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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六四事件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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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冉云飞

几年前,王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采访,其标题叫”知而不言是一种罪”。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人们知道的事情很多,但都能说出来吗?即便有勇气说出来,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能力的人,又有这个精力吗?总之,我当时的判断是,这个要求不说对他人,哪怕是对自己,恐怕也很难做到。至少,我不考虑勇气与能力,只考虑精力,我也做不到。

是的,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而真正能接受比较正规的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即便如今为止,依旧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很少的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被洗脑、不被当局收买、不被利欲熏心而颠倒黑白的,就只剩下更少的部分。而这剩下的更少的部分,刨出一些沉默的部分人,有精力敢言能言的人,就只能是凤毛麟角了。而凤毛麟角中,常遭受诸种高压的制约,能够持续敢言能言者,可谓百不存一。那么这样看来,如果”知言不言”是一种罪,那么可以这样,经历过如此多中国苦难的中国人,应该都是有”罪”的。这个罪若按基督教的角度,当然不用讨论,那是绝对有的。但从普通人的生活角度,我们怎么得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在这样一个空前高压的国家。

但若”知而不言”不是一种罪,那么是不是反过来我们所有”知情者”都没有罪呢?如此一来,知情而不言,知情而掩盖乃至故意混淆,这样的界限到底有多大差距?真相不说出来,亦即”知而不言”,就永远不会是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受难者就永远受冤而不得安宁。把真相带到黄泉之下,带到泥土之中,让其消息于天壤间,而这真相又对于人的尊严、生命以及曾经的反人类罪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知而不言”是不是一种罪呢?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你知道一些六四事件的实情,你却不说出来,不拿出作为人的尊严来作证,让那些墨写的谎言横行于世,继续欺骗你的子孙,实是继续帮助极权者害你的子孙,那么为人父母乃至为人(外)祖父母,你的内心真的是平安的吗?21年了,有多少人从内心里追问和思考过这个问题?难道只要自己家或者是亲朋好友没有人死难,你看见的一切真相,就可以轻易地带入泥土,而不受到良心的拷问了吗?

坦白地说,要做到什么事情都知无不言–不是知无不言,亦即知而不言即是一种罪,那么这样是悬的过高。但有些是影响群体公共生活的大事件,事关人命、尊严以及人类道德底线和良知拷问的事件,如六四屠杀事件,我认为知而不言–沉默,即是共同参与了对这桩事情的掩盖,即是一种犯罪。退一步说,不够勇敢的普通的没有能力民众,不敢说出自己知道的六四实情也就罢了,那些知晓不少实情的知识分子、参与的大学生,至少面对自己惨遭屠杀的同学、同胞,也有义务出来作证,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回忆出来,用血写的事实来击破墨写的谎言。至于说像一些如伍皓一样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人,与那些”知而不言”的同龄人相比,就更是罪孽深重。

我认为,今天说出六四事件的实情,与十年前相比,其风险已然降低。网络各种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和回忆,虽经GWF的封锁,仍为不少传播和知晓。当我们合力参与讨论六四事件、说出该事件自己所知晓的实情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未曾亲历的倾听者、观察者,会一起共同脱敏,摆脱说出实情和谈论六四事件的恐惧。一旦更多的人摆脱恐惧,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做到在极权政府尚未垮台、档案尚未公布之前,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广泛的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

我认为我们纪念六四,不仅是要说出真相,更要从具体的实事做起。一是更为广泛地调查六四死难者名单,不只局限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每个活着人特别是亲历者都有这个责任,使伤残数据更为具体,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使六四遭遇的屠杀更加大白于天下;二是力所能及地帮助死难者或者伤残人士的家人,不在于你每次捐多少,而在于你持续的帮助,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前行的动力;三是关心六四事件进过监狱的受害者,特别是关心那些底层民众–亦即被诬为暴徒的六四受害者,使他们能到一些基本的救助,六四事件的关注不只止步于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圈子当中;四是对六四事件作一个编较详细的编年(月),包括后来所出的各种资料(书籍、光盘、文章等,包括各语种),使得《六四事件编年史》逐渐完善,帮助更多的人快速准确地了解历史。

有一种罪过叫沉默,我们要从不再沉默开始,活在真实的现实当中,说出我们知道的真相,向更多的人传播六四事件,以洗涮我们胆小懦弱的耻辱。为让我们说出真相,从点滴之事做起,把纪念六四日常化,让民众对此事脱敏并摆脱恐惧,六四死难者的血才不会白流。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六四遇难同胞永垂不朽!

