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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我写了暴力及其出路 探讨了福建杀童事件的心理的、社会的原因。在文末,我说,“ 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关注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成因的话,这样的恶性事件在将来只会更多。”不幸的很,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杀童似乎成为中国新闻的“流行关键词”,类似的暴力事件不断,中国儿童死的死,伤的伤,中国的父母们伤心欲绝。

中国人命贱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出现这样的一系列杀童事件,中国政府也不需要向国家的主人交代什么,中国的父母们没有任何保证:他们的小孩在幼儿园,在学校,但是他们不知道类似的恶性杀童事件是否会殃及他们的子女。而且,中国政府还封锁消息,以为“掩耳盗铃”是一种不错的策略。本质上,中国政府压根就不会把这些杀童事件看作他们自己的问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选举权,无权对谁当官这样的事情说三道四之外,还有就是把杀童事件个人化、孤立化的流行注释。

西方的女权主义提出过一个激进的看法:凡是个人的都是政治的。毫无疑问,“凡是”多少说明了这个命题有极端化、片面化的危险。但是把个人事件放在社会的、政治的大的背景里来理解这样一种思路却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一种思路也是对于当代社会把问题个人化、脱离大环境来理解的趋势的一种解毒。

对于杀童事件,个人化的解读就是否认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要求社会大众把他们当作偶发事件,单个孤立的案件来理解,完全抹杀社会的大环境、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在杀童事件中的作用。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杀童事件被孤立化了,没有什么“暴力杀童现象”,而只有一个个杀童事件的个案,他们碰巧发生在相对短的时间范围内而已。因此,杀童事件的原因被定义为不可知,也不需要知道。防范类似事件发生,被定义为不可能的任务,政府也被免去了任何义务来预防和制止类似事件的出现。

而事实上,杀童现象决不能简单化地从纯粹个案的角度来理解。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杀人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固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成或至少诱发了杀童行为的社会环境也难辞其咎。个人心理健康的问题有待于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也是有能力给予扶持和鼓励的)。对于大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仔细检查这些个案,寻找对策,从而给中国的父母们一个交代和保证。

在中国政府负起应付的责任之前,可怜的中国的父母们依然要或伤心欲绝或提心吊胆;可怜的中国的孩子们依然要战战兢兢地背着书包上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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