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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苏联政府侵犯人权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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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朗道和他的秘密档案(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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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新民·

20世纪物理学的一位传奇人物–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1908年1月22日生于俄国,今天来写点关于他的文字,才蓦然发现错过了他的百岁冥寿。

朗道这个名字,在物理学界是用不着介绍的。以朗道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多不胜数,而且遍布从流体力学到量子场论的各个领域:朗道-霍夫湍流理论、朗道能级、朗道阻尼、朗道抗磁性、朗道-金兹伯格理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低温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理论,并为此赢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使他对物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一项更重要原因,这就是他同他的学生栗弗席兹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这部成书于四五十年代的巨著,不仅培育了整整一个富有成果的苏联物理学派,也教导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生,以至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以朗道为作者的书目,依然四倍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大师费曼的著作。套用我们当年常用的句式来概括,那就是:这套教程”够我们物理学界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

所以有史家慨叹曰:朗道生不逢时。言下之意是:朗道进中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玻尔的原子模型都已经问世。他还没有从大学毕业,海森堡和泡利就分别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和不相容原理(1925年)。假如他早生一二十年,正赶上20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时代,也就是相对论、量子论的草创阶段,以他的才情学识,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当可以跻身于爱因斯坦、玻尔这样的世纪级大师之列。

说朗道是个传奇人物,固然是因为他的天才和科学上的贡献,然而他鲜明的个性、古怪的脾气以及他同苏联国家机器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他在1938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经历,长期笼罩着一团迷雾,从而使他成为物理学界内外经久不息的话题。

这一切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朗道9岁,正是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从他的早年经历看,苏联的党和政府为培养这个少年天才不能不说费了一番心血。朗道的故乡是今天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里海边上的石油城巴库市。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油田上的工程师。朗道14岁就进巴库大学,两年后转到了列宁格勒技术物理学院。1927年,19岁的朗道大学毕业。两年后,人民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计划将他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在哥本哈根随玻尔工作一年,其间又到过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在剑桥,他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俄国同胞–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访问期间,朗道根据卡皮查提出的问题,建立了金属中电子的抗磁性理论。这次见面使卡皮查见识了这位年轻人的非凡才能,也成为他们二人数十年合作的开端。

1932 年,24岁的朗道已成为学术带头人,被任命为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那里,他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有两年的时间,他以平均每六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论文。他一边从事他的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在大学里教课,并开始编写那套著名的教科书,这使他很快带出了一批年轻人,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一支突起的异军。

1937年,朗道离开哈尔科夫,来到了莫斯科卡皮查为所长的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查自1921年起就在剑桥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192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0年成为那里的蒙德实验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样回国探亲访友,却被通知说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许可,要他留下来为祖国服务。为了创造条件让卡皮查继续原来的研究,苏联政府把剑桥的整个实验室设备买了下来运送到莫斯科,并且成立了这个研究所。可见,它完全是苏联当局”因神设庙”,专门为不情愿的”海归”卡皮查成立的。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科研机构。2002年,五十年代在那里师从卡皮查的我国物理学家管惟炎先生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回忆道:

物理问题研究所就在莫斯科大学附近一条大道上,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现在叫卡皮查研究所,当时卡皮查还在,不能以他命名。苏联科学院另有一个较大的物理研究所,那是综合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是很特殊的,专门为卡皮查建的,研究员加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三十几人,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很大……

卡皮查的研究所有很多特点,第一个就是人很少,他学生也收得很少,原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到莫斯科访问,我随他做翻译,去见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好的师资、设备,为什么不多收一点学生?卡皮查就说不能多收,多收以后,我们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实验。[管惟炎 2002]

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苏维埃科学而言,政府当年打造这个”小庙”的决策–虽然实施的手法迹近绑架–是何等富有远见:这里出了至少半打科学院院士和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合了我国的一句老话:”庙小神灵大”。

朗道来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后,卡皮查把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位子给了他。按说,在这样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朗道可以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物理学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可惜的是,到莫斯科才一年,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把朗道卷进漩涡中心,几乎使他惨遭灭顶之灾–1938年4月28日,朗道突然被安全部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在哈尔科夫研究所的同事和亲密朋友、追随他来到莫斯科同一研究所的柯立兹和卢默尔。那一年,朗道刚好30岁。

