰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而搬出的意识形态新道具,”和谐”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还很不”和谐”;”和谐世界”则是”和谐社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外推,是一种苍白而无聊的文字游戏。试想,连当代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尚且不敢承认,还谈什么建设”和谐世界”?

更何况,这种有关建设”和谐世界”的漂亮言辞是和对当今世界文明主流的恐惧与敌意深深联系、并互为表里的,在很大程度上,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掩饰。党专制体制的自身衰变则是这种恐惧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如果说与毛等”第一代”领导人相比,邓作为”第二代”中共掌门人已经显得不十分自信,那么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中共最高当权者已经基本丧失、甚或完全丧失了对这个体制的自信。他们其实知道,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是这个体制”优越”的证明,因为正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挽救了已经气息奄奄的”社会主义”;而30年来产生的全部问题则恰恰是这个体制无能的证明,因为正是这个体制衍生出的贪腐力量正在从根本意义上威胁着体制自身的生存与延续。然而,党的领导者们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作为”守摊者”,他们缺乏直面自身的变革勇气。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呐喊面前,在互联网的舆论风暴面前,在如干柴烈火般一点就着的、风涌的群体维权浪潮面前,党的领导人显得极其被动。而他们越是被动,越是不自信,就越要把体制自身生出的问题归咎于外部,归罪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的”捣乱”和”破坏”,归罪于”外部势力”的”渗透”或”颠覆”。一句话,他们越是不自信,就越要乞灵于那个陈旧的、僵化的、然而又似乎特别好用、套在哪里哪里灵的”敌对思维”逻辑。这既是策略的需要,也是当政者自我心理安抚的需要。

不信,有文为证:

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徐天亮”的文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该文上来就强调”清醒认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新闻宣传工作、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艺术创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巩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智力支持。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十分尖锐而复杂,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一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做到敏锐而不过敏、冷静而不迟钝,努力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

这是21世纪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敌对思维”逻辑的一个极好标本。根据这个”逻辑”,凡在中国大陆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之类话题、特别是在这些问题上批评中共执政当局者,均有被”敌对势力”利用、或干脆就是国外”敌对势力”代理人之嫌;凡从具体案例入手、又上升到制度层面分析现存体制弊端者,均有居心叵测,妄图”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之嫌;而凡在互联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者,则均有秉承国外”敌对势力”旨意,肆意”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之嫌。

呜呼!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谁说冷战已经成为过去?这难道不是最典型、最露骨的冷战语言?

根据这个”逻辑”,封杀《零八宪章》、抓捕刘晓波、屏蔽互联网、打击异议人士、拒绝为六四平反等等就都是”合理之举”,因为它们都是为了阻止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颠覆”!

爱国者成了”颠覆者”,忠贞之士成了”叛国”小丑。中国没有被”颠覆”,历史却早已被颠覆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面前没有敌人”

当今的”敌对思维”逻辑是专制当权者自外于人类普世文明的表现。它诉诸粗陋、虚伪的民族主义和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混淆意识形态冲突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间的不同,拒绝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立场的正义批评,把海内外炎黄子孙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脊梁)指斥为民族的”罪人”或”败类”。总之,”敌对思维”逻辑自已去制造”敌人”,而后攻击之,诋毁之,这是专制当权者无能的证明,也是这个体制确实已经走到末路的证明。

与专制当权者相反,民间反对派人士反倒表现出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气度。成熟的民间自由人士已经挣脱专制和敌对思维同样施加于自己的枷锁(不要忘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在这个体制内成长并接受”教育”的经历),而开始用全新的目光、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立场审视自己和专制当权者的关系。无论是已经信仰基督的中国民间反对派知识分子,还是世俗的、站在理性多元论和宪政自由主义立场上力主改革的仁人志士,他们面对专制当权者发出的共同声音是:我们面前没有敌人。我们反对的是这个制度,但我们不把、或不再把任何具体的当政者视为敌人。

请听这样一位主张非暴力原则的民间反对派人士的表白:

非暴力原则中的核心价值是博爱。它与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观一样,是不分时空,不分人种而普遍存在的,是终极性的关怀。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人为地扩大阶级矛盾,强化阶级仇恨。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由于长期接受以阶级斗爭为纲的”共产党文化”熏陶,对自己人可以春天般地温暖,但对敌人则要爱憎分明,愈仇恨革命性愈强,对敌斗争自然可以不择手段,谈不上非暴力了。而博爱视全人类为一个共同体,视每一个人都有善的一面,认识到个人的解放与幸福只有在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中才能永久地实现。

