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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澜夕:为什么我要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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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夕:为什么我要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昆明发生惨剧,数名暴徒持刀上街砍人,造成两位数的死亡结果,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者有之,以怨报怨者亦有之。

我简单看了一下事情经过,以及牵涉进来的民族矛盾,然后在微博上说了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句话来自老聃,意思是说,若被治之民己不畏惧死亡,再用死亡来威慑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在应用层面的延伸.可以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可以台湾的”雾社事件”。前者年代久远,我们先来谈谈后面这件事情。

“雾社事件”,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台湾,为《马关条约》,台湾正处于“日治”阶段,除了驻军以外,也有为数不少的移民被日本政府安置于此。大为台湾的数支原住民部落(以赛德克族为主)对日本的统治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极为不满。而又不被赋予对话权利,故而计划发动暴力袭击以示反抗,但是因为日本军队有着现代化的武器等力量上的压倒性优势,所以台湾原住民部落选择了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学校作为袭击目标,在举办运动会时,集体冲入雾社公学,用长刀和弓箭将未成年的学生、妇女、教师皆数砍杀,造成134人死亡。2012年,台湾导演魏德圣拍了一部名为《赛德克巴莱》的电影,就是讲的这段历史。

好了,现在肯定有人会很愤怒。日本对台湾,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而在反抗侵略时的暴力抗争,不能和疆独、藏独的恐怖行为,相提并论,你这是在混淆概念。

而这,恰恰是“武夫”思维带来的惰性结论。侵略与否成立永远不能以侵略看单方面的意志来作为判断标准,比如二战期间日本对华战争,在当时的日本看来,绝非侵略战争,而是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同理,在长期以来的教盲和灌输下,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公众,也丝毫不会觉得1949年后的中国(PRC)在对西藏、新疆等地区,是有着侵略成分的。

换而言之,强奸与否,不是强奸者说了算,而是被强奸者说了算,如果不承认这个底线,那我们不妨倒退回原始社会,今天我带人去端你家寨子,明天你再带人来取我的人头。

新疆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历史上的角色一直在汗国和藩国之间跳砖。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首先接管新疆,主政者名叫盛世才,此君军队出身,手段决绝。一度有过佣兵自重之心,先亲苏以借力清洗军阀力量,后来苏联势力渐大,盛世才开始靠拢国民党,而共产党则联合苏联,支持新疆独立成立”东突厥斯坦”(没错,共产党正是”东突”的发起者)对国民党政权展开反抗,而盛世才则保持了铁腕统治,十年镇压死伤超过万人。到了1949年,盛世才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在兰州的岳父一家老小十一口被灭门复仇,这是后话。

1945年后,共产党策划的新疆独立运动终见成效,国民党无力治理新疆,其新疆的军事大员也在大势己去后相继投共,随着王震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驶入新疆,这个比盛世才更有决断手腕的中华人民共和开国上将又反过来对新疆表态:当初让你们独立(民族自决与联邦制),不过是说着玩玩儿,现在都消停下来吧,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政策还是挺好的,我们共产党也要延续。

王震是个什么人呢,连中共最大的左派毛泽东都认为王震是”左倾”,你们应该就能明白大体滋味了。在王震主政新疆期间,他的政策是公开的,而且很简单,就一个字“杀”,凡是不敢动手的军人,立刻撤换,七年杀了一万多人,他还想杀,但是北京坐不住了,撤了王震的职,派装甲军团去新疆制止杀人杀得停不了手的王震部队。

这就是新疆的现代史,教科书里没有,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提及。要么被割让,要么被利用,要么被哄骗,要么被镇压,即使王震走了,共产党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怀柔,但是新疆仍然只是汉族政权的一块版图。很简单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中国截至到1996年,总计做过45次核试验,其中大部份都在新疆进行。美日、欧洲都有科研报告,推测的致死致伤人数实在不低,连做足的防护准备的核试验执行军队及政府科学家,都在改革开放后持续上访,申请赔偿,就不用说那些在核试验期间只被通知“回家关门,不要出门”的新疆居民了。

所以我很难自欺欺人的说,维族是汉族的同胞。我也很难理直气状的质问,你们凭什么要对我们抱有恨意?如果是维族执政,然后在汉族城市做上述事情不知道汉族又会怎么看待“民族统一”这个口号。

当然,站在和田、喀什、昆明等死难者的角度,的确可以反诘:你们的灾难固然可悲,但是与无辜的我等又有什么关系,把张家的仇往李家去报,何故于此?

