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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启迪,方政的20年:….我一定要请方政到我家里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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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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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业

“六四”大屠杀,以罪恶的弹头射穿了赤诚的心灵,以无情的铁甲碾碎了醒觉的青春,同时也以狰狞的面目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

天安门母亲,一个因孩子们被杀戮而聚集在一起的母亲群体,是六四屠杀这场巨大悲剧的直接承受体。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89民运的后继运动和实践,她将89民运以人道主义运动的形式继承了下来。

天安门母亲运动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天安门母亲运动是中国民间维权的经典范例; (二)天安门母亲运动是中国人道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三)天安门母亲运动是现代价值观的民间阐述和传播者; (四)天安门母亲运动是一支参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可忽视的公民力量。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中国极权制度下的第一例民间群体维权,在本土坚持了长达20年之久,从自发聚集走向了自觉抗争,并融入中国公民不合作抵抗运动。

她们以人道的立场纪录和见证了一场屠杀。她们为‘六四’难属送去温馨的人道关怀,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她们的人格力量,提升了人道主义的在中国的思想魅力。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丁子霖,蒋培坤等人就发表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自由与公民权力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力宣言》,以大众易懂的语言阐述和传播了现代价值观。在《08宪章》的第一批签名者中有这样一些令人骄傲的天安门母亲的名字: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和徐珏等。

她们在争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请愿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抗争中,不仅锻炼了自己作为公民力量的素质,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天安门母亲的建议下,全美学自联于1992年成立人道救援委员会,其第一任主席张亚来,六四时被流弹击中大腿,送至医院,医生匆忙中只简单地缝合了皮肤和肌肉,没有来得及接血管和神经,结果组织坏死,不得不高位截肢。人道救援的工作,先后由张亚来,我和陆文和负责,从那时一直坚持到今天。

在天安门母亲的建议下,明尼苏达中国民主基金会于1998年设立《六四遗孤教育基金》。六四孤儿的成长环境可想而知,一方面被冷酷的社会边缘化,另一方面,面临教育产业化的窘迫,这些孩子付不起学费,上不起学。在六四孤儿中有两对双胞胎,一对是男婴,父亲遇难时才七个月;一对是女婴,父亲遇难时才九个月。为了这些孩子不受委屈,为了使他们能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六四遗孤教育基金》至今执行了十年,基本上把孩子们送到大学或中专毕业。

在天安门母亲寻访的死难者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一些名字: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 董晓军:被坦克碾死; 王培文:被坦克碾死; 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龚纪芳:女,被坦克碾死;

吴国锋:连中四枪,一枪在后脑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系小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致死; 王卫萍:女,在抢救伤员时,颈部中弹而亡;

罗维:肾、脾、十二指肠全部子弹炸坏,死亡;

李浩成:击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击中太阳穴,死亡; 袁力: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门母亲把这些悲惨的故事公诸于世,她们的每一篇证词都是大史笔。她们”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的精神是不朽的。

天安门母亲,中国母亲的脊梁。

□ 一读者推荐

相关链接:

1.天安门母亲”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56 2.丁子霖,一位誓言要抗争到底的天安门母亲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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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
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

1989年6月4日清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坦克车碾断双腿的前北京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方政,周四抵达美国旧金山机场。与昔日学运老友周锋锁、封从德等人见面,不禁激动落泪。方政将获颁中国民主奖,并参与纪念六四20周年活动。

坐着轮椅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见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前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激动的说:“15年了,唉,太激动了,大家都很感慨。”

1994年和方政一起在海口度过六四的前学运学生领袖周锋锁也说:“能把他带到自由世界,让他不再每天面对那样一种恐惧,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好,这也是我很多年的心愿。”

*历史见证*

周锋锁曾名列六四学生通缉名单,并曾坐牢一年,1995年来美。他很感慨现在竟还有人争论究竟当年当局是否曾用坦克攻击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周锋锁说:

“对于方政来讲,他时时生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他的腿是断的,是被坦克压掉的。今年他到这里来参加六四20周年纪念,他是当时历史的见证。”

方政抵美受到老友周锋锁( 左一)等欢迎
方政抵美受到老友周锋锁( 左一)等欢迎

*坦克前舍己救人*

据方政回忆当时情况的文章叙述,六四凌晨6时他和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走到西长安街六部口的时候,一辆坦克车快速向学生冲过来,他推开旁边一名女生自己却没能躲过,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双腿被车轮碾压,拖行很长一段路,在医院醒来时已经失去双腿。

*不应遗忘  没有后悔*

20年来,方政说他艰难过日,除了身体的痛苦之外,经常遭到公安部门骚扰,不能自由与朋友来往,1992年在广州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拿过两项冠军,但是后来就不准他再参加比赛。方政说:

“20年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者,希望更多的人不要忘掉,也不应该被别人遗忘 ,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是很遗憾,是付了很多代价,但也是没有甚么后悔的。到现在我仍认为是正确的,是需要我们坚持的。”

方政计划与老友们重聚,检查身体以及装设义肢,如果可能他还希望能从事过去学习的运动理论专业。

*中国民主奖*

中国民主奖颁奖单位中国民主党加州分部的负责人郑存柱也前往机场迎接方政,他说:

“中国民主奖主要是对国内曾参与过民运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有困难的朋友进行资助,今年我们经过有关单位的推荐,方政是我们的获奖人之一,他1989年参与学生运动,为了救一个处于危险状况的女生,自己双腿被解放军坦克压断,这20年他处处受到残疾的困扰,所以我们特别把第二届的民主奖颁给他,同时我们也邀请他亲自来领取这个奖。”

郑存柱透露奖金是2500美元,另一名得奖者是在国内的 一位中国民主党员。郑存柱说,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在浙江杭州注册,但是后来被中国政府镇压,海外人士另外组织了分支机构。

1989年北京当局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之后,曾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几年后改称为政治风波,但是一直否认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死过人。

关键词:六四,方政,中国,民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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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追忆当年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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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D专访:方政的20年》采访笔记

                             ·吴 放·

一听说方政要来参加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纪念6·4二十周年的活动,我就有了采访方政的冲动。可是我即刻又把这个念头拂去了–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体力或时间的局限,更是因为一种习惯。记得1990年5月底,在6·4一周年之前的一天,我作为一名留学生接受CBS晚间新闻采访时说过一句话:6·4屠杀已经成了我心头的一个伤疤。我可以把它掩藏起来,却无法把它除去,因为若要除去它,它就会再一次流血。20年了,我把这个伤疤深深地掩藏起来,尽量不去触动它。我回避阅读或观看任何与6·4有关的文章、照片、电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不是试图遗忘,而是试图掩藏。

可是方政来了。

采访还是不采访,这成了一个问题。

见到方政是5月30日那天,在华盛顿纪念碑旁的树荫里。和他握手的一刹那,我知道,我决定了。

接下来就是排时间的问题了。方政的日程很紧,事情很多。所以那次他来华盛顿几天,我们再没有了联系。感谢周锋锁先生告诉我,方政这个星期又来到了华盛顿。我犹豫再三,终于给方政打了电话。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打电话的时候,刚好方政是在两次活动之间的空档,有3个小时的时间;又刚好方政客居的友人家离我家不远,于是我抓起录音机就赶到了那里。

已经与方政见过两次面了,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仍然是朴实、憨厚、平和。由于录音机电源线的限制,我和方政在地下室里的一个过道上靠墙席地而坐,面对面开始了我们的访谈。我没有采访提纲、没有预设的问题,我只想听方政告诉我,他过去那20年里的经历。

历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进是分两天进行的。采访前,我以为我会痛心,我以为我会怜悯,我还以为我会愤怒。可是我没有。因为方政没有。方政平静地回忆着他的遭遇,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讲述着他周围人们的故事–他的女友、他的妻子女儿、他的医生护士、他的老师、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家人。自始至终,方政的眼里没有泪,方政的声音里没有怒,方政的脸上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笑容。

