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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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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滨·(记录整理)

六四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写入党史是因为关于那件事至今还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即便讨论任何有关六四的决议,也无法在党的大会上通过,一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包括陈云同志在内)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二是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三是无法给那件事定性。由于党内缺乏共识,关于那件事的说法就前后不一。先是说那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的动乱,最后把那件事轻描淡写成”一场风波”。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风波,那又为什么不准党内外讨论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党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公开给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一场风波”中的受害者却不能平反昭雪呢?

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简言之,六四虽然死的人远少于文革和其它政治运动,但这却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没人敢碰。

六四以前,尽管我党犯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党都有改过自新的能力。即使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造成那样的劫难,我党都能够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粉粹四人帮,否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结束文革,使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总是有这种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的。但那种能力却永远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六四就是这样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党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治理腐败,拨乱反正,获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了。每当一个政权丧失自我反省、自我改过的能力时,这个政权就开始走下坡了。中国历代几乎每一个朝廷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可以扭转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复着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描述的”政息人亡”这种历史悲剧。六四就是这个中国的古老悲剧的重新开演。

“政息人亡”的历史悲剧在中国不断重演,是因为从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法子来治理腐败。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就是对付腐败。从古到今,我国都是从体制内找答案。在美国读过书的孙中山先生首先看到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死结,决定从体制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经模仿美国建立了一套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同时也开放党禁报禁,梦想当中国的华盛顿。但很快他就玩腻了,回到了体制内,决定当皇帝。 蒋介石不敢称帝,但他惩治腐败的法子还是和皇帝一模一样-体制内找答案。所以22年后他被体制外的我党所取代。毛主席还没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会和历代皇帝一样被赶下台,所以他发誓要用民主来结束”政息人亡”的循环。 但他还是没有能够跨越体制,他没完没了地整人,搞得党内外怨声载道,所以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和亲信被一网打尽。邓公一开始也想从体制外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但他终究没有那种魄力和勇气,最后还是回归旧的体制。他死后我党之中再也没有谁敢挑战这个体制了。

六四说到底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在体制外找答案”的一次尝试。我党的领导并非都是外界传言的那样酒囊饭袋。 他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六四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和专制政权都不可能永久,其结局无非只有两种:或是被另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所取代,或是被一种民主制度所取代。我国现行体制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镇压过六四学生和百姓的人都会被后来的掌权者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就和那些斩首”六君子”,镇压黄花岗起义的人一样的下场。李鹏同志写了一本自传,想撇清他在六四中的责任。我党不批准他那本自传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和外界传言的那样害怕他把责任都推到邓公的头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参与镇压六四的人都绑在一起,而是认为那种责任不是一本书、一个表白可以推卸得了的。老百姓不会那么笨。

前面说了,我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平反纠错的经历。 例如,我党的早期曾经给很多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同志平反。解放后,我党错打了很多右派,文革中又错误地打倒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我们都给他们平反了。 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谁赢了谁就可以否定党的前任领导所做的一切。搞来搞去这还是体制内争权夺利,可为什么这种争权夺利以前大都出现好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虽然也有不少的投机者,但毕竟还是有一大批有理想的好同志。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远不如加入国民党来得实惠,所以我党那个时候总的说来是纯洁的。中国历史上帮助皇帝打天下的总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这些老臣敢于拼死进谏,他们的话皇帝不愿意听也要听。彭德怀就是我党的老忠臣。刘少奇、周恩来就是肝脑涂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们,偏偏信了一帮奸臣-四人帮的胡言。主席死时,忠臣已被杀了一大半。到了邓小平时期,忠臣一个又一个被整下去或退下去,就越来越稀少了。六四以后,我党的忠臣可以说基本上被一扫而光。如今要入党的,都是为了当官,捞钱。党内干部能够生存下来的,爬上去的,除了投机者便是贪官污吏,他们连《党章》都没读过,根本就不了解我党的发展史,他们的理想就是捞更多的钱,把孩子一个个都安排到政府里当大官,或者送到美国去享福,谁会傻到会去给六四平反?今天我们党内有哪个人有华国锋为民除害的那种胆略,胡耀邦为民请命的那种慈悲,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那种雄才?