昨天晚上,我用很简单的归谬法,证明了这种反诘同样无法站得住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迫使天皇及日本海外军队的投降,同盟军阵营中的美国向日本本土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下核弹,以无差别攻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实现了使“二战提前结束”的诉求。若是上面的反诘成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清算美国的这场行动,并对整个以美国为轴的整个同盟军挂上“恐怖份子”的标签。

归谬的目的,在于证明逻辑是否自洽,并挤出利益水分,同样以平民为攻击对象实现政治诉求,若甲行使即为正义,而乙行使则为恐怖,那么这又将回到两儿辩日的时代,度量失衡,界线模糊,最后只剩下比拳头。

1945年以来,美国多次的庆祝二战胜利,却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台,宣布对日的核武器攻击是完全合理的,美国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其学术界却鲜少对此课题做出过多的辩证,并非噤声,而是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是不具备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实施的军事行动。同盟军对因此而伤亡的日本平民负有完全的人道责任,但是如果历史重来,核弹还是要扔,因为只要天皇一天不投降,海外日军就会新增一天的时间对同盟军的士兵造成损失,这个代价,会给同盟军各自在国内带来极高的民众压力,所以越过程序正义的红线,为了结束战争.同盟军中最大的军事单位美国就一定要背负这宗原罪。

程序正义究竟重不重要,一度是美国大学及公共社区中的热议课题。一名歹徒在纽约市中心放了炸弹,一旦爆炸可能伤及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警方捉到了这名歹徒却无法从他嘴中获取炸弹情报,而警方此时收到一条线索一一只要在这名歹徒面前,杀死他1岁的儿子,就可使其崩溃而拿到情报阻止惨剧,那么应不应该这么做?当然,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两难场景。在Reddit等社交平台,美国人比较倾向于“黑色英雄”的出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是一一一名妻儿因为炸弹而危在旦夕的男人,设法完成了“原罪行动”,他在那名歹徒面前勒死了后者1岁的儿子,歹徙崩溃交出情报,纽约万民获救,然后这个充当”黑色英雄”的男人举枪自杀,为其犯下的凶杀罪案伏诛。此场景是旁观者都愿接受的结果,危机平息,而为了平息危机而需要沾满鲜血的双手,却又由他人承担,与己无关,牺牲最小,欢喜皆大。

可惜的是恐怖份子也是这么想的,一旦恐怖袭击的计划制定完成,那么对于执行者而言,死亡就不再是一项阻碍行动的威慑存在,而人类社会迄今尚未出现比死亡更高形态的制裁。由于媒体在题材上的挑选,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反击通常都是热点,但是美国内部亦有制衡力量(比如对中东办公室),一方面针对法律范畴之内的诉求开启对话,一方面给予恐怖分子嫌疑犯一定程度的透明空间(前段时间关塔那摩还有塔利班的战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不断完善思考,永远承认还有更高明的解决方案尚未找出,永不停止对中东政策的反思。

对于任何民族、宗教上的矛盾,对话和制裁一定是相辅相衬的双轨,只有对话而无制裁,就会带来绥靖后果,只有制裁而无对话,就会遭致物极必反,而且这个路径一定是艰难、复杂、多变而且充满妥协的。

中国的问题,在于不承认事情的上述特性,在执政党以及大多数民众看来,解决藏、疆问题,只需找到一条万能的真理或是政策即可.可以一劳永逸乃至万古长青,而按照咱们执政党的尿性,显然只会单向选择制裁而非对话,你杀过来,我杀回去,论斗狠比勇,两边倒是都不逊色。

从效率出发,我很厌恶这种“武夫”思维这也是我引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原因,人家已经做出觉悟公然行凶而且压根就没有逃窜意图.你摆出一副红了眼的斗鸡姿态,高呼“对待恐怖分子决不手软”有你妹的用啊?有意思的是,一向以精英份子自居的铅笔社主力成员李子暘,又开始跳槽到反智主义(说民粹主义也不为过)的阵营,说“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严厉抨击了知识分子面对綦力犯罪总要寻找所谓深刻社会原因的愚蠢心态,并用数据指出,加大警力投入,可立竿见影地降低暴力犯罪率。自作聪明地卖弄”深刻“,是知识分子的重大道德缺陷。” 亲,把所有新疆人都关到监狱里去,还可以杜绝掉外面的暴力犯罪率呢。还有皇帝认为把书都烧掉、把读书人都坑杀掉,就可以立竿见影的造就万世王朝呢。知识分子或许愚蠢.但是所有抱怀一竿子愿景、用军备竞赛的理论来解开结的无缺陷完美专家,都是往洪水里撒盐还嫌不够多的自作聪明者。

惨剧的最大意义,不是在于争先恐后的在微博上点蜡烛(见别人没点蜡烛还跟人急大喊你有没有同情心啊),而是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理解动因、原理以及方法,从仰望星空开始追寻世界万物的运行道理那一刻起,人类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学习和进化的,孤立的观察事件,对瞬间反应的依赖.让情绪凌驾于智力智商,都是一种偷懒行为。

