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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达赖喇嘛,,,,,,,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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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

北京突然鼓励甘孜州炉霍县的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的法相,还向藏人发放达赖的大型法相,当地藏人怀疑其中有政治阴谋,西藏流亡政府也担心有诈,未敢置评。北京此举是否包藏祸心,尚不得而知,但往积极的方面看,可能是北京在内外交困压力下,有意调整西藏宗教、民族政策,因此选择四川西部的藏区作试验。

宗教政策压力威胁北京

乌鲁木齐骚乱酿成严重伤亡之后,如何确保西藏、新疆未来几个月的稳定,如何化解国际舆论关注中国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压力,都令正筹划中共建政 60周年庆典的北京当局如坐针毡。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有意在 10月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无疑更令北京需要及早寻求对策。

去年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的藏人地区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后,北京铁腕镇压,并将责任推给达赖,中共西藏区委书记张庆黎更公开辱骂达赖「是披着神圣外衣的狼,是人面兽心的怪物」。但是,正是达赖努力约束激进藏人组织,去年 11月全球藏人代表大会也决议拥护达赖的中道政策,西藏今年才能平稳度过多个敏感日子。如果北京能正视这一事实,的确有必要改善同达赖的关系,并以此作为调整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开端。

换取奥巴马低调会见达赖

对于奥巴马会见达赖,北京学者多认为不可能阻止,问题只在于如何减轻其影响。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曾分别于 2007年 9月和去年 12月会见达赖,北京其后报复,相隔 6个月、 4个月才恢复中德、中法高层会晤。这种报复方式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北京不能因此推迟奥巴马访华,否则对中美关系的伤害将难以修复。

北京所能做的是,透过西藏政策的让步,换取华府低调处理奥巴马会见达赖,减轻事件对西藏、新疆问题的刺激。因此,笔者宁愿相信,也希望,炉霍县允许藏人供奉达赖法相是北京调整西藏政策的开始,而不是一次引蛇出洞的阴谋。

□ 苹果日报

相关链接:

所有藏人不解,中共突然下令藏人供奉达赖法相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284

———————————————————————————— 德国之声:苗子

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是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新疆问题专家。他曾于1994年到2002年间前往新疆进行了总共两年的实地考察,采访了160余名当地人,用维语与维族人交谈,用汉语与汉族人交谈。他所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新疆零星出现的暴力事件,究竟是如中国政府所说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还是如一些专家所提出的那样,基于民间广泛的不满情绪。在7月5日乌鲁木齐严重骚乱的背景下,他的这一研究课题更具现实性。鲍文德用中文接受了德国之声记者采访:

德国之声:鲍教授,7月5日乌鲁木齐的骚乱事件过去两周多了,您认为事件的过程已经非常清楚了吗?

鲍文德:不清楚,而且我觉得可以说很不清楚。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不清楚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鲍文德:我觉得最突出的问题是,西方新闻机构跟中国新闻机构的看法不一样。示威者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暴力的现象,我不清楚,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清楚,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西方的记者把这一点弄清楚。

德国之声:也就是,7月5日事件刚开始的时候 ,示威者是否就已经采取暴力。

鲍文德:对对,这个很难说,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开始的时候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示威,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德国之声:您以前在研究新疆问题时,针对新疆以前也零星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提出了一个问题:像这种零星发生的暴力事件,究竟是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还是源自于民间广泛的一种不满情绪。那么您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出了怎样的结论,您的理由又是什么?

鲍文德:是后者。总的来说,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法律上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跟实际上的自治不一样,差得太远了。我认为当地的维吾尔族还包括很多的哈萨克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当中没有什么自治可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我经常提到经济分配问题,我认为,新疆的经济虽然有很明显很突出的发展,但是大部分的利润好像分配到汉族的口袋里,我觉得去过新疆的大部分的学者都看到这一点。

第三个问题呢,是所谓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依然是无神论者的党,所以他们对于宗教活动、甚至于宗教信仰有一种不舒服的态度,所以他们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看到在新疆的一些现象,他们认为跟宗教有关系,所以他们就觉得要把宗教管好。可是他们所用的措施,可以说有点太过分了。尤其是不让未满18岁的青少年和孩子入清真寺,不让他们信仰,不让他们学习古兰经。我觉得这样的措施肯定不对。

最后的问题呢,–这个问题不仅很敏感,而且很微妙,就是所谓的汉族移民问题。50年代初,共产党让很多的汉族移民到新疆,他们号召知识青年去支边,就是支援边疆、来建设新疆。当时以建设发展为口号,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变当地的所谓的民族比例,因为他们认为,当地的维吾尔族太多、汉族太少。邓小平上台以后,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他们不能通过这种号召或者强迫人到新疆的方式,来改变当地的民族比例,所以他们就用别的办法,比如说所谓的西部大开发、大量的投资,而且给愿意搬到那边的汉族很多不同的优惠。

维吾尔族对汉族移民的不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他们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表示,他们不希望有大量汉族人到那边去,可是中国政府一直不管,不理他们的抱怨。刚才我说这个问题不只很敏感,而且很微妙,为什么呢?因为以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呢,新疆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说不让汉族移民到那边,那就属于所谓的干涉内政。我没有资格这么说,谁也没有资格这么说。但是许多维吾尔族认为,你如果说这个地方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话,那么我可以来决定谁可以移民到这个地方来,谁不可以。很多维吾尔族跟中国政府、跟共产党对自治区的看法不同,问题就在这里。

德国之声:一些网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现在应该实行更严厉的民族政策。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看法?

