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t race

retire 早early ,retire 富裕rich 假如 you are out of rat race

赵紫阳:不敢公开的审查报告……………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字体 -

赵紫阳:不敢公开的审查报告 —————————————————————————–

                        作者:赵紫阳 图: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首发照片)

他们结束对我的审查,无论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会也好,什么材料也没有发。审查三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不把审查的事实加以公布?实际上就是害怕。

经过三年多的审查,究竟查出什麽问题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审查我的三十个问题的材料给我,并给我写了封信说,有什麽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写在材料上,退给他。材料的题目是《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

这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

(1)4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江泽民处理《导报》搞糟了

(3)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5月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月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错了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杨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覆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杨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亚行年会讲话出台前后

(9)5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减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月12日,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提出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月1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决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要求邓从”四二六”社论退让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他反覆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必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决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覆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

赞赏重用严家其、陈一谘等人

(23)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月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覆。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陈一谘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谘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摘自录音回忆《改革历程》(赵紫阳著)

□ (《动向》杂志2009年5月号首发,小标题为《动向》编辑所加)

相关链接:

1.赵紫阳秘密录音回忆录将在美国出版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592 2. 赵紫阳录音结集出书,专访策划者鲍彤(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593 3.我们终于听到了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说法(赵紫阳录音片断+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594 4.专访鲍彤的儿子鲍朴–谈赵紫阳回忆录出版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06 5.赵紫阳鲍彤两家儿女20年受株连情况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04 6. 赵紫阳口述痛史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16 7.赵紫阳回忆录引发香港媒体多重反应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17 ——————————————————————————– 日期 09-05-18 10:18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38

——————– 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

——————————————————————————–

                             沙叶新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4月11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在讲台上,她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

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帐!”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

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

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

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

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整死。

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

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1976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20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那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但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

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1925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如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 1994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30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了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和决策者的局限性,当领导人日理万机时,就要依靠制度化的办法去克服他们认识的局限性,扩大民智,寻求良策,并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在极权国家,这种制度化的办法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这类国家里,大多数权力者的本来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获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

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的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50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惟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2009年5月2日于北京

——————————————– 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

 

——————————————————————————–

                             崔卫平

下面是我十年前写给朋友的信。我与对方在交换意见–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如此做法已经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责任。

这种沉默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绕着走,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上,也同样采取了绕着走的态度。因此,如何来估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言说和各项成果呢?我们如何向他人说明–我们的头脑是忠直的、我们的语言是忠诚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我愿意公布这封信,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如果再过十年,情况还是这样,那么”六·四”就不是少数人作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一桩恶行,变成我们所有人的羞愧和耻辱。尤其是我们民族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对这件事情应该首先负起责任。让良知发出声音,才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社会重建的起点。

(2009年5月9日)

ZY你好:

  整整十年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各种场合甚至私人场合人们都不谈论这件事(我本人也一样),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必然的理由。至少人们这样认为:不谈这件事,正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而其他那些事情也是有意义的。情况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向前发展了许多,如果偶尔回顾八十年代的情况,那么更能够感受得出,今天人们的头脑更加开阔,思路更为清晰,资源更为丰富,所做出的成果也更多更扎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如何继续下去?通过什么样的依据表明,我们那些写在字面上的东西具有一种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所说的所写的,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来与之相关联相比照,怎么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做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如此一个巨大的秘密?

  时间长了,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成为一个巨大的虚空。人们都在回避它,绕着它走,尽量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但有了这样一种经验和习惯,是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在绕着走,回避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坚持,那么同时我们也放弃了其它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本来应该拥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的头脑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开放?我们的语言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忠直和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宣布说一种观念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个秘密实际上象一种毒素一样毒化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周围的空气,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当我们选择阻力最小的那些方面释放自己的能量时,实际上我们都被迫参与了隐瞒真相,被迫和某种东西”保持一致”,参与那种权力游戏。如果说十年前那桩流血的罪行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十年来我们对此不置一词(尽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理由)已经使得我们对这件事负有了某种责任。正象对待那些受难者家属和受害人本人,夺走他们的亲人和伤害他们的是另外一些人,但这些人目前仍然处于某种隔离状态,我们看不见他(她)们的面孔和听不见他(她)们的声音,对此我们是否也要承担一点点?

  容许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虚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我们在伦理上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不伦不类,在这件事情上放弃评说的界限(哪怕是暂时的)使得我们也放弃了在许多其他事情上评说的界限,或者将这些界限弄得十分含混。如此我们作为一个人基本立足点的那些方面便显得有些可疑,我们生存的底线已经受到攻击和发生动摇,我们自身的尊严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

  十年来被迫的沉默实际上是有些屈辱的,我们的生活和精神都带有这种屈辱的印记,不是说我们不能忍辱负重,但时间太长了,这种屈辱应该有个限度,因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将使一切变得面目全非,真假莫辩,乃至将我们的精神和生活驱逐至一种十分虚无的境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目前已经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何以再往前跨出一小步?做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而不只是提及某些东西?简言之,即整整十年我们对”六·四”这件事不去谈论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事到如今,再如此继续下去就变得没有理由了。我们得为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背负上的东西承担责任,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免遭虚无的伤害承担责任。

  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见《罪与罚》)后来终于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对亲人和朋友他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他不能倾吐衷肠,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谎言和掩盖。我们虽然不象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自己的手上也沾有血迹,但十年的沉默累积起来的东西使得我们也到了必须要谈谈这件事的时刻了,否则我们不能挽回自己的生活及其尊严,更何谈精神上的自由和创造!

  当然不只是仅仅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周围的现实,看看报纸及各种媒体上登载的大大小小的可以说是遍地的暴力,就不能不联想到,所有这些暴力直接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那件巨大的暴力有着某种联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甚至用人们一般所说,在这片土地的”心脏”,曾经发生过那样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于无辜的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的信念和要求那样粗暴的践踏,并且迄今都没有做出正当的评价,竟然允许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的人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作威作福,这实际上等于在全社会的范围之内鼓励犯罪和暴力行为。

  对于那样一个巨大的暴力不去修正和限制,怎么能阻遏这之后随时随地发生的那些较小的暴力?实在难以计算,有多少人是这十年以来骤增的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同样也难以衡量,不得不目睹和忍受周围众多的暴力的人们,如何逐渐丧失了对于生活本来拥有的信心和原则,陷入某种麻木和冷漠当中,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也是处于不堪一击当中?有谁能够保证,类似的可怕的暴力肯定不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到他自己头上?

  哈维尔曾经具有远见地指出某种延误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长期压抑不能释放形成的难以支付的超额负担,因为人们的头脑和精神长期倾斜引起的怨恨、愤懑以及互相仇视、敌视,包括急于要寻找一个报复对象。整整十年了(其实远远不止十年),我们的生活到底滑出多远?我们失去了多少本来可以抓住或挽回的机遇?甚至我们是否还能够找回一些基本的起点,区分一些基本的界限,把搅混多年的浊水加以澄清?为此我们得花上多少年力气?看看周围,很容易感受得到人们因长期的羞辱产生的种种消极、负面、压抑的情绪,但往往是这些情绪找不到恰当的输出对象,人们为另外一些事情轻易地大光其火,该说出的那件事或通往所有这些事情根部的那件事始终不能说出来,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都已经足够了。

  我本人从来未敢忘怀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文明和创造的事业,是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大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添砖加瓦,当然这项事业需要很多前提,甚至需要许多他人的工作做为铺垫。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太有理由把眼光仅仅限制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之内,在其中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一个良好的文明的环境来适宜自由精神的创造和真正意义上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到了阻碍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地步,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得为清理和建设这个环境承担一部分责任。本性上人人都想坐享其成,但眼下坐享其成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我们理想中的东西来得太晚了,它从来而且今后也不会从天而降。要么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时时忍受精神和灵魂上的被削弱、被剜却,直至一天天萎缩和最终瘫痪,要么挺起胸膛来说出真话,摆脱屈辱,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创造一个文明的和适于文明发展的环境。

以上考虑当否,请指正。

卫平

□ 读者推荐

相关链接:

1.”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26 2.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27 3. 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36 4.论敌对思维–”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37

——————————————— 黄河清:六四军人列传 ——————————————————————————–

 

——————————————————————————–

                           黄河清

【九曲澄曰: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6·4″镇压屠杀学生和平民的决策者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