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公在世时就应该把那件事办了,那样做虽然我党有可能暂时失利,但长远看来我党会永存,不会消失,更不可能被打倒。党和国家都会更加兴旺。今天在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体制内处境艰难,我们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我们给六四平反,中国将会发生三件事:一是民选政府官员,二是法治社会,三是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问题就不是我党失去政权那么简单了,而是我们很快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独立的反贪局审查。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严格查一下,这些人也都该进监狱的,很多人要被枪毙的。六四平反之后,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如果说给六四平反只会影响党的干部的利益,那可就小看了我党的眼光了。六四以后我党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给我国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席对他们来硬的,实践证明那不行。我党六四对他们大开杀戒,确实是不对的。江总书记靠”三个代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给六四平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源,丢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六月四日,他们会说奇怪网上竟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二十年前邓公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好办法。江总解了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但邓公当年说的一句话我们却不能不放在心上。邓公说,杀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听清楚了:他说那只能管二十年,没有多说一年。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邓公可从来没有延长过这个保鲜期。胡哥你就是再大胆也不能瞎做这个主。

如果这个时候把六四问题拿出来讨论,甚至要给六四平反,是多么脑残的一件事。二十年保鲜期已过,我党已经坐在好多个火山上了,会给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吗?就算我党想通了,那全国那么多的公务员们、大款们、精英们、教授们能想通吗?靠喝学生的血养肥的,总不会把喝进去的血吐出来吧。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天下大治也会变成天下大乱的。

所以,六四虽然是一场小风波,却也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至今没人敢碰。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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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秃笔·

六四屠杀,这个现代中国历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悲剧,这个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头目们胆战心惊的日子,这个每年让全世界无数有良知的中国人悲痛的日子,再次来临了。

二十年的光阴,让许多人熬不住生命轮回。对中国改革有巨大功勋的六四屠杀罪魁祸首邓小平早就走了,带着满手鲜血,永远被后人指骂。李鹏陈希同之流,虽然还在苟延残喘,他们的这一生也注定难逃刽子手的罪名。而六四的死难者们,他们年轻的生命被罪恶的子弹定格在那个令无数有良知的中国人悲痛的那一天,他们也因此将被传诵于历史,成为永远的英雄群体。

诚然,过去的二十年光阴,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执政党的经济发展优先政策一贯,有效,功不可没.

但是,由邓小平李鹏陈希同一手造成的六四屠杀不应被忘记,永远不能。

二十年前那场反贪污支持改革开放的群众运动,将被记载于世,正义,爱国,人心所向,浩气长存。六四是一场代表全中国人民反腐败要求改革的伟大运动。六四运动更是一场标志着中国人民觉醒,公开地大规模地发出人民心声的运动。六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篡国40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标志着中国人民对共产党不满,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独夫邓小平和李鹏等爪牙们动用中共党军血腥镇压,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最残酷的一页。邓小平们将中共的血腥残暴本性暴露在世界面前。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民才真正觉悟,中国共产党不是所谓人民的政党,而是一伙残暴统治者的工具和武器 .

现在在台上的执政党领导人对于六四没有直接的责任。他们也很可能受制于六四屠杀的获益者江泽民和狯子手李鹏的制约。因而,现在的中共对于六四采取了驼鸟政策,不许人民谈论,剥夺人民知情权,保持一个所谓”和谐”局面,不让社会矛盾在近期内通过纪念六四屠杀这件事情激化,爆发。其基本目的不过是拖延时间,留给以后政府解决。

时间的确可以冲淡记忆。尤其,在中共的严密信息控制和政治灌输手段下,会有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甚至认同中共的政治立场,否认六四运动的意义,否认六四屠杀存在。

这就使得我们人在海外的中国人有必要起来在海外各种华人媒体上纪念六四。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历史可以被篡改一时,但不能被篡改永远。真实的历史总会被展现.