我们要用博爱这种大爱来分化对手,来感化对手,来改变对手,化敌为友。博爱不是懦弱,而恰是这种发自內心的爱大大增加了我们自我牺牲的勇气。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小暴对付对手大暴的弱势群体了,我们是用我们爱与善之长,来对应对方的恶与恨之短。爱的信仰可以使我们勇敢地承受对手的打压迫害。就是高墙电网内的牢房,我们也只当作休息的驿站;当作锤炼的学堂;当作”新郎进入新娘的洞房”。用非暴力原则中旳”博爱”来建立我们的道德高地,来重塑、统一我们的信仰。

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那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具体的游戏人。在我们对立面的游戏参与者也需要因我们的爱而移除疑惑、紧张、不安与恐惧之感,而我们也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想要打败的是邪恶,而不是那些成为邪恶牺牲品的人们”。我们”并不是要打败或者侮辱对手,而是赢得理解和友谊。其目标是救赎与重归于好”(马丁·路德·金)。暴力反抗只会给善于”引蛇出洞”的对手用更大暴力来镇压的借口,而我们将用这非暴力的意志与行动去割断那憎恨之链,去中止那恶的循环,去停住暴力的轮回。

说这话的人是谁呢?著名的民间反对派人士、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活动并为此蹲了9年大狱的査建国先生。这样一位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坐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却仍然力主非暴力原则的人士阐发的观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我们的当政者驻足沉思、深刻反省么?

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一个伟大的、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它正在呼唤一种新的原则作为转型自身的根基,这就是建设性对话的原则,宽容的原则,真相、正义与和解并重的原则,把一切个体生命体都视为有限存在、只有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追求无限的原则,严肃、审慎地面对过去又满怀信心地争取未来的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人性中更加美好的东西,代表着更高水平的人类道德,是一种广布于宇宙人间的大爱。它是”敌对思维”逻辑完全不能比拟的一种政治文化和道德精神状态。

中国的民间自由人士正在接近这种状态,拥有这种状态。这让人感到欣喜。

“平反”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对此笔者并不担忧。我们要做的,毋宁是把眼光看得更远些,因为一个完全不同于”敌对思维”传统的宪政民主新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

□ 读者推荐

相关链接:

1.”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26 2.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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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渔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水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起点。

以”人民民主专政”相标榜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所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长期忍受专制和苦难的民族,再加上执政党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罗地网,长期以来,除了像林昭这样的先知先觉,很少有人在制度层面上深刻反思,认识到需要作根本改变。六四事件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刺刀、枪弹和鲜血酿成的惨剧惊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远远胜过一场启蒙运动、一百个启蒙思想家和一万本启蒙著作的教导。

中国要摆脱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深刻的变革,而社会和政治变革需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思想水平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二、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认识;三、对追求的目标和达致目标方法的认识。除了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抗争的勇气。我们看到,不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抗争勇气,1989年都是标志性的新起点,而这20年则见证了艰苦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

六四使中共彻底丧失合法性

经历了6月3日、4日屠杀之夜,人们在谈到流血开始时刻的情况时不约而同有这样的回忆和感受:”士兵端起枪准备射击,这是我们预先已经想到的,他们一定会警告和镇压,他们会发射橡皮子弹,我准备着遭受剧烈疼痛。枪响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人继续谈笑,但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来,有人腿断了,有人肚皮上穿了个洞,这时人们突然大叫:‘妈呀,是真子弹!’”

以上情况说明,人们预料到了镇压,但完全没有预料到屠杀;人们对政府有批评和抗议,但决没有把政府当成死敌。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把当政者看作顽固、专横,习惯于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长要杀自己的儿孙。一家人的幻觉瞬间灰飞烟灭,既然政府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当敌人。

六四镇压者手握重兵,但毫无历史感。他们没有想到,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以来几乎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镇压学生除了被视为国民公敌,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不会有别的下场。他们甚至不想一想,仅仅在13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骂为”万恶的四人帮”也使用残忍无耻的手段镇压了一场性质相似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无法比的。

六四时期的实际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文革期间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经历,他们充分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利用这笔政治资本,把自己的复出和”结束法西斯专制”、”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杀证明他们和”四人帮”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就是他们敢做”四人帮”没有做过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的时刻,使用国防军大开杀戒!