1989年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北京寓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名常委对北京是否戒严投票表决,李鹏、姚依林赞成,赵紫阳反对,乔石、胡启立弃权。5月18日,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遭排除;会议讨论决定了戒严部队的组成。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兵组成,刘华清任总指挥。

戒严部队由解放军以下部队组成:陆军第38集团军、24集团军、27集团军、28集团军、63集团军、65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空军第15空降军(隶属广州军区),第23集团军、39集团军、40集团军、64集团军(隶属沈阳军区),第20集团军、26集团军、54集团军、67集团军(隶属济南军区),第12集团军(隶属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备部队,武警北京市总队,天津警备区坦克师。总计20至25万人。除第54集团军外,其余部队都在6月3日21时开始陆续接到开枪镇压的命令。

戒严部队从总指挥、军长到士兵,在这一场旷古未闻的军人”征伐”平民的战争中,表现不一,遭际有异。有心怀悲悯,不愿屠民而抗命者;有以服从为天职,坚决执行命令者;有以坦克碾人为乐残民以逞全无心肝者;有被愤怒的市民痛殴致死者……。

兹择其著者略记,所据系中共公开报道、讲话和出版的书籍以及海外公开出版物和网络。不一一注明出处。已昭示天下者怵目惊心,然只是极有限的一部分。历史将记住这些人和事,善人、恶人,好事、坏事。历史绝不会背着”六四”走过去。”六四”解放军镇压屠杀平民百姓和学生的真相完全彻底大白于天下,有赖档案解密,有待当事者、知情者吐实。

限于条件和水平,多有错失遗漏,谨致歉;不过以聊胜于无自勉,期有心人知情者指正补充完善。】

————————————

·上将刘华清、上将迟浩田、少将张工(”平暴”指挥者)

·上校罗刚(指挥坦克碾死11人者)

·大校佟大刚、大校谢双喜、军士赵斌(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者)

·上尉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中校军官(近距离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者)

·少将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将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校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18名军人的死亡

·中将徐勤先(抗命不从者)

·大校许峰(躲藏变相抗命者)

·少将何燕然、少将张明春(变相抗命者)

·第28集团军官兵抗命

·少将傅秉耀(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少将吴家民(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上士齐金贵(”6·4″后投寄抗议信遭判2年)

·士兵汪全胜(遭民众殴打致疯者)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受广场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保护者)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佚名战士(用高射机枪打跑传达军委首长命令的直升飞机者)

·第12集团军一名战士的信(配备130发子弹)

·中尉李晓明(讲述亲身参与”平暴”经历者)

·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7上将与罗点点(联名上书者)

·刘华清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1916年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戒严部队总指挥。1989年6月4日中午12时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坚决还击”一般被解读为”开枪”。这架直升机是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派来的。”6·4″后,刘华清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迟浩田

迟浩田,山东招远人,1929年生,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三巨头之一。”6·4″后升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96年迟浩田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美国,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该校学生就1989年”6·4″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回答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迟浩田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的内部讲话公然宣称对美国”清场”时,要将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这些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太深,如果留下他们,今后还要搞运动改造……。迟嘲讽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人”太迂腐,太不讲实际了。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解放全中国。”

·张工

张工,山西原平人,1935年生;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在戒严部队镇压屠杀平民学生的全过程中不断对外发言:解放军战士如何遭到暴徒殴辱毒打杀戮、如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如何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如何没有杀死一个平民学生云云。张工是解放军内的”袁木”。”6·4″镇压屠杀翌年7月,张工军衔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擢任北京军区政委,1998年晋升为上将。

【九曲澄曰:”6·4″开枪命令究竟谁下,至今无人承认。公开的说法扑朔迷离。中共文职以至军人上下,从元凶邓小平,巨恶李鹏,帮办杨尚昆、姚依林、陈希同,坐镇刘华清、迟浩田、周衣兵、张工诸人,皆系古语所云”无胆匪类”者也。】

·罗刚(指挥3辆坦克在六部口追逐碾压11人死亡者)

罗刚,陆军第38集团军坦克第6师上校团长。1989年6月4日清晨,罗指挥三辆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逐碾压学生至11人当场死亡或成肉酱,伤者众,未能统计;现查明姓名单位者死5伤9。部分死难者是被这三辆坦克挤死的。他们在坦克到达前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也已经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腾出了路面;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罗刚事后著文”红墙外的较量”,宣扬自己在六部口指挥坦克镇压”暴徒”的功劳。该文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的《戒严一日》书中。

·佟大刚、谢双喜、赵斌和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

佟大刚,38集团军112师大校副师长,46岁;

谢双喜,北京军区装甲兵部大校副部长,48岁;

赵斌,003号装甲车专业军士驾驶员。

6月4日凌晨1时许,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疑轧死伤多人后,开到了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附近卡住了,只能在原地转动,无法行进。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铁盖,继而用棉被蒙铁盖烧。大火烧了十余分钟,佟大刚、谢双喜在装甲车里忍受不了高温,先爬出来逃命,接着驾驶员赵斌也爬了出来。愤怒的民众围住佟、谢、赵殴打出气。有人劝阻无效。十余名学生迅速挤了上去,挽手成一个包围圈,将3位军人围在中间,还有学生紧紧抱住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军人保护,苦苦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不要伤害军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好几位学生被愤怒的民众误伤而血流满面。佟、谢、赵3军人在学生的保护下被送到了广场北京红十字会临时急救站,得以保全性命、治疗殴伤。

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文章,其中有对佟大刚、谢双喜和003号装甲车的描述:

“某师副师长佟大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掉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突然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

佟大刚自己撰文”浴血金水桥”(文载《戒严一日》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11月),其中引用003号装甲车驾驶员赵斌的回忆文字曰: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而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变,径向前冲。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说心里话还是躲得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象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

“六四”后,佟大刚升任北京军区副总参谋长,授少将衔。

·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李勃,38集团军112师技术部修理科上尉助理工程师,北京人,1961年生,1976年入伍。6月4日凌晨率322号装甲车第一个挺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校军官(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

6月4日凌晨2时许,戒严部队一中校军官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前率队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天安门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北京体育学校学生)目睹同学中弹倒下,情绪异常激动,撩起体恤衫,露出胸膛,对着距离约10米的这个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就先杀死我!”中校军官闻声举起手枪,连开3枪,两枪击中张健。张健未死未倒,强撑着盯着中校军官近半分钟,再喊:”你再开一枪,你再来!你没有将我打倒,你再来!”

·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张美远,38集团军少将副军长。在军长徐勤先抗命后,张美远受命率军进京”平暴”。38集团军军史记载:”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美远在”六四”后升任军长,授中将衔。第38军大批官兵立功:8人”共和国卫士”、4人”卫国勇士”、27人一等功、131人二等功、1311人三等功。

·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

左印生,15空降军副军长。几乎与38军同时,15空降军经由永定门、宣武门、珠市口、前门从南面杀进了天安门广场。15空降军属于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武器装备最先进。在向天安门挺进的过程中,一直以班为单位,形成一个方阵,人手持枪,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杀气腾腾,开枪挺进,沿途打死打伤许多民众。从珠市口到前门这一民居密集、地形复杂、民众拦阻最顽强的地段,15空降军毫不留情、凶悍异常地以密集的枪弹开路,仅仅15分钟就杀到了前门,先头部队于6月4日凌晨1时25分挺进天安门广场东南部。15空降军杀进天安门广场后,继续开枪杀人。已查实者,北农大园艺系研究生戴金平就是被15空降军枪杀在广场东南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

15空降军副军长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43旅旅长李家洪、43旅旅政委赵金奎、44旅旅长武运平、44旅旅政治部主任樊友义,在”六四”后皆得升迁。

15空降军和38集团军是”六四”镇压屠杀学生市民最凶狠的虎狼之师。

·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赵勇明,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少校参谋,江苏南通人,1957年生,1976年入伍。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18名军人的死亡。

【九曲澄曰:18名在”6·4平暴”中死亡的军人,有15人被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中共在北京开表彰大会,请来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家属,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刘华清、迟浩田诸政要接见慰勉有加。中共下令中央各部门、国务院政府各部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大张旗鼓地劳军慰问。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3位”共和国卫士”的画像和雷锋、赖宁等英雄人物一起,张贴在全国各中小学教室里。未几,各学校受令撤下画像,不再张贴。他们的”平暴”英雄事迹也不见再行提起,宣传部门、媒体奉令不再宣传、举办纪念活动。