我难以想象,如果换成我,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承受了如此多的不公之后,我是否还能像方政那样坦然而从容地讲述自己过去20年里的那些无奈、伤痛、失望和困窘。交谈中,我恍惚记起2001年自己在曼哈顿下城遭遇9·11恐怖袭击时的心境。那天,当我终于从浓烟灰尘中冲出来、走上布鲁克林大桥、看到远处蓝天下高举着火炬的自由女神像时,我知道,我又有了生的希望。此刻,我忽然觉得能够理解方政了。当方政终于冲破专制的铁幕、踏上大洋彼岸这块自由的土地时,他的心也一定在飞翔!这就难怪,在谈到今后的计划和憧憬时,方政是那样地快乐,那样地充满期冀。

和方政面对面坐着,听他缓缓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我竟为自己健全的双腿产生了愧怍!不,也许不是为了腿,而是为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回避、为自己的掩藏。感谢你,方政,向我和我的读者们敞开心扉;感谢你,方政,让我的心灵又得到了一次涤荡。

在我访谈的过程中,方政常常会用到一个词:”细节”,可见方政是一个非常细心、十分注重细节的人。那么就让我也用一个小小的细节来为这个采访笔记收尾吧。

那天,我匆匆赶去方政的友人家。初次到访,不知道该拿点什么东西,我就随手从冰箱里抓出一把香椿芽带上。到了友人家,把香椿交到热情的女主人手中,她喜笑颜开。原来,方政最喜欢吃烙饼、摊鸡蛋,女主人正在忙活着为他做中饭。方政告诉女主人,要把香椿芽细细地切碎,搅在鸡蛋里,下锅炒熟,那就是上好的摊鸡蛋了。

那餐中饭我吃得尽兴,为了那上好的烙饼摊鸡蛋,更为了我有幸结识方政这样一位真正的汉子。

下次方政再来这边,我一定要请方政到我家里来吃烙饼摊鸡蛋!

2009年6月14日凌晨写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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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D专访:方政的20年

时间:2009年6月11、12日 地点:美国马里兰州方政友人家中 采访人:吴放(下称CND)

访谈共分为4个部分刊登: 方政的20年(1)–追忆当年事 方政的20年(2)–二十年的漂泊 方政的20年(3)–携手人生路 方政的20年(4)–新大陆上再冲刺

CND: 方政,请你先说说在89年之前你的身份是什么。

方政:89年之前我是4年级的大学生。我在北京体育学院。那时候叫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体育大学了。我在体育基础理论系,现在这个系就改叫体育生物科学学院。那一年我们这个系招了两个专业,一个叫做运动生物力学,一个叫做运动生理学。我们运动生理专业15个人,两个专业共34个人。在我们之上,82、83、84级都没有招生。所以我们入学的时候只有81级的运动医学系的学生和我们共上了一年,他们毕业以后的去向主要是运动队,象康复、损伤、疲劳检测等。我们两个专业统称为一个班,一个大班。

CND:那时候你的短跑的成绩怎么样?

方政:我进这个专业之前在高中就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我是练田径的,我练短跑。在高中这个运动水平中我算是成绩非常好的。在我们合肥市中学生运动会还有我的纪录,4×100米的纪录我是4个人之一;男子5项全能,当时是我们合肥市的第一名,纪录也是我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属于专业运动员,就是在中学里面练习,还挺好。考大学,当时我们这个专业还属于理工科,属于理工科重点招生。因为爱好体育,我也参加了体育的加试。体育加试考得很好。当时我们安徽分成两个考区,我在我们这个考区素质和专项都算是名列前茅吧。我的文化课成绩也达到了理工类的重点线。

当时为什么上体院呢?一个是我自己爱好体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年代。80年代, 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种体育精神,在我们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在我们体育爱好者当中,那种影响和感召很强烈。加上女排的精神,所以就觉得体育是为国增光很强的一种途径。后来听说北京体育学院有这么一个专业,从事体育科研,是为了中国体育科学化腾飞的一种手段。当时我们的老师就说,你就上这个。本来我准备上其他学校,比如说南京大学、北航、还有军事院校,这也都可以上。可是我们老师说,你就上这个,这个好。当时安徽省就招一个人。就这么着上了这个运动生物力学。

CND:89年那个时候你都四年级了,马上都要毕业了,那时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设想吗?