姑且不谈学生诉求的合宪性,不谈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学生有错,也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屠杀平民,天理不容,仅此一举,统治者的合法性尽失,其继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国民党对待台湾”2.28事件”一样,否则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识形态神话是被枪声粉碎的

为了说明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我要说,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为了证明旧意识形态不易为人觉察的渗透力,我要大胆说出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我在1989年的观察和判断:其实,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力毁灭于它自己的屠杀行动中。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冲出校门,走上大街和广场游行示威,其性质和后果之严重,学生并非不知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地在校园内宣传灌输的”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种种说法则是学生精神上的动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对运动与”爱国、民主”价值维度的天然联系深信不疑。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占据民族历史资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两场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这种资源具有双面刃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传人,在此期间,我多次直接听到和间接听说,一些中共官员,当年学运的参加者积极地向学生传授经验,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还应该提到,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当局出于意识形态惯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使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正统,直到枪响,他们才对当局的突然翻脸感到震惊。

六四镇压之后,当局炮制了一幅”自由化知识分子”指使学生的”黑手”路线图:方励之-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学生领袖王丹-普通学生,且不说这幅图画的牵强附会,就算有这么一条黑线,在加上承认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对学生有影响,也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经过政治审查进入大学并接受政治教育的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清楚记得,1989年5月下旬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曾劝告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返校,说军队即将进城,镇压就要来临。其中两个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镇压我们?”学生的天真、虔诚,使我感慨至今。

学生如此,一般民众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拦截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时,给士兵们送食送水,俨然是在慰劳子弟兵,部队开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痛心,然后才是愤怒。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代价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殊为不幸,但善良的中国人不经历这样残酷的打击不会猛醒。

从民主到人权和宪政

1989年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主,并带有浓烈的体制内弄清是非的色彩,这可以从学生们在4月18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7条请愿中看出来。其中第一条是要公正评价胡耀邦,第二条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第三条是要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第四条要求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第五条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六条要求取消北京市制定的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条要求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与20年之后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形成清晰的对照。可以说,《零八宪章》就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民主和人权都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类普世价值,但在中国具体情况中,民主则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熟悉。中国共产党不论从自身的组织原则还是从实际施政手段上说,都与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头上却接过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这个口号。

对于当政者而言,”人权”相对于”民主”是更为异质和敏感的概念,对于争取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是更为大胆的、更进一步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写的场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都乐书屋聚会,方励之到会提出要争取人权,接着是全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

20年之间思想上的明显对比和最大变化是,20年前人们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现在的着力点是在制度层面。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而居于中心的是”美学热”,其他的热点问题–诸如人道主义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理论或中西文化的体用论–无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至于轰动一时的政论性电视系列片《河觞》,则更是以文明或文化类型说–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来解说中国的现实道路选择问题。这种情况既表现了局限,也折射了无奈。因为话语禁忌,人们不得不把反专制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问题,而局限性则是,知识界还停留于某些”终极关怀”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心理准备迎接社会的重大变化,知识界在1989年的缺乏准备–哪怕是思想上、知识上的准备,是非常明显的。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20年中国思想的重心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抽象变为实际,从终极关怀变为关注制度安排,知识的重心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人文精神转向社会科学,从哲学和美学转向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宪政诉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建国原则和制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兴未艾的各种维权活动则说明这20年人权诉求的深化和具体化。

坚持理性和渐进的变革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

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 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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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

时间愈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愈是能够得到彰显。而且其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文所要强调与讨论的是,1989年的这场有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人员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意义。

(一)

我们先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揭露与批判:”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子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并且有了这样的”庄严承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的文章《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可以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高举了以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旗帜;大权在手的国民党也就是因为剥夺了人民、知识分子的自由,终于被人民、知识分子所抛弃。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1954年所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是在履行当年的承诺,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宪治国”的道路:这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的。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之路。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而言,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首先是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镇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及随后开展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不仅开了一个剥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先例,而且提出了”舆论一律”的原则,从而为任意罗织”反革命”罪名,剥夺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违反宪法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1956年,又借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出版社、书店、报刊完全变成国营,实行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全面而严密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淘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经济基础。人们不免要想起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是怎样为民间出版自由而鼓吹、辩护的:”文明国家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为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出版事业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现在,却要将民间出版事业根本摧毁,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就需要国家垄断,而不要人民自由了。而这样的垄断,对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就是致命的。