15名”共和国卫士”的死亡全部在6月4日凌晨后,也就是说是在6月3日21时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屠杀了大批学生市民后。18名军人死亡者的原因无论是愤怒群众的报复性毒打,还是自伤或意外,他们都是被利用者,是中共”6·4″镇压屠杀祭坛上的牺牲。愿他们的亡灵安息。】

·39集团军116师某部战士某

该名战士在由山海关向北京进军”平暴”途中,给连长买汽水,被自己的军车撞死。”6·4″后,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战士某

该名战士于6月7日随部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后,驻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校内,一名士兵在驻房内擦枪走火,将他打死。团里报告上级说是被”暴徒”打黑枪打死的。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陈XX(第一位”共和国卫士”)

陈XX,某军宣传干事,5月22日乘坐军车撤退,拦阻的群众欢呼时陈干事挥手致意。因军车突然发动,陈干事被摔下车致死。当时各报都做了如实的简短报道。两天后中央军委突然授予陈XX以”共和国卫士”称号。陈XX成了1989年”6·4平暴”第一位”共和国卫士”。军报改口报道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致死。当时引起学生方面强烈抗议。

【九曲澄曰:老谋者深算早筹,未雨前绸缪已备。娃娃们天真可爱,众黑手自诩应愧。】

·刘国庚

刘国庚,63集团军通信团4连1排军少尉排长,山东莱阳人,1964年生,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6月4日凌晨5时许,刘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被群众打死,肠子被划出,尸体遭焚烧。

民间说法:刘国庚用手枪打死4人后被市民围住打死,尸体被焚烧。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崔国政

崔国政,39集团军116师347团炮兵营榴炮2连6班下士战士,1968年生,,1987年入伍。官方报道,崔于6月4日凌晨4时40分牺牲于北京崇文门天桥。崔始被群众围住毒打,其中”暴徒”赵耀堂”掏出一把长约l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乱刺”,”赵身边一个穿皮夹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约20岁男青年,……赵与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国政身上倒汽油。……赵用火柴点着了崔国政的裤子。约10分钟后,因绳子烧断,崔国政掉在挢下,昏死过去。

民间说法:崔国政与同伙在崇文门天桥上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伤多名群众,后被愤怒的市民抓住处死,尸体被焚烧并悬挂于天桥上,其同伙逃脱。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李国瑞

李国瑞,武警北京总队2支队1中队通信班上等兵,内蒙古赤峰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4日凌晨在阜成门一带掉队,5时许,被群众打死在阜成门立交桥上。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

王其富,38军炮兵旅5营营部无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出生,1986年入伍;

李强,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1班上等兵,西安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

杜怀庆,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3班下士战士,河北清河人,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

李栋国,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下士副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生,1986年入伍;

王小兵,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上等兵,西安人,1968年生,1987年入伍;

徐如军,38集团军炮兵旅5营3连有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7年生,1986年入伍。

王其富等6人,都随部队参加北京”平暴”。6月4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军车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翻车导致油箱爆炸,”我们10名战士全被车上的防爆器材砸在车里。车厢前头的5名战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车底挤在一起。一点也不能动。”6人身亡。后来军人收尸时用铁锹铲他们的尸体,引发围观群众强烈指责收尸不人道。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王其富等6人”共和国卫士”称号。称他们:6月3日晚9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运送防暴器材,王其富等10名战士乘坐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执行任务,车行至翠微路口时被”暴徒”拦截,遭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油箱爆炸,其中6名战士壮烈牺牲。云。

·马国选

马国选,54集团军162师炮兵团6连代理排长,河南人,1967年生,1985年入伍。6月4日凌晨1时许,马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锦伟

王锦伟,54集团军某团后勤处战勤中尉参谋,河南太康人,1963年出生。6月4日凌晨王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刘艳坡

刘艳坡,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1中队列兵,河北襄城人,1971年生,1989年入伍。6月4日凌晨2时许被群众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于荣禄

于荣禄,39集团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1967年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牺牲于赴广场采访途中。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民间说法:于荣禄违反部队规定,自行脫下军装,换上便衣前往天安门广场拍摄战友”平暴”照片,遭戒严部队误以为学生平民拍照而射杀。

·臧立杰

臧立杰,39集团军115师某团7连2班战士,黑龙江嫩江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7日10时许与同伴乘军车路过建国门时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射击击中面部身亡,大批军队随即包围并扫射外交公寓。翌日,各国大批外交人员和家属离京返国。于建国门外大街附近死亡。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景生

王景生,39集团军某团1营1连3排排长,河南南阳人,1966年出生,1984年入伍,1988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1989年7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故

1990年2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徐勤先

徐勤先,中共第一王牌军38集团军中将军长。1989年驻军保定,学潮期间,受命率军进京”平暴”。徐勤先因病住院抗命,”这个兵我不能带”,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六四后,徐勤先被判处5年徒刑。在军事法庭上,徐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不是人民的罪人,就是人民的功臣!”现居北京。有说刑期非5年,获释后患病,现已亡故。

·许峰

许峰,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奉命进军北京城区”平暴”。许峰消极抗命,拖延行进。许峰曾化装进城到天安门广场察看情况,回来后对部下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116师除1个团外,其余各团6月5日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其它部队的押解下。

·何燕然、张明春

何燕然、张明春,第28集团军军长、政委。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何、张奉命率军进城”平暴”。何、张消极抗命,拖延行进。6月4日清晨部队尚在西长安街木樨地,遭民众拦阻,不强行挺进而顺势停滞不前。28军在六四屠戮中普遍抗命,比较温和,同何燕然军长、张明春政委的态度有关。

·第28军官兵抗命

1989年6月4日上午,奉命进北京城镇压学潮的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该部队官兵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28军官兵,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

·傅秉耀

傅秉耀,第39集团军军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傅奉命率军进城”平暴”。傅接到可以采取一切措施的命令,并得知其他部队已经开枪后,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说:我这个老兵也是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我请求大家把枪口抬高一点。

·吴家民

吴家民,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据该军118师一名战士说,吴家民在向部队下达挺进北京城的命令时,亲自训话:”我活了50多岁,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弟兄们,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

就已经知道的军人挺进北京杀人情况,至今未有第40集团军开枪杀人的具体案例。

·齐金贵

齐金贵,解放军驻云南部队某坦克团上士播音员,”6·4″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遭军事法庭判处两年监禁,关押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流亡法国的诗人艾鸽最近著文披露这一史实,艾鸽说:齐金贵对他说过”我也是军人,如果派我去执行戒严,我死也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开枪。”

·汪全胜

汪全胜,第38集团军某部战士,祖籍湖北,1969年生于长沙,独子,有4位姐姐。1989年汪参加北京”平暴”战斗,遭愤怒群众殴打致脑震荡,获中央军委授予”"称号,参加”平暴英雄事迹报告团”;汪父母受到省军区首长接见,4个姐姐由临时工转正。汪自己因脑震荡后遗症时发,经常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谈过几个对象,都没成。现在是彻底疯了。2008年有海外原邻居友人返国欲探望汪,遭有关部门阻止。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

戒严部队和公安、国安系统在镇压屠杀前,派出了大量的化装便衣特务混入学生和市民中。6月3日晚6时许,一名穿便衣的军人被送到了广场纪念碑特别纠察队处。这名军人由于沿途受到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的严厉谴责,惊恐万状,雙目失神,脸色惨白,语无伦次,失去常态,但是全身上下全好无损,没有任何伤痕。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人民大学教师吴仁华将这名军人安置保护在最高层西南角的一个帐篷里,与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隔离,并请来了医生帮他稳定情绪。从便衣的口袋里找到了士兵证件,便衣便无从再否认了。在对他讲述了一番真相和道理后,吴仁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这名便衣特务安全地送出了广场。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6·4″之后,2连驻守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就在朝阳区”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骂他们是”法西斯部队”,即被当作”暴徒”抓了起来。2连因此多增一份功劳。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崔博士”系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对六四”平暴”不满,在部队中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并在6月中旬开小差回了辽宁海城。六四后遭处理回家。

·佚名战士

佚名战士。1989年6月4日中午12点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时,这位佚名战士开着装甲车,用车上的高射机枪向播讲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其打跑了。

