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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再谈六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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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林·(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4·26社论,到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两年前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1979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温和”,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4·26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5.30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LA Times的Kevin Thomas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and Deng Xiaoping's cautious reformist agenda might have been accelerated.”。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剪裁”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者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这一重要的背景知识更是只字未提,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沈泽宜等那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89民运和文革相比,把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4·26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邓朴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则把20来岁的学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只是”剪裁”的问题,在屠杀后的一段解说词:”Tiananmen Square was empty.But skirmish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went on sporadically for several days.There were more deaths on both sides.”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一段描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像。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学生们游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不许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向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锁。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check &balance)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弗森成为总统之后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过民主权利的学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本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据对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记者心远2004年2月24日对卡玛的采访里写道,卡玛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宋彬彬,而故意这样的。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卡玛完全缺乏一个”中立”的严肃制片人的资格。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不但丝毫没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藕断丝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己拍的《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89、64都成了被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任何提及六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因此给《天安门》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5月12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那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想用更为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无伦次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成了”想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5.28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那是很多民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shock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九日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开追悼会,人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预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估的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5月30日突然否定”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是输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竟是与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的正当性。

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愿意参与纪念的人已经不多。这既是恐惧于中共的淫威(害怕上黑名单,害怕回国时有麻烦,害怕国内的亲友受牵连),也是中国人对正义的冷漠。在刽子手没有收到惩罚,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刽子手害怕记录他们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把他们的罪恶反复记忆、述说,公诸于世,这就是对他们的精神审判。

【参考文献】

CND论坛:柴玲高调重返民运,为民运捐款$100万美元!

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64memo:《天安门》影片文稿

心远: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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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吴放


周锋锁近照

【周锋锁,1967年1月5日生于陝西省長安县贫寒农民家庭。1985年被保送到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至1989年。1989年投身在北京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组建了清华大学学生广播台和天安門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参与组织了遊行示威。其参与建立的“学运之声广播站”,成为天安门广场后勤救助的骨架,维护了绝食和示威群众的医疗和安全。在戒严令宣布佈之后,他代表清华大学成为北高联常委,至5月底辞职。6·4屠杀后,于6月13日被捕,系獄一年,后又被流放于河北陽原一年。1995年來到美国,1998年得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商学碩士,获得优等毕业生奖励。2000年与王丹、刘刚、熊炎、张立明等人在纽约代表六四受难者起诉李鹏在八九年所犯下的侵害人类罪。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2007年参与创办“人道中国”组织,在完全依靠会员捐款的情况下,直接帮助中国人权和灾害受害者上百人。2008年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長。现任职于加州一家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我一开始在清华大学参与89民运的时候,我是做宣传的,因为学生要印传单、要制定口号或者解释我们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在1989年那时,在广场上人很多,大家都有共同的意向,一同去做一些事情,最后就能做成。那也包括了我们后来在天安门广场做的广播台。那是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机构,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而且很多人合作,有共同的信念和自我约束,非常好。我不善于做公众演讲,当时我也不需要在很多场合讲话。别人表达的就是我们共同的声音。还有救护车的交通指挥。那时候广场上是没有警察的。每几分钟就要有一辆救护车来往,我们要做交通调度、指挥等等。现在想来那是我感到比较自豪的事情,觉得很有参与感和成就感。在那种情况下,那种“蚂蚁兵团”的方式,是天安门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后来大家老说中国人不能合作,其实那时给人的感觉是大家合作起来非常好、非常快,很有效率,而且很有热情,很理想主义的。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

20年以后回头来看当年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觉得今后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越是在现在这种非常实际、非常物质化的社会里,它反倒更有吸引力。今年我曾有机会与国内短期来访的一些大学生交谈。20年前这些大学生也许还没有出生,或者是刚刚出生。我发现他们现在的生活的确很好。但是无论科技怎么发达,生活怎么好,这种理想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却是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我告诉这些大学生们,其实当年我们所争取的就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还有经济自由等等,当时都被镇压了。但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实现了当时提倡的经济自由的,虽然政府不承认这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1989年提出的,比如合理的私有化等等。但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却有了很大的退步。当时有一个国内来的学新闻的大学生就问我,那么我怎么样做才能够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为将来的新闻自由做出自己能做的事情。我当时比较惊讶,没想到这些大学生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告诉他们,当初我们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如果你要追求这样一个对中国社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你也要准备好付出代价,因为它的成本相当高。但是当你追求它并为它付出了代价时,你所得到的会远远大于你所付出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89年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