方政:其实到5、6月份的时候我们毕业以后的去向基本上就都已经定了。我当时定的就是到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做理论课的教师,因为他们的体育系也要教运动力学这种体育理论方面的课。我们班有些同学进了各体委的科研所做体育科研,也有一部分分到大学做体育理论方面的教师。我记得当时华南师大人事处的一个领导,女的,3、40岁的中年人,到我们体院来。我那个时候是学生干部,也是学生党员,她来我们学校我就陪她,跟她聊天。她说,你就到我们这来吧。当时我们外地的学生到北京上大学都想留在北京,她就说,留什么北京啊。那时候是80年代末期,她说我们广州比北京好,你不知道。她就给我讲了许多改革开放的事情,说89年那时广州比北京好得多,华南师大也是很好的大学,以后很有前途。她说你就到这来吧。我说好吧,我就同意了。所以那时候毕业分配已经确定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或差错就会分到那。

CND:我看你现在身体也很壮实,到底是搞体育的。那时候身材有多高?

方政:还是有点基础吧。原来大概是脱了鞋在1米79到1米80之间,穿上鞋就1米82了。在体院我不算高,就算普通人,因为我们不是搞专业的。

CND:这就到了89年那个时候了。

方政:对,特殊时期了。

CND: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

方政:这就说来话长了。你知道,北京体育学院在北京是一个小学校,而且我们体院的专业特点呢就注定她会比其他大学的人文风气要差得多。但是我们理论系跟其他的系比起来,自我感觉吧,好像跟那些理工科的大学,或者跟清华、北大,又更为贴近。因为我们理论系的很多课都要到清华去上,也有一些课在北大上,我们做实验要到清华去。因为我们体育学院没有很多这方面的师资,我们有很多老师是从清华请的,我们很多课到清华去上,所以这方面的交流就多。所以我的自我感觉是我们的视野、或者说我们关注社会的思考,在体院里我们理论系似乎比他们要广一点。我记得我们最先了解到这些事情的发展就是到清华、到北大去,看到很多的大字报。

CND:大概几月份?

方政:那就是4月份,胡耀邦逝世。这都知道。但是刚开始体院的这种反应–学生的反应–相对来说都还是很滞后的,不是很强烈。只有个别的学生有过一些反应。我们呢就是愿意走出去,还不是在体院里面。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就是骑个自行车,一会到北大看看,一会又到北师大找个同学,一会又到清华去看。

CND:你参加过广场绝食、坚守啊等等的活动吗?

方政:绝食我没有参加。但是从4月份以后,更确切地讲是从4·26社论以后,那种游行我们参加过好几次。然后到广场去,经常要去看,去了解嘛。当时作为我来说,我自己感觉,我那时候还算是个旁观者。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事,了解这个事,获取更多的信息。当然呢,在获取信息的同时觉得,很多的提法、想法跟我们自己的理想或者思想也比较贴近,就更愿意参与到其中。是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到这个序列里面来的。

CND:但是最后广场撤退的时候你是在队伍里面的,是吧?