·第12军战士的一封信

“6·4″时一位高中学生在近十年后,披露当时戒严部队第12军一位战士的信。摘录如下:

SM:

我们前往北京时乘的飞机是中国民航和中国联航,到京后就住在南苑机场。因为我们是第二梯队、后备军,主要任务是控制整个戒严部队的,哪里需要人时就上哪里。当时参加戒严的部队也不是很稳定。他们好多在我们没到时,只有干部有子弹,正、副班长有5发子弹,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发子弹。我们到后他们每人发10发子弹,而我们每人却发了130发子弹,并有命令是在执行任务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我们完成任务的人。当然大家的心情也很复杂,只是紧张而不是害怕。对我们来说并不怕,不象其他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射击,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可以开枪射击任何你所看不顺眼的人。当时若我们12军上了,肯定会血洗北京城。这是没说的,因我们是中央军委的铁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根本不会让我们上去。

南苑机场是整个戒严部队的大本营。最早到京的是38军,最晚到的是我们军,6月4日到的。本来5月20日我们军就到了,但因保密不严,整个驻X部队的营房都被X市的高等院校(连中专也在内)的学生所围,所有通往铁路和机场的交通要道都被学生所阻。

我们是7月18号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有好几个将官来给我们送行,并和我们车箱的官兵一一握手。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心情。其中有一个是中央军委的,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因除到我们客车车厢来外,闷罐车厢都没去。铁路沿途整个都被武装力量所封锁,安全措施是国家元首级。

好了,我只能给你谈这些。本来不该谈的,希望你看后把它烧掉。我毕竟还是名军人,应该遵守国家机密,为了你我却违反了这铁的纪律,希望你好自为之!

XR(1989)7、31

这位当年的中学生还附了如下一段话:

他的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除此而外,我还有一只他送给我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表

–戒严手表。表盘上没有商标,在12点刻度下是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头像,6点刻度上方有一行字:献给敬爱的首都卫士。下面写着:北京市手表厂。这只机械手表装在红色的长方形塑料盒内,盒盖上印有”赠首都戒严部队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

他在信中虽然说过”血洗北京城”的话,但是他后来对我说,他们刚到京就被告知”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有的士兵被活活打死”,因此情绪有些激愤。我理解他,因为当时连我也相信政府的宣传,何况他还在更封闭的军营中。只是在多年后我们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李晓明

李晓明,22岁,解放军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雷达站中尉站长,1989年随军参加北京戒严部队”平暴”。2001年李居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某大学就读。李晓明接受澳大利亚吕易采访时说:

我们116师高炮团当时驻军在辽宁省海城县。5月20日上午10时,高炮团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了上级文件,大意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们正在罢课、示威、游行,派我们去沈阳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每人发了冲锋枪,军官还配有手枪。我们乘军车向沈阳进发。当队伍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上面又说改去北京。……

6月3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6月4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6月5日清晨6时许,第38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前来我团,他站在一辆军车上,两名士兵将机关枪架在驾驶室上。由他在前面开路,我们车队仿佛被押进城。一路上,我们看见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几乎不见,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我们的战士有的便向楼内开枪扫射。到广场后,我们部队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前厅驻下。我同6连1名排长一起去广场想看个究竟。只见纪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纪念碑北侧的大理石台阶和柱子已被坦克车撞坏,履带印在广场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见。我们在垃圾堆里随意翻了一下,发现一条裤子和一件棉袄上面,都有弹洞和斑斑血迹。也不知这些衣服的主人是伤是死。我们的战士去打扫广场,回来后也告诉我说他们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滩血。……有开枪就难免有人被打死打伤。但我们部队射杀,打伤了多少人我们没有统计,也不好统计。整个戒严部队打死、打伤多少人恐怕也难统计。前面提到,6月5日清晨,我们部队在38军作战处长押进城途中,就有战士向街道两旁楼内喊话的人开枪射击。6月5日10时左右,我团1连由天安门广场去新华社接应被围困在那里的6连时,也是一路开枪将他们接回来的。一个士兵就亲口告诉我,他就向路上的群众打了一梭子(约有20多发子弹)。所以说死伤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再就是6月7日,广场上的部队开始向各自的防地出发。我们师由广场向朝阳区方向开进。前面由装甲车开路,每辆军车上都架着机关枪,每个官兵的枪内装满了子弹。当车队行进到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从对面的一个国际饭店(我不知道这家饭店的名字,它的后面是外交公寓)楼上传来几声枪声。我们的整个车队便停下来,冲锋枪、机关枪一起向楼上开火,如同暴雨一般。有无死伤,我不清楚。只听说第二天便有大批驻在公寓和驻京的外交人员就匆匆离京回国了。……我没有看到或看到开枪杀人的明确文件或口头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些文字,和政府让官兵荷枪实弹,炮兵、装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为,显然是让部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是不言而喻、每一个官兵都心知肚明的。……

7月4日,”6·4″之后整整一个月,上面正式传达了开枪的明确命令:在协助警察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如群众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开枪;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开枪;如再接近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身体开枪。

……我们军长傅秉耀因执行戒严令不得力而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据说,38军军长因拒不执行戒严令而被军事法庭判刑。……对中央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不惜血腥杀人的野蛮、惨暴行径,我也十分愤怒。虽然我未开一枪,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滩滩血迹,想到那些为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与幸福而英勇牺牲的青年学生和无辜平民,内疚、惭愧、负罪之感常常萦绕我的心头。记得当年的6月8日,我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到了邮局,当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电报时,他们又同样以冷冷的眼光藐了我们一眼,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了我们。

·张爱萍七上将上书与罗点点

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军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签名)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被扣不发。次日,北京百万民众游行,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将上书是罗点点穿针引线促成的。罗点点是大将罗瑞卿女儿,时在海军总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在世的十几位上将军,得到这七位上将军的积极反响。为此,罗点点事后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处奔走求告,始获释。

2007年6月4日-2009、5月初稿于马德里

□ 新世纪

——————————————————–

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以翔实的史料和官方媒体的独特视角回忆六四事件,提供了不少内幕消息。有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评论,该书的历史真实性无庸置疑,是研究六四事件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张万舒在八九民运期间正好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年过七旬的张万舒在香港出版《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了89年4月14号至6月10号的情况,包括中央军委从五大军区调集10个军沿六条线路向天安们广场开进、以及两个军化装进城等。

书中引人关注的是张万舒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

*有关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论*

这个数字同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相差甚远。张万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六四死亡数字众说纷纭,他认为谭云鹤的数字比较准确。他说:”红十字会长吧,我就用他这个数字呀,现在我认为他那个数字,这里各种各样的说法多了,也可能他是一种说法,我只能找一个最权威的。你要有别的材料,你可以说,这个有各家之言,都可以说。我选用这个,觉得这个是比较权威的吧。”

对于死亡数字的出入,张万舒在书中说:”尽管死亡数字没有海外传媒估计的那么多,特别是军队死亡者没有当局所报的那么大,但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同样遭受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创伤。”

*新闻界人士对此书的真实性予以肯定*

张万舒八九民运期间直接负责处理新华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现场发回的第一手报导,并与中共高层有密切接触。《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当年也是新华社记者。他对美国之音说,张万舒掌握第一手资料,绝对有权利叙述六四事件的经历,其真实性无庸置疑。他说:”他的情况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因为他知情,是知情者。他是当时国内部主任,知道上层的情况,他每天晚上都参加新华社领导小组的讨论。”

张万舒在书中透露,继新华社400多名编辑记者参加游行,声援学生后,中央在5月下旬成立”中央新闻报导指导小组”,提出7条指示,控制报导方向,包括”要报导戒严的必要性”、”要反映各级拥护中央精神”、和”一个多月来攻击党的反动言论,要逐渐进行批判”等。新华社原社长穆青闻后坦言,这种报导非常难写。

张万舒和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南振中等5人,每天晚上8点集体协商写出稿件。6月3号晚间,张万舒收到前线记者报告军队开进木樨地,军队终于开枪,穆青痛苦地说:”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郭超人说:”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夜!”

