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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的黑暗与曹禺的社會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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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话剧导演许荣瑛版的《日出》,时隔曹禺先生創作這部經典巨作的八十多年後,在加拿大舞台上再度表現,劇中充滿了各種尖銳的社會衝突苦難生活的鮮活表現,依然震撼人心。就如《日出》題記中所說的,是對於“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世象的控訴。

《日出》中,为了淋漓尽致地以控诉与暴露,曹禺特意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形式,确实为表现當時中國社会各阶层最大限度地扩容。在交际花陈白露的客厅中,刻画有一群生活在暗夜时分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寄食人群、在劣等的妓院一場,又連帶表現出了弱肉强食的社会底層。而以金八爷为代表的這隻操纵这一切的、看不见的手,直接指出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是造成如此殘酷的黑暗現實的元兇。但是,《日出》并非只為了暴露黑暗的現實而作,還体现了曹禺的思考:造成這樣社會的癥結在哪裡,如何改變它?這不只是當時剧作家曹禺的困惑與痛苦,也是上個世紀中國無數的仁人志士都在尋找的救世方案。

曹禺《日出》中的正義主題

曹禺早期的戲劇受古希臘命運悲劇的影響。1933年創作《雷雨》,在序中他說: “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 [1]因而導致《雷雨》最終悲劇性毀滅的是宇宙中看不見的手在撥弄命運。 開頭與結尾的設計的目的,就是悲憫“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以及“盲目地争执着”的人類,希望人類通過宗教式的精神贖救,不再做“天地间的‘残忍’、‘冷酷’”之事 。所以他不認同其主題如當時進步(革命)戲劇評論所指出的控訴“罪惡大家庭”。

然而,面對中國當年充滿了尖銳的社會衝突與危機的苦難現實,這樣進步(革命)的評論將之歸為“罪惡大家庭”也不無道理。因為作者在表现命運捉弄人的主題时,是無法回避作家本人社會立場的。這種不可迴避性,在《日出》的創作中,更可鮮明地得到說明。

曹禺自言寫《日出》,在天津的旅館及下等的妓院場所蒐集素材時,“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的刺了我的心…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 [2] 剧本開頭的八段题,引自老子《道德经》、《圣经》的《旧约》、《新约》,其中引老子《道德经》“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语句,点明了《日出》要表现不公平的、缺乏社会良心的现实。

時隔《日出》發表40多年以後的1980年代,曹禺又回憶說:“还是那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要把这个社会毁掉,《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这个样子。我感觉这个旧社会要动,要变,再不变不得了。至于变成什么,我说不出来。提出问题容易,开方子很难。现在常有人找我,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论证剧本。当时我并没想到这些。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生在那种环境里,就写出戏来。”[3]

這個“普通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對於社會充滿關注,對底層大眾苦難充滿同情。 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有關正義的界定,可以為曹禺《日出》創作做註解:“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一美德,法律與體制如果是不正義的,那麼無論他們多麼有效,多麼有條不紊,以必然會為人們所改革或廢除。[4] 這就是《日出》的創作動力:面對黑暗的現實,曹禺認為社會“要动,要变,再不变不得了”。

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制度下,《日出》剧中的小东西与黄省三都属于弱势群体–一个为未成年的孤儿,一个为低收入家庭的失业者。都可以避免剧中的悲惨命运。当年的中国,甚至在当年的西方社会,这样的社保机制都尚在起步阶段。社会不公,阶层固化,不仅直接将小东西黄省三这样的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剥夺干净,也殃及到了陈白露这样有条件成为社会中产阶层的知性青年,把他们逼上了绝路。“金八让不让我们活“,就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个体生命基本生存权的恣意操控。曹禺的正義感,正是《日出》創作的出發點,也是將《日出》從單純的暴露黑暗的表現主題,深化到了曹禺更為深廣的社會正義的呼喚。

《日出》題記八段引文第四段《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作工。⋯⋯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這是曹禺的社會理想,在公平的社會制度下,勞動者通過勞動才能從物質上享受勞動成果、精神上獲得尊嚴。

引文第七為《约翰福音》第八章:“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八段引《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 “我又看见一片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生命的光”與“復活”、“新天地”,詮釋了曹禺希望祛除“先前的”社會黑暗、获得人類理想社會的願景,也詮釋了此劇表現黑暗現實,卻以《日出》為劇名的原因。

《日出》中社會正義主題的表現

曹禺把這齣再現著群魔般的黑暗現實的話劇,起了个《日出》如此美好的、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剧名,其實就已明顯地暗示出,曹禺要傳達的反襯现实黑暗的社會正義理想。在《日出》的人物群像中,社會正義感在陳白露、方達生甚至是未出場的詩人身上是有所體現的。劇中背景運用日出光芒與勞工號子也是另一表現。

