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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望:别人的生命换来的自由——再谈六四血卡留学生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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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 詹望:别人的生命换来的自由–再谈六四血卡留学生们的责任

                           ·詹 望·

“……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摘自野夫”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裴多菲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诗人当年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人若是拥有了自由,特别是别人抛弃宝贵的爱情和生命才换来的自由,他该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许多六四血卡的获益者们大概根本没有想到过;也有的人,也许想到过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当然有许多人饮水思源,用各种方式为祖国的民主运动贡献心力;还有不少人一直在默默地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受难者的遗属。遗憾的是,绿卡到手之后马上日夜兼程,赶回去分食带血的馒头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很可能忘记了自己申请绿卡的主要理由:回国将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

六四整整过去二十年了。当年因为那场残酷的大屠杀有数万甚至更多中国留学生和家人们意外获益,他们的婴儿如今都应该长成了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和花样年华的大姑娘。这些孩子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北京街头发生过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父母们知道。在那个中国现代史上最血腥的夜晚,许多天安门母亲们毫无准备地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同样可爱的孩子们,本来也应该有机会长大成人,来到自由的北美大陆上追寻自己的美国梦。悲惨的是,他们年轻的胸膛被罪恶的子弹洞穿,他们充满活力的的双腿被坦克冰冷的钢铁履带碾碎。他们用自己刚刚展开的生命和青春,铺成了八万甚至更多国人的绿卡之路。

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身在北美的众多国人因为那场大屠杀而幸运地,轻易地,甚至意外地获得了在美国和加拿大永久居留的权利。如今有些人当然可以说没有六四法案,我照样有别的方式可以拿到居留权,但你因为六四,因为别人流血死难而获益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退一步说,既然如此高调,你当时为甚么不去用另外的方式获得绿卡?经过几十年犬儒化教育,许多不知不觉中喝狼奶长大的国人最陌生的东西大概就是良知和感恩意识了,尽管这些人一直生活在崇尚平等博爱的西方世界。

有位台湾友人当时已苦苦等待多年而尚未取得绿卡,记得他曾愤愤地说,”太不公平了!连那些英文一个大字不识,碰巧正来美国探亲的大陆老头老太太小孩子都马上能获得居留权……”

假如那位老人家还是位替党国效劳多年的退休高干,就更有讽刺意味了。

一位公费出国,因六四而留在美国并在一家大公司里成为首席科学家的留学生曾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和我激烈辩论。他认为六四开枪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让我当权的话,早就开枪了,还用等了那么多天?”

另一位年轻许多的女留学生插话说,”当年我痛恨六四开枪的做法,也到过华府参加学自联组织的抗议集会,可是这些年来开放的成就如此巨大,证明了政府的做法起码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吧?”

还有一位来自东南亚的老留学生天真地说,”上个星期我刚从上海探亲回来,那里的发展真快啊!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了,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飞速发展的繁荣景象。你们别争了,再说,六四不六四有甚么关系?最紧要的是这些年来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我还发现在国内的那些亲戚们现在真地变富了,而且越来越富……”

环顾四周大多是中美名校出身的博士硕士们,我默然无语,知道没有再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了。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房子,孩子,还有一位刚刚海归的的朋友的近况。窗外是一大片修剪得整整齐齐看不见一根杂草的绿草地,面前的餐桌上是丰盛的美食和名酒,一阵阵初夏的微风吹动了洁白的窗帘,花瓶里女主人刚刚摘下的一大把玫瑰花散发出一阵阵幽香。几杯之后,我有些微醉了,脑海里反复响起的只有在这几个字,”留学?学留?然后呢?”

