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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范岱年:许良英–从忠诚的共产党员到坚强的民主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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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岱年:许良英–从忠诚的共产党员到坚强的民主斗士一、

许良英同志,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县张家渡。晚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离休。2012年上半年,他身体还很好,说要争取活到100岁。10月25日,他摔了一跤,摔破了头,到医院缝了四针。第二天我去看他,他说在医院做过CT检查,脑子内部没有问题。其实,他脑子中的微血管还是破裂了,慢慢地在流血。到12月中旬,淤血压迫神经,不能走路,才去海淀医院住院。15日,我去医院看他,他已做过微创手术,抽出了脑中的淤血。那天他头脑还清醒,能认识人。以后又去看过两次,他因心力衰竭,就一直昏迷不醒。12月31日,他夫人王来棣在海淀医院病逝,他本人因病重迁入重症监护室,我去看他,他仍昏迷不醒,吸着氧气。1月3日,我又去看望他,医生说他肺部感染。为了防止感染,他的儿子希望大家不要去医院看他,可在网上看他的病情通告。以后,我就每天看他的病情通告,知道他又得了肺炎、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还是很关心他的病情,请协和医院等名医来会诊,试用了各种药物救治。但终于因年老体弱,救治无效,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医院逝世,享年93岁。1月30日,在北大医学部遗体捐赠中心,大家瞻仰了他的遗体,向他的遗体告别,原来只通知了少数亲友和学生,结果却来了几百人。

我认识许良英同志,已经67年了。他是我的老师、老领导、老战友。他是我的引路人。他的指引,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早在1946年,他在贵州湄潭浙大物理系指导过我们的热学实验。1948年我在杭州浙大加入地下党时,他是我的第一位领导人,我是在他的监誓下,宣誓入党的。在他领导下,我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有一位是杭州地下党第一名工人党员章正明。入党不久,许良英就介绍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成员都是进步的青年助教或讲师。在该社的一次集会上,许良英介绍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想不到我以后却在这个领域工作了数十年。1948年12月31日晚,许良英组织科学时代社的近20名成员(大多数是浙大地下党员)一起在物理实验室听解放区电台广播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我们好几个人一起速记,然后对照整理出全文,大家分段写成大字报,半夜里就贴在学校的大字报栏上。第二天元旦,大字报前阅读者络绎不绝,不仅有校内的师生员工,还有校外来的许多群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解放区的广播,而且是这样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1949年1月26日。浙大同学欢迎5位同学出狱,举行了示威游行。我奉许良英之命,写了报道”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在香港刊物《群众》上发表。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几天后,我就追随许良英,到杭州市军管会青委组织部党工科工作,他是科长,我是干事。我们积极参加了杭州市解放初的民主改革运动和杭州学校系统的建党、建团工作。

1952年6月,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9月,由许良英提名,我被调到编辑室任编辑。1955年,许良英要我协助他编写《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本小册子。这本书在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我参加写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在1982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1956年,许良英到哲学研究所工作,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制定了《自然辩证法12年研究规划草案》,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我们一起被打为右派。许良英失去公职,到农村当农民,1961年摘帽。我于1962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摘帽;1963年调到哲学研究所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专职编辑,内部控制使用,实际上继承了许良英开创的工作。1973年,由于许良英的要求,我参加了《爱因斯坦文集》第1、2两卷的翻译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我从许良英那里又学到很多。而这部文集也是我翻译的20多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1978年底,我们的右派问题,都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党籍。这时,我们都已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我们都感到,中国需要启蒙,需要民主。此后,我们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我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协作。我们六人(许良英、赵中立、何成钧、汪容、刘辽、范岱年)还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起带研究生。我也参加了许良英编校的美国科学史家霍尔顿的《科学思想史论集》(199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译校工作。我们还一同担任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科学史学会的常务理事。1987年,为了庆祝我们的老师王淦昌八十寿辰,他和胡济民、汪容和我一起编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表示我们对王老师的敬意。那一年,正好是反右运动30周年,他和两位好友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那时,我有一个弱智的孩子,需要照顾,他就没有让我参加发起,因为他估计到会有些风险。结果,他的两位朋友都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从那时起,他就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民主运动,而我只是一个追随者和支持者。他曾多次发表呼吁书,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民主自由,呼唤人权,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从1988年开始,他和夫人王来棣,全力研究民主政治的历史和理论,一直工作到最后躺倒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为止。

