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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周期与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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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考察历史,对人和事的评价应有不同的取舍标准,不可以一论之。论人,宜持历史现实的标准;论事,宜持历史演进的标准。

不平等的起源

人类平等思想之起源,考较中外历史,乃在于重商与重农之分野。商业活动以公平(平等)交换为准绳,否则无从谈起。故重商之民族渐次而积著平等的观念,演及商业活动之外乃至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农业社会则不然,其赖以生存的是基于土地分配的有序组织,和对抗自然灾害的梯次行政管理,由此而演进为层次分明的社会等级制度。重商和重农的分野,导致了社会进化的不同取向,进而形成完全相背的文化形态。

对重农和重商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综合历史和地理的考察,以地理环境之不同导致不同选择的观点较有说服力。比如远古爱琴海沿岸地区的重商文明,孕育了古希腊的平等与民主思想;而近代西方民主的复兴,则起源于地理大发现肇始的重商主义抬头(尤其在荷兰和英国)。遗憾的是,中华帝国虽有三千多年历史,但在重商和重农的交锋中,前者从未取得过持久的压倒性地位。积弱难返,故而我们直到今天仍对平等和相互尊重这件事不甚了了。

事实上,中国人在平等这件事上的迟钝与我们的道德和才智无关。我得说,这是我们的先天不足,可归因于中国的大陆性地理特征。辽阔的疆域内除了长江、黄河两条水系略通东西外少有沟通之途径。交通的不畅必然遏制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业文化的兴起,从而始终无法形成滋生平等思想的土壤。不仅如此,缺乏活跃的商业还限制了大规模的社会分工,比较优势无从发挥,社会经济无法进入一个持续增长的通道。当人口增长达到一定程度而社会生产不能突破瓶颈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随之而来的是礼坏乐崩的局面和丛林原则的再现,社会秩序推倒重来,目的就是减少人口,减轻土地的压力。中国历史的王朝轮回其原因就在于此。

千年绝配

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分分合合,而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并无实质进步,始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低效率生产模式和与之相应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如前所述,社会对这种文明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生性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而文化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又会对社会进化的取向产生极大的内生性影响。

文化与社会的成因应当说具有如下的因果关系:地理环境和气候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组织形式;而社会组织形式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即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社会文化起着维系特定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无生产方式的变化,或变化的生产方式不占主导地位,这种社会在组织和文化上的相互制约将趋于稳定。

儒家文化与中国大一统等级社会结构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以丛林法则为主导的时代崇尚的是尚武精神。代表小农经济、提倡兼爱仁义的儒家学说如何能够得到各国君王的赏识呢?崇尚”君子不困人於厄”的宋襄公为讲仁义而吃了败仗,为后来者见证了在兵不厌诈的时代仁者并非无敌。所以,孔子率门徒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到了秦皇坑儒时代,儒家门徒岌岌如丧家之犬,没有灭绝已属奇迹。然而,当汉朝这个大一统的小农经济秩序需要寻找理论学说的支持时,儒家的春天终于来了。儒家文化和大一统等级专制结构的第一次携手,就宣布了一对绝配的正式成婚,由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千年未变。在西方,我们从基督教与衰败中的罗马帝国的结合中,也能看到几分相似之处。

历代帝国王朝对政治上大一统的追求,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同时也铲除了滋生平等的最后土壤。首先,统一的前提就是排除异己思想,消除地方差异,这必然导致思想的禁锢,同时限制区域的发展。其次,不要说儒家本身讲究的就是三纲五常尊卑有序这一套,任何声音一旦成了一家独尊,便不再有平等可言。此外,科举制度的发明和推广,对维系大一统等级体制也起到巨大的作用。这种海选官僚的方式象征性地给平民提供了在社会等级中晋阶的机会,一方面让大一统等级体制具有了一定的新陈代谢能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自动地消除异己、一统思想,而且还能限制世袭豪门的势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贵族特权对皇权的分庭抗礼。

王朝周期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又合,合有合的道理,分有分的原因。合,是在低层次上的矛盾平衡;分,则是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合,大多数以自然因素肇起;分,多以社会因素触发。纵观国史,六国归秦,乃历史必然。秦亡,人为因素大于历史必然。汉兴汉亡,必然。魏晋南北朝分裂,必然。隋兴,必然。隋亡,人为。唐兴唐亡,必然。由此看出,以中国的地理范围,大一统的王朝如果没有内部的瞎折腾或外部的蛮族入侵,两百年一循环是其固有的节奏,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王朝周期。在此之外,各种偶然的因素可能延长或缩短这个周期。

社会演进如同生物进化,并不遵循最佳的路线进行,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选择若干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一时的最佳不一定是长远的最佳,所以我们看到几多文明的兴盛衰亡。 一时的平庸也可能是长久的良方,所以我们看到中华帝国长期屹立不倒。如果没有近代来自西方的经济和文化入侵,儒家文化和一统体制这对千年绝配会一直厮守下去,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盛世危言

历来中国受蛮族的入侵和征服,并未经受文化上的威胁,反而是这些在文化上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中国文化所征服。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入侵则全然不同,它来自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我们第一次看到一种全方位高于我们的力量,从而感受到的危机前所未有。这种文化上的危机感因为有三千年的优越感为前提,其打击是毁灭性的。它使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两眼迷茫,大脑发麻,找不到应对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几代人在固守国粹到中体外用再到全盘西化之间摇摆不定。所以我们听到灭种灭族的危言至今还在耳边不断唱响。

今天的中国似乎不再有灭种灭族的忧患了。我们也似乎跳出了固有的历史节奏。首先经济不再是封闭的小农经济。现在我们玩商品经济已经玩过了大多数从前的师傅。其次儒家文化经过翻来覆去的涤荡,对社会的影响已经似有若无。经过又一次礼坏乐崩之后,再次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大一统社会面临的已是崭新的生产方式。一眼所见,等级制度(儒家思想的残余?)成了与新经济形式相抵触的社会成分。套用一句俗语,生产的商品化与社会的等级化(不平等的另一说法)成了新的主要矛盾。此乃当今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人们有不同的见解和预测。本人也在期待中,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

然而,个人觉得,解决上述矛盾的重要程度应该让位于对另一些问题的关注。如前所述,一时的最佳不一定是长远的最佳。盛极而衰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俯首即拾。在历史固有的节奏中,危机源于人口之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危机爆发的标志是社会的崩溃,然后洗牌再来。此理今天依然。不同的是,当社会经济步入持续增长的轨道之后,经济的瓶颈于国是环境的极限,于人类就是地球的极限。换言之,人口之于经济的压力已然转变为人欲之于自然造物的压力(当年的罗马俱乐部于今安在?)。中华文明脱离其固有的节奏而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乃外来冲击的结果,实非所愿。以现实的角度看,是喜无疑;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祸兮福兮,尚未可知。只希望经济(仰或人欲)的极度发展不要冲出自然界的界限。否则,在我们学会平等相处之前,也许首先看到的倒是海枯石烂和地老天荒。

后记:王朝周期部分是八年前旧作。日本311大地震有感,加了盛世危言部分,整理成一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写于日本311大地震8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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