二十年来,

有的人在这块自由的国土上奉公守法,勤奋工作,从此不再过问政治,安静地过自己一所大房子,三个孩子,两部车子一只狗的舒舒服服中产阶级小日子;

有的人发奋苦读,学有所成,风尘仆仆奔走于太平洋两岸,一心为中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顺便完成自己的价值再创造;

有的人申请绿卡时大谈回国后面临的巨大政治迫害,但留下来后却大干一有机会就窃取美方雇主商业机密,然后回国待价而沽顺便表示一番美籍华人爱国忠心的勾当;

有的人可能在六四某周年的深夜里忽然想起自己拿到绿卡的幸运,同时为那些死难学生们和他们的家属们感到难过;他们本打算参加某次六四纪念活动,却因为想到自己将来老了可能还要落叶归根,还有家里亲人的安危等等这样那样原因而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

有的人痛感国内社会的腐败越演愈烈,六四平反遥遥无期,不止一次想放弃舒适的书斋生涯,尽最大力量支持或干脆投身于海内外的民主运动,可是海外民运的状况令他深感沮丧。除了大小山头林立,领袖主席之多令人目眩之外,还时时为了席位经费资源分配一类内斗纠纷闹上美国法庭,让民主女神的美好形象一再受损。”中国人,你怎么了?”大概是这些年最令他摇头困惑的问题。他也许不知道,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神秘的血卡拥有者们的介入和操纵。当年内战最紧要关头,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政中枢皆有潜伏很深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何况如今海外开放的自由社会了。

有的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把自己和家人的一切,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托付给了万能的上帝……

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不管怎样生活,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请不要忘了,这样宝贵的选择自由,是用六四祭坛上多少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更不该忘记的是,除去那些在国际讲坛上慷慨陈辞的流亡精英们之外,还有多少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工人在屠杀之后的大清洗中被当作”暴徒”抓了起来受尽摧残,等待他们的是长期的毒打,镣铐,苦役和猪食不如的囚饭。想想看,一位十九岁的北京青年工人因为参与烧军车被投入黑牢,十七年漫长的劳改生涯后他双腿细的如麻秆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出监狱,却连北京城里的立交桥都不认识了!另一位北京市民成了”六四暴徒”,监禁多年出狱后回家却被家人无情地赶了出来,寒夜里不得不搀着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流落街头……

当你坐在欧美大都市摩天大楼内的办公室里颐指气使,乘飞机如同出租车一般前往世界各地出差开会做生意,或者开着名贵轿车周末和家人一起到海滨度假的时候,请不要忘了他们。作为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有”滴水之恩,当报涌泉”的古老传统;长期生活在西方,也应受到”公平原则”的熏陶。因此,不论你为自己真正的身份和国籍怎样定义,请不要为了回中国的时候自己和家人得到某种青睐,在党国高官来访的时候常常满脸通红地跑到机场去夹道欢呼;也不要在元旦为了疏通人脉争取投资机会而削尖脑袋挤进领馆参加庆祝酒会;更不要为了某些经济上的好处而在每年中国城十一游行的时候挥舞红旗,声嘶力竭地高喊万岁。还有,逢年过节在家里和亲朋好友老校友们举行卡拉OK的时候,你尽管放声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但请千万不要忘了告诉自己的孩子,甚至孩子们的孩子们,自己当年为何选择留在这块真正可亲可爱的土地上,又是如何才拥有唱这些老歌的自由的……

也许,人们最不应该做的,是像不久前多伦多某大学的那些年轻一代的”爱国留学生”一样,当一位来自国内的女学者在社会问题研讨会上提及如今国内到处泛滥的娼妓问题时,立刻群起而攻之。你可以骂她是卖”国”,但请别忘了自己为何能享有珍贵的骂人自由。在中国时人们只有骂美国的自由;在北美,你有骂美国,中国和任何人的自由。在中国,你只有看中国官方电视台的自由;在北美,你还有选择看中央台或CNN或任何一家电视台的自由。当然,任何人指出上述几点,某些人也有在网上用下流话辱骂他们,然后转过身去领取五毛赏金的自由。这样的人,只能令”中国留学生”这一光荣的称号蒙羞。

为了天安门母亲们永远的泪眼,为了那些再也无法发出欢笑的孩子们,为了那些至今还在古拉格群岛的铁栏后面呻吟的默默无闻的平民”六四暴徒”们,请珍惜你的自由。毕竟,它是用这些人的鲜血和青春换来的。

人啊人,不应该忘本。

□ 读者投稿

相关链接:

詹望:八万”六四”血卡留学生们在哪里?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rycleid=2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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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杰