方政:对。其实从戒严令颁发那天,我也在广场。5·19,然后5·20,这几天我都在广场。当然断断续续也回学校。那时候我们是4年级,也没什么事,就是等毕业,时间很宽裕。我又不想考研究生,分配跟学校也谈好了。所以就觉得没事了,挺踏实的。自己又好动,属于那种不安分的,就特想去多了解。总觉得在宿舍就是待不住的,没事就想去广场。绝食我没有参加,但是我们系有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绝食了。那时候我倒经常到广场去看他们,属于慰问,去关心他们。有两种原因。一个呢,我自己是我们系的学生会干部,又是党员。我觉得从这种角度,一个是高年级的学生,又是学生会干部,又是党员,我到广场去主要是去关心他们。

CND:从什么时候不是党员了?

方政:那是6·4以后了。

CND:是退的还是被开除的?

方政:都不是。就算是自动退党。因为一直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再就是因为审查的时候我觉得不愿接受嘛。这就是受伤以后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广场就是断断续续地去,当然在那也参与很多事。

CND:实际上你是突然间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6·4屠杀受害者的代表或是一种符号了。当然你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旁观者,你还是有所参与的。但是恐怕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推到最前面去。对吧?

方政:对,会卷入这种状态。这也算是一种偶然遭遇。但说是偶然遭遇,其中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他有这个镇压,因为我们当时在广场。

CND:你讲一下这个”偶然遭遇”的过程。

方政:6月的1号、2号我还没去广场。3号那天,我一大早跟同学又去广场了。去了以后就不愿意回来了。当时有同学说,回去吧。可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从3号下午就觉得广场周边有不太正常的情况。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留下来,我要在广场,我要看看结果,我要在这里做这种亲身的经历、经验。所以最后一直到半夜,在纪念碑周围静坐的那几千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后一拨从广场撤出的这部分学生。一直到我受伤。

CND:你受伤是在六部口,对吧?

方政:六部口,是。我当时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的角色,在广场纪念碑那。在那,当时也是一种巧合,遇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低年级的女生,不是我们系的。我认得她,但不是很熟。之所以认识是因为以前这个女生的男朋友是我们系的,85级,跟我一个年级。北京不是有一个地方叫十渡吗?大家不是都到那去玩吗?有一年,好像是88年5·1,我记得是。在十渡那荒郊野外遇到几个体院同学。一看都是体院的,大家觉得分外亲切。其中就有这个女孩。当时是她跟她那时候的那个男朋友,85级的。所以是偶遇。后来在广场她就找到我。那时候大约是半夜以后,1点钟左右,其实整个气氛是很紧张的。因为大家在广场已经知道外围开枪,火光我们也能看到。开枪、有伤亡,而且部队在逐渐地包围,广场上气氛就很紧张。她作为低年级女孩,可能有恐惧。她找到我。我当时心理比她成熟一点,镇静一点。我还安慰她,你放心,没问题。首先你跟我在一起,我觉得我会保证你安全。再一个,我说我们就这样和平地、不跟政府有任何对抗,就在广场这样,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其实说老实话,就是在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知道外围有伤亡,也有人拿着血衣,有人受着伤,跑到广场来跟我们说。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真正的镇压的场景。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心理,我一直坚信,我们作为和平的学生、和平请愿的这些学生,不会有危险。就到那个时候我还劝周围的人,没问题,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坐着,就在天安门纪念碑这。他什么时候来清场,把我们包围了,把我们弄走,就弄走了。我想,我们不会有危险的。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就在我受伤的几个小时之前,我都一直认为没问题,会安全的。没有人想得到。6月3号晚上大概是10点多钟,我们第一个得到消息就是有个同学跑进来说,开枪了!是橡皮子弹!你看我身上给打了一个青斑。但是没过多久就又有人跑过来说是真枪、真枪!那时候在广场,这种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但是我一直在广场,没有离开广场到周围的路上去看。我就觉得,我们广场,我们学生的阵地就是广场纪念碑。要坚守阵地,是一种象征吧。所以我在广场时没有意识到有多大的危险。

CND:你受伤的地方,六部口,好像离西单没有多远了吧?