纪念六四是海外华人的道义责任。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同胞们因为中共的高压统治手段而不能发出良心的声音。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因为生活在信息自由的环境里,有可能,有手段,有义务传播六四运动的精神和真相,揭露中共的残暴,让六四运动和六四屠杀在年轻人群中知悉。

纪念六四,直到一座六四纪念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屹立,这是我们民族道义的责任。

一个忘记历史真实悲剧的民族是不配为伟大民族的。作为个人,很多人不知道对错是非。作为民族,它必须维护正义,公道,尊严等基本价值观。德国作为第二此世界大战主要战败国,曾经屠杀犹太人,给其他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德国人民吸取历史教训,勇于面对民族黑暗的历史。德国总理史密特在波兰大屠杀纪念碑前那一跪,使得德国人民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更高的尊重。与此相反,日本帝国在二次大战中给亚州人民尤其是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却一直躲闪其罪恶,不肯正面,公开承担责任。在历史面前,日本全体人民依然是有罪的。而且,还不诚实,企图以不承认或者躲闪而逃避自己的历史。这也降低了日本民族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人格和道义水准。

六四屠杀是一场中国人中的败类残杀中国人民的悲剧。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必须永久纪念。这是我们民族自我治疗,自我完善的必须手段。纪念六四不只是追究制造六四屠杀血债的狯子手们。更重要的目的是让民族正义得到伸张,为后世戒。让今后的世代记住: 此种悲剧不可重演。当权者须为人民。

如果忘记六四,是我们民族对自己的不尊重。中华民族怎能以一个不知对错,麻木不仁的旧面目出现在现代世界?中华民族在追求物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要追求正义,道德,人性和其他普世价值观。这样,我们才能全方位地溶入世界,有尊严地同世界人民一起追求更好的世界。

一个昌盛的中国,不只是物质的中国,也是正义公平的中国。

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彻底根除专制独裁的文化和体制根基,将民主价值观传输给今后的中国人民,让后代们不必经历我们父辈们曾经经历过的独裁黑暗,更不必经历再一次的六四屠杀。这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基础。一个民族必须是政治上觉醒的民族,民主理念深入民心,才能不再被独裁者们愚弄。

只有不断地纪念六四,纪念那些为中国的前途献身的死难同胞们,我们民族才能把正义的理念传下去,树立民族正气。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看到在民族危难时刻会有无数的勇士站出来。上个世纪中国抗日战争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汲取。为什么那么多汉奸?为什么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面前一触即溃?除去军事武器因素之外,我们民族早就是一群愚昧,麻木,自私的散兵游勇,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打败仗?日本以区区岛国之身,恒扫中华大地,这是百年国耻,后世同胞们千万不可忘记。

同理,对于六四这个悲剧,我们也必须牢记。从这里,我们可以探索如何不让六四在中国重演的可能。

答案是很明显的:废除一党专制,人民做主。纪念六四的意义就在这里。民主体制,可以启民智,让人民素质不断提高,达到社会处于正面良性循环造福全体的目的。

六四屠杀的悲剧已经发生了。六四死难者们至今不得安息。他们的鲜血流完了,他们的生命被罪恶的中共狯子手们抹杀了。他们是为中国人民挺身而出而死的。他们的英勇作为是为了未来中国世代的。我们这一代,未来的世代中国人,都受益于他们的英勇,他们的呼吁,他们的热血。

至今,他们的英灵还在黑暗中游荡。至今,制造大屠杀的罪犯们还没有被正义所制裁。

我们还活着的中国人,有责任纪念六四死难者们。这是我们唯一能作的。这是我们必须作的。漠视六四,忘记六四,是道义上的低点。这意味着在狯子手面前的蠕怯,这意味着道义上的麻木。这不是一个觉醒的中国人。这意味着默许让独裁者们可以继续杀人,奴役中国人民。