朗道入狱的前因后果,是科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因为苏维埃时代的犯人出狱时都要签下严守秘密的保证书。半个世纪以后的1989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放年代,朗道妻子的侄女出版了她的朗道传记的第四个版本,书中声称朗道1938年的被捕是因为被他辞退的一个的学生心生怨恨,诬告老师充当德国间谍。她还指名道姓地把这个人公诸于世。朗道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解释似乎不无根据。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学生还在人世,虽然当年为朗道所不容,却自称不减对老师的尊敬。看到这个陷自己于遗臭万年的指控,当然不依不饶,于是把传记作者告上了法庭。审案的法官要求克格勃查阅朗道的档案,里边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学生的密报,被告只得登报道歉了事。

不过,由于这场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有机会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案卷,发现了一段令他们吃惊的历史。到了1991年,朗道在克格勃的档案公开刊登在当时的一份名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的期刊上,总标题是”列夫·朗道:狱中一年”,这段历史的真相因而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些绝密档案包括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他的个人自白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剔除这类材料中必然会有的许多污蔑不实之词,人们从中看到,朗道这个苏维埃科学的光荣标志,原来真的犯过相当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行。他被捕的原因,并不像众多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那样纯属无中生有。朗道和他的同伙,确曾有过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且从事过”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朗道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参与起草的传单。内容如下: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已经遭到可耻的背叛,全国淹没在血流和污秽之中。几百万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人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同志们,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斯大林集团已经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词句,报纸充斥了谎言。斯大林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两样。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他摧毁我们的祖国,使她沦为德国法西斯野兽的猎物。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和希特勒法西斯作斗争。

同志们,组织起来,不要害怕内务部的屠夫们!他们只会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抓捕无辜的民众、掠夺国家财产以及凭空制造冤案。

曾经推翻了沙皇和资本家的我国无产阶级必将推翻法西斯独裁者及其集团。

劳动节–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节日–万岁!

下面的落款是:反法西斯工人党。这份传单预定在五一劳动节散发,不过内务部(克格勃的前身)提前三天动手,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当局的文件上称为”反苏集团”–一网打尽。1938年正是大清洗年代的后期,斯大林的政敌此时大多已经遭到肉体消灭,幸存者也悉数缴械投降,而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竟然胆敢将恶毒攻击的矛头直指斯大林,在当时极为罕见,其中的任何一个词句,拿出来都能成为将作者置于死地的铁证。

朗道走上反斯大林道路的过程是颇值得仔细追踪的,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早年在哥本哈根接触过他的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的革命祖国非常自豪。当时西方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妖魔化的舆论,年青的访问学者朗道想必在同事面前常有说”不”的表现,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替他想想,确实找不出他要反苏的理由。从国际大气候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头,朗道在西欧所看到的,正应验了列宁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和腐朽”的预言。从朗道自己的经历来说,虽说生在旧社会,却是长在红旗下,党和政府待他可谓不薄。1934年,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年升为正教授。事实上,朗道在早年确实是爱党爱苏维埃的好青年。虽然没有入党,他常将自己和同道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将他痛恨的人斥为”法西斯分子”。直到1935年,他还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当代物理学”这样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的宗教迷信和金钱权力,盛赞”党和政府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不过,朗道的政治观点却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次–借用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名词–”相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秘密档案中审讯纪要的说词,”促使朗道参加到反苏物理学家集团中去的因素,是对自己父亲的被捕不满和怨恨”。在”情况介绍”一栏里,有这样的文字:”朗道的父亲曾因破坏石油工业而被判处集中营监禁十年的徒刑(后来予以释放)。他承认,因父亲被捕而产生怨恨和复仇心理,促使他参加了哈尔科夫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安全部门的这个说法令人生疑,因为”破坏石油工业”这样的罪名,那是要枪毙的,怎么又在括号里说放了呢?何况,在朗道的亲笔交待里,没有任何文字提到他父亲被捕。苏联解体以后,朗道的外甥女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和巴库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1929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这项所谓破坏石油工业的罪行,以及”朗道承认”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安全部门的习惯性做法:或凭空、或夸大地编造出一些”事实”和口供,来证明敌对势力”反苏”,无不是出于自私狭隘的动机和不可告人的目的①。

历史的真相,或许可以从下列若干事件中找到一些线索:1936年,他曾同一位到访的西方物理学家说:”我估计总的形势会有所宽松,斯大林现在也赞成自由选举了。”从中可以感到朗道已经对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有所不满了,虽然还心存期待。可是,1936年8月莫斯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鲍里斯·盖森②被捕,四个月后遭到枪毙。朗道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马特维·勃朗斯坦也在同时被抓,在次年的二月遭到处决。他们都属于物理学界在大清洗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朗道当时不到3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又是一个”生不逢时”),自己的同事、朋友不明不白地”人间蒸发”,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大概是导致朗道对苏维埃制度彻底失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那张传单的第一句话就反映了作者的愤慨。