*《历史的大爆炸》受到香港读者的欢迎*

新书出版后受到了香港读者的好评。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评价说,《历史的大爆炸》史料来源可靠、权威、叙述全面,是研究六四事件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蔡咏梅说:”这本书很权威,我觉得他调得那些资料都非常可靠。这本书是有关六四,从胡耀邦逝世一直到六四镇压,后来到清场,他的报告应该就是作为新华社记者他们了解的一些资料,所以过程就全都写了,甚至包括海外、比如说香港支持北京民运的一些资料,他都有报告。”

张万舒现任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成员,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表示对于六四事件不愿多谈,”只要看书就行了”。

□ 美国之音

————————————————————————————————

——————————————————–

——————————————————————————–

                             周舵

1989年6月2日,我、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三天绝食,同时发布了一份以”我们没有敌人”为主题的《六.二绝食宣言》,呼吁政府抛弃”敌人意识”,以让步妥协来结束社会对立。不幸,太不幸了,我们的呼喊很快被20万”人民军队”的血腥杀戮淹没,敌∕我截然二分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根深蒂固!

现代法治国家内部是不应该有敌我之分的(外部就应该有敌人吗?我实在很怀疑!),只有合法∕非法之别。警察的职责,就是保护合法权益,制止非法侵害;制止而不听从,警察就应当依法动用程度不同的暴力,警棍、高压水龙、催泪瓦斯、橡皮子弹,等等,社会对此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共的执政理念不是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魔鬼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全然没有”人权”一说;对人民-天使则只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警方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滥施暴力,要么无所作为!更荒谬的是,宪法列明了种种自由权利,但那根本是一纸空文,公民自发的游行示威永远别想得到批准。于是,大学生别无选择,只能发动”非法”游行、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并且得到民众的广泛同情,而当警方劝阻无效时,中共只能出笼那个要命的《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生定性为敌我矛盾,随后又把市民阻止军队进城的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然后加以残酷镇压!显然,这是不能用正义∕邪恶二分解释的;我在其中看到的,与其说是邪恶,不如说是愚昧无知。是那个”马克思主义”伪科学害惨了中国人!

顺便提一句:所谓”天安门大屠杀”根本是无稽之谈。大屠杀不是发生在天安门,而是在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就在马上要发生天安门大流血之前,冒着生命危险和”叛徒”的骂名,去和军队谈判,及时把学生带出了广场。许多西方媒体至今仍然在传播这种谎言,实在匪夷所思!

世间太多的人习惯于敌∕我、白∕黑、邪恶∕正义二分,自认为正义在握,然后自封为道德审判官,专门对别人作道德谴责。然而,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因此而变得美好,反而争斗不止,血腥如故。我却宁可相信,悲剧是对愚昧无知的惩罚,而邪恶正是愚昧无知之一种–这不是我的独门见解,古代希腊人早就说过,知识即美德。因此,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对中共作道德谴责,而是对他们启蒙,让他们早日从马克思主义的邪说中苏醒过来。如此理解人性、社会和历史,冤冤相报、血腥杀戮会少一些,人世间的难题会容易解决一些。

□ 本文是给CNN的广播稿件 ————————————————–

作者:天安门母亲

今天,我们选择在2009年5月17日这个日子来为”六四”惨案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二十年前的这一天,首都百万民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我们的儿子、女儿很多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所以,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它让我们想起珍藏在心底20年的一段美好回忆,让我们想起当年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和渴望。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时隔仅仅半个月,学生和市民所怀抱着的纯真、朦胧的幻想,在邓小平和李鹏的铁血政策下顷刻间被碾压成齑粉。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集体祭奠仪式,就是为了追思当年倒在血泊中的死难者。他们在二十年前的6月3日夜晚,在最危险的时刻奔向了最危险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阻挡戒严部队向天安门方向进军时被密集的枪弹射杀的;有很多人是在东单和西单路口与军队的对峙中饮弹倒地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大屠杀现场抢救伤员、同军队抢夺同伴尸体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是在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时在六部口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这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一场在中国百年以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发生在20世纪和平时期世界范围内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它留给我们噩梦般的恐怖,直至今天仍未有喘息的机会。

尽管50天时间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那些惨死者却为此承担了整整二十年的不白之冤;而他们的父亲、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丈夫,却为此承受了二十年的悲伤、痛苦和磨难,而且这份苦难仍在继续。”六四”,这一沉重的债务,要到何时才能偿还?

岁月无情。今天,我们这些为你们父母的,大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有些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今天,我们这些为你们妻子的,也已步入中年,有些已过半百。从五年,十年,十五年,再到20年,我们这个受难群体,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随着时间的渐渐远去,一些年老病弱者先后倒下了,迄今为止已有二十位。他们没有等到讨回公道,就含冤长逝了。每当我们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禁不住一阵寒颤。

二十年来,亲人们苦苦追索大屠杀的真相,寻求迟迟不肯到来的正义。我们前面的路依然是那样的漫长,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是,我们未敢懈怠,未敢停息,仍然一步一步地艰难跋涉着。这是一场弱者对于强者的抗争,这是一场道义对于权力的较量。我们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坚信一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靠金钱和权力来主宰,正义来之不易,迟到的正义更值得珍惜。

作为你们的亲人,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面对你们的遗像,举行追思悼念。我们唯一可以告慰你们的,是在强权和高压面前,你们的亲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我们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维护了做人的尊严,但愿这能让你们的灵魂得到慰藉。

天安门母亲 2009.5.17日

□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 ———————————————————————- 杜导正:赵紫阳”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历史是人民写的 ——————————————————————————– ——————————————————————————–

                             杜导正

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処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听。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覆思考各种大问题,海濶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麽”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麽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麽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年3月22日

(本文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序言,作者是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 新世纪

——————–

——————————————————————————–

                          记者:杜林

一项最新调查发现,更多的香港本地学生认为中央领导层应为六四事件负最大责任,而更多在香港的内地学生认为,学生领袖和学生应该负最大责任。

*香港浸会大学《新报人》的调查结果*

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香港浸会大学《新报人》对香港8所大学近800名本地和内地学生进行了访问,发现两地学生对六四事件有分歧。56%的香港本地学生认为,中央领导层应该为六四事件负最大责任,持相同看法的大陆内地学生只有36%;22%的内地学生认为,学生领袖及学生应该负最大责任,持相同看法的香港本地学生只占9%。

在中央政府是否应该使用武力驱散学生的问题上,70.6%的香港本地学生回答不同意或极不同意的,持同样看法的内地学生是45%;持中立看法的香港本地学生有22.6%,内地学生是40.7%;十分同意和同意的本地学生是6.8%,内地学生是12.6%。

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平反六四?十分同意或同意的香港本地学生是48.3%,内地学生是36.9%;持中立态度的本地学生有46.5%,内地学生是53.1%;不同意或者极不同意的本地学生是5.2%,内地学生是8%。

面对两地学生对六四问题存在的不同看法,香港学生普遍认为,是大陆内地缺乏相关资讯造成。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六四特刊主编陈锦铭对记者说,他寻问过很多内地学生是否愿意为六四特刊撰文,都被谢绝,很多人对六四事件几乎一无所知。

*香港本地学生比来自内地的学生更关心和了解六四*

他说:”在香港的本地生比内地生对六四的认知是比较深的。我问了十个内地生,只有一个是从他的宿舍里头听到有关六四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事情。”

日前刚刚公投要求平反六四的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负责内部事务的成晓宜说,她们在发动公投时,就发现内地学生对六四事件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她希望内地学生多多利用在香港的便利条件,了解历史真相。

她说:”两地差异很可能来自于资讯的流通性,在内地流通资讯跟香港可能很不一样,两地学生接收到的信息大概是很不同,所以他们对事件的看法比较不太一样。我本人作为本地学生,是理解内地学生的看法的,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珍惜他们来到香港这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可以珍惜有机会去找到那些有关的资料,多看一点的。”

*内地学生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少有兴趣*

香港浸会大学的内地学生很多已经返回内地,香港大学的学生22号都在考试。香港很多内地学生据说来自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区,很多人来香港读研究生之前,就毕业于广东境内的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学生会区瑞珍分析说,内地学生对六四事件缺乏了解,还同自身兴趣有关。

她说:”本人不太了解,因为我也是80后,当然我只是出世了,只是我现在基本上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在这些方面,所以我个人没有很认真去了解过这个事情。我只是知道有六四事件这个事情,其它方面就不太了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在这方面,自己也不太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目前学生们关心的重点呢?汕头大学学生会的肖丽华回答说,很多人现在都关心个人身心娱乐,不但对历史淡漠,对公共事务同样淡漠。学生会近日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论坛就没有多少学生参加。