这样的违背承诺,违反宪法,在1957年的鸣放中就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提出”要向三个主义(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索还被它蹂躏的新闻自由”,”应该喊出‘民主办社’、‘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而打破党和国家垄断,办”同人出版社,报纸,刊物”更成为普遍的要求,南京的几位作家并且已经行动起来,筹办同人刊物《探索者文学月刊》,还发表《启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办刊方针。(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在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中,学生除自出壁报,自办刊物外,还试图建立学生自治组织,像北京大学的《广场》,就不仅宣布自己是一个”同人刊物”,提出”舆论自由”,”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还提出要”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因此,我曾经指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1957年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这正是”六四”的先声:由此而开启了建国后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

而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所有提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要求的知识分子,以至同情者,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同时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批判,据说”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由此而确立了两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党对言论、出版、结社的绝对控制,国家对新闻出版的绝对垄断,这就是反右以后所确立的”五七新闻体制”,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这样的新闻体制,就为毛泽东所设想的”舆论一律”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一切具有独立思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视为”敌人”,而一旦宣布为”敌人”,就要实行”专政即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毛泽东:《驳”舆论一律”》)。而且,这样的被”专政”的”敌人”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说,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就增加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敌人”,从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4年四清,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外到党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到”修正主义总头目”国家主席,都被公开剥夺一切自由。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在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也不可能有任何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就是毛泽东所追求的”全面专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里需要略作澄清的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大民主”,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不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发动群众反对党内反对派的目的,对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革命”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和普通民众给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后又发展为”大串联”的自由,成立”群众组织”的自由,等等,这对冲破反右以后所建立的党的官僚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大民主”,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众专政”的性质。我在分析了当时的”红卫兵宣言”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这样的根本排斥‘人情,温情’的,反人道主义的‘造反’,这样的‘无法无天’(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斯诺说的名言),不受法律制约,不受限制的,以‘乱天下’为目的的‘造反’,这样的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的,将异己者视为‘右派’,要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的‘造反’,和‘民主’和‘民主精神’可谓南辕北辙”(参看《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也谈不上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何况到了运动中后期当毛泽东已经不需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时,又收回了”四大自由”,不但将红卫兵赶到农村,还将一些坚持”造反”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实行专政,重新剥夺一切自由。

因此,在人们起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时,又首先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提出”不应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真正维护”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1974年11月广州街头大字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由此开启的,是继1957年之后的第二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如果说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揭开了序幕,那么,中经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就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民主运动,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民间刊物和民间社团的大量出现,完全打破了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形成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更加自觉地提出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诉求,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所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让人民讲话,尤其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我们)要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是宪法由一纸空文,变成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打破”以言治罪”的禁锢。《四五论坛》曾发表《反革命和言论自由》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所谓”反革命言论”纳入”反革命活动”的范畴,”宪法明确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便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上的发言权是言论自由的灵魂”,要冲破”政治问题不许讨论”的禁区(郭罗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这样的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呼声,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下令封杀西单民主墙以后,曾一度受到压制;但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又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9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宣告成立;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制定新闻出版法,保证人民通过报刊批评党和国家工作的权利”的要求;10、11月间的校园竞选运动中,北京大学当选代表胡平发表了《论言论自由》的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要以争取言论自由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杠杆”;11月17日徐文立在他起草的《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一纲领性文件里,以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作为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要求,也就把我们所说的第二轮斗争推向了高潮。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在邓小平指令下,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行业有关问题的指示》,将一切民间出版物和民间组织宣布为”非法”,并同时逮捕了其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彻底地剥夺了民间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从而也将自己也意识到的本应立即进行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搁置起来,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倒退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据邓力群在其回忆录中所透露,在讨论”自发组织”的时候,时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张”要给那些自发组织一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主张制订《结社法》和《出版法》依法管理;陈云则坚决反对立法,他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争,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由此而定下一个‘法规’:无论如何不能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无论如何也不能制定《结社法》与《出版法》,一定要迫使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始终处于非法的地位。应该说,这样的‘法规’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为各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坚守不渝的维护一党专政的‘不二法宝’”(参看钱理群:《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

但这仅是统治者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则另有逻辑:一切具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历史任务,是要一再提出,并且一定要完成的,而不管有多大阻力和曲折。

于是,就有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第三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二)

毫无疑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贯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根红线,是运动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突破口。