2010年6月4日六四事件21周年、女儿14岁生日7:54分写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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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六四二十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电邮,大意如下:

“王丹你好,

我是香港的XX。今年清明前夕独自一人在天安门广场拍了这些照片,为记念六四二十一周年。送给你及曾为民运流过热汗热泪热血的生死难者,还有天安门的母亲。

一直有一心愿能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血染的风彩”,但四方八面的闭路电视,秘密警察及公安,我办不到!!我可办到的只可看着曾染血的地砖,人民英雄记念碑及毛主席的照片,默默的低声地唱毕整首”血染的风彩”,两行眼泪一滑而下。

八九年,我十五岁,被深宵直播新闻的画面,吓傻了!臂上挂上黑纱,放学后跟同学们不停地将关于六四的报纸影印本,放入白信封内,写上中国各地商贸公司的地址(特别是内蒙及西藏地域),不知道合共有多少封,肯定有过千封。之后每人分别放入不同地区的邮筒寄出。希望当年他们真的收到我们的信!在平反六四的游行中,叫喊着口号,洒着泪和汗,一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十五岁的我,一直在想”究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真的也太真了,做假的也太迫真吧?!”若果当日我可以的话,我相信我会踏上飞机,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为你们支援。

二十一年了,六四仍未平反,但我希望真的有一天,在篮天白云下的星期天,我们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尤如天坛公园的老伯伯老婆婆,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声大合唱”血染的风彩”。希望这一天,我们仍是黑发,不需等到白头。

祝一切安好!”

如果让我写下一些关于六四二十一周年的感想的话,我宁愿如实转录这封来自香港的电邮,因为浸透在这封信中的情感,正是21年来不分大陆还是香港,台湾,世界各地的华人想到六四悲剧时的那种心情的真实写照。它比我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回忆,来得更加伤痛,更加刻骨铭心。

21年过去了,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伤痛已经过去了吗?表面上看,也许是。但是从这封电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的内心还是有这样的隐隐的伤痛,它犹如隐没在暗处的血渍,偶尔被阳光照射到,还是会放出惨淡的光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要健康成长,就不能不正视内心的这种伤痛。一日不摆脱这样的内心阴影,一日就不能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成熟的民族。

而今天的中共,非但不去处理这样的民族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伤痛,反而试图抹杀历史,让伤痛不仅无从得以减轻,反而更加深深地掩埋起来。这无疑是对民族的犯罪。难道,历史通过淹没真相就可以成为过去吗?难道,只要封锁住国内的言论,曾经有的伤痛就化为乌有了吗?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政府,也是一个对人民和国家极为不负责任的政府。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政府的行为,但是,作为人民,我们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当我们面对一个极力要我们忘记历史的政府的时候,我们所能作的最大的反抗,就是尽我们的所能,不要忘记历史。

有人说:已经21年了,中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了,就忘记过去,向前走吧。

我的回答是:

第一,虽然已经21年了,虽然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没有变化。我们看到刘晓波因为言论被判重刑,请问,这与文革时期有变化吗?我们看到司法制度不能独立行使社会功能,人民有冤屈只能通过上访的方式申诉,还要受到打击迫害,这与70年代末期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不满逐渐积累,这会比80年代更加进步吗?任何有良知的人,怎么可能蒙住自己的眼睛,只去看那些变化的部分,而不去看那些没有变化的部分呢?既然很多在1989年导致学生上街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凭什么忘记?!

第二,虽然已经21年了,当时作为镇压一方的政府,有一天忘记六四吗?大批流亡在外的国人至今不能回国,只因为他们不愿意按照使馆的意愿,承认自己当年的行为是错误的,请问,政府有忘记六四吗?今天在中国,六四仍然是最敏感的词汇,不要说民间,连官方都闭口不谈,这样的敏感度,请问,政府有忘记六四吗?那些天安门母亲们,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动机,如果他们申请去天安门广场,为自己死去的孩子点燃一支蜡烛,政府会同意吗?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年开枪杀人的那个政府,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六四。我的问题是:如果,作为杀人者,都没有忘记;我们,凭什么忘记?!

所有中国人,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国家。但是,如果仅仅发生在21年前的一件重大事件,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能够骄傲得起来吗?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站出来,大声地告诉全世界:尽管中国政府试图淡化历史,但是,我们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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