另一个事件是,他还在哈尔科夫的时候,所在的研究所任命了一位新的所长。新所长的任务是把研究工作引导到军事和实用的方向。考虑到当时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日益壮大,政府的这种政策实在也无可厚非。但朗道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物理研究,同新所长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尖锐程度,可以从以下事态看出:朗道私下里打算把自己的理论部分裂出去。他那个不黯世事的学生在领导面前证实了朗道的计划–他不懂得在官方眼里,这种行为等于是破坏苏维埃军事工业,因而被朗道逐出师门;而坚决支持朗道的柯立兹则被抓进监狱。在朗道交涉下,柯立兹不久被无罪释放,但克格勃的档案里却写着这样的评语:”该人是朗道为首的反革命破坏组织的成员,应继续加以监视。”克格勃的档案里还记载着,1937年,安全部门在哈尔科夫逮捕了若干科学家,其中两位在枪毙之前坦白:朗道是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看起来,朗道早已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中。他也许”凭着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有所警惕,所以决定出走莫斯科,投奔到卡皮查这棵大树底下。而当局之释放柯立兹,不过是欲擒故纵之计,用他来钓朗道这条大鱼的。五一节传单事件促使了秘密警察采取行动。

朗道被投进了监狱,当局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他的学生和同事以至亲属,大都猜测他是受到了某个私敌的诬告。这样的猜测并不是无端的,因为朗道得罪的人太多:他才华出众、少年得志、自视甚高,又口无遮拦,缺少心机,常出言不逊,伤人无数。在朗道身后人们对他的回忆中,这方面的轶事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比如,传说他对于世界上的物理学家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到底是物理学家,排行用的是对数标尺,即每一级的贡献都比下一级高出十倍–处在顶级的是爱因斯坦,比他低半级的是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和费米,自己则比他们再低一级;至于在苏联的物理学家中,自己是老大,老二和老三空缺,老四则是他最器重的一个学生,其余相当有名的苏联物理学家都是等而下之,无论知识和才华都不在他的眼里。又比如,有一年愚人节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布告栏上贴出了自己对研究所每个人评定的能力和工资等级,差不多把所里的人得罪完了。至于对他的学生,严厉训斥更是家常便饭,而且骂得有”科学含量”–他常常根据恩格斯的语录”劳动使猿变成人”说,人如果不劳动,就会重新长出尾巴爬上树去。于是那些被认为偷懒的研究生会被他骂为”长出尾巴来了” 。以至在朗道办公室的门口,有人贴了这样一张告示:”小心!他会咬人!”,仿佛里边养着一条恶犬一样。还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驴讲经图”描写朗道讲课的情景,只见背上生着天使翅膀的他在上面滔滔不绝,而学生们全被画成头上竖着长耳朵的蠢驴在下面昏昏欲睡,这多半反映了曾受他贬斥的学生心目中的师生关系。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目空一切的家伙,上上下下都有不少人希望看到他倒霉。 “朗道对牛弹琴”(作者A. Yusefovich) 引自美国物理学会保存的Emilio Segré图像档案 玻尔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朗道充当丹麦语翻译(1961年) 朗道被捕当天,研究所所长卡皮查就给斯大林上书。他也被蒙在鼓里,同大家的猜测一样,认为自己这位鹤立鸡群的下属得罪人太多,因而遭到诬告。信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所科学家朗道在今天早晨被捕。虽然只有29岁,他同福克已是我们苏联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在磁学和量子论方面的论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引用。去年,他发表了关于恒星辐射能源的出色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有可能回答以下的问题:太阳和恒星的能量为什么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的减弱?为什么没有枯竭?

玻尔和其他主要科学家都认为,朗道的这些思想有远大前途。

我可以肯定,失去科学家朗道将使苏维埃科学,乃至世界科学蒙受明显而严重的损害。当然,一个人聪明才智再大,也不允许他违反我国的法律。朗道如果有罪的话,他理应受到惩处。

不过我恳求您明察他的非凡的天赋,下令慎重审理他的案子。

在我看来,朗道性格方面的缺点亦广为人知,这一点也请您明察。他喜欢跟人争论,而且言词锋利。他喜好挑别人的毛病–尤其是地位崇高的老人、科学院院士的毛病。一旦发现,就加以张扬嘲笑,这使他树敌甚多。

他在我们的研究所里也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不过加以提醒尚能改正。由于他的特殊天赋,我常宽容他的行为。而且,我也不大相信朗道会有不忠诚的行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点。

朗道还年轻,还能为科学做许多工作。只有他科学上的同事才能说这样的话。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Gotsman et al 1990, p.17]