她说:”他们说现在一个方面是内地的那种信息渠道比较少,这是一个大的环境。第二个是同学们越来越倾向于娱乐化了,现在大家关注的生活都是很娱乐的东西,每天最多的还是球赛啊,或是学校有什么活动啊,大家现在远离政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是大学生在高考前学的东西都是比较教条框框,等上了大学,他们更多是向往个人比较自由的发展,他们更多的会讲究个性化,越来越个性化的话,就可能会对大众的生活失去敏感性。”

汕头大学新闻系学生陈泳谕则从政治层面分析了相关资讯缺乏的原因、以及学生们对敏感领域的回避态度,认为缺乏自由的环境是主要的原因。

陈泳谕硕:”因为我们是新闻专业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碰到说会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很少会在课堂呀、或者教研室公开讨论这档事件。如果我主动去搜索,你应该知道在国内,对这个事件还是比较忌讳的,所以说,也不是说你要是很积极的去找的话,就能找到真的是很全面、很正确的相关信息。”

—————————————————————————————

歪脖子树·

  迟到的正义,意味着正义的贬值。–感慨于2.28之后,6.4之前

  1990年2月,中华民国立法院全体委员起立,为台湾2.28事件遇难者默哀一分钟,民主的浪潮终于冲塌了独裁专制的堤坝,台湾社会终于可以发声抨击执政党的罪过了。

  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2.28事件。

  正如现任总统马英九所说,2.28事件是”官逼民反”。但是四十三年以来,政府却一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民逼官”,而且用高压和恐怖手段维持”杀而无赦”的官方说法。

  在蒋介石独裁专制期间,连”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自由派大师胡适,也避开研究2.28事件,他认为台湾还不具备研究该事件的政治环境,折衷的做法是收集保留历史资料,待未来分析论断……

  蒋经国先生虽然有功于台湾回归宪政,但毕竟是有”子承父业”这一疤节。他不会刚守过灵柩,转身去挖掘乃父坟头。小蒋总统遵孔夫子的”子为父隐”的教诲。在2.28事件上,支支吾吾。

  长时期的独裁专制,滋生了一伙靠追捧专制政权吃饭的政客学者,他们一直在为国民党政府的屠杀行为辩护。那看家护院气势汹汹的架子,拿捏得比老小二蒋还足。诸位食客的论点概述如下:

  –2.28事件是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扰乱台湾。

  –参与2.28事件的民众的情绪受日本殖民主义影响,与国军为敌。

  –不法暴徒杀害外省人,不镇压不能维护台湾秩序。

  60年代之后,台湾抓住国际契机,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人民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尤其是面对海峡对岸的民生困苦的大陆,台湾更显得信心十足,春风得意。

  于是又一种新的论调出现了:若不是国军坚决平定2.28叛乱,那末大陆失陷之后,最后一块自由民主复兴基地也保不住,也就不会有一个今天繁荣的台湾。武装平叛奠定了台湾几十年稳定发展。

  把眼睛再转到海峡的大陆一侧,我们会看到共产党在处理6.4事件过程中,思维和手段与国民党有着惊人的镜面对称性。尽管国共两党的信仰和主义对立–前者资本主义,后者共产主义;而2.28事件和6.4事件也有极大的区别–前者激化到武装起义,后者始终坚持和平诉求。但是在两党维护自己的专制政权时,其本能反应何其相似也!

  我们回顾一下中宣部控制的舆论要点:

  –6.4学生运动背后有黑手策划操纵。

  官方认定了黑手就是方励之、刘晓波等,后来还加上鲍彤。确切地说,这些人士只是写写文章做做演说而已,是动口不动手的民主君子。言论无罪,他们何罪之有?言论有罪,定罪在”口”而不是”手”。中国既要伪装成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文明国家,又要行野蛮专制制度之实,所以就创造了”幕后黑手”、‘挑动不明真相群众”、”煽动颠覆政权”等含糊其辞的罪状,混淆自由言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把压制言论自由的卑劣手段,悄悄引入司法系统。

  –学生、民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共产党执政者到现在都不能明白,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人和受到共产党”驯服工具论”影响的人,同样都有游行示威、自由结社的权利。政府的职责就是保证所有公民公平地享受这些权利。不能歧视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人群,偏爱信奉”驯服工具论”的人群。

  当今世界如同一村,各国人民近距离的交往,国际间思想互相交流、激励、冲突、兼容、同化……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最正常不过的步骤。共产党热衷向党内外灌输”驯服工具论”–那是一党之邪癖。人们不能禁止汝党以此邪癖自娱,确有拒不接受传染与我之权利。不能以一党之邪僻,代替群众多元化的思想追求。

  –发生在北京天门广场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暴乱。

  栽赃群众”暴乱”是为了给”武装平定暴乱”一个听起来合法的借口。但是在坦克车和机枪下惨遭杀害数百名的遇难者里,哪一个是犯下暴行的歹徒呢?庞大的警察机构不能指证其中任何一个人。国安机构确实逮捕了若干烧汽车、或者和解放军正面发生冲突的市民。但是不敢公开审讯就秘密处决。这就让人产生一系列疑问:其一,即使这些被当局认为有分量的”暴徒”,被控的罪名恐怕也有不少虚妄诬陷成分;其二:即使这少数几位市民犯下暴行,难说他们当判死刑;其三:即是有少数暴徒为非作歹,却不是解放军杀死数百名无辜学生、民众的理由。

  所谓”暴乱”,是专制者野蛮施暴,官逼民乱。

  类似台湾的历史情节,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很大成绩。虽然特殊利益阶层暴敛巨额财富于先,毕竟有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于后,人民由赤贫走向温饱。中国人开始自豪起来了,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帮腔:

  中国的经济成长说明了武装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正确的。如果让柴玲、吾尔开希上台,他们能搞成这样吗?

  这是先自设一个伪问题,然后自己做出一个臆想性答案,最后用来做为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

  首先说,这种假设表现了设问者的”打天下者做天下”的封建政权传承思想。柴玲、吾尔开希愿意为民主呐喊,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于他们能否成为民主政权的掌权者,那是民众的选择。就算他们被民众推举到掌权地位,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柴玲、吾尔开希一定在经济领域作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民主制度只保证这一点,他们做不好就请下台。假如柴玲作了福建省长,却勾结远华集团逃税漏税;吾尔开希作了上海市长,却利用土地开发鲸吞国家财产;那他们绝不可能顶着纷纷扬扬的社会舆论一路高升到中央政府首要。一旦案情初现端倪,就有检查机构盯上了。即使万润南总理存心庇护,严家琪总统背后撑腰,也是难逃法网的。

  以台湾前朝旧事,比照大陆今天政情,还会发现一个规律:在专制制度下,实现社会正义经常要有一个漫长时间。台湾2.28事件的重新评估,需要耗尽蒋介石父子两代的阳寿,那么大陆6.4事件的公开平反,又须熬干谁家油灯?

  不幸的是,迟到的正义意味着正义的贬值。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会有曲折,一定时期会有非正义压迫民众的现象:善良在哭泣,邪恶在狞笑。这时候需要呼唤人类的良知,高举正义旗帜,解除对民众的压迫。如果迫害者同时又是执政者,他们利用手中权力阻挠正义的伸张,继续维持这种压迫存在,长此以往民族的性格就会发生畸变,是非观念混淆,社会道德开始堕落,这就是正义迟到的恶果。执政者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罪上加罪。

  这样的情景已经在台湾出现了。试举两例。

  一、胡子丹的回忆录《跨世纪的纠葛》,记述了蒋介石白色恐怖时代遭受的迫害。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先生以探求历史真相的态度,为新书写了序言,表达了对旧时代的质疑,和对受迫害人士的同情。友柏先生的通晓大义,真诚坦荡的修养品行,当受到称赞。可是,网上有这种评论:”真给蒋公丢脸!”