鲍文德:基本上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些网民的出发点跟大部分的维吾尔族的出发点很明显不同。此外,一些网民没有看到存在民族歧视的一方面。比如说我很好的朋友,他们去北京去上海,不让住很好的宾馆。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在新疆缺乏真正的民族自治。那么,这种缺乏民族自治的现状如何?在这种情形下,维吾尔人的政治诉求是怎样的?比如说与西藏相比较,达赖喇嘛明确表示,西藏不要求独立、不要求从中国分离出去。那么新疆民众的政治诉求是怎样的?

鲍文德:这个问题问得好。第一,达赖喇嘛虽然是这样说过,但是中国政府一直说他想要独立。他们不承认,达赖喇嘛早就放弃所谓的分裂了。这是个关键。那么我们看维吾尔人的政治诉求怎么样呢?如果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科学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很明显,应该去新疆做一次问卷,就是问所有的人,你对目前的政治制度满意吗?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要独立吗?还是觉得真正的自治会令你满意吗?通过这样的问卷社会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回答,可是这不可能。我不用说你也知道。中国政府绝对不会让任何搞社会科学的人去做这种社会调查,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说,在维吾尔民众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想要独立,到底有多少人早就认同中国,早就认同所谓的中华民族,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且不止你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中国政府恐怕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是他们不敢说。因为他们一旦说有这么一个问题的话,就表示说他们已经知道有的维吾尔族,可能是少数,也可能是大多数,并不认同中国。

我看很多学者,谈到疆独问题、东突问题的时候说,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想要独立,他们还是愿意作为中国的公民。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但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没有根据。还要说一句就是,我们不能说想要独立的、而且一直认为让新疆独立是唯一解决所谓新疆问题的办法的人,是极少数。而且,如果中国政府持续以镇压的态度,以比较硬的态度来针对维吾尔族的示威的话,那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

德国之声:您说新疆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认同、移民等很多面向。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恐怖组织的报导,比如说东伊运。您作为学者,对这方面了解吗?

鲍文德:我虽然研究过这个问题,而且写过几篇文章,但是我不敢说了解。而且不敢说任何学者完全了解这个问题。我会说这个组织大概存在,但是它究竟有多少成员,而且他们在新疆的以外的影响怎样,我不敢说。可是我敢说,他们在新疆内的影响可能等于零,因为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从来不是像中东那样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极端分子;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从来不觉得,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我敢干脆这样说,就是有人这样认为的话,他们也是真正的极少数,可以说是,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是一小撮人。

德国之声:去年奥运会之前,在新疆的喀什发生一起维吾尔人袭击边防警察的事件。之前也发生过一些公交车爆炸事件,据称东突组织宣布是他们发动的袭击。如果像您所讲的,东伊运在新疆的影响几乎为零,那么这些袭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

鲍文德: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很难以回答。我要说,中国政府说,在喀什所发生的这件事是东突伊斯兰运动所操作的。到底是真是假,我不敢说。还没有看到可靠的证据。我还想说,这些事情是发生过,我相信。因为我曾经向一些刚好看到这些事件的人了解过信息。可是到底是谁发动的,这还是个问题。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后,只要某一个人想要表明他的组织影响很大,他就可以弄个摄像机说这些是他搞的。可是那并不表示,的确是他的组织发动的。所以我还是对这些组织、以及对中国政府的说法持怀疑的态度。

□ 德国之声

———————————————————- 沙叶新

是为了国家好人民好

问:您参加签署《零八宪章》是出於什么考虑?

沙答:《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是非常温和,是非常理性的,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政治变革的可能,以及考虑变革的社会成本不至於过大,以避免大规模的动乱所引发的社会灾难,所以才有此慎重的、合作的、具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文本。我认为这是一群非常善良的社会精英的一种极为善意的表达.但它又绝不是卑躬屈膝的乞求,而是义正辞温的呼唤。我本人签署该《宪章》,和所有的联署者一样,是出於对民主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权的捍卫,对宪政的企望。目的不是推翻共产党,而是推动共产党;不是取共产党而代之,而是促共产党之革新;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此心此意,天地可鉴!

早已做好被捕的准备

问:签署《零八宪章》的许多人,都面对强烈的压制。例如,最近《纽约时报》在一篇特稿中,曾对刘晓波的命运显着地加以报道。而您似乎得到当局不同的对待,他们好像比较尊重您。其中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沙答:其实,我在签署《零八宪章》那一刻,就早已做好被捕的准备。既然我签署这个《宪章》是个负责的行为,我就要勇於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逮捕、判刑、监禁、劳改。既要敢於说话,又不承担风险,这是世故,这是滑头.这不是我一向为人、为文的态度。凡是又要说话又要保险的人,一旦风险袭来,势必屈膝投降,甚至出卖盟友,沦为叛徒,这是我所不屑的。

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负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他被警方拘押,关在密室。十二月十二日,在拘押刘晓波的第五天,我们《零八宪章》签署者中的四十一人,以我领衔,便及时地、坚定地发表了题为《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呼吁书,呼吁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还其自由。我们写道:“因为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们与刘晓波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宪章》如同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宪章》的肌体,我们互相之间是一个整体.如果刘晓波先生因为签署《宪章》而遭受伤害,那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如果刘晓波先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同被囚禁。”遗憾的是刘晓波先生迄今拘押已近半年,尚未解禁。