方政:我们当时撤退的路线我不是特别地清楚。大约在4、5点钟那会,在天安门纪念碑的东南角那留了一个豁口,往前门那个方向。我记得是围着坦克。为什么又走到六部口呢?是当时撤退的路线。我是走在学生队伍偏后的地方,前面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路线。也许是侯德健、刘晓波他们跟戒严部队谈好的一个方式。当时我们坐在纪念碑底下,知道他们有这种动作。后来还告诉我们,跟部队谈好了,现在戒严部队同意在东南角留个出口。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是两个坦克形成的一个通道,我们就从两个坦克中间走过去。那时候部队的突击队都已经来过了,已经占领了广场,把指挥部啊、喇叭啊全都给打掉了。部队也从周围都挤压过来了。是这么走的。

从东南角走出去就是前门大街。然后我们从前门大街往西走,因为可能学校大多在西边。我们游行是从西往东,那么回去就肯定是从东往西了。从前门西大街拐了以后走上一条南北向的路,这条路是不是叫新华北街,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连接前门西大街跟西长安街的。所以就是从这条路上再拐向西,就等于是走了一个Z字形。刚拐向西长安街,就在这个口这里,北京音乐厅在这。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抢救我的人把我送到医院,人家我说那就叫六部口,北京音乐厅在那。

我们的学生队伍前面已经走得很远了,也许前面的队伍都走到西单了。当然我后面还有一些队伍。但是当时,你要知道,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心情悲愤、也有沉痛、也有疲惫,所以大家走得就比较慢,队伍也不是很整齐,不像游行时那样。很松散。一部分走在自行车道,一部分走在人行道上。在马路的南侧,因为拐过来就是在南侧,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转过来以后就是面朝西,往西走。我感觉我们当时转过来没走多久,我刚面朝西没走多久,身后就传来了爆炸物的声音。

CND :身后……那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个方向。

方政:对,绝对是身后。我记得很清楚,是东面。传来那种爆炸声。坦克也是从东面来的。但是最先出来不是坦克,是那种爆炸物,”咚咚咚”的,是毒气弹。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响,爆炸。然后正好在我们的身边就炸了一颗。一炸就是一团浓烟笼罩。我们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跟那个女孩从广场就一直在一起走。我们当时走在自行车道上,属于马路了。

CND:所以那个坦克它是逆行的?你们在马路南面,它从背后来,就是逆行啦。

方政:当然从交通规则来说它是逆行了。那我也是逆行。走在马路北侧就不是逆行,靠右行走嘛。南侧就是逆行。当时我们的感觉是整个长安街是很空旷的,根本没有车辆,人也很少。当然路边有一些市民在跟我们讲,哪个车被烧了、哪个地方有人被打伤了,有人在跟我们哭诉。而且我记得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刚出来的时候还碰到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迎面从我们的身边小跑过去,学生还冲着他们喊口号,但是并没有发生冲突,这一队士兵也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当然路边是一片狼藉啦,可是我当时走到那感觉是很和平,很平静。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很混乱,就是学生队伍走在那。

走到那大概有6点钟了,天也有点亮了。一颗毒气弹在我们身边爆炸,当时我一蒙,和我一起的那个女同学更是蒙了。她就晕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咱俩赶快一块往路边转移吧,往人行道走。但是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之间有一道栏杆,挺高的呢,得一米多,铁栏杆。那不就挡住了吗?这样一来,当时我们转移我本来是面朝西的,现在我就变成面朝南了。我抱着她就往路边转移。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面朝南,眼睛的余光就看到坦克从东向西过来。很快的,一下就到了跟前。等我发现它的时候,因为有浓烟嘛,等我发现时坦克已经在头顶了那种感觉,很近的,而且速度比较快。当时没有多想,就把她往那铁栏杆那推。因为人行道过不去,就尽量把她往铁栏杆近处靠一点。上了马路牙子,离着路不就远一点吗?我自己人还站在自行车道上。把她推靠栏杆以后,我自己感觉就是那个坦克炮筒子已经压在我头上,迫在眉睫的那种感觉。我就倒在地下。也没法逃了,因为侧着身子,往前是那个女生,你又不能往后逃,你横着身子这样的角度,侧着身没法跑啊。要转身又来不及了。当时我就势就倒在地上。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动作,好像就是一种本能,首先把她往那边一推一靠,然后自己就倒在地上。有点像卧倒似的吧。也可能是被这个炮筒子压迫的。这种惊吓,加上毒气的作用,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有点慌乱。反正我觉得是个很短暂的瞬间。现在说得慢,但当时也许就是几秒钟的时间,两三秒的时间,很快,连贯性的。