二零零九年六月底七月初,我应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台湾。在临行前夕,一直在与允晨文化的廖志峰兄商讨新书《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的事宜。廖兄传来他的一篇文章《青春是一个短暂的梦》,原来这是他为陈文成基金会举行的”我的三十一岁”接力串写活动所写的征文。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接着我便点开后面基金会的网址,读到了各色人等写的文章,有的是不到三十一岁的人展望自己的三十一岁,有的是过了三十一岁的人回忆自己的三十一岁,而二十八年前生命定格在三十一岁的陈文成博士,始终是大家的一个凸显或潜在的参照系。那时,我就想,我也来写一篇吧,也许我是惟一的一名中国大陆的作者。

一波三折的赴台访问终于成行,在与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见面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当年台湾岛内和海外的党外运动,杨黄美幸女士本人当年也是旅美台湾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她告诉我,在海外的台湾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便是陈文成博士,他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以生命殉自由,开启了台湾新一轮的民主浪潮,以成为台湾人权运动中的一块奠基石。杨黄美幸女士是陈文成基金会的董事之一,她强烈建议我有时间一定要去陈文成基金会访问,还可以观看陈文成生平事迹展览。

凑巧的是,访台的第二日,廖志峰兄便与陈文成基金会取得联系,下午带我去基金会,做一个介绍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以及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状况的小型座谈会。林世煜和胡慧玲夫妇热情地接待我,并赠送我一些关于陈文成基金会和当年党外运动的书籍资料。参加会议的还有当年在美国参与刺杀蒋经国的黄文雄老先生,如今他是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部的负责人。他温和地微笑着,走在街头,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人就是当年”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勇士。我首先向大家播放了一段刘晓波先生在被捕之前的一段录像,这段录像专门是为国际笔会的大会录制的,刘晓波十多年都不能出国,虽然他身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却无法参加国际笔会的大会,故而只能以一段录影向大会致意。当我介绍到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当局疯狂打压异议人士的情形时,在场的台湾朋友个个有时空交错之感,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八年前陈文成博士遇难的时刻。

陈文成在台湾长大,后赴美留学,为美国永久居民,任教于卡内基美仑大学,长期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一九八一年,在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相继发生的白色恐怖之中,他回到台湾做研究,并为人权而大声呼吁。随即遭到警总拘留审问,隔日发现陈尸于台大校园的草坪上。年仅三十一岁的陈文陈博士,就这样为理想和信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国民党当局试图以自杀或意外事件来结案,引发民间的抗议和声讨。此案与林宅血案一样,长期未告破,成为台湾社会转型正义的过程中的重大缺憾。二零零零年,陈文成事件调查工作小组指出,当时警备总司令汪敬煦等人涉案,但事件具体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一个谜。次日,我在去宜兰拜访林义雄先生归来的路上,在汽车站内的电视上看到关于陈文成当年在警总受审讯的笔录被发现的新闻,还有其姐姐陈宝月的一段访谈。愿真相早日揭示,愿陈博士早日瞑目。

三十一岁的生命,如广陵散一般戛然而止;三十一岁的生命,如彗星般一闪而过。然而,陈文成的生命却在我们的生命中延续,就像二二八的受难者,就像自焚的郑南榕,就像天安门的遇难者,他们向死而生,他们虽死犹生。那么,我的三十一岁呢?那是五年前,”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我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的黄玉峰老师与我相约一起去拜访上海文化界的元老王元化先生。前日晚上我们通了电话,次日早晨,几名便衣警察就闯入黄先生的办公室,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带余杰去见王老?这是不可以的。”黄先生在文革中便已经坐过黑牢了,哪里会害怕他们呢,便义正词严地反驳说:”我跟余杰去见谁,是我们的公民权利,我是懂法律的,这跟你们无关。”对方悻悻然地离去了,临走还抛下充满威胁的话:”你们实在要去的话,路上的安全问题你们自己负责。”黄老师仍然带我一起去拜访王老,在出租车上,他不断地四处张望,我还不明就里,因为他是事后才将这段经历告诉我的。黄老师说,他当时还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留给妻子,告诉妻子万一我们出了事,必定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想想也有些后怕。次年十二月,我与刘晓波、张祖桦因为计划起草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而被警察传讯,在持续十四个小时的审讯中,有一名满脸横肉的便衣凶神恶煞地恐吓我说:”我们这个部门的力量比KGB还要大,我们可以制造一起车祸让你从人间蒸发,没有任何人可以查得出原因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共产党有什么坏事不敢干的呢,如同它在彼岸的难兄难弟的国民党?一年前的上海,特务们早已发出过同样的威胁。如果特务们真的那样干了,我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陈文成呢?