至於我的处境,与绝大部分签署者并无不同,《零八宪章》公开之后不久,我已逐渐得知除了刘晓波被囚禁之外,西安的杨海、赵长春、福建的范燕琼、长沙李军卓等人都因签署《零八宪章》而陆续被当地的公安或保安约谈问话,我在○八年十二月十四号的日记中写道:

“我已做好准备,不但半夜敲门心不惊,白天敲门也欢迎,我甚至期盼着国保人员的尽早到来,我会对他们抱着来者都是客的好客态度,并从容镇定,不亢不卑。”

我之所以期盼着国保人员尽早到来,是因为我认为我和所有《宪章》的签署者“不可分割”,应该“有难同当”;国保传唤了别人,不传唤我,好像我身份特殊,有避祸的特权,这非常不公平。我不愿意做一个特殊的平安人,所以我期望国保人员尽早到来。

单位领导出面等同“传讯”

四天之后,我在十八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昨天等待的事情终於等到了,但等到的不是国安和公安,而是SL(我单位的负责人)。四时半左右,SL来,没任何寒暄,甫一坐下,我便说:『我们谈正事。』於是我便把我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前后经过一股脑儿都说了。

“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我赞同《零八宪章》的内容,这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较好方案。这不但是为了中国好,也是为了中共好。《宪章》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符合普世价值的,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我对SL毫不讳言地说明我的坚决态度,而且表明历史将对此做出公正的结论。

“第二,我对SL说,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的非法拘捕,要求尽快释放,希望当局不要再做逆潮流而动的蠢事。六十年来,因为思想言论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哪一个抓对了?现在怎么还要抓人!

“SL只是听,关注的是我怎么签名的,是在网上签名还是用其他方式。这也是《宪章》所有签署者被问到的主要问题。”

我并不认为我“似乎得到当局不同的对待”;我单位领导出面,也是代表当局对我的传讯。但他们确实“比较尊重”我,我很感激。其中原因,我估计可能是我比较公开、透明、理性、善意;既无阴谋活动,更无组织串联;况且他们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们,这是相互的。

目前我的个人自由,并未受到威胁,但我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沙叶新禁品选》被中宣部查禁,这显然与我签署了《零八宪章》不无关系,这是对我的惩罚,否则就对我太客气,太“尊重”了,反而使我“受宠若惊”。

草木皆兵,杯弓蛇影,怀疑一切

问:另一方面,在一九八九年的学运期间,停演您了的剧本《幸遇先生蔡》。你当时对此作何反应?此后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

沙答:需要更正的是《幸遇先生蔡》不是在一九八九年停演的,而是在二○○五年。这一年的一月十七日赵紫阳去世,这一年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十周年。该艺术中心为了庆祝十年大庆,决定排演我的《幸遇先生蔡》,因为剧中有表现“五四”运动时学生示威的情节,当局在审查该剧时,担心观众看了此剧,可能会因赵紫阳的去世而引发游行抗议,所以决定停演。只有神经超常的人才会有如此敏感的联想!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以来,查禁书籍报刊、查禁影视戏剧,查禁“黑灯舞会”,查禁“靡靡之音”,进而查禁言论,查禁思想,甚至查禁“牛仔裤”,查禁“蛤蟆镜”,查禁人们的生活方式,其理由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越到后来,越是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他们神经极度过敏,怀疑一切,只凭感觉;他们的查禁,只是毫无根据的担心,全是毫无理由的预防,他们已经到了无理可说的地步。如果写一部《中国禁史》,看看那些五花八门、荒唐怪诞的“理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

此后,就没禁演过我的戏,但这很难说,因为我的戏久没上演,无从禁演。但今年发生了禁我新书之事,禁止我在香港出版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沙叶新禁品选》进入内地,连非销售的正常携带也不允许,如有发现,立即查没,香港的《亚洲周刊》对此有所报道。

对这类事情,我无法有所“反应”,这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度,又是一个书生,你无法说理,无法抗争,无法诉之法律,无法维护权利;你只能苦笑,只能叹息。好在我生性豁达,宠辱不惊,只问耕耘,不畏查禁,屡禁屡写,绝不停笔!这是在极权制度之下所有自由作家极为无奈的生存状态。

上海难以成为艺术文化中心

问:在从事您的事业的过程中,上海作为重要的全球商业中心有了戏剧性的发展。它的建筑引世人注目,它已经明显地成为世界伟大中心城市之一。说它作为一个知识、文化中心也有相应的发展,您认为是否公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是什么因素妨碍它成为艺术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精神交流的中心?