于是,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早在1989年2月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并提出了”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的预警。在4月22日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游行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一是”惩办贪官污吏”,一是”新闻要讲真话”。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表《对话要求声明》,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贪污,反腐败”和”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同日,《上海市高校联合会公告》也明确宣布,他们的”纲领”是”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支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进程”,”目标”是”1,结社自由,我们的组织应是合法的;2,游行自由,废除限制游行的条例;3,新闻自由,开放报界,解除报禁,如实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4,出版自由,允许私人办报”。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布的《五四宣言》,重申其基本立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同时又提出”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5月16日,首都知识分子大游行,在所发表的《五。一六声明》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有三条,一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二是”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要求,果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三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宣言最后号召:”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以上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表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实际上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延续。如前文所述,1981年初邓小平下令宣布民间刊物与组织为非法,从而将政治体制改革悬置,其结果就是《五。一六声明》里所分析的:”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正是”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样,1989年民主运动所要完成的,正是九年前被迫中断的历史任务:发动民间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相互结合与制约。而”发动民间力量”的关键,就是要”还政于民”,保证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权利,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因为唯有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成为改革的主人与受益者。因此,争取”五大自由”成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之一(另一中心口号是”反腐败”),就绝不是偶然的。

而且,仔细考察1989年民主运动的全过程就可以发现,对运动的发展和结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自然为参与运动的学生及其领袖不能接受,并不可能退让,同时,更起到了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作用,学生运动由此而发展为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国家公务员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其实,《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是反右运动的发号令,而1989年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将”闹事”的学生和支持者视为”右派”,他判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这就是又一次右派”进攻”。但1989年要发动”新反右运动”,就不可能如1957年的毛泽东时代那样,一呼百应,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四二六社论引发的只是一片质疑;更重要的是,人们因此更看清了体制的弊端:它可以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随意地歪曲事实,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任意宣布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群众自治组织为”非法”,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横加罪名。无情的事实,使人民终于懂得,如果不能充分地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自己就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宰割的地位,于是起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四六二社论发表以后,反抗的民主运动的诉求越来越集中到要求”五大自由”这一点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各阶层的人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更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原因所在。同时,北京知识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到运动后期还成立了”首都各界联合会”。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各阶层广泛参与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决性,是1957年和1978-1980年所发生的前两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所不具有的。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各阶层人民(而不只是少数先觉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开始自己起来斗争。特别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更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从另一面说,执政者也因此认识到自己利益之所在。据有关材料介绍,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之所以认定学生运动是一场”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其主要依据,就是两条:一是学生提出要求”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二是”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参看张良:《六四真相》中《邓小平与四六二社论》一节)。这都是犯了大忌的。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舆论存在,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组织存在,党必须成为”唯一者”:唯一的舆论(即所谓”舆论一律”),唯一的组织,这是一党专政的生命线;一要实行”报禁”,二要实行”党禁”,这是不能放弃,必须坚守的”底线”。如要逾越,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简言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镇压。1957年如此,1980年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坚持一党专政问题上,是绝不动摇,绝不手软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统治一切,垄断一切的既得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他们之所以那么轻易地违背自己当年关于维护人民权利的承诺,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利益是高于理想的。

但中国共产党人中仍有坚持革命理想者,他们至少还有”不能违背人民意愿”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1989年的这第三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但有更多,更为广泛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参与和同情,而且在党的最高决策阶层出现了分化。时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几乎在一开始就对群众游行中提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不要逼我说谎”的呼声,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我觉得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新闻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道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后来,赵紫阳始终坚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概应该包括制定《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对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五大自由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就可能如赵紫阳所说,”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出现一种新的局面”(《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这样,中国就能够在政治民主化的路程上迈进一大步。