然后就感觉到自己一种被挤压的感觉。那时候头脑还清醒着,我就意识到,坏了,压着了!但不知道压到哪。紧跟着就觉得自己被拖行,在马路上,这个还有意识的。在路上拖行,估计是裤子或者哪里被坦克的履带绞住了,拖行。咚咚咚的一种颠簸的感觉。那时候头脑还是清醒的。拖行以后自己”咚”掉到地下,这也清醒,也还是知道的。那时候还没有想到疼不疼,然后自己本能一样的就滚到路边,靠到那个铁栏杆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在铁栏杆边上。所以后来有一个照片就是真实的记录,和我当时失去记忆前的那种感觉特别能吻合。所以我特别感激这个照相者,也想找到当时在给我抢救、扎血管止血的这个人。我想如果要是这些人能够出来跟我共同回忆那个情节,他们作为旁观者也许会看得更清楚。我自己其实就是在一种慌乱中,对这个遭遇记得并不是很清晰的。当然我靠在栏杆上是有一点感觉的。我最后的意识就是靠在栏杆上,自己能看到自己腿前面露出的白色骨头(CND注:指着右腿),这个是我意识消失前最后的一个记忆片段。 方政受伤现场的照片

后来我到积水潭医院醒来后,医生问,你醒啦?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吗?我跟医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脚是不是没了?”因为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就没有脚了,就是前面有个骨头。所以我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医生也很惊讶,说确实是,你来的时候脚就没了。我们尽力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宽慰我。

CND:你恢复意识是在多长时间以后?

方政:6月5号的上午,大概9、10点钟?超过24小时了。我几点钟到积水潭医院就不清楚了。后来都是医生补述给我的。我最后的记忆就是靠在铁栏杆上。后来我听积水潭的医生说当时有人抢救。说这个人抢救施行得挺得当,止住血了。不然流血过多就死亡了。然后先给我送到离六部口比较近的二龙路医院。可是二龙路医院在长安街周边,伤员特多,而且我这又比较严重,正好那有个救护车,就把我和另外两个重伤的拉到了积水潭医院。另外两个人后来死了,就剩了我后来抢救活了。

当时积水潭医院那时候也是人很多。我记得我醒的时候是躺在他们医院会议室的地上,都睡在地板上。是他们临时的抢救措施,都在地板上。所以我周围站的人显得特高,觉得一睁眼就是 “哇!”的这种感觉(CND注:向上方看着),特别虚幻的一种感觉,就觉得特高。旁边有一个护士值班台靠我很近,记得我好像是在前排。医生说这是我们的会议室。当然中间的抢救过程,包括医生说医院的血都用完了,本来我这个手术需要2000毫升,后来凑合用了600,然后过一阵有人献血,我手术完了有危险又补输。这些当然我都不知道了,是在我昏迷状态下发生的。

CND:你受伤以后又见过那个女同学吗?

方政:当然见过了。在医院她还来过呢。我在医院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几号了,她到医院来过。我还问过她,说你怎么样?她说当时毒气中她晕了,昏了。这肯定是事实。然后老百姓把她救到家里去了。然后她从市民家里回的学校。后来她知道我受伤了还到积水潭医院来看过我。

CND:大家都知道你救的那个女孩子后来不承认你救了她。她是不记得呢,还是……

方政:这个细节是这样的。

(下接第二部分:方政的20年(2)–二十年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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