沙答: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因为上海的地域文化与其它地方不同,它是一个商业城市,那就要讲本求利,就要精打细算,就要考虑投入与产出,因此它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人和文化品位。上海的文化人他们只愿意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做无利的买卖.他们也许会在文人面前义正词严地痛斥政府贪官,也许会在官员面前慷慨激昂地怒骂文坛小丑;但他们很少会在官员面前骂官员,会在文人面前骂文人,这样他们既可显现“正义”,又无风险.如果要让上海文人写真实、说真话,抒真情,吐真言,也就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否则就退避三舍,缄口不语。

此外,直接受过“五四”运动熏陶以及民主思想训练的着名文化人逐渐逝去,这也弱化了上海的言论环境,比如音乐界的贺绿汀先生,戏剧界的黄佐临先生,文学界的巴金先生,新闻界的林放先生等等都相继去世。去年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又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是有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文化人,他们是上海文化界旗帜性的人物。他们的独立表现不尽相同,他们的言说力度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能坚守着人文主义精神。而现在那些正当盛年的和正当红的文化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在党化教育下成长的。曾几何时,他们都曾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四旧”,把西方进步文化视为猛兽;他们都是吸过狼奶的!在这样特定的地域文化中,上海怎么可能成为艺术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精神交流的中心?

不为极权的意识形态写作

问: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你发表意见说,剧作家永远都不能忘了文艺的作用和写作的目的,还说戏剧创作者永远不要为了权力而创作。您能进一步阐明您的看法吗?

沙答:为什么不能为权力写作呢?这是因为: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在中国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腐败和权力共生共荣,你怎么反?目前中国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於造反而权力不至於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覆无常,还会倒行逆施。这种思想上的反覆无常,认识上的反复变化,带来社会的极大不安定,很难实现他们所要求的真正的和谐,很难避免经常性的折腾。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在客观上你就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

我说的权力当然是指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当然也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你可以选择任何写作目的,为艺术、为人生,为自己,为他人,就是不能为权力写作。

“换笔触电”追赶博客潮流

问:您选择了这种对作家来说并非传统媒介的博客来发表您的思想观点.什么东西激发你写博客?通过博客,您想面向的是哪些不同於剧作家受众的群体?

沙答:博客是潮流,是一种全新的表达和书写方式,操作简捷、稿样清洁,修改方便,传送快速,不但可以“图文并茂”,还能“声情并茂”,实在比传统书写方式有很多难以企及的优点.很多习惯於笔墨写作或使用打字机写作的传统作家,起先都不习惯电脑写作,更不书写博客,我估计这几年这种状况有很大改变。

幸运的是,我觉悟较早,十多年前就“换笔触电”了。

我博客的受众,有各种群体。但多数还是关心我本人,关心我的戏剧作品,以及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那类人,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极大的支持以及宽厚的爱。

《HARPER’S》的英文提问和我的中文回答都由汪有芬先生互译,非常感谢。

二○○九年五月十日上海善作剧楼

□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7月号 ============================================== 王宁:新疆事件的真正起因

(博讯2009年7月25日 首发 )

枪炮、警察、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中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开始了举国全面的假化,从权力顶端的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算起,他的假是跟随他20多年的私人医生揭露的,就是所谓的敬爱的毛主席是个喜欢随时与年轻没有文化的女子性交的人,而且一次5个女孩子来与她们的红太阳淫乐。同时这个所谓的大救星也是发动和领导运动使数千万中国老百姓和他的元帅死去的造孽犯罪的人,这样的人居然其尸体和巨像现在还摆在天安门广场!到今天的毒奶粉、假货遍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街小巷、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欺骗造谣的新闻或社论常常报纸头条,等等。这个即将60周年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究竟有什么是真的呢?我今天要说的是这次新疆事件的正宗起因也和假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有4个假自治区,即,西藏(假)自治区、宁夏回族(假)自治区、内蒙古(假)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假)自治区。“自治”顾名思义就是自行统治或自己管理自己。这个词最早是从希腊语进入到英语的,后来又传入到了华语。自治的英语是AUTONOMY,在大英语辞典中原文的解释是independence or freedom 独立或自由。辞典中还加了具体解释这个词的使用条件是self-government, or the right of self-government or a self-governing community自己运行的政府或自己运行政府的权力或自己政府性管理的小区。中国的4个自治区没有一个具有符合上诉有关自治的任何特点或条件的,那些自治区全部是由汉人通过枪炮、警察、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毫无人权的行为和体系占领、统治和维持着。 我现在特别需要申明的是,我是出生在内蒙古的汉人,祖籍是辽宁省沈阳市,我非常热爱蒙古族文化,特别是歌和马头琴音乐,我的第一个女友就是纯正的蒙古族。但我更热爱平等、公正和自由。

- 旧恨

新疆被解放军用枪炮占领之前主要由维吾尔人和其它很少数的民族,如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以及10几万的汉族组成。除了汉人以外,其它上述的民族全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即东土耳其语。新疆用武力被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后,汉语才被强行推广,但至今,就是在新疆的最大城市乌鲁木齐仍然到处有人不会说或说的那种很难听得懂的汉话。 1884年11月被中国的大清政府用武力占领的东土耳其斯坦或东突厥斯坦被改名为新疆。东土耳其斯坦的地域有不同阶段的独立政治实体,也就是国家的时期,但一直都不长。最后获得的独立共和国分别是在1933年和1944年,也就是65年之前,但都是才有几年的光景就被人数多和实力强的大民族用武力给推翻和占领了。最后一次就是60年前的中共的解放军通过大屠杀新疆人或说东土耳其斯坦人开始占领并统治这片165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建立了新疆维吾尔(假)自治区。

无论是满族的清朝还是后来的汉人的共产专制,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而东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不是中华民族,是属于中亚民族,所以,综上所述的历史,是一个不同民族闲残杀的集满仇恨的记录。