在海外的每一个中国人,请记住你的责任。不要以为我们来到海外,生活好,就可以忘记二十年前的悲剧。如果你还有爱中国心的话,纪念六四就是你的爱国心最好的体现。通过纪念六四,我们让中国人民知道,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华民族是有记性的。凡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终将被清算,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理念,行动的决心。我们还活着的中国人,有责任纪念六四死难者们。这是我们唯一能作的。这是我们必须作的。漠视六四,忘记六四,是道义上的低点。这意味着在狯子手面前的蠕怯,这意味着道义上的麻木。这不是一个觉醒的中国人。]

六四屠杀,是中国共产党整体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六四悲剧是中华民族遭受的创伤。失去的,不只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只是一腔腔的热血。还是我们民族反抗奴役,追求民主,尊严的机会。不过,没有失去的是我们民族的勇气。它也不应该失去。

纪念六四就是继续这种勇气。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我们纪念六四吧: 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为了不能忘却的那一群人,更为了更多的人不会经历六四屠杀。

最后,为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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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Diana

  A memorial of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21 years anniversary

  当我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每年我都会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悼念”六四”,这种方式,可能是在头顶戴一朵白花,可能是在家里点燃一根蜡烛,烧几张冥纸,也可能是写上几句无法发表的诗词……这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反抗”的方式,我为此悲哀,也有些许满足。悲哀的是我无法发声;满足的是,被大多数中国人遗忘或有意疏漏的痛苦记忆,在我,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孤独地守护着脆弱的良知,生怕有一天我堕落得忘记了这个日子。

  孩提时代,我的外婆曾告诫我:”你要记住,什么都斗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每当我问起她失明的左眼,她总是对我说:”那是放炮崩瞎的!”成年后,我才从母亲那里得知,我外婆的左眼是被土改队的人殴打致失明的。那时,外公是方圆几百里知名的乡绅地主,是被土改工作队”革命”的第一个大户。彼时,外婆的左眼刚刚做过手术,被土改干部一个耳光打得鲜血迸流,从此远离光明。不幸的是,我父亲家庭也是大地主。以后历次运动,父母皆因出身问题而被整肃。我外婆卓有远见,常嘱我们几个孩子要”老老实实”。她对我们讲起她的亲属被土改工作队吊打的惨景:”用绳子把两个大拇指绑住吊到树上,来回打悠悠。有的被脱光了衣服吊着打,浑身没有一处好地方。奶子被打成紫茄子色儿了,那些二流子还上去摸,说看看少奶奶的奶子到底有什么好……”这个故事的恐怖是不言而喻的,我懂得了必须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在学校,我一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外婆的故事让我从此绝不对老毛感恩戴德。

  ”六四”时我是一个平凡的青年,和所有理想主义的大学生一样,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力量和幻想,对邓大人有无比的信任和崇拜。但是”六四”的枪声击碎了我的所有梦境,秋后算帐把我的亲朋好友送进了牢房。我意识到,那个将地主婆乳房打成”紫茄子”的中共没有一点改变。历史定格在1989年的那一天,冰冷的鲜血和逝去的灵魂,改变了”八九”一代青年的命运和价值理念,痛定思痛,很多人在经历了这场创伤后选择了妥协、逃避与遗忘。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那些故事已经和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关系不大。有多少人会在”六四”这一天,抬起头来仰视天空,怀念那些在天上俯视着我们的眼睛?–那些为了美好的理想而被命运玩弄的游魂?那些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活而瞬间毙命的青年?有多少人会惦记21年来还在痛楚中挣扎的游魂们的亲属?有多少人会为他们下一代讲述父辈们为理想而热血沸腾的年代?–不管那样的理想是多么的年轻、单纯、幼稚,甚至盲目,与今天相比,至少他们曾经有为了理想而说真话的勇气和力量。

  ”六四”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它的负面资产是中共将暴力彻底的合法化与常态化,这印证了我外婆关于”什么也斗不过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朴素真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执政的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刘和珍等人之后,尚能立即赶赴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如今的中共,却连”六四”的真相都不敢让民众知道,而且使尽各种手段,屏蔽网络、封锁媒体、关押”六四”异议人士……中共要摧毁人民关于这场历史的记忆,让它慢慢消失 ,这样的结局,正如鲁迅所说,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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