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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电影《心理实验(Experiment)》描述的是一个行为主义的心理实验,研究的是普通人在模拟的监狱中的行为变化。

《心理实验(Experiment)》有两个主人公:一个白人青年(以下简称甲),有明确的信念,相信爱、非暴力,刚刚遇到一个可爱的女子,开始一段感情;一个黑人男子(以下简称乙),42岁,未婚,和母亲住在一起,天天被母亲羞辱、呼来喝去。两个人都为了钱而参加这个心理实验。结果,乙成了看守们的领导人,充分施展了他虐待狂的创造性来侮辱、贬低囚犯们;甲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羞辱、被虐待,最终领导所有囚犯反抗而痛殴了所有看守。

非暴力的和平爱好者甲被监狱的环境变成了暴力的反抗者。一向对母亲逆来顺受的乙被监狱的环境变成了残暴的虐待狂。这似乎就是影片要证明的论点。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在狱警中,有人不同意乙对囚犯的羞辱和肢体虐待,并提出异议(在七十年代的一个类似的行为实验中,三分之二的狱警没有对囚犯实施虐待性质的行为)。这似乎说明了:适合虐待狂的环境未必能够轻易把人们改造成虐待狂。

其次,乙的虐待狂倾向虽然对其他看守有影响,但我们看到一个本质的差别: 大部分看守只是依据虐待狂的规则行事而并非自觉自愿且享受残忍的对待他人。换句话说,只有乙真正愿意且享受对囚犯的虐待。

囚犯方面:一开始有些不把囚犯和看守角色当一回事的人在乙的打击和羞辱策略下失去了声音,也有人打定主意要钱、决定忍受一切屈辱;虽然也要钱,甲却一直在为自己和其他人的人道的待遇而争取基本的权利,比如有病的囚犯得到药品的权利、拒绝吃某种食物的权利,不被体罚、虐待的权利,等等。于是乙想出种种办法来羞辱他、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打击他,目的就在于把甲改造成逆来顺受的好囚犯。

甲一开始一直对实验有幻想,因为实验员欺骗了包括甲乙在内的所有实验对象,使他们以为任何的暴力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并且每个人的人身安全都是由保障的。于是他一开始一直希望以谈判的方式来保证基本权利。可惜,在乙这个从厨柜里钻出来的虐待狂面前,甲的努力被视为对乙的权威的蔑视,因此为了维护秩序,甲必须被坚决打压。甲被一再地羞辱和虐待,最后被关进了黑牢。甲终于对实验员虚构的实验规则幻灭了,他虽然不赞同暴力行为,但是他在看到一个囚犯被打死之后,他愤怒了。他知道实验员欺骗了所有实验对象。他知道:不反抗他和他的囚友们的人身安全会更加没有保障。在诉诸理性、采用谈判等和平方式失败的情况下,暴力的颠覆看守们的权威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甲最终违背了自己非暴力的原则,而对看守们使用了暴力;在某个特定瞬间,他看上去似乎失去了控制。甲的暴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乙的虐待狂式对待,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实验员的欺骗(作为决定实验的一个重要因素)起了更加主要的作用。实验员的欺骗行为实际上使甲和乙都进入了非常世界,或者说,一个不真实的半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暴力没有不好的后果,人权没有保障。甲觉得自己面对危险,他的防御性攻击机制被调动起来,他的自我道德约束失效了。这是一种非常状态下的非常反应,不能代表甲真实的自我。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在梦里或幻想中杀了人,他就是一个罪犯;同样道理,甲在不真实的心理实验中使用了暴力不能说明他的本性是暴力的。

因而,在片尾,一个狱友问他:你现在还认为我们比动物高等吗?他坚定地说:是的,因为我们能够(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做点什么。

然而,作为虐待狂的乙并不是监狱环境和看守身份的产物,他的虐待狂倾向早已形成,只是没有得到机会展示而已。这个心理实验给与他一个完成自我的机会。监狱的环境和看守的身份未必会使人成为虐待狂,而是他潜在的虐待狂倾向在环境的诱发之下发作出来了而已。他本可以采用理性的、合作的、谈判的方式来进行监狱管理;然而他没有。乙对于甲和其他囚犯的侮辱和虐待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而是他主动选择去做的事,他并且享受的很。

这部电影似乎证明了: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却不是决定性的。一个人的道德准则、个人信念和价值观念较之环境和社会角色对他的行为也许有更大的影响。一个普通人被放在看守的位置,未必就一定会变成虐待狂;如果被放在犯人的位置,未必就一定会成为顺从的囚犯。环境和社会角色未必能够轻易改变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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