考虑到”大清洗”时代的恐怖气氛,即使是写如此婉委的信,可以想象,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信中也透露了朗道恶劣的群众关系。如果当局愿意稍加利用,很容易使朗道灭顶于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不必公布他那张传单–那样会造成反动内容的扩散,只要找一两个”苦大仇深”的学生带头控诉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或者动员某个受过他奚落的院士出来斥责他从”狂妄自大发展到同党分庭抗礼”,然后发动全所员工对他的反动言论直到生活作风各个方面,深入揭发批判,不愁没有足够的材料把他搞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这还不能把朗道的反革命气焰打下去,那就把群众揭发材料登上《真理报》,加一个编者按什么的,定能使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把肺都气炸了”,引来全国的愤怒声讨。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苏联的专政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内务部对朗道的案子采取了完全秘密的审讯。

朗道档案里的记录显示,他的罪名极为严重: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在最初的时间里他被每天罚站七个小时,而且受到种种威吓。可怜他一介书生,狂傲有余,如何顶得住无产阶级专政软硬兼施、宽严相济的强大威力?坚持了两个月之后,他坦白了自己参与的”反苏”活动。在他的档案里,一份出于他亲笔的六页纸的交待里写道:”传单出于柯立兹之手,我总体上同意它的内容,提了修改意见。”另一份审讯记录则记载了这两个”反苏分子”的”风险评估”:朗道认为散发传单太冒险,柯立兹的意见是这样的政治破坏活动有可能引起人们注意并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朗道赞成了他的估计。其实,不用他交待,人们也可以从这份传单的一针见血和直截了当的风格看出朗道参与的痕迹。此外,他索性”竹筒倒豆子”,交待了自己的”反苏”思想,档案里那份亲笔交待记录了他的自白:”1937年初,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党已经堕落,苏维埃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了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利益要求我们推翻现有的政权,在苏联建立一个保留集体农庄和国有财产、然而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上的国家。”

看来,这种”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朗道及其同伙的”反革命理论纲领”。为了这样一种不同政见,柯立兹付出的代价是在古拉格度过了二十年。刑满释放已经是赫鲁晓夫时代,即使到了这时候,当局也没有为他平反。卢默尔同传单关系不大,则在一家劳改科研机构关了十年。比较起来,朗道的命运要好得多–他只过了一年的铁窗生活。那是因为,当许多老科学家正在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子终于栽了跟斗而窃喜的时候,卡皮查却在等待时机把他营救出来。

卡皮查也许不清楚朗道系狱的真实原因,但深知朗道天才的价值。然而,他也知道,要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救人,弄不好自己也会赔进去。所以他在给斯大林的上书里没有要求放人。等了一年,他感到事态有所冷却,内务部又换了新的头目贝利亚。而且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他正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因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而且他最近还发明了一种对冶金工业十分重要的制氧技术。于是在1939年4月6日,他给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口气稍微加强了一点,是这样写的:

莫洛托夫同志,

最近我在对接近绝对零度时液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将可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奥秘的领域有所澄清。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将部分工作予以发表。不过我需要理论家的帮助。在苏联,只有朗道一个人从事我所要求的这方面理论研究,可惜,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监狱里。

我一直抱有他能够获释出狱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朗道会是国家的罪犯。我不能相信,因为像朗道这样聪明而有天赋的青年科学家,年仅三十,已经在欧洲获得公认的声誉,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科学上成果累累,不可能有动机、精力和时间从事其他的活动。

当然,朗道说话尖刻而且不知分寸,加上他的机智,制造了许多乐于看到他倒霉的敌人。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毛病,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卑劣的行为。

我说了这么多话,无疑闯进了内务部的禁区。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以下几点特别的原因:

1. 朗道已经入狱一年,调查还没有结束,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寻常的 2. 我作为他工作的研究所所长,对他被控告的罪行毫无所知。 3.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和全世界的科学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被原因不明地剥夺了朗道的智慧。 4. 朗道的健康恶化,如果他瘐死狱中,那将使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蒙羞。

为此,我向你请求,能否催促内务部加快朗道案件的审理?如果做不到,能否像他们利用工程师囚犯那样利用朗道的大脑在监狱里从事科学研究? [Gotsman et al 1990, p.18] 

在给莫洛托夫写信的前一天,他还给贝利亚出具了担保书:

我郑重提出释放物理学教授朗道的请求。

我个人向内务部保证朗道在我的研究所内不会从事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我还以最大努力保证他不会参与研究所以外的反革命活动。[Gotsman et al 1990, pp.18-19] 可以看出,卡皮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把朗道救出铁窗,他不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