有小朋友很悲惯,说你这么高冷,要是在昆明被砍杀的是你的家人,你还会这么说吗?当然不会。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就是因为能够钳制人性中的非理性冲动,如果我老婆被人打了一拳,我会急得想要捅对方一刀,如果我老婆被人捅了一刀.我会气得想要杀对方全家.这就是很典型的非理性,没有什么不可承认的,但这不构成逻辑上的断裂,因为在判断公众事件时,排除自我情感因素是最基本的常识,在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律师,都被严禁向陪审团提出或诱导回答“如果你设身处地”之类的问题,因为数千年过去了,人类不能继续重演审判苏格拉底的闹剧。

前面说了,新疆的问题,在于“对话”渠道的缺失,在中国政府的反复渲染下,新疆的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被冠以“恐怖分子”的名号,同时指责西方在对待恐怖分子的定义上双重标准,基地组织你们就公认他们是恐怖份子,一到中国内部的这些“恐怖分子”上,你们就没那么斩钉截铁了。双重标准的原因很简单,比如基地组织,其政治主张都是公开且不被保密的,本拉登生前就在录像带里说他所赞助并训练出来的人肉炸弹,是为了“摧毁美国和以色列”,很显然,当这项诉求被提出之时,关于恐怖份子的定义,就无需进行商榷了。但是中国无论是在西藏还是新疆的问题上从来都对这些“恐怖份子”的诉求讳莫如深,境内是看不到任何诉求的,仿佛那些暴徒个个都是疯子,不要命的制造血案,是想要“吓唬汉人”。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对话渠道缺失”的举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代表多少人、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他们在施暴前有过多少次试图对话的尝试……这些问题,公众统统不知,只需要跟着政府的节拍走,履行“老鼠上街,人人喊打”的义务就可以了。国内的民众,你自然可以如此操纵。但是西方媒体显然不吃这套,不知情,则无定论,所以海外是不可能单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份通稿就当你的传声筒的。

无论是否持有独立主张,新疆的少数民族,也就是维吾尔族人.一直都有“民族自决”的诉求,一是延续反殖民潮流,一是共产党在解放新疆时做出过承诺。你可以在土地等政策上对汉人实施先签约后撕毁的行径,但是新疆人不认共产党对于契约的违背,这个”民族自决”,往大了说.可以是独立立国等大事,往小了说,也可以卑微到“你要往我这儿做核试验,能不能事先打个商量,问问我的意见”这种小事。但是无论大小,共产党是一概不予理会的,你纵有干言万语.我这儿就没有可以申诉的公堂。1949年,为”解放”新疆立下汗马功劳的新疆民主同盟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受毛泽东邀请,乘飞机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果中途飞机莫名其妙的坠毁,机上无一人生还,从此新疆再无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政治领袖,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出了个热比娅•卡德尔。

现在汉人普遍害怕维人,觉得他们享有“两少一宽”的优厚政策.又尽是小偷和骗子,维人上辆公交车都有身体周围自带斥力屏障的效果,但是维人其实也都很怕汉人。汉人在新疆四处打洞开采石油,又是驻军又是殖民,维族自己又不被授予政治权利,对中央决定说不得半个“不”字,要么一直忍着,要么突然爆发,两条选择哪边都是万劫不复。

于是,维人逆反,汉人盲从,两边谁都不真正了解对方,就被推上了战场的对立两端。如果放弃思考,用雷厉风行大快人心的方法,当然是“严惩不怠”、“绝不姑怠”、“加重安保”、“谴责恐怖”等方便快捷的做法,但是2008年在库车你们是这么做的,2009年在乌鲁木齐你们也是这么做的,2011在和田和喀什你们还是这么做的,历史一再重演,说明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不动脑子就能完美解决的啊。

说到头,我压根就不具备对新疆问题的话语权,这是国务院领公饷的官爷们才需要操心的事儿,我只是对一群喘着粗气的西西弗斯说“你们在做的是无用功”这句事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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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新疆问题没怎么关注过,曾经有个乌市的朋友跟我讲了她亲身经历七五的那天,只是像平常一样出门,差点被砍。那时候事情也过去了一两年了,她说得比较简单我也就当故事听了。

因为消息封锁,我们在南方没有看到任何报道。如果有人硬说有报道,那么,一带而过的报道,而二十四小时关注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不可能看到,大事件如果一带而过的话等于没报道一样。而昆明事件发生后,微博上第一时间传出了各种消息,还有现场的图片,看到那种血腥的场面,才切切感到恐怖份子到底有多可怕。

然后网上正说的反说的,吵成一片。好象除了祈福和骂暴徒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能说,事情到底是因何发生,暴徒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都不能问。然后终于在微信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觉得是难得把新疆问题说得清楚明白,还能让咱这种小白看懂的。因此转载过来。

如果不赞同本文的说法,可以理性探讨。可以用更准确的事实和道理来说服我,但拒绝漫骂。

事实上,我在微博看到那些总是使用语言暴力的评论时,总忍不住想,这些人离真正的暴力犯能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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