  二、陈水扁主张台独无罪,但是他和他的家族贪污受贿、渎职枉法就是毫无疑义的犯罪行为。陈水扁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还有许多人在法院守候挺扁,更甚者有一妇女手举匾额,上书”救救陈水扁”,而且泪水涟涟,跪地而泣……

  这说明台湾的一部分民众的道德观念,在2.28事件久久不能伸张正义的情况下,已经发生畸变,这些人不以正邪分敌友,唯有兰绿决是非。这些人成为台湾社会中的一股破坏势力。

  大陆也上演着道德堕落的连场戏。商场上笑贫不笑娼,官场上笑廉不笑贪。在于正义不举,邪恶横行。

  社会的正义呀,你走到炎黄子孙的家乡,总是步履艰难。转眼6.4二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来了。这是一个激起天安门母亲锥心之痛的日子,这是一个唤醒人类良心的日子,这是一个让专制者蒺藜在腚、芒刺在背、神经紧张的日子,这也是让专制制度的捧场者充分表现奴才的献媚、流氓的无赖、文贼的无耻的日子。

  我不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告慰6.4亡灵的日子会是哪一天,我只是知道在那一天之后,人们会继续纪念它。6.4用千百人的生命鲜血记录了这个民族的理想、天真、勇气、追求……也记载了这个民族的另一面是如何的野蛮、残忍、卑劣、奸诈……

  后记:1926年3月18日,在总理府前的铁狮子广场发生了民国卫兵枪杀请愿学生的事件。这一天被称为”民国政府最黑暗的一天”。但是这一天比起2.28和6.4这两天,简直称不起”黑暗”。

  *段琪瑞没有直接下令开枪,他在事件后赶到现场,长跪谢罪。1926年3月30日执政府通过了抚恤令,赔偿死者和家属。随后”内阁总辞”鞠躬下台。段琪瑞隐居后终生吃斋诵经,遗嘱子孙墓前只可祭祀果品素食,禁供荤腥,表示永远承担执政府杀害无辜学生的历史责任;

  *舆论界一边倒地谴责政府暴行,公开举行万人公祭悼念死者。段琪瑞没有征调御用文人控制舆论向死者泼污。几个亲政府的文人政客(如章士钊等)也是口将言而嗫嚅,嘤嘤之声早被讨伐声浪淹没。在没有主人驱使,言论相对自由的情况下,无耻的文人,也不敢太过无耻。

  国民党已经正视2.28的历史责任。所以我留着段琪瑞这个历史标本,给共产党做学习的榜样,就不在此文鞭打已经负荆请罪过的段执政了。

□ 读者投稿

勿忘六四”邀请公众参加华盛顿二十周年烛光纪念晚会

烛光晚会时间5月30日星期六晚7点至9点, 地点华盛顿纪念碑前。

草根性团体“勿忘六四”近日宣布,定于5月30日星期六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已经准备就绪,烛光晚会将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

当天的活动将于下午3点开始,先是图片展览,从7点至8点是以纪念“六四”为主题的音乐会,正式的烛光追悼晚会计划在8点至9点之间:将以童声合唱拉开序幕,接着是牧师的祷告,在六四屠杀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前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将以特别来宾出席,演讲者包括目前在英国牛津大学作客座研究员的原89学生王丹、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基金会主席 Lee Edwards 博士和20年来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从事人道救援工作及帮助“六四”遗孤上学的义工陶业,晚会最后将逐个念诵已收集到的死难者名字、在音乐和童声合唱中结束。

□ 一读者推荐

   江迅

六四事件二十年,对于历史真相官方始终讳莫如深,香港却出版大量不同亲历者证词与观察者视角。其中尤以新华社高层主管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最引人瞩目,可与赵紫阳回忆录对照阅读。

六四事件过去二十年了。这一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官方始终讳莫如深,境外却有不同经历者证词与观察者视角。当下,在香港书市「六四」出版物大潮中,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被不少学者认为可与赵紫阳的录音整理的书对照读,从而寻觅「六四事件」的真相,探索解开中共高层争论之谜。生于三八年的张万舒,六四年始任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后任采编主任、副社长,八三年调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九二年改任新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万舒在「六四」期间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新华社是中国官方最具权威的新闻机构,也是整个事件发生始末的最大情报信息中心之一。他经历了上层斗争的全过程,又直接处理了新华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现场采写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实与高层政治秘辛,全书以每日大事记的形式,翔实地记录了「六四」事件的全貌,并从北京的现场扩写到各地的状况。这尘封了二十年的记录,终于首次公诸于世。张万舒说,这部书「是我们日日夜夜记录在案的历史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也篡改不了」。

在香港的这一「六四」纪实出版潮中,有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香港晨钟书局),孔捷生的《血路1989》(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丁楚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香港海风出版社),刘刚的《天安门,路在何方》(英华出版社),高瑜的《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归化章、浦前编着的《100六四人物20年》(香港晨钟书局),蔡铮的《一个解放军的1989戒严部队怎样对待军中反叛者》(明镜出版社),高皋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明镜出版社),马建的《北京植物人》(明镜出版社),《回家》和《再回家》(我要回家运动出版)等。《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是封从德历经十八年最终整理而成的日记。封从德在八九民运中,广被视为诚挚、作风实干、冷静独立的学生领袖。他这部「日记」完整记录了八九学运从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从北大到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经历、见证与考释,涉及学运的核心人物、重大事件、关键内幕及学运组织高层决策与争议全过程。

封从德在书中回忆了自己从最初参与组建北京大学筹委会,当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及任广场副总指挥,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广场撤离表决等一幕幕自激情开场到悲壮落幕的历史。正如北京学者陈小雅所说,「这部《六四日记》用一种散文的优美,承载了作者诚实的记忆、良心的反省与充满人性发见」。

孔捷生的新书《血路1989》,以直观而冷静的笔触,记录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书名取自于书内同名单篇的文章名。当年,孔捷生家居北京,寓所距天安门广场仅一箭之遥,「六四」惊变,他坚守在广场上,而后逃离北京,南下广东,获「黄雀行动」营救而逃亡,在香港客途写下血泪篇章《血路1989》、《最后的北京》、《穿过裂缝》记录八九风云的三部曲。《血路1989》一文,二十年来在网上流传不断,成为现场直击的历史文献。五年前,他用笔名在中国大陆网络张贴《血路1989》、《最后的北京》,掀起轩然大波,天涯网站坚持了一年多才奉命删除。不过,无数网民下载而互相传送,令不明真相的后「六四」一代,读到民族伤口。

读了高瑜的《我的六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说:「读这本文集,你会发现,高瑜首先是具有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具备的勇气。新闻记者是要捕捉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挑战性问题。而这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中会面临政治迫害。高瑜就曾经两次坐牢。但她没有被压垮,而是继续以笔与现实中的迫害斗争。她的牢狱经历,使得她的文字获得传奇般价值。因为她有勇气面对现实,她的时评和政论文章,反映出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的问题。虽然你可能不赞成高瑜的观点,但是你无法忽视她提出的问题和答案。」

丁楚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是香港这场「六四」出版潮中,较为瞩目的一部书,它「雷(撼)人」的权威性和可读性夺人眼球。此书描述了八六至八九年期间,围绕中国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即「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杂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呈现了作者对海外民运三十年兴衰史的反思。

正如此书的序言所说,「现在某些民运组织实际上不过是美国与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民联』也不例外,这是《大梦谁先觉》扔出的一颗重磅炸弹」。尽管此说早已有传言听闻,但争宠吃醋、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丁楚书中触目惊心的详尽描述,令人读罢仍难免震撼。此书贯穿始终的主线,是王炳章、胡平、郑为民等「民联」总部最高层为争夺领导权而展开一系列内斗,「台湾情治机关金钱资助」、「特务案」等核心情节跌宕起伏,内幕花絮、丑闻趣事点缀其中,一幅民运的尴尬画卷,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海外民运,有「党」有「派」,有「会」有「部」,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才二、三百人,但党派团体竟多达五六十个。香港书评人王振琨认为,外人难以想象,一部中国海外民运发展史,怎么就成了一潭深不可测的浑水?一盘散沙,水火不容,说到底,民运内部的丑陋事件,每每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还没有获得权力,一众人就争得沸沸扬扬,还没有掌握资源,已经为「分赃」打得头破血流。海外民运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人」往往是最致命的敌人。这就是《大梦谁先觉》力图告诉人们的。

广场转折人生轨迹

《天安门,路在何方》的作者刘刚,是当年公安部发布通缉令通缉二十一名学运领袖之一,名列第三。书中,刘刚从不同角度刻划了「六四」参与者的理想、追求、勇气和磨难。他陆续写的文章被编成四部分:民主之路,牢狱之路,炼狱之路,自由之路。这也正是这些「六四」参与者的人生之路。经历了「六四」,作者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在天安门广场发生转折。