朗道这种直接攻击斯大林个人的案子,估计除了斯大林本人,任何人都不敢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也许,卡皮查关于朗道人才难得,以及保护朗道关乎苏联国家荣辱的说辞,终于说服了斯大林,使得朗道在被捕一年零两天之后得以保释出狱。据他的家人后来说,释放的命令下达时,朗道已经虚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才使他恢复健康和体重,能够自己走出监狱。朗道事后说:”我在监狱里蹲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以为最多只有半年可活。”

卡皮查说得很准,出狱后几个月之内,朗道成功地完成了低温下液态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出狱后的朗道确实没有再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他不能连累自己的保人卡皮查。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看来也使他明白,天生其才,不是让他干策划于密室、呼啸于闹市、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类勾当的,他的使命是在书斋里潜心穷究自然界的奥秘。因此,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他有时会学着马戏团小丑的腔调说:”我是胆小鬼!我是个懦夫!”来绕开。 一年的牢狱之灾,换来三十而知天命,倒未尝不是”坏事变好事”。

1940年,卡皮查又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能否提名朗道为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信中说:

莫洛托夫同志!

随着科学院选举的临近,因为瓦维洛夫院士生病,施密特嘱我同约飞和瓦维洛夫等主要科学家讨论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问题。科学界的舆论显示朗道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不过人们不知道他仍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也不知道,政府里除您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因此,我必须向您请示,朗道这种身份是否妨碍他的提名。

我要向您报告,朗道性格已有改善。他现在性情较以前平和,也更加自律。如果继续下去,他将能重新做人,被大家接受。他在科学上和从前一样努力工作,过去一年里完成了两项重大的研究。

为了在这件事上不再打扰您,如果在本周末前我没有收到您的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朗道是被允许提名为院士候选人的。[Gotsman et al 1990, p. 19]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朗道的释放是最高领导同卡皮查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多年以后,卡皮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无法查明卡皮查对朗道的监护延续多久。只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卡皮查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的研究中来。苏联核武器研制的最高领导正是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老谋深算的卡皮查以善于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而著称,这时却犯了个错误,他竟然冒失地向斯大林进言说,贝利亚不适于领导这项工作。贝利亚权倾一时,本来是要杀掉他的,不过斯大林知道卡皮查有国际影响,把他的老命保了下来。但从此卡皮查自己也成了被”监护”的对象,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决为止。有一段时间,卡皮查被软禁在莫斯科郊外,朗道跟他的地位调了个个儿,成为少数有勇气每月去探访他的人之一。

朗道在苏联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他做的是应用数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工作。当年他在氢弹计划的计算中发明的特殊数学方法,在1958年部分解密,收进后来出版的《朗道论文选》里,同他的其他论文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朗道没有深入参与苏联核武器研究,一方面大概是领导对他还不大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朗道本人不热心,他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尽可能远离这类研究工作。有意思的是,尽管克格勃始终监控着朗道的思想动向,当局一直都知道他对于核武器研究的厌恶态度,却仍然两次授予斯大林奖金,以褒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并在1954年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朗道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的研究。

朗道在1934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国。每次接到国外的邀请,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我的日程都已经预先排定,请原谅不克分身往访。”赫鲁晓夫时代,他曾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是克格勃根据”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编撰的。这份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窥视到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运作之一斑,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朗道的思想演变的线索。

这是以当时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的名义呈报给苏共中央的一份绝密材料,1993年刊登在俄罗斯期刊《历史档案》上。③其中对朗道的背景有如下的介绍:

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

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④

许多年间,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他处于”奴隶学者”的地位。[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这份档案材料表明,虽然尝过了铁窗风味后朗道在政治上比原来谨慎得多,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自己受监控的处境,但是在某些私人场合,他本性难移,仍然不改尖锐泼辣的作风,忍不住对世事发表评论,从而免不了被克格勃探知和记录下来。报告中就列举了很多朗道平日的言论,来证明他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例如,1948年一个侦探就一次同朗道的谈话报告如下:”朗道认为,美国是最有爱心的国家。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

关于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也有许多证据,比如他对于当时苏联科学界的看法是:”(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而且比国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外的学者毕竟还拥有某种自由。”"不仅科学家是这个样子,评论家、文学家、报刊杂志记者也是这个样子。这真是寡廉鲜耻,不值得一提。他们有人给钱,所以上边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在我国,人们既不懂得科学又不热爱科学,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之类。科学家没有自由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工作方针是由上边规定的。”

朗道对于当时苏联当局宣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以为然,他说:”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会把科学分为苏联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谁发明了什么,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因此,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领先的鼓噪。”"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

