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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我为什么被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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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被喝茶 崔卫平 @ 2010-5-31 7:28 阅读(11371) 评论(4) 推荐值(1025)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我知道不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人。但实际上,许多人并不清楚我们到底做过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少是我本人,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每当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为什么那么勇敢?”我心里就想,这个问题换一个问法才合适,那就是“你为什么总是妥协”?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永远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我所遭遇的“妥协”及“挫败”的经验,远比“勇敢”多得多。 (解释这个“为什么要妥协”的问题,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先打住。)

我还知道,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勇敢”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鲁莽”。这个是我真正所要考虑的。因为我不喜欢“鲁莽”。我身上“苏北人”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最能够体现得出来,我指的是一种双面性格。一方面,这个地区的人们有着北方人那种“直率”、“痛彻”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南方人那种“思虑”和“谨慎”的一面。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两种气质会在我身上轮流展现。

如果不是导向鲁莽,“直率”可能会保留某种“直接性”,保留看待事物所需要的那个“原发性”的立场,或曰“自发性”的立场。许多是非善恶、美丑黑白,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长篇分析,而是一望即知的。但是越来越多地,因为各种原因,人们失去或覆盖了这种“最初”的、“第一性”的判断。今天的情况,我愿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切自发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思虑”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保证。“思虑”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自己的行为,主要是考虑自己这样去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其中是否释放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为恰当的?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理由,提供正当性的解释。换句话说,即通过理智进一步开掘你身上“自发性”的土壤,将那些自发性的种子培育成理性的大树。

谓之“思想”,不是从别处产生的,不能从书本上直接得来,也不是来自道听途说,而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和体验当中,这些感受看上去是随时随地的,但其实是深藏积淀的。而“思想”的能力,至少在起点上,是能够抓住这些无名感受,抓住那些无声地在我们体内生长起来的东西,那些积压的记忆、梦幻和痛苦,它们更加能够代表我们生命的轨迹,体现我们生命的“迹象”,提供我们曾经存在的证明;在提示着我们过去的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应该去的方向。

“思想”的活动本身,意味着拥有某种洞察力,能够察觉我们身上这些抑制的成分,觉察到我们身上那些被压抑的模糊的话语,从而将它们转换为语言,让它们变得清晰可见。如果是从事创作,便是为它们提取形象;如果是从事别种类型的工作,则是将它们提升为概念、逻辑或其他叙事。

1989年“六·四”这件事情,是我们过去生活中天大的事情,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由此而改变。即使是当时卷入并不太深的人们如我,也是如此。在那个夜晚之后,我们压抑下去太多的东西。因为这种压抑,也许表面上我们得到了许多,但同时也许丧失得更多。被迫遗忘和故意遗忘,令我们模糊了基本的事实感,模糊了基本的是非界限,令我们非得接受不同程度屈辱的生活,这种情况目前仍然在继续。有意思的还在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身不由己的,那么今天的情况是谁造成的?

就像是被套在一个透明的封套当中,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说出来,或者说不出来。且不说,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今天与明天的影响,即使是对于我们自身的扭曲,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就需要停下来,放下手头的工作,来视察我们的某个原点,那个造成扭转、压抑的起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偷换了概念?我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一阵子,但不能回避一辈子。

2004年的五月中旬,即“六·四”十五周年前夕,我公开了这个文本《痛苦即祈祷——致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它同时也是一份联署文本,我邀请了我的一些女朋友,我们一共七人,在这封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她们其中还有一位碰巧生于六月四日。

“痛苦即祈祷”,正像这个标题所显示的,一个多么柔弱的表达。区区一封信,不足两千字,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甚至要尽力回避政治立场)。多么微不足道啊,真是如同一朵小花,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受难群体的第一次问候,寄托了对这些痛苦母亲的起码关怀,释放了我们心中的长期积压的某个情结。比起这些母亲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或者拿一个人应有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来衡量,我们做得太少了,也太晚了,太不足挂齿了。

然而罚单很快就来了。尽管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对于某种不可容忍的反应,还是感到吃惊。这份东西公布之后不出三天,就有了我第一次“被喝茶”的邀请。有了第一次当然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更多,从此我就成了“名单上的人”,其后的一切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由此开头而遇到其他更多遭受限制的情况,

喝茶中,在被问及“这样做的效果”时,我答道:“我太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对于这个我有完全的考虑。”。这样说话并不是临时发明的。的确对这样去做的理由,我自己有着充分、完备的考虑——既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也是面对历史,这种考虑甚至已经写好了。与这份《痛苦即祈祷》一起完成的,其实是三个文本,另一个就是去年公布的《为什么要谈“六·四”》,以及现在公布在这里的《为了和平的、富于人性的生活》。

我听说有人在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迄今我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善意?不能表达对于受苦同胞的基本关怀?一个不允许、不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怕情景?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隔阂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吗?难道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才是畅通无阻的吗?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优良的一面。

那些尽一切可能压制善意言论的人们,扼杀个人与社会基本伦理、捆住基本善行(比如谭作人)的人们,剥夺民族记忆从而剥夺一个民族自身成长空间的人们,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否知道这样做对于我们民族的今天和明天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他们是否有一刻想过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起某种责任?结果很可能是,某一天他们即使想要承担,也是他们所承担不了的。到那个时候,谁来为这一切埋单?实际上,二十一年来,我们整个社会为此而蒙受的精神与道德的损失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无数个人所蒙受的痛苦已经不能再累积了,我们民族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昂贵得不能再昂贵了。

下面是完成于1999年的三个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话语空间,比现在逼仄得多。由此也感到一丝欣慰:这么多年来,那些坚持不懈的人们,那些付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最为可尊敬的天安门母亲们,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2010年5月30日

http://mytv.tvb.com/news/newsat730/107946/29#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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