-新仇

中华人民共和国辖区内的所谓的自治区具有最大权力的是汉人把持的中共中央派来的封疆大吏,既中国共产党自治区委员会书记或第一书记。这个书记一定是汉人。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所有自治区都是一样的。有这一项,中国的自治区是假的就可以确立了。

这个书记职位的权力是完全掌控着自治区内的军队、武警、警察、法院、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局。同时,这个职位完全控制着自治区内所有官员的任命,当然自治区内的省一级官员和国家安全局还受着中央的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完全控制着新闻媒体,按照中国官方的语言,新闻媒体就是这个“书记”的喉舌。 在邓小平年代开始,自治区的行政首长,即自治区主席一律由当地的主体民族的人出任。即,内蒙古由蒙族、西藏是藏人,新疆当然是维吾尔人任自治区主席。可是,这个主席是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翻译过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的主席是在汉人的书记的领导下,也就是说,维族或藏人或蒙族的自治区的主席是在汉人的枪炮、警察和间谍情报系统的“护航”的状态下进行工作的。这种与软禁的情形不相上下的体制能说是维吾尔族或藏族的自治吗?

通过国际横向比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种英联邦国家,如果他们的总理的上面还是保留着英国皇室派来的“书记”来用英国的枪炮、警察和情报系统完全监控着这里的总理和其领导的国家的一切,那新西兰人或澳大利亚人都会自然有反对和抗议的声音的,这些声音的公开化就要被定为分裂分子或恐怖分子。过去还没有出现恐怖分子这个词,就叫做反革命分子。那这些土生的新西兰人或澳大利亚人会同意这种蛮横的做法吗? 答案很简单,他们绝对是要反抗的。 还可以看看现在的美国,如果每一个州的州长是在总统派来的非洲裔的“书记”用华盛顿的枪炮、警察和FBI的领导监视下运行的,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暴乱”? 这还需要猜想吗。 再从中国国内横向比较分析。如果中华民族的京城北京的市长是由西藏的藏人或新疆的维吾尔人派出一位“书记”通过枪炮、警察和情报系统被监视领导来运行北京的,而且强行通过教育系统和人口迁移等方法要北京人全都会说维吾尔语,不会使用维吾尔语就不会被重要的机构聘用,找一般工作也很难。毛主席的画像在北京城是被严厉禁止公开的,如同当今达赖喇嘛的像在西藏被严厉禁止一样。一旦有北京人公开举着毛主席的画像上街抗议,就要被血腥镇压,过去要被定为分裂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现在改为流行的词恐怖分子。那北京人的感觉是什么?谁都相信北京人一定会在大街上骂娘的。

现在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所处在这种类似软禁的制度中让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去体验,有谁会觉得是平等和幸福的呢?很简单的结论是任何民族都是要反抗的。因为那种制度如同将狗关在笼子里再给它肉吃一样,狗被关时间长了是要反抗的。

海外早期从事民族闲交流的人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杨建利日前接受我的电话访谈,他说:“开始他们(维族人)根本对我们不信任”。在1994年和1995年他尝试着去认识维吾尔人,他们不见杨建利先生,后来杨先生又找到了蒙古人一同与维吾尔人会面,维族人还是带着一定的敌意说话。经过多次接触和多年的共事了解,才逐渐获得他们的信任。杨博士对记者说:“这次新疆事件的实质是中共政策的问题引起的。在这种政策下的受害者是所有人,就是维吾尔人和汉人都是一样的受害者。”他说:“中共故意挑起了民族闲多年的仇恨才可能有今天的情况出现。”杨建利博士说他是山东人,很多山东人对社会和中共也很不满。他说:“我不相信给山东打几个电话就有人上街抗议游行。所以根本不相信这次新疆的事是热比亚干的。” 杨建利博士是汉族,他与热比亚从认识到现在互相很熟已经有两年了。他没有觉得尔比亚和她领导的维族团体的人士对汉族有什么成见或仇视心态,但热比亚对那种迫害人权的专制非常痛心。她常常用热烈和喜悦的情感说起她的新疆和中国、在那里的她的孩子们和亲朋好友们。 记者问杨博士有关热比亚为主席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政治主张是否是谋求新疆的独立,回答是:“不是独立,是类似自治的民族的自决权利。”

今年六四20周年时,在魏京生先生美国国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见到了热比亚,次日我拍了几张在国会山庄的广场上她讲话时的情景的照片。几天前,我还专门给她打了电话,幸运的是正好这位有11个孩子的非常善良的母亲接的电话。我简短问了她独立的说法,她毫不犹豫的否定我说:“我们是全部按照联合国有关民族问题的宪章来运行的,我们不要独立,我们是要民族的自决权。” 当我用华语问她:“如果现在中国民主化了,国家政治结构类似美国的联邦制,您是要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出中国呢,还是愿意在中国的联邦下?”她很快回答:“要联邦。” 查找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网站,发现华文内容中有人民独立的政治前途字样:“世界维吾尔大会坚持以民主和平方式,以争取维吾尔族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以及东土尔其斯坦人民独立的政治前途为宗旨,并为之而奋斗.”但英文版却没有独立的字样,只是“The main objective of WUC is to promote the right of the Uyghur people to use peaceful, nonviolent, and democratic means to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East Turkestan. ”简单翻译成“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目标是通过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法来促进维吾尔人民的权利并确定东土耳其斯坦的政治前途。” 经过电话询问在德国的该网站的负责人,他说:“应该以英文为准,可能网站受到了攻击,内容改变了,不应该有独立的字,但应该有自决。”