此外,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也时有犀利的批评。例如,关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朗道的评论完全与当局唱反调–他认为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是”可喜可贺的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他说:”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我要对匈牙利顶礼膜拜。”对于苏联政府,他说:”我们这儿的人手上沾满了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我们的国家,是被一群犯罪分子统治着。”

从匈牙利事件说起,他还进一步批判了列宁–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他认为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本身就是基于”违背道义的思想”。他说:”作为党的基础的思想是耶稣会式的。这种思想要求对上司要绝对服从。这是典型的耶稣会式的思想,耶稣会的整个历史即是如此。” 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列宁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

这些话说明,出狱后的这些年里,朗道在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的同时,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及其制度一直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同1938年相比,他虽然不再有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思想却与时俱进–他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恨已经发展为对列宁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批判。这一点可以从档案里他的另一些谈话看得更清楚,他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僚阶层的权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如果说,1938年,他还是肯定苏联的公有制的,只不过要求加上”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到了五十年代,他显然认为这个公有制已经蜕变成”官有制”了。因此,他说:”我们的这个政权,根据我1937年以来的经验,绝对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只要这个政权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指望它改观,这是不可能的,简直是开玩笑。”

朗道甚至早在1956年就探讨结束苏联政权的可能性:”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用和平方式结束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随着大战也会带来各种灾难。因此,用和平方式让苏维埃制度消亡的问题,从实质上讲,事关人类的命运”;”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不通过战争就能使我们这里的政权消亡–是用革命的方法还是改良的方法,这并不重要,反正都一样–那就不会有战争了。没有法西斯,就不会有战争。”

当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看到朗道这些触目惊心的反动言论,不用说,他的出国申请当然是泡汤了,连访问友好的兄弟国家中国都得不到批准。朗道的心情可想而知。1959年,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那一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连在自己国家召开的会议都不让出席,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出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朗道及其同事和弟子:后排左起 S.S. Gershtein, L.P. Pitaevskii, L.A. Vainshtein, R.G. Arkhipov, I.E. Dzyaloshinskii;前排左起 L.A. Prozorova, A.A. Abrikosov(阿勃利科索夫), I.M. Khalatnikov, L.D. Landau(朗道), E.M. Lifshitz(栗弗席兹)

苏联政府在对待这件事以及朗道的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克制,令我们不禁要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物理学庆幸。上面介绍的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朗道”逢苏必反”的罪证了如指掌,无产阶级专政若有意给他一点教训以示薄惩,真是易如反掌。比如可以不许他收研究生和教书,通知学报不准刊登他的文章,他的学术生命将就此结束,更不要说什么创立学派了。然而,安全部门只限于默默地监听,并不采取行动。对于他的有些行为,如每月给流放中的同案犯卢默尔汇款,也不加阻止。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不准他出国与国外同行交流之外,当局未多加干预–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没有为他参加科学院院士的评选设置障碍。朗道早在1946年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中后来也有多人当选为院士,包括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阿勃利科索夫和金兹伯格⑤。朗道和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学教程在1962年还获得了列宁科学奖金。这一切显然都是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所首肯的。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不过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对这个时期有许多负面的评价,不过未来的科学史家应当记得,这个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朗道以及对物理学有深远影响的朗道学派。公平而论,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届政府”有所不为”的态度。这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对权力的自我约束,但毕竟使朗道和他的学派免遭摧残,为苏联的物理学保存了一线命脉。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朗道的事业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跌宕而多彩的传奇人生中,增添了一幕令人痛心的悲剧–1962年1月7日这天,他在一次车祸中几乎丧生。那天早晨,他坐车到离莫斯科125公里的杜布纳去看望外甥女。天寒、地冻、路滑,他坐的车子同迎面开来的卡车相撞。可叹命运给予了他特殊的天赋,这一次却疏忽了对他的眷顾,车祸中的其他人都只是轻伤,唯有朗道撞断了多根骨头,撞裂了头盖骨,头脑和内脏严重受伤,医生几次宣布他已经临床死亡。但是,这时候的朗道,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挑刺的后生小辈了,而是苏联最大的理论物理学派的开山宗师。他重伤的消息使得整个物理学界动员起来,把全世界最好的药物和医生调到莫斯科来,在昏迷两个月之后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使他逐步恢复了知觉和语言能力。

也许朗道的车祸让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产生了紧迫感–诺贝尔奖只能授给在世的人,假如朗道不幸在车祸中身亡,那难堪的将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于是,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决定把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朗道,表彰他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液态氦超流动性理论以及成为物理学经典著作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由于朗道的健康不允许他远行,颁奖仪式专门为他破例在莫斯科举行,由瑞典驻苏联大使代表国王授奖。