二、

许良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热情地投身于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业。1939年他考进浙大物理系,就立志做一个物理学权威,曾写出”科学至上,物理第一”的对联。1942年大学毕业后,他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心参加革命,多方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直到1946年9月,才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加入了党。回到杭州后,在中共上海学委领导下,历任浙大地下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杭州市工委委员。据说吴学谦同志曾以上海学委身份领导过杭州市工委,钟沛璋曾任杭州市工委委员。1949年2月,杭州地下党的两个系统(上海学委系统和杭州城工部系统)打通,成立杭州地下市委,由林枫同志任书记。许良英任青委委员兼大学区委书记,直至解放。(青委书记是陈向明同志。)许良英通过党组织,在杭州大学和中学中,发展了大批党员,把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解放区,大力推动杭州的学生运动,特别是1948年10月以后的于子三运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49年3月以后,杭州地下青委通过各校的党组织,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动员师生安心留校,推动学校成立应变会,储粮储水,保护学校,迎接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时,仅浙大一校,就有地下党员约60人(已离校的不计在内),解放不久,有三分之二以上被调到军管会工作,有三位贵州籍的,被调到南京,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留在学校的不到三分之一。解放初,杭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林枫同志曾说,杭州地下党,许良英立了第一功。

从1949年5月到1952年上半年,许良英历任中共杭州市青委组织部党工科科长、市团委学生部部长,为发展学校中的党团组织,为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如解放初的反银奸运动、动员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百名学员参加土改工作团、抗美援朝时期动员青年学生参军运动、三反运动等)积极工作。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作为兼任的杭州市学校党委委员,在党委会上,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力保浙大教授束星北,得到书记余铭璜、委员莫朴、乔石、刘容等一致同意,否定了市公安局文教保卫科原定逮捕束星北教授的方案(参见《束星北档案》,50-54页)。

1952年6月,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为加强科学战线党的力量,他推荐了一批原浙大地下党员(如周志成、朱兆祥、过兴先、任知恕、范岱年、吴洵高、王来棣等),到科学院、科普、科协工作,成为中层骨干(其中1957年有6位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或开除出党)。他工作尽心尽职。有一天上午,上班不久,家中来了电话,他新生的孩子随保姆睡觉,保姆不小心,孩子被闷死了。他赶忙回去处理。但到下午,他又回到编辑室,专心工作。他那时还兼任过科学院团委书记,学术秘书处机关支部书记。学术秘书长钱三强就是在这一届支部入党的。他作为支部书记,十分坚持原则,对个别领导同志的不良作风,他就毫不顾情面地提出严厉批评。因此,也可能得罪了一些人。1955年他因为曾是胡风朋友方然的入党介绍人,在肃反运动中被重点审查,停职反省。(其实,许良英并不认识方然,因为青委书记周力行认识方然,要介绍他入党,缺一个介绍人,许作为党工科科长,做了介绍人。)肃反运动后,他就要求到哲学研究所研究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组成立后,他、赵中立、何成钧、陈步是高级研究人员(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他们当时很有雄心壮志,下决心要好好读几年书,要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领域,要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做出贡献,超过苏联。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1957年,他更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理解为这是要发扬民主。哪知在6月初就开始了反右斗争。许良英思想不通,以为是党内保守分子抵制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于是在哲学研究所公然表示反对,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党内右派。在北大一个会议室召开大会批判,我们来自浙大的地下党员,都被要求做揭发批判许良英的发言,要求和他划清界线。1958年许良英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回浙江老家农村当农民。我因为和许良英关系密切,没有和他划清界线,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后,许良英还是想努力改造自己,在劳动之余,通读《马恩全集》和部分《列宁全集》。在1961年就在农村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2年,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在于光远、龚育之的领导下,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制定了一个翻译西方大科学家的哲学著作的计划,让一批摘帽右派担任翻译。许良英接受了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任务,十分积极认真,仍想为党的理论工作做出贡献。他在编译工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一文,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4期用笔名发表,受到了陆定一的表扬。以他为主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1-3卷,几经周折,终于在1976年到1980年间陆续出版。文集第一卷,1977年曾受到胡耀邦同志的表扬。在最初的版本中,许良英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注释中,对爱因斯坦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直到2007年出增订版时,才做了改正。这表明,他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仍是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三、

1978年6月,许良英恢复了公职,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研究,1979年1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党籍也恢复了。他反思了解放后30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曲折道路,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有铲除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根。1980年,他为钱三强起草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概况》讲稿,写上了”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两大柱石,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次年,他在我负责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在他和李佩珊主编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结束语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

1986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他又在该年《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上发表”‘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一文,进一步阐明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987年,反右运动30周年,他和两位朋友发起举行”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意义。结果是,会议未开成,两位发起人被开除党籍,胡耀邦总书记也因为反对自由化不力而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这大大挫伤了他对改革所抱有的一丝希望。

