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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李承鹏:逃亡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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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逃亡的父亲

我是第一次听到邓吉元的声音,微弱得近乎渺小,这很难跟那个在大雨之夜穿了双拖鞋就逃出来,跋涉大山和河床,历经三天三夜跑到北京坚持要讨个说法的小镇青年联系起来。这就是沉没的声音,一个石子掉进汹涌大河,水面并不知情,可河床知道它的坚定。

我看过他那七个半月被引产的孩子的照片,身体成形,眉目清晰,躺在未曾见面的妈妈身边……那孩子离开了人间,那父亲离开了家乡。邓吉元告诉我,他原本没想到逃跑,想跑也跑不了,县上派出十几个人每分钟都对他盯梢,上厕所也不放过。24日那天村干部受命找他谈话,计生办的人见有村干部才让他出去。谈到午饭时间,村干部就让他一起去饭馆边吃边谈。中途干部出去接县上电话……他就说要回妻子被监控的医院,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计生女干部骑着摩托在后面盯着他。路过县里步行街口时,他忽然跳下车飞快跑过桥,那女干部的摩托车进不了步行街,这才甩掉了她。他飞快地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这座山,他们全家都躲过,妻子躲过,妻子肚子里七个半月大的孩子也躲过。

邓吉元告诉我,他躲到晚上九点,直到又饥又渴才悄悄溜到山下一个朋友家。朋友告诉他,现在全县城都在搜查他,所有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有岗哨。可是他还是想逃出去,找北京的律师。凌晨两点,朋友帮他包了一辆车送他上路……他一路在车里俯低身子,离岗哨远远的就提前下车,绕道大山和河床。那天雨很大,他临时出逃只穿了一双拖鞋,天黑路滑,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十多公里。估计绕过了岗哨,他才小心地下山,一路包车开到湖北十堰。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他从逃亡之时就关掉了手机拔出了手机卡,按照计划,他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张火车票,怕有人认出来,他一路捂住自己的下巴……等到了北京站手都酸了。他也不敢马上出站,在站台遛达了一个多小时,确定没有熟面孔,才溜出来用公用电话给张凯律师打了电话。

这个过程惊心动魄,活像地下交通员翻山越岭送情报。可一切不过因为他和妻子想要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总被赋予悲凉的新意,有人不过为了同工同酬,就进了精神病院;有人不过想吃顿安全的饭菜,被逼成了化学家;有人不过是深爱着他的家,却走在了卖国的路上。所以这里的荒诞并不是荒诞,而是一种荒诞必演化成另一种荒诞。这样的荒诞浓缩在邓吉元身上是:相爱–怀娃–堕胎–叛国……这样的荒诞还包括:他的妻子在儿童节前一天被抓进医院,他的孩子在儿童节第二天被引产下来,他在父亲节那天发现被镇上骗了,而纪念爱国者屈原的端午节刚过,他逃亡在卖国的路上。

邓吉元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卖国了。我想告诉他,这里之所以有那么多卖国贼,并不因为你真卖了国,而是他们需要你卖国,只有你卖国,他们所做的一切才显得正确。他想了想,就告诉我,镇上的人之所以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标语,是因为当地移动公司那个叫甘子宝(音)的经理在策划,想激他出来。我问为什么一个移动公司经理会参与到计生。他说,当初正是这个经理帮计生办查了通话记录,才从亲戚床下找到他的妻子,拖到医院进行了引产……听到这个尚需对质的故事,不要说他们联合执法变成了联合违法,其实群策群力和围追堵截符合我国基层干部的一贯路线,为把一个人确定成坏人,税务局是和公安局联合办公的,精神病院是和信访办合二为一的,妇联是和扫黄打非办雌雄同体。