我在这20年里有很多的变化。一个很根本的变化就是我成为基督徒了。我是1995年来到美国,2003年在旧金山受洗的。我刚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苦毒和仇恨,在1999年10周年纪念的时候达到了低谷,觉得好像1989年的理想和我们后来的现实反差非常大,尤其是我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些为6·4屠杀辩护的东西。我仍然想做很多事情。2000年参加在纽约由中国人权组织的起诉李鹏的活动,是我重新投入的第一步。虽然那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活动,但是它让我直接体会到了一个比较公正的系统,感觉非常不一样。从那以后我就想,我们就把它假设成审判在继续进行。所以以后我一直积极地参与每年的纪念活动和其他相关的活动,参与组织了“天安门一代”和“公民议政”,还有“人道中国”,做了很多公益事业。

我已经成家多年了,有两个孩子。我每天非常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那种爱,我才真正能够理解我的父母,特别是我妈妈对我的那份爱。我的遗憾就是,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不明白这些事情,没有能够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当时被保送上清华,家里人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后来我在家里被抓,坐监狱,这个过程中最难受的就是我妈妈。因为父母会把孩子受的苦担到自己身上——这是我有了孩子以后才明白的事情。记得当时警察来抓我的时候,我妈妈撕心裂肺地喊啊(哽咽)……那是母亲的本能,那种自然的反抗的意识,虽然她并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要做那些事,但是从朴素的正义角度她是能理解我的。后来我要出国,其实她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是小儿子,养老的希望是落在我身上的,但她知道出国肯定对我的将来有好处,起码我会是安全的。我去办签证的时候,我妈妈的脑溢血第二次发作,她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一直就在等着我。等我回到家,她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挥手说你走吧,你走吧。那天她就永远地阖上眼睛了。现在我自己有了家,有了孩子,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我经常想到就是,妈妈,你应该知道这一天。(哽咽)妈妈总给我做饭,可我再也没有机会给她做点吃的东西。我再也没有机会去感谢妈妈为我做的一切了。

1989年的事情也永远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死了那么多的人。当时民众是那么的投入,但最后是那么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个结局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我没有变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仍然保持着我的独立人格、独立的思想。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清醒的、独立的头脑。很多人可能更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来思考,看别人怎么干或者别人需要你怎么样。这在有些时候是对的,但是我想比较缺少的还是“你”想做什么。我觉得将来中国这个社会需要很多特立独行、有个性的人。当大家一起表达同样的思想的时候,实际上危险就少了很多。当年在天安门向毛像扔鸡蛋的那几个人,我觉得他们的选择就更有道德力量一点。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当时、现在、甚至将来都是有争议性的行动,因为对毛的崇拜已经是无所不在的了。他们的勇气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比我们要大很多。所以对我来说,假如中国的一个民意调查反映的理念跟你非常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为你的独立性付出代价,就会有机会表现出来了。这是我希望自己将来也不要改变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个谋生的手段,当然它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好处,因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工作,让我有精力去做更多的民运工作。我也许还会去读一些书。不管中国社会将来怎么样,我还是很希望我能够有机会回国去当个教授,这是我从小一直有的想法。

中国社会现在还是面临着很多转型的压力。不管怎样折腾,最终肯定它是要进入一个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但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难的。民主不光是一种理念,有一天我们大家还要遵从法律。但争取权利、争取民主这个过程本身实际上也是在建立这种传统。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注意力可以不集中在共产党身上。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建立——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对于人的个性、对于人的表达。对于人的财产、对于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证。这个是重要的。其实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在中国现在我们只看到在经济层面中国人是有力量的,但其实更大的资源是人的精神层面。这个方面,现在没有自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把人最大的潜能给约束了。这是我希望中国将来能够改变的。

(周锋锁口述,吴放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校阅,文责自负)

□ CND

相关链接:

1. 吴放:CND专访——方政的20年(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944
2.【CND专访】吴放:二十年的变迁系列报道之一:王超华自述(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962
3.【CND专访】吴放:二十年的变迁系列报道之二:沈彤自述(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973
4. 【CND专访】吴放:二十年的变迁系列报道之三:王丹自述(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012
5. 【CND专访】吴放:二十年的变迁系列报道之四:魏京生自述(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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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慧燕:“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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