没有人热爱死亡,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命在三十一岁那年中断。陈文成是一位多么优秀的青年学者啊,他的美国梦早已实现,有稳定的教职,有前途无量的学术道路,有妻子与孩子,有房子与车子,为什么他不安享这一切呢?

因为人活着,不单单靠粮食,不单单追求物质。人还需要自由与尊严–不仅仅是自己的自由与尊严。

后来,黄玉峰这位复旦大学附中最受学生爱戴的语文老师,平平淡淡地告诉我说:”我们不能被恐惧压倒,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计划去见王老。”我想,这也是陈文成博士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到台湾的原因吧。他在美国确实可以安享自由,但在台湾,还有那么多不自由的同胞,那么多被恐惧所奴役的同胞,能够将他们遗忘吗,能够说他们与自己没有关联吗?

是的,我们中国人很羡慕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的台湾。台湾社会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堪称华人世界的灯塔。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为什么仍然深陷于专制的泥沼之中?除了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凶残之外,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啊–我们的怯懦,我们的冷漠,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虚伪,我们没有我们的陈文成,我们没有我们的郑南榕,我们没有我们的殉道者。

仅以我对海外台湾人和大陆人的观察而论,两者便有天壤之别。在海外的台湾人当中,有陈文成,有黄文雄,有怒发冲冠者,有易水高歌者,有抚尸哭叛者,有”虽千万人,吾往矣”者。他们为台湾的尊严和自由而战,他们爱的是台湾的土地与同胞,而非窃取神器、口含天宪的独裁政权。而在海外的中国人当中,有见利忘义的海归,有爱国爱到丧心病狂的愤青,他们从来不会去关心四川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学生和食用三鹿毒奶粉死去的婴孩,他们只会举着血淋淋的旗帜去欢迎胡锦涛和温家宝。

六四屠杀之后,差不多有十万中国人在美国领取了绿卡。但这些拿着”六四血卡”的中国人当中,有几个人对六四念兹在兹呢?其实,他们不必像陈文成那样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需要去做的,仅仅要给天安门母亲写张安慰的卡片、每年出席一次六四烛光晚会而已,但有几个人这样做过呢?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还主动将六四变成一个言论的禁区,谁谈及六四便给谁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虽然是在言论自由的北美和欧洲。这样一个族群,配享有自由吗?

中国人当中应当出现自己的陈文成。我并不是希望陈文成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我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具有陈文成的心志。否则,我们就只配接受奴隶的命运。正如我三十一岁的那一年,在上海,车祸并没有发生,特务们的恐吓没有实施,而在此后的五年里,我继续写作,在特务们围绕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更加思如泉涌地写作。当我去殷海光故居参观时,发现先生当年也是如此写作,门外有一群特务在逡巡不已。那么,今天,我的笔能在帝国的铁幕上撕开一道小小的口子吗?

那一年,我在上海的旅途中,特务们像乌鸦一样跟着我,但我就当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体验到的上海与别人体验到的上海完全不一样–别人的上海是灯红酒绿的,纸醉金迷的,是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许多台湾人甚至将上海当作他们的后花园,在上海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上海毕竟不是台北,中国毕竟不是台湾。

如今,在二二八纪念馆中,我读到了诗人李敏勇为二二八写的一首诗《这一天,让我们种一棵树》,我最喜欢这样的句子:”让我们种下一棵树/不是为了记忆死/而是为了拥抱生……让我们种下一棵树/做为亡灵的安魂/做为复活的愿望/做为宽恕的见证/做为慈爱的象征/做为公义的指标/做为和平的祈祷。”我为我的三十一岁与陈文成的三十一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的重合而荣幸。也祈愿陈文成短暂的人生,能够成为这样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给我们以遮蔽与鼓励。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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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拥共博客中,杨子是颇具特色的,杨子显然属于思维和探索性的,比上一代以不平则鸣为代表的愚蠢死硬派,无疑是进步。其区别诸博可以看得清楚,愚蠢死硬派最大特点是皮厚,不管效果,挖空心思找死理帮共产党辩护。而思维和探索性派会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帮助共产党分析这件事情给共产党带来的得失。