朗道经历车祸虽然大难不死,健康和智力却从此一蹶不振,他的学术生命已经终结。1965年,他的学生们知道恩师将不久人世,专门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研究所。1968年4月1日,朗道与世长辞,终年60岁。他生命的最后六年已不复当年那种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风采。可以想象,假如不是那场几乎要了他命的车祸,朗道多半能够再活一二十年。那样,除了继续推动物理学的进展以外,他将能够欣慰地看到自己的恩人卡皮查在1978年,也因为在同一个领域–液态氦超流动性–里开创性的实验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假如没有那次车祸,朗道能否活着看到苏维埃联盟的解体呢?我们没法猜测。不过,苏维埃制度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消亡,正是他生前的愿望。而且,解体后的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三国争相把朗道放进自己国家的先贤祠、名人堂里,乌克兰国家银行在2008年还发行了铸有他头像的银币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朗道若是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吧。然而,他那”公有制加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并没有在原来的苏联这片土地上实现,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实现。对于这一点,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向往公平与正义的科学家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参考文献

Ginzburg, V. 2003. Autobiography, 见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2003/ginzburg-autobio.html. Gorelik, G. 1955. Lev Landau, Prosocialist Prisoner of the Soviet State. Physics Today. May. 11-15. Gorelik, G. 1997. The Top Secret Life of Landau.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72-77. Gotsman, E., Ne’eman, Y. and Voronel, A. 1990. (eds.) Frontier of Physics–Proceedings of the Landau Memorial Conference (Tel Aviv, June 1988). Pergamon Press. 6-10. Ryndina, E. 2004. Family Lines Sketched in the Portrait of Lev Landau. Physics Today. February. 53-59. (此文作者是朗道的外甥女,Physics Today 刊登的是删节版,全文见该刊网站。) 管惟炎 2002. 《口述历史回忆录》. 李雅明主编. 何淑铃整理.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 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 1957. 引自”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网页http://www.coldwar####/kfda/egda/001847.html. 刘尔勋译. 杨存堂校注.

2009年3月5日完稿。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 第2期(2009)人物·访谈专栏 ① 从时间与”罪名”(克格勃的秘密档案中称”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来看,朗道父亲的被捕应是受到”工业党”案件的牵连。–编者注 ② 鲍里斯·盖森(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ссен,1893-1936), 犹太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乌克兰,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以其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典论文《牛顿力学的社会与经济根源》而享誉于国际科学史界。–编者注 ③ 其部分内容已被”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译成中文,该中心是一个由美、英、意、新加坡和中国的机构及个人组成的国际性研究组织。本文在引用此档案的中文译文时参考了其他英文资料,对某些字句作了改动。。 ④ 他的正式罪名是”参加反苏团体”,相当于参加反革命组织,确实跟涉嫌充当德国间谍无关。 ⑤ 金兹伯格并非出于朗道门下,但是在他提供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把朗道列为自己一生的导师。

□ 寄自美国

相关链接:

1.华新民:聊聊朗道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HUA-Xinmin/cm9711d-3.gb.html 2.华新民:科学殿堂里也有告密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HUA-Xinmin/cm0904a-3.gb.html ——————————————————————————– ————————————

茉莉:创伤难愈–从董乐山的骨灰谈起(附照片) ——————————————————————————–

                             茉莉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1月16日病逝。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互动百科)

深为人们爱戴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董乐山先生,临死前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遗言:骨灰不留在中国。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在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在人们的印象中,董乐山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及其写作方面成绩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后,我们才从这样一句遗言中,瞥见这位老右派心灵上的那一道从未愈合的流血伤痕。正如尼采哀叹的:”经历带来了太深的伤害,回忆是一道化脓的伤口。”

◎ “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创伤(trauma)一词包括对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由于人类的脆弱性,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深重的心理创伤,是医生和药物也无法治愈的。

董乐山所经历的”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是中共对知识份子的两次集体性的残害运动。这种可怕事件给群体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生性正直、心灵热情敏感的学人董乐山,因为在整风中给共产党提了意见,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狱、下乡二十年,在劳动改造中左臂折断。身患癌症即将辞世时,董乐山在《病中遥答方晓蓝兄》一文中说:”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弃你的工作,与我交换受一辈子屈辱,坐一辈子冷板凳吗?”