这个转折表明,从天安门出发,有一条通往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也有一条通往地狱炼狱的幽曲小径。

明镜出版社、「多维新闻」创办人何频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中国大陆朋友对我说,香港与内地现在的唯一差别,就是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陆不能出版的杂志、书籍。这个夸张的说法,正显示了香港自由港最宝贵的价值并没有完全丧失。我在十二年前香港回归前夕接受你们采访时就说,我将见证香港出版自由的延续,这十多年明镜在香港生存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政评家何频说,现在香港出现「六四」书籍出版热,是二十周年的纪念现象,是对「六四」失忆的不甘。但正如马建的《北京植物人》暗喻的那样,从精神上,中国人从「六四」后基本是植物人生存状态,「六四」问题的解决似乎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问题。

何频说:「明镜这次推出的这三本『六四』书籍,是三个不同层面。我们一直希望,明镜能使读者从多一些角度看待历史和现实,从而避免被某一种政治势力所诱拐。但这些书对掌权者有多少启发?不敢奢望。他们疲于奔官、疲于享受,有几个人还在看书?」

「六四」事件二十年来临之际,包括赵紫阳《改革历程》在内的一大批「六四」读物先后在香港出版。不过,每个人心中永远有一本只读了一半的书,后一半应该用自己的思考去续写它。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二十一期

相关链接:

分享博文至:

    4 条评论

  1. 1
    李氏兄弟 - 2009年5月22日 23:34

    今年6.4.多伦多有何活动?

  2. 2
    xia - 2009年5月23日 00:04

    Public Forum “From 1989 to Charter 08 – Looking forward 20 years after”, Speakers include Wang Dan, May 31, 1:00 to 5:00 pm, OISE auditorium, Bloor and St. George

    2009。5。31 ,1:00–5:00 PM ,多大OISE 王丹演讲。

    Rally and March, May 31, 6:30 pm,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240 St. George Street

    6:30PM中领馆前240 St. George Street 游行。

    Candlelight Vigil, May 31, 7:30 pm, in front of the June 4th Memorial, Hart House, U of T .

    7:30 pm— ??(10pm?) 多大6。4纪念碑前,烛光纪念会,献花.(SOLDER TOWER 前,有大炮的草坪,碑墙上为压坏的单车,有友人愿免费车接。

    谢谢。

  3. 3
    李氏兄弟 - 2009年5月23日 10:53

    thanks

  4. 4
    xia - 2009年5月24日 23:04

    1. 多伦多系列悼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 2. 温哥华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安排

    ~~~~~~~~~~~~~~~~~~~~~~~~~~~ 1. 多伦多系列悼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 1:00 pm: 公开论坛“从八九民运到零八宪章 - 中国民主之路”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礼堂: OISE Auditorium, 252 Bloor Street West

    公开论坛讲者包括: 前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前环球邮报驻华记者黄明珍,驻巴黎的中国劳工通讯中文版编辑蔡崇国, 前加拿大驻华领事、布洛克大学政治学教授伯顿,中国官方《周恩来传》撰写人高文谦,及哈佛大学学者何晓清。

    公开论坛将首次播出六四珍贵录像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 6:30 pm 游行集会 中国总领使馆,Chinese Consulate, 240 St. George Street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7:30 pm 烛光晚会 多伦多大学校园六四纪念碑前 Hart House Circl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广场的怒愤 : 正午悼念活动 12 noon 弥敦菲腊广场:单车示威,拟死示威,街头剧,诗歌朗颂 Nathan Phillips Square, City Hall

    ~~~~~~~~~~~~~~~~~~~~~~~~~~~ 2. 温哥华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安排

    六四廿年祭 烛光献哀思

    二十年过去了,兵临城下,镇压学生市民的动机枪声依然尖利刺耳,坦克所过之处辗过市民留下的不成人形的血印仍然历历在目。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仍未平反,中国百多年来追求的民主事业依然未有寸进。

    二十年过去了,平反六四,需要你的参与;中国民主,需要你的声音!

    二十年过去了,诚邀你和你的亲友,一同前来参加纪念六四的相关活动。

    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

    活动安排

    六四祭英烈 预送小黄花

    5月30日 (星期六)下午 1 时至 3 时, 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前 (Vancouver Art Gallery, Robson St, Downtown Vancouver)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

    1. 5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 本拿比市科士兰墓园 (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 3789 Royal Oak Avenue/Canada Way, Burnaby)

    2. 5月31日 (星期日) 中午12时, 卑诗大学学生大楼前民主女神像旁 (In front of Student Union Bldg, UBC)

    民主行和烛光晚会

    1. 民主行 - 6月4日 (星期四) 7:00pm, 温哥华市格兰湖街夹西六街集合 (Granville Street/6th Avenue), 沿格兰湖街游行至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前

    2. 烛光悼念晚会 - 6月4日 (星期四) 8:00pm, 温哥华市格兰湖街3380号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前 (3380 Granville St./ 16th Ave, Vancouver)

    Contact: Henry Chau,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604-322-8693

    波士顿六四烛光悼念会

    二十年快将过去,你会为天安门屠杀后的今天,做一个怎样的小结?请参加六月四曰星期四的烛光悼念会,让我们哀悼一九八九年中国民运死伤者及向家属致意。悼念会将在哈佛大学Fong Auditorium 举行,晚上七时半开始。Fong Auditorium 位于 Boylston Hall,在Harvard Yard 内,近地铁站。六四悼念会由海外香港华人民主人权促进会主办,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查询请电:617-628-6671 谢中之。

    ~~~~~~~~~~~~~~~~~~~~~~~~~~~ 社会各界将在旧金山纪念六四 (5月31日和6月4日)

    说出真相 拒绝遗忘 寻求正义 呼唤良知

    我们诚邀社会各界:

    5月31日星期日下午4:30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Portsmouth Square, Chinatown, San Francisco)向民主女神像鲜花;5月31日星期日下午5:30-8:30在旧金山孙中山先生纪念馆(836 Stockt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举办公众论坛,追求历史真相、探讨社会现状、展望未来。当年的运动参与者万润南(通过电话) 、封从德、周锋锁、作家巫一毛, 海外支持者李心培博士(美国)、赵京(日本), 八九后校园民主运动组织者曼德, 公民维权先锋刘飞跃, 诗人井蛙, 还有国内的八九亲历者将与大家分享。

    同时举行封从德最新著作>签名介绍会,余英时教授认为“这部《日记》确是关于六四学运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

    6月4日晚8时与“大赦国际”共同举办烛光守夜悼念亡灵, 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民主女神像前。

    www.64memo.com, www.cdef.org, www.h-china.org 联系: 925-984-4909, 650-996-5017, email [email protected] 人道中国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 共同主办 芝加哥

    为纪念“天安门六四”与“柏林墙崩溃”二十周年,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将于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时四十五分在芝加哥郊区的North Central College 新建的音乐厅内举行题为“自由颂”的烛光音乐纪念晚会。在杨逢时博士的指挥下,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室内乐团瑞粕合唱团将演奏演唱杨逢时汪成用创作改编的声乐与器乐曲“自由颂”、“自由在召唤”与“奇异恩典” 及其他古典名曲。 “勿忘六四”邀请公众参加华盛顿二十周年烛光纪念晚会

    烛光晚会时间5月30日星期六晚7点至9点, 地点华盛顿纪念碑前。

    草根性团体“勿忘六四”近日宣布,定于5月30日星期六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已经准备就绪,烛光晚会将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曼谷活动,曼谷胜利纪念碑广场附近的公园 欧洲六四公民万里行德国慕尼黑 墨尔本中文传媒集团召开“六四”座谈会 五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在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十三区地点为 27 avenue de choisy 75013 paris地铁站 porte de choisy 合举办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研讨会。 洛杉磯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活動: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for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June Fourth Massacre in China , 2009-05-20 紀念「六四」民主自由大遊行 日期: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一時三十分 起點:中國城孫中山先生銅像(Central Plaza on N. Broadway) 終點:中國領事館 (全程需時約兩小時)

    香港 主題:毋忘六四.繼承英烈志,薪火相傳.接好民主棒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日期:5月31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3時集合 地點:維園足球場至特區政府總部

    日期:6月4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8時 地點:維園足球場 備註:支聯會可代團體及市民訂製花牌,欲訂製者請填寫訂製花牌表格。

发表评论

您目前尚未登陆,不能发表评论。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