带着“独立”和“自决”的问题试图亲自询问一下新疆党委或政府的新闻办,或统战部来确认为什么中国官方说热比亚是疆独的头呢?和为什么说热比亚发动了这次事件呢? 能够找到的新疆政府或党委的网站一律打不开,包括新疆喀什的也一样打不开,连新疆天山新闻网站的也打不开。试了试民主党派的,民革的网站打不开,但是新疆民主建国会的打开了,其网上公布的电话和传真却一律不通。总共试了12个不同的电话号,由乌鲁木齐的,也有喀什的,全是不通,都是无声立刻断掉。试了一位在乌鲁木齐私人关系的电话,也是如此。网上看到的一位BBC的记者联系新疆时也是获得了相同的经验。

在看中国爱情故事的电影时常常会听到一句谚语,“强扭的瓜不甜”,用来比喻一方强求的爱情没有好结果。今天,无论是在新疆,还是西藏,或者说在内蒙古和宁夏,用这种假自治真软禁式的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及其不尊重的方法来统治,只能加剧和变深民族闲的仇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新仇旧恨都是从互相不信任、不尊重到残杀造成的。

事实上,内蒙古1980年代有过一次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数百以蒙古族学生和教授以及老师为主的人群列队上街游行抗议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为先导,后来一些市民,甚至机关干部也加入到抗议的人群中。当局动用警察简单粗暴的镇压了那次抗议,逮捕了很多组织者,校方开除了有关教授和老师。为了缓解大学内非常紧张的局势,不得不将当时任校长的汉族人于北辰先生撤掉,换上了蒙古族的特布信先生。 但很快将大学党委书记由蒙古族换成了汉人的何耀先生。事后,全市范围内盘查支持者,加大压力地开展了对学生、国营机构人员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等的民族团结的再教育。那次事件当地的媒体没有任何报道,但内蒙古日报发表了加强民族团结等的社论,相信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写的或签字批准发表的。当时我所在的政府工作单位还利用每周四下午的政治学习时间朗读和深刻领会学习了这篇社论以及其它由党委发下来的民族团结的学习材料。当时境外的媒体也鲜有披露。我当时在街上看到了游行的队伍,事后在内蒙古大学教书的几个朋友告诉了有关消息。几年之前,宁夏回族(假)自治区也发生了大的民族纠纷的事件。

现在都明白了新疆事件的真正起因,就是旧恨新仇引起的,而旧恨是60年前用枪炮、屠杀和占领带来的。那新仇全部是通过那个汉人的“书记”手握的军队、警察、监狱、他任命的走狗、目不转睛的监视着维吾尔人的安全局和为他服务的吹鼓手及诽谤机器- 宣传部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新疆那个“书记”的书记胡锦涛几年来鼓吹他的和谐社会、民族和谐的口号。同起来好听,其实全是假的。请看,假自治区的政治架构有任何和谐的特点吗?所以,胡锦涛又开始学习他的祖先毛氏,用假和谐来欺骗。这些只有会是促进民族闲由执政的中共制造的和维系的仇恨关系的加深。类似过去的苏联一样,现在中国的假自治区也是在促进那些地区走向独立。很简单的常理,恨之果除了死就是分,爱才使和。 (博讯记者:王宁)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 中国人权双周刊 - 7月26日 广东韶关的“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却在新疆乌鲁木齐酿成了一场死伤惨重的民族冲突。事件起因有各种版本流传,最后中国政府却以英文向海外通告(这则消息无中文通告),这只拥有巨大能量的“蝴蝶翅膀”原来只是韶关旭日玩具厂一位汉族青年女工的一声尖叫。这则消息不公布还好,公布之后只让人看到这个“和谐社会” 的极度脆弱,不仅官民之间缺乏互信,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同样缺乏互信。

若要深究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则必须检讨中国当局的少数民族政策。我曾于1999年与2000年的夏天两度去过新疆,其中有一次正好是热比娅被捕之后不久,维汉矛盾与疆独问题那时正是新疆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群体热议的话题,加之我有心了解,因此对维汉矛盾的由来有了比较多的认识。

一、“超民族政府”与维汉两族构成的三角政治关系

在美国,如果与维族青年在会议上相遇,大都知道如果要以“新疆”一词称呼他们生长的那块土地,会遭受纠正或者抗议。维族青年会告诉你:那块土地叫做“东突厥斯坦”。

“新疆”一词,与清朝那位福威俱全的皇帝乾隆有关。在乾隆完成其“十全武功”中的三件:两征准部、一征回部之大业后,天山南北及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尽收为清朝疆域。在1854至1858年间,清廷将该地区重新命名为“新疆”(取其“新的疆域”之意)。中原政权对新疆的控制肇始于乾隆朝,历晚清民国,曾危如累卵。幸好富有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经验的杨增新任新疆督抚,由于他善于平衡当地各民族间的力量,使得新疆在中原纷乱时保持了18年的稳定。新疆少数族人至今犹忆这位杨督军的宽仁与儒者之风。直至中共入主新疆之前,新疆的“独立”运动从未成过什么气候。“疆独”成为当局正视的一股势力,大概始自90年代。据新疆的汉族干部说,“疆独”不少骨干就是共产党培养的青年维族干部。