1989年,我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做访问教授。该年2月,他和浙大老同学组织42位知识分子发表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由钱临照、王淦昌领衔。3月6日公布。信中建议:”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不再因思想定罪。”此信曾受到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的肯定。我在波士顿看到了这封联名信,发现有一半以上签名者是我熟识的老师和朋友,有十多位来自浙大,所以我很快就写了一篇介绍这些签名者的文章,并表示如果我在国内,也会参加签名。这篇文章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后又被香港《九十年代》杂志转载。据说后来这篇文章被作为”海外自由化言论”在动乱展览会展览。

在1989年4、5月间。许良英很关心学生运动,但他坚决反对学生绝食,反对学生无限期罢课,可惜他的建议未被学生所采纳。六四以后,传闻他上了黑名单,亲友们劝他躲避一下,被他谢绝。他说,他愿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大概是两三年以后,因为他坚持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又一次失去了党籍。记得在1948年入党时,许良英曾教导我说,党籍意味着政治生命,一个党员,宁可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不能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但这时,党对于他已不是那么神圣,他也就淡然处之。他更在意的是”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

我于1991年中回国。1992年,我的两位青年朋友在帮助中国科协的《未来与发展》做编辑工作。他们要我出面,约请北京的李锐、胡绩伟、冯兰瑞等二、三十位知识分子笔谈”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在该刊1992年第4、5两期发表。许良英的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刊载在第5期上。文章提到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并再次强调,”既要改革,就得顺应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认真开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因为这篇文章,这期刊物被封禁,编辑受整肃。

1994年3月11日,许良英、王来棣夫妇、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和邵燕祥、刘辽、张抗抗7位知识分子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一文,文中写道,”我们呼吁当局果敢地结束我国几千年来因思想、言论、文字治罪的历史,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问题被关押的人员。”3月12日,他开始遭到软禁。那天上午,科学院的一位领导要我去许良英家看看,见到他沉着冷静。我出来时遭到门前警察的扣留盘问。他们打电话请示后,才把我放行。

1995年5月,许良英又组织45位知识分子发表”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由王淦昌先生领衔,这次我也参加了(其中仍有十多位来自浙大)。呼吁书提出了三点希望:(1)以宽容精神对待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不再把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当作”敌对分子”,加以压制打击、监视、软禁,甚至拘捕。(2)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关押人员。(3)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果敢地结束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呼吁书发表后,王淦昌先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所在单位的干部要他声明撤回签名,被王先生所拒绝,但写了一个”事先没有仔细看呼吁书内容”的条子。后来,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给王先生写了一封信,说”先生的签字被利用来制造不利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事”。王先生受到这个威胁,就写了一封回信,说是”受人愚弄了”。7月11日,杨振宁和王先生的来往信件,在香港《联合报》发表。此后,科学院党组织曾把这两封信作为文件下发,要我们这些签名者看后表态。我们都表示我们的签名是自觉自愿的,没有被愚弄的问题。王先生的这封回信,对许良英是很大的打击。他曾找王先生谈这件事,王先生也感到难以解释。以前,每年春节,许良英都带我去木樨地王先生家向王老师拜年。1996年春节,许良英就没有去,是我一个人去的。那次,王先生一再亲切地问起”我的那位老朋友”,表示”不要彼此疏远了”。我回来后立即把王先生的话转告许良英,许良英感到他应该马上去看望王老师。他们很快又恢复了过去那样亲切的师生情谊。1997年8月,王先生在散步时被骑车人撞倒骨折住院,我们又一起去看望他。1998年王先生因病再次住院,10月9日,许良英约我一起去看望王先生。那次见面时,王先生夸许良英的文章写得好,希望许良英以后多写写他。临别时,王先生又重复说了一遍。这是他对许良英这个学生的信任和嘱托。12月10日,王先生就逝世了。1999年3月2日,许良英写出了”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一文,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无限深情。

许良英在组织起草这三份呼吁书以后,曾经又想组织过一次,但最后因故取消了。以后他没有再发表呼吁书,而与他的夫人王来棣全力撰写《民主政治的历史和理论》,历时二十多年。他不顾视力极差、记忆力衰退,坚持不懈,已完成大部分书稿。其中第一编是”民主在西方的历程”,从希腊雅典民主制、到荷兰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英国的两次民主革命和议会制民主,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美国民主制的创立和发展,都已写成,只缺”多变的法国民主革命”等两章,第二编”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谈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孙中山和陈独秀的民主观等。最近几年,他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几篇有关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的文章,也有巨大的影响。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许良英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变成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成为一位探索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思想家,思想认识是有所变化的,但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现代化、为了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为了全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的初衷没有改变。他认识到要在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一定是一条曲折、漫长、艰辛的道路。不过,他仍满怀信心。一是因为民主化是历史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是因为他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智慧的中国人民必将做出抉择,走上民主的康庄大道。

良英同志走了。他连遗体也没有留下,捐献给北大医学部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不朽的。良英同志,安息吧!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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