举一个例子说,如果共产党杀了老百姓,愚蠢死硬派就会采取下列立场:

共产党没有杀人,杀人是谣言;

这些是坏人,该杀;

共产党杀人前,叫他们逃,他们不逃,杀人责任应该自负,或者由叫他们不逃的人负(:);

杀老百姓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美国也杀过老百姓(:);

等等五花八门的理由都不顾廉耻的一一登场。

而思维和探索性派就会认真从事情的起因后果,分析共产党这样处理的得失。并探索共产党怎样做才能够得到最好效果。

譬如杨子最近的文章”共产党下一代领导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就充分体现了新生的思维和探索性派的特点,应该说思维和探索性派的诞生是中国阴暗的政治天空出现的祥云。

对于我个人来说,达到这么一种认识,如果共产党是一个狼的阵营,民运和各种反共产党是羊的阵营,那么狼阵营中有凶悍的狼,有和顺的狼,而羊阵营中有暂居羊位,但是对弱羊有着狼的一切秉性的头羊,也有非常和顺的羊。

近年来我的政治思想最大的转变就是发现狼和羊可以相互转化。一头凶悍的羊在特定条件下会变成凶悍的狼,而一些和善的狼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羊。我的第二个收获是对于深入中国人心的寓言故事东郭先生与狼,农人与蛇,的反思,我完全不同意由这种思想演绎而来的砍草除根,和打落水狗精神。是的,不错,怜悯可能导致恩将仇报的忘恩负义,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怜悯也完全可能导致仇恨的化解和感激涕零。同时砍草除根,和打落水狗缺乏人道和法律根据,人不是草,也不是狗,对一个被你打败的人,服输的人再痛打是不对和不文明的,至于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定再将他杀掉,然后怕他的后代报仇也将他们全部杀掉,这是一种非常奇怪、荒唐残酷、应该受到讨伐的中国思维方法。

由于这两个发现和改变,使我感到我不应该再义务地去当羊阵营头羊的啦啦队和跟班,为它们与狼营的头狼对立死拼摇旗呐喊,更不应该不遗余力地去为将羊阵营的头羊抬举到新头狼的地位当马前卒。我想试试与和顺的狼对话的途径,能不能找到一种让羊和狼转化成一种非狼非羊的新物种的思想。我设想如果和善的狼和弱羊形成一个脱离狼阵营和羊阵营的新团体的时候,而且它们成为中国的主流的时候,中国的新政治天空就可能出现了。

那个政治天空出现的最重要标志是,这些新动物,不再将凶悍的头狼和觊觎头狼位置的头羊看成救世主,看成英雄,看成父母官,去奉承、去阿谀、去拍马、去抬举。应该强调,将中国政治黑暗的责任全部加在头狼和头羊身上是不公平的,弱羊和善狼对头狼和头羊的崇拜,阿谀,协助头狼和头羊去欺凌只要不是自己的其他弱羊的精明和鼠目寸光,至少要为这种黑暗政治担负相当的一部分责任。一旦头狼的横行霸道得不到喝彩的时候,中国政治黎明的曙光就升上地平线了。但是无论何时,狼是不能消灭的,社会不能没有头狼,代替于消灭头狼,新动物要给它们做一个大狼铁栅栏,将它们都关进去,它们的一举一动,围在外面观看的新动物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人们清醒地记住了,虽然社会不能没有头狼,但是他们是狼,是对于社会非常危险的动物。

是啊,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还有哪个新动物仍愿意当这种关在铁栅栏里的强悍凶猛的头狼,那么就进铁栅栏吧,让大家日夜看见和监督它们在干什么。

如果中国真有那一天,那将是全体中国人的幸运。应该说对于中国这个几千年来已习惯于奉上压下的民族,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步。头狼头羊之所以强悍,横蛮,其责并非全在头狼头羊,至少有一半在于弱羊和和顺的狼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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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开胸验肺,请执法者开膛验心 ——————————————————————————– Cry