如果要勾勒自1950年代以来新疆的维汉关系,其实不是维汉两极——尽管这是新疆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心目中的维汉关系——用三角关系来描绘可能更适当。

中国政府是三角形的顶端,维汉两族则算是三角形下端的两只角。客观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维、汉、回、苗、彝等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内),政府当局一直在努力扮演着“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这一角色,并采取了一系列被汉族人称之为“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政治上怀柔、经济上优惠。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只用于汉族,并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在涉及到汉人与少数民族冲突时,汉人受到的惩罚严重得多,少数民族人士惩罚极轻甚至不受惩罚。上世纪70年代本人在湘西修铁路时,同去的知青与当地苗族人发生冲突最后暴力相向,虽然事件起因责任并不在汉人知青,但最后却有几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严重是拘留——在新疆、西藏等地的独立运动未形成气候之前,那些地方当局处理民族矛盾基本按如此方略办理。

在各少数民族眼中,中国当局是“汉人的政府”,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汉人并不这样认为。对这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颇有怨言,许多人只要血缘中有一点少数民族血统,想方设法都要让自己成为少数族人,好享受那招工、招生、参军(包括复员转业后的安排)、提干的优惠。这是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常见之事,任何人都无法否定。

中国政府对汉人严厉、对少数民族怀柔并非无因。在当局眼中,汉人是“家生奴”,怎么对待都不会产生“外心”;但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并非“免费午餐”,而是要其归化驯服,接受政府领导。这在当局眼中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少数民族有提出高度自治或者独立主张的苗头,中国政府就会认为这是对其权威的严重挑战,一律报之以武力镇压,多年来,处理西藏、新疆问题莫不如此。

就事实而论,中国当局在处理新疆、西藏时的暴力手法与其处理内地社会反抗时的手法并无不同,都是暴力镇压与污名化宣传——可做比较的远有“六四”事件,近有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在以“超民族政府”自居的中国当局眼中,西藏、新疆都是我自家土地,怎么处理都是“内政”,何需外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来指手划脚?”但在国际社会眼中,这却是族群冲突。因此除了“六四”事件那种大规模屠杀之外,国际社会很少一致指责中共处理汉人居住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暴力,但对西藏、新疆发生的暴力镇压却关注得多。

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换不来安定?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头之一应是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

直至民国时代,新疆汉人的比例极低。公认的看法是:截止1949年,新疆400万人口中,维族约占75%,而汉人在 5%左右。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中的估算高一点,1948年时,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6%。由于新疆与苏联关系甚大,刘少奇1949年6月26日至8月 14日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汉族人口剧增。1964年人口普查时,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其中汉族占31.9%。此后汉族的人口比例一直稳定在 30%-40%之间,历次人口普查结果分别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

毛时代的新疆并无独立之念。有“王剃头”之称的王震的“铁腕治疆”行之于前,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继之于后,这一张一驰的文武之道,使新疆在80年代以前维持了平静。“改革”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维吾尔族的多年积怨开始释放。与此同时,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实施了安抚性的“新疆六条”,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与此同时还实行“三少一宽”,即少数民族犯罪少抓少捕少判,量刑从宽。由于这一政策并非建立在尊重国民权利与民族自主自决这一基础之上,而是以主子“恩赐”的优惠形式出现,并不能换来当地少数民族的感恩。而新疆地区的汉族移民的受歧视感则甚为强烈。内地人只要设身处地着想,可能也体会得到新疆汉人移民的那种感觉。

归纳起来,维族人的不满有下面这些: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属于我们(这也是“疆独”的法理依据),凭什么不断让汉人大规模迁到我们的家园里来?凭什么将我们的生存之地当作核试验基地?凭什么将我们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断、几乎是无偿地输送到汉人那里?——维族人对新疆成为核试验基地之事一直耿耿于怀,1985年我刚到上海,就曾亲见在上海各院校进修的维族干部在南京东路游行抗议,目的是到外滩的上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静坐。

对于那些被政府与汉人视为优惠政策的,比如少数民族不需实行计划生育,维族人的想法很质朴:你们汉人要管就管住自己好了。我们的孩子是真主赐给我们的,生多少都是真主的旨意,又何需你们当作优惠赐给我们?关于工作语言使用汉语的规定,维族人认为,你们汉人会说汉语是生下来就会的事情,而我们花很大气力学习之后,还是不如你们,这使维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完全沦入仰汉人鼻息生存的可怜境地。

在维族人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中,维族人处于政治弱势,不满日甚。但这种不满的实际倾泄对象,却不是那强势的“汉人政府 ”,而是处于弱势的新疆汉族移民——在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中,维族人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处于相对强势。人们会留心到一个事实:在国内各大中城市都有维族人在当地做生意,但城管部门对他们的态度却与对汉人完全不同。城管对汉人的违章摆卖经常是无情横扫,棍棒相向;但对维族人的违章摆卖要客气得多。当年我在深圳华强路曾目睹过一次事件的发生:一位女青年向维族小贩购买核桃仁,摊上标明的价格是25元一公斤。等过好秤付钱时,一公斤却要收125元,维族小贩坚持说25元前那小小的一撇是“1”。双方发生争执,女青年想放弃购买,小贩却拉着不让走,最后对女青年大打出手。附近的保安过来干预,引发附近所有的维族小贩前来助战。此事的后果是第二天上百维族人到深圳市委门口静坐请愿,认为这是民族歧视。深圳市政府与市委的做法是尽力安抚并赔偿了“参战”小贩们的损失,然后通知各报社,不许报道这起纠纷,并让各单位口头通知市民,尽量不要去购买维族人的商品,以免因语言不通发生误会引致冲突——这种欺诈性的买卖如果发生在同民族人之间,最多只会当作商人缺乏商德的事例,但一牵扯到两个不同民族,就可能成为火药桶的引线。