生前,董乐山很少向人诉说他的心灵痛苦。即使他的亲哥哥董鼎山从美国归来,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难,乐山也只是稍微讲了一些皮毛,”此后就封口”。然而,闭口不言正是创伤幸存者的问题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获得心理疏泄。就像忧郁成疾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时这个天才变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董乐山的忧郁、焦虑症状是再明显也不过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们的回忆中,谈到董乐山的一些表现:”沉默寡言,唯恐万一失言招来麻烦”。”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即使到美国旅行探亲,他也常常陷入忧思,对观光毫无兴趣。

遗憾的是,董乐山的亲友都未能意识到,董乐山的抑郁症不但需要心理专业和药物的帮助,更需要亲友的深切理解。我们相信,他的亲友都曾经尽力理解他、安慰他。但是,对于董乐山这样博学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够的。如果人们对他没有感同身受的深层理解,不能参与他的痛苦,他宁可独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去。

对于他人的苦难,深入其境的参与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乐山去世十年之时,人们对他的理解仍然不够。诗人里尔克的这句诗,告诉我们应如何悲悯他人:”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罂粟/ 食他们罂粟的人/ 才不会使这最微弱的韵调/ 再度遗失”

◎ 袒露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董乐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然他遭受过长期的磨难,但艰苦的岁月激励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奋地翻译有价值的西方名著,因此在平反后声名远扬。如其兄董鼎山所说:”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这简直就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有了这样的”后福 “,董乐山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乐山不是那种功名心很强的人,他没有浅薄到当局给他一点优待好处就买帐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后,感谢”党妈妈”挽救被错打了的孩子,并以其遭受的苦难作为追逐名利的资本。在中国那种社会氛围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乐山这样清高脱俗的理想主义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还能和谁去说呢?这就难怪董乐山要缄口不语了。

只有在和侄儿董森林的一次谈话中,乐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迹。这位侄儿回忆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乐山说上面这段话的时间是1998年。如果说,像他这样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当时还曾对共产党的改革寄托过一点希望的话,到了”六四”镇压之后,他对那个政权已经彻底绝望。

一个桀骜不驯的真诚灵魂就这样袒露出来。虽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乐山从青年时代就跟随的那个政党,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罪恶。这位后来翻译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九八四》、《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等著作的学者,已经浸濡于人文主义价值观,深明极权主义之祸害。他需要清算他原来参与的那个政党的罪恶,实现自己对社会公正的追求。

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清算,如果社会理想付之东流,觉得自己人生受骗的他,就只能继续沉入心灵的苦井。为此,董乐山留下遗言,让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出中国,以让灵魂获得安宁。清人有咏梅诗云:”老死空山人不见,也应强似洛阳花。”

◎ 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乐山的痛楚,不是个人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正因为痛得这样切肤,痛得这样剜心,所以他才会因为董鼎山的一篇书评,厉声把其兄大骂一顿,斥为”帮中共讲话”。直到乐山逝世十年之后,董鼎山先生仍然为此事感到很委屈。笔者认为,个性耿直的乐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却在情理之中。

还是他们共同的侄儿董森林比较公允:”要让出身殷实家庭,毕业于教会大学,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真实面目,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 “这一对至爱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于他们天渊之别的两种经历。要超越个人经历的局限,去理解在极权社会里受难并留下深刻烙印的人,这对董鼎山这位西方知识份子来说,是太困难了一点。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动物,深深的伤害已经进入感情深处,这种创伤无法用理性去治愈。就如一些从纳粹集中营出来的犹太人,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诗人,他们在获得了自由之后,却不得不选择自杀。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没法再幸存下去。

幸存下来的董乐山,可视为民族集体心理创伤的一个典型个例。当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厄运,政府侵犯人权的恶行导致无数人的创伤后遗症,却没有人去做集体反思,也没有人去治疗人心的创伤。由于治疗创伤必须进行真实的灾难回顾,而真实的回顾必然引起人们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所以当局只给一些受迫害者表面上的平反,却继续限制人们去做真实深入的回顾。

为安抚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共当局往往采取了物质补偿的手法,例如,给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严重挫伤的知识份子以金钱地位的利诱。一般人往往认为,物质赔偿可以弥补心理的伤害。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伤害的严重性,更回避了社会制度对人的心理伤害问题。

董乐山拒绝把骨灰留在中国这一决绝行为,给予我们心理学、社会政治学等各方面的启发和警醒。作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创伤后遗症患者中的一员,茉莉谨以此文,向已故的董乐山先生表达深挚的敬意。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6月号

相关链接:

1.至爱兄弟不了情–董鼎山追忆与翻译家董乐山五十年的亲情(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1536 2. 曹长青: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广州的董乐山为何不原谅纽约的董鼎山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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