                             王永智

农民工,中国特有的具有农业户口身分的工人,他们背井离乡从四面八方涌进城市讨生活,他们吃苦耐劳却收入不多,他们勤勤恳恳却很少得到尊重,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城市里不和谐、不文明的因素。他们没有工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保障,更不可能享受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他们成为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数量最大的群体。而张海超就是他们群体中的一员。

09年初,张海超怀疑自己因从事的工作而患上了尘肺病,于是他先后去了几家大的医院检查确诊是尘肺。但是按照相关法律,这些医院说了都不算数,只能由当地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来下结论。而这家政府钦点的职防所给张海超的诊断却是肺结核。或许有人会说肺结核和尘肺也差不多,不管什么病先去治了再说。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是肺结核,那么张海超所在的公司就不必赔偿;如果是尘肺,那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这家公司必须对张海超作出赔偿。而这些赔偿,恰恰是张海超治病的唯一经济来源。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最害怕的就是得病,因为,这一病很有可能花光一生的积蓄,甚至还不够。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张海超用”开胸验肺”的悲怆举动,最终获得了应得的赔偿。

从开胸验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张海超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常识,具备了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并且,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兄弟,也会象海超一样具有这样的常识和意识。然而可悲的是,就算你千辛万苦地弄清楚了这些法律法规的意思,弄清楚了该准备哪些材料,弄清楚了该去哪些部门讨说法,弄清楚了这些部门的作息时间以及乘车路线,你还必须祈求自己能遇到一个负责任能够秉公执法的执法者。否则,就算你手里的证据再多,事实再清楚,你也只能被一堵堵官墙挡在寻求公义的路上。或许有的农民工兄弟会说,”实在不行俺也开胸验肺!!”亲爱的农民工兄弟,千万不要以为”开胸验肺”是个有效的办法。那只是张海超幸运罢了。试想,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如果不是媒体关注后这事被高层领导知晓,如果不是高层领导层层批示,别说开胸验肺,就算是以死相逼也没人管你。据报道,批示该案的领导有:卫生部陈竺部长、党组书记张茅、副部长陈啸宏,河南省徐光春书记、郭庚茂省长、宋璇涛副省长…… 领导们都很忙,不可能对每个人的案子都作出批示。最主要的是,如果引起不了媒体关注,领导们更不会知道这件事情。而对于媒体来说,”新鲜事”才是最重要的;已经有了一个”开胸验肺”的报道,日后即使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恐怕他们也提不起兴趣。其实,”领导批示”、”媒体关注”都是次要的,因为我国早已有《职业病防治法》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法规才是真正应该起到保护作用的。但是它们的作用却被”领导批示”所取代。由此可见,农民工兄弟欠缺的,不是保护他们的法律法规,而是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事、严格执法的态度。正是由于执法部门职业道德和责任的缺失,才导致农民工兄弟生存的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劣。

然而,对于农民工兄弟来说,恶劣的绝不仅仅是社会环境,还有愈演愈烈的自然环境,也可以说是工作环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研究报告称,当前,农民工劳动保护十分薄弱,

◆53.7%的被调查者处在不良的工作环境中, ◆36.5%的农民工每周休息不足一天, ◆心理健康状态不佳者达40%以上。

调查还发现,53.7%的被调查者处在不良的工作环境中,他们的工作环境至少符合”有毒”、”粉尘”、”噪音”、”潮湿”和”高空”五个选项中的一项。其实根本不必看这份研究报告,我们就已经能看到农民工兄弟的辛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在历年关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合理保障的新闻事件中,都会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信誓旦旦地说要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悲惨的情形依然存在,我想农民工兄弟需要的不是专家学者的口号,需要的不是作秀般的领导慰问,他们只需要一个组织,一个真正为他们权益服务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横在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是他们与政府沟通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托起他们的尊严和权益,可以托起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最后我想说,中国不缺法律法规,中国缺的是有良心的执法者和合理的监督机制。如果现有的法律法规得不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那么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开了那么多次大小会议而讨论出来的法律法规,跟厕纸又有什么区别?

农民工兄弟敢开胸验肺,请某些执法者开膛验心,如果你的良心还在,我相信它跟农民工兄弟的肺一样黑。

(2009-08-06)

(王永智:农民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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