陳白露同情小東西的遭遇,欽佩小東西對金八的反抗,是她內心渴求社會平等與正義的潛在表現。導致陳白露之死的原因,固然有潘月亭破產的外在偶然,她本身的內省與掙扎才是真正的主因。曹禺深刻挖掘到了陳白露這一角色靈魂深處的清醒與孤獨感,這種清醒是缺乏正義理念與制度的社會,没有保障的渺小的個人難與強大的社會非正義抗爭的無力感。個人無法抗爭的清醒,受過西式教育、曾經實踐過的陳白露有,曹禺本人也有。曹禺寫陳白露,也就是寫出了他本人面對黑暗同樣的內心煎熬,即如魯迅《娜拉走後怎樣》中所說的醒來之後無路可走的痛苦。陳白露表面風光、其實隱忍苟活的孤獨,要比常人藏得更深。她有這樣的清醒來面對這樣的孤獨,不相信社會正義有到來的一日。死亡之選對於陳白露而言,不過是時間問題。

曹禺對於方達生是抱有矛盾的心情的。他認為方達生

是与我有同样书呆子性格,空抱着一腔同情和理想,而实际无补于事的“好心人”。…  说老实话《日出》末尾方达生说:“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拚一拚!”原是个讽刺,这讽刺藏在里面。使这讽刺显明些。但我又不忍,因为一则方达生究竟与我有些休戚相关。再,我也知道有许多勇敢有为的青年,他们确实也与方达生有同样的好心肠。不过他们早已不用叹气,空虚的同情来耗费自己的精力,早已和那帮高唱着夯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在《日出》那一堆“鬼”里是找不着他们的。所以可怜的是这帮“无组织无计划”,满心向善,而充满着一脑子的幻想的呆子。他们看出阳光早晚要照耀地面,并且知道光明会落在谁的身上。[5]

方達生涉世不深,在陳白露處顯得格格不入,後來還要走被陳白露稱為與詩人同樣的抗爭之路,在曹禺看來,既不現實,但又難掩曹禺对他的認同之心:缺乏正義理想與程序的社會是不能持久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失敗的抗爭都值得敬重。

曹禺剧本穿插於第二幕開場、劇終前的日出與勞工號子背景,與全劇醜惡的暴露形成了對比。曹禺虛實相生的寫法:實寫黑暗現實、窮形盡相;虛寫社會正義力量,作為大的天地宇宙背景。日出如同宇宙之光,使黑暗的醜惡現實頓顯渺小,無從藏匿。與日出相伴的音響效果勞工號子,是應該沐浴在正義之光下幸福生活的人們心底的呼聲與有力的信念。

演到末尾,方达生听不见里面的应声,“转过头去听窗外的夯歌,迎着阳光,由中门昂首走出去,”我想落在我心里将是一种落漠的悲哀,为着这渺小的好心人的怜悯,使我油然生起希望的,还是那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呼声,象征伟大的将来,蓬蓬勃勃的生命。

儘管曹禺說: “《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没有显明地走到面前。”這裡要辨析的是,當年《日出》一出版,結尾就“被”“革命文學”化了,視為革命抗争。而且持續了近一個世紀以革命話語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慣性,也似乎使勞工號子式的表達固化成了革命運動的倡議。 可是,如前所引,曹禺自言“当时我并没想到这些。”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舊世界,並非他的思考。 “我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但也只是暗示着。”[6] 所以,如果把勞工號子只看成是革命的符號,其實是將《日出》的主題革命標籤化了,反而只會侷限了曹禺人性關懷的宏大視角。

雖然1980版的電影《日出》以及後來許多舞台版,包括許容瑛導演的多倫多版的《日出》,結尾保留了日出意象,去掉了勞工號子,但是這不過是導演本人表現形式上的個性體現。許版《日出》在小東西慘死之時,一束刺目的慘白的激光瞬間在舞台上方閃亮,直射下方黑暗無比的舞台,也有著傷心慘目的震撼之力,同樣也象徵著社會的正義之光與天地良心。因此,曹禺《日出》創作的主題,不僅有揭露、控訴,還蘊含富有社會良心的正義立場,使得劇中黑暗與光明的兩條線索,一顯一藏,共同支撐起了《日出》全劇是非分明的主題表現。





[1] 曹禺《雷雨》序

[2] 曹禺《日出》跋

[3] 《人民戲劇》 1979年第三期。

[4]約翰·羅爾斯,《正義論》,

[5] 《日出》跋。

[6] 曹禺《日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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