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因改革而进一步激化,那“三个60%”(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只能靠计划经济才能实行,而经济的市场化彻底动摇了过去中央政府实行的那些少数民族保护政策的有效性。随着新疆地区经济活动与内地日益一体化(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当地少数民族无论在就业上,还是在创业、市场开拓方面,都面临挟内地优势的汉族新移民的挤压。政府当局的愚昧就在于,天变而道不变,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发展明显受到市场化的挤压和排挤,而中央政府却依然遵循着60年前的治疆政策,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束手无策,维持不下去了便一味镇压,又回到了当年“王剃头”入疆时的作法。

中国当局在新疆、西藏遇到的麻烦其实是共产党国家特有的民族问题困境。与前苏联相似,一个用政治专制之箍圈成的多民族社会,只能靠计划经济维持;只要计划经济式微,经济的自由化必然拉大地区差距而导致政治社会冲突。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数个民族混合居住,却很少有哪个民主国家面对民族问题有这么大的困境。当局喜欢用“中国特色”这个词来遮掩共产党专制的实质,可以说,民族矛盾困境正是这个“中国特色”难以逃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新疆问题之解在于寻找维汉都能接受的共同底线而非汉化

最近30年,中国当局面对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问题,其实始终无能为力,左支右绌。眼见新疆局势趋于恶化,老一代面临退休的援疆干部大都有危机感,许多人纷纷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内地工作的子女交一笔“出疆费”,换取子女离开新疆的自由,让他们到内地去安身立命。

更糟糕的是,当局自以为,帮助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与汉族“同化”,就能缓解民族矛盾,改善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处境。比如,通过加强汉语教学地位,变相取消维吾尔语教学(这事情有两个版本,“北京版”说未曾取消;而“维吾尔族版”则认为事实上已经取消中小学的维语教学);用下派政治任务的方式将维族青年半强迫地送至内地打工;在“西部大开发”的口号下,让汉人大量自愿赴疆。殊不知,这些作法恰恰加深了许多维吾尔人的民族危机感,让他们从经济、人口、文化等多个层面体会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6月底韶关发生的骚乱事件,起因到底是发生了强奸案件还是汉族女青工的一声尖叫,迄今仍是悬案。不管实情如何,都表明了一点,维汉关系(确切地说是“超民族政府”与维族的关系)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

王力雄曾在“维吾尔新疆的未来出路”一文中曾对新疆错综复杂的少数民族关系有过深入分析。在对西藏与新疆等少数民族与中国政府及汉族关系的研究上,王力雄是唯一曾多次亲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调查过且有认真研究的独立知识分子,有心者可去读他的相关文章。我想谈的是这次事件的具体影响。

对海外的一些说法,比如这次事件是中国当局阴谋之类,我持保留看法。因为从当局目前处境来看,求稳定是第一要务。王乐泉可能是昏官庸官贪官,但在这类治疆要务上,除非王乐泉已经不再留恋他头顶上那顶来之不易的乌纱帽,否则借给他几个胆,他大概也不敢主动制造事端,给中央政府制造如此大的麻烦。至于王乐泉有几个小时无所动作,猜想那段时间是他在等待中央指示。

中国政府谴责“海外势力操纵”之说,目的是想将维人置于不道德之境地,赢得一些同情分。但此招其实于事无补。如果当局还能够冷静看待局势,就应该承认现实:此次新疆事件多少扭转了“疆独”在国际社会的不利地位。从2008年以来,西藏问题吸引了全球眼珠,国际社会倾注了大把同情。新疆维族虽然不甘落后,不断发动了各种反抗活动,但一来是美国将东突两组织视为恐怖组织,不予支持;二是其他国家也因考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对“疆独”包括维吾尔世界大会保持距离。所以维人虽然前赴后继地付出了不少生命,但他们的政治诉求活动却未能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空间。7月新疆事件却使他们突破了僵局,一向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土耳其政府公开出面为维吾尔族站台,世界各地亦发生了不少支持新疆维人的抗议活动。连日本这种一向不以中国人权状态为念的国家都在7月9日的中日两国第五届人权对话中提到新疆问题。对于中国当局来说,这确实是件比较尴尬的事情,原来只需要应付支持西藏的国际压力,现在还增加了同情新疆的国际压力。

中国当局深感丢脸的是:它的少数民族政策是花钱未买来安定,反而招致极大怨恨,其政治向心力甚至不如疲弱的民国政府。以中共的政治禀赋,它很难明白,民族和谐是建立在国家对国民权利的普遍尊重与真正的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之上,而不是依靠掌权者厚此薄彼的恩赐。对于自掌权以来就不知政治妥协为何物的政府当局来说,目前除了诉诸暴力镇压之外,似乎已经找不到其它良策来化解民族矛盾。值得同情的是新疆的汉人移民,正常情况下,他们承受着来自政府那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冲突中,他们因为手无寸铁与处于弱势,往往又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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