我听了邓吉元一些故事,深知他到达首善之都后逃亡之路并没有完。他住在律师家,听到动静就觉得是县上派人来了。前天他给妻子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而县上带话给他,说只要回去,一切都好说……他却要坚持打官司。可是这条路仍然漫长,他母亲身患癌症,一急之下,已从早期恶化成中期,而律师最担心的是北京司法局施加压力。这几天,邓吉元已知道一些人的说法。他要说,不是因为发现怀的是女娃才不交罚款,现在根本不给打B超,乡下人到哪里去知道怀的是男是女。他说也不是自己不及时凑够四万元,飞奔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央求再宽限一天,可干部说没用的,县上为了摘掉黄牌,这次就是要拿他开刀。他还说,乡下现在人口实际在减少,比如他小时候读的北河小学一共有三百多号学生,现在只有三十多个了。

关于邓吉元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我小时候看《超生游击队》时是理解计划生育的,还深觉印度迟早会因为人口膨胀而垮掉,我们多驻扎点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北麓以防蝗群涌进来,是多么英明的。可渐渐明白,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最不光彩的一笔,这个计划经济国家计划油价计划粮食计划思想,连生育也计划了多年,并成功超越中石油、铁道部成为赢利工具,看,计生委刚刚超标收费2.07亿……就是把控制人口变成杀人赢利。可官员们从不计划自己的性欲,却要计划人民的生育,就是:一个被杀了孩子的中国父亲在山路狂奔,一群外国人他爸正把孩子送到名校学习……这画面实在说不过去。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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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产孕妇成卖国贼 丈夫邓吉元失踪 引产孕妇成卖国贼 ,邓吉元、冯建梅夫妇接受了德国《亮点》周刊记者的采访,这为6月24日的”卖国贼”事件埋下了伏笔。为了防止”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在接受采访之时,邓吉元夫妇就做了一些准备。例如,拒绝了更为敏感的日本记者采访;采访的现场,有一位中国记者同时在场;对于自身情况之外的其它问题,坚决拒绝回答等。

外媒采访和反”卖国贼”示威

6月22日,邓吉元、冯建梅夫妇接受了德国《亮点》周刊记者的采访,这为6月24日的”卖国贼”事件埋下了伏笔。

其实,为了防止”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在接受采访之时,邓吉元夫妇就做了一些准备。例如,拒绝了更为敏感的日本记者采访;采访的现场,有一位中国记者同时在场;对于自身情况之外的其它问题,坚决拒绝回答等。

“我们告诉他们,中国还是很好的,只是下面的官员把事情弄坏了。我们只说了自己家的事,他们问当地三胎、四胎的是不是非常多,我们都没回答。更别说全国了。”冯建梅告诉财新记者。

而到了6月24日,当邓吉彩、冯建梅等人决定离开镇坪县医院时,当地政府又来进行规劝–此时,他们已经在此住了将近两周。与之前不同,这次出现了一群陌生人。他们打着条幅,来到医院前面聚集,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驱出曾家镇”"公道自在人心”等。

“我们出去时,他们就开始骂。骂我们是‘卖国贼’。当时县政府的人就给拦开了,说让我们别理他们,上楼商量怎么解决。当时周县长就在楼上。”邓吉彩回忆道。而她出去拍照的堂弟邓杰,则与示威者发生了轻微冲突,在留下了照片为证的同时,也受了一些皮外伤。

邓吉彩告诉财新记者,在得知他们想要回家后,政府方面,包括医院,又使出了”拖”字诀。”我们说要回家,都这么多天了,回去等消息也一样。但周县长就说,这么多天都过来了,多等几天也无妨,这也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

但令邓吉彩感到稀奇的是,周县长陈述这一理由时,示威者尚未来到医院门前。她和周县长谈完话后出去,才遭遇了前述冲突。

另据邓吉彩介绍,数日以来,每次外出,他们身边都会有数名政府的人员陪同。”你去哪儿,他们也不拦你,也不直接说不让你走,但每次你想回家,就会出现各种事情。”邓吉彩说,他们”想要自由”,不希望政府人员陪同。

对于所谓反”卖国贼”示威,曾家镇计生执法事件新闻中心表示并不清楚情况。而邓吉彩说,这些人之前都没见过,”绝对不是我们村的人”。

6月25日晚上,邓吉彩的大姐邓吉梅停在院子里的汽车,也被人扎坏了两只轮胎。对邓家稍微利好的一个消息是,由于部分工作人员被派去寻找失踪中的邓吉元,医院中的看守人员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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