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阶层作出了武装镇压的选择,而其镇压的范围、规模与强度远远超过了1981年初,他们坚持的仍然是陈云的原则:不给民间舆论和社会组织以任何合法的地位,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自由,变本加厉地加强党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被搁置。而这次搁置的结果,就是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结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与强化,并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改革利益的垄断者,由此造成的两级分化和环境、资源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其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的今天,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推行的任务的提出,这固然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任务;但这第三次提出,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具有了先天的不足。于是,我们注意到,谈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营企业,仍不允许私人经营出版社和报刊;谈法制建设,仍将《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的制订悬置;只谈所谓”知情权,发表权,监督权”,而着意回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这表明,今天的执政者仍然要坚持党对舆论的绝对控制,坚持国家对出版的绝对垄断,坚持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控制:维护党的唯一者地位,维护一党专政,仍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时代毕竟不同,要完全剥夺人民的五大自由,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网络的出现,就在信息封锁、舆论控制上撕开了一个裂口,而面对群发事件采取直接的高压付出代价太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已成一个必须考虑的选择,等等,都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供了某种空间。但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而不能期待政治家的恩赐。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里说得很好:”要搞政改,消极等待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起来争取,老百姓团结起来,督促推动当权派一起搞政改”,”就是要和现在的顽固派作斗争,希望通过‘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想不经过斗争,自然就可以实现宪政,那只能是梦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以五大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权利,实行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市民排斥在外的,由国家与党掌控一切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以巩固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改革,必然走向歧途,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这就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2009年1月29日–2月1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北京再次发生上访农民集体自杀事件。星期四晚,六名重庆农民疑上访无路,服毒后昏迷倒地。在北京的一位访民星期五告诉本台,她从医院获悉,服毒者已被当地截访人员带走。本台曾报道,3月4日,福州的六位老农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服农药自杀未遂,不过,其家人遭到株连报复。

继3月4日,中国福州六位农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附近服毒自杀仅两个月,星期四北京又发生农民集体自杀事件。北京青年报星期五报道,星期四晚7点左右,北京西站北广场北二出口附近的一家小超市,一位售货员告诉记者,在大约一个小时前,6位外地来京的旅客昏倒在出口前的石灰台下,当时有7个人从上午一直坐到晚上,后来一名年轻女子去卫生间,回来发现那6个人昏倒。救护车分别将他们送往世纪坛医院、宣武医院和电力医院。报道称,这6名昏厥者可能属于服药自杀。而据本台了解,重庆驻京办人员已在第二天即星期五凌晨,将这些中毒访民接走。本台致电重庆市委信访办,接听的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回应:”我相信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有专业的处置,专门来人处理这件事情不用你来担心”。

据报道,当晚,在世纪坛医院急诊室,其中一男一女在昏迷中,而年轻的女子则在进行身体检查。该女子叫蔺清燕,怀孕3个月。据她介绍,他们7人都是重庆村民。当天清晨5点到北京西站。

在北京上访的深圳访民赵国莉闻讯后,前往世纪坛医院了解情况,急诊室的护士告诉他,患者是服毒自杀,洗胃后,被人接走:”我问护士了,她说还有怀孕的那名女子(共三人),当时是抢救过来了,她说信访办把他们接走了,今天凌晨的时候给他们信访办的人接走了”。

记者:他们是吃了安定药吗? 赵国莉:不是安定药,好像是毒药,洗胃了,现在就证实他们身分是上访的。

而这是本台获悉的今年第二起访民集体到北京自杀事件,本台曾报道,全国人大开幕前一天,来自福州仓山区金山街道新颐村的六位年龄分别为60至88岁的老人,不满地方政府强占农田并被殴打,向省政府上访不果,绝望之余,在大会堂附近的前门大街路口,服农药自杀,所幸抢救及时。不过,他们的自杀行动,非但没有促使当局归还被强占的农田,反而连累他们的家属遭受牢狱之灾。

记者星期五意外地接获当地村民来电,村民王(化名)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地方政府打击报复,把他们(其中)五个人的儿媳妇都抓起来了,被刑事拘留,发逮捕证逮捕的。现在她们关在仓山区第二看守所”。

王先生表示,六位跟随老人进京的家属,对老人集体自杀,事先并不知情,却受到株连。本台致电福州市金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太了解这个问题上面有处理意见”。

记者:他们的媳妇现在被拘留的事情你们知道吗? 工作人员:好像有听说啊。

记者:拘留了多久了? 工作人员: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了,这不是我范围内的事。

据了解,被拘留的五位女性村民是林朱仙、陈雪英、高少英、方美莲等,另一名叫黄碧英的村民,为躲避抓捕,两个月来,不敢回家。

村民表示,金山街道新颐村的700亩农田自2004年被当局强占,村民多次上访不果,才到北京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后,当地一名潘姓街道办事处副书记被追究领导责任,遭记过处分,但当局对农民的要求,仍然不闻不问:”特别是姓潘的副书记被记过处分就完了,把我们农民的房子强制拆迁,那么多的房子都没有赔,一分钱都没有赔,已经四年啦”。

村民表示,目前六位老人身体非常虚弱,其中88岁的黄姓村民刚动过手术,家人到处凑钱医病。

□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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