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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喧嚣、混乱的年代应该如何选择教育的价值?

教育的价值是多重的。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或人类整体,教育的价值都既有功利性的一面,又有非功利性的一面。教育的多重价值应该得到全面体现,否则整个教育体系将是病态的。

中国教育的问题,如果从思维方式角度看,可以说是与我国对教育价值所作的极其狭隘的认定分不开的。这狭隘性首先表现为把教育的价值确定在国家、社会这一环,而忽视个人与人类整体这两端。我以为,义务教育中的排斥现象、学校中保尖子而敷衍大多数的现象都与在教育价值认定上缺乏一种尊重、关注个体生命的人道意识,缺乏教育首先是一种基本权利的意识直接相关。

狭隘性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排斥教育的超功利意义,而把教育的价值定位于纯功利性方面,要求教育使培养对象成为适应既定社会目标的工具,于是培养重心放在工具性技能和知识上,而不是人的性格发展和潜力开发上。过早分科,教学安排上文理严重失衡。在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教育观中,教育的超功利意义没有立足之地,导致了我国教育功能的萎缩和扭曲。反观我国大学自8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所谓教改,实际上是在实利主义短浅目光趋使下所作的急功近利的“改革”。以课程设置为例,文理科越来越失衡,“革”掉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人文课程,去掉了开发人的情感和理性的内容,有助于发展观察、分析、评价、选择能力的内容;增加的是被急功近利地当作可以立即使用的“钱币”式的内容。这种教育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使人获得某种谋生手段,却既不能使人获得怎样做人的启示,也不能陶冶人的性情,给人打开一个广阔的精神天地。结果,许多人受了多年教育却仍然趣味低劣、视野狭窄、缺乏教养。而且,即使就获得谋生手段而论,也大可怀疑。因为一窝蜂抬出来的实用性课程,教师大多是东拼西凑,热炒热卖,有些连自己都没弄懂就仓促上阵。而有些课程则根本没必要开,只要学生有阅读能力,自己看书就能掌握。如此这般传授的热炒热卖的、或没必要的“实用性知识”,往往还没出校门就已过时,要不然就是根本无用。但最糟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教育中的实利主义与通过大众传媒宣染、鼓吹而弥漫于全社会的实利主义汇在一起,造成一种十分低俗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使人性停留在精神性之外,容不下不计利害的快感,也理解不了较为高尚的情操。

教育之于社会,犹如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之于人体。教育的价值选择有重大偏差,负面影响既深又广。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选择教育价值呢?我的观点是,应该探寻一种兼容国家、个人和人类整体的目标,并超越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对立,能把二者统合于一体的有远见的教育价值理念。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人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有远见,有极大包容性的教育理念。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提出了“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乌托邦是对未来的一种思考或者设想,包含着理想、希望和梦想。 如果撇开伪装理想的蓄意欺骗,人们指责乌托邦,无非是乌托邦理想总有空想或梦想的成分。但无论空想或是梦想,不等于没意义,更不等于坏事。

由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提供的一份报告这样谈到空想:“任何旨在改变人类命运的基本条件的事业势必包含有一些空想成分。”(《学会生存》第222页)在很多情况下被指责为空想的,其实是一种远见。至于梦想,有梦,意味着不安于现状,意味着对未来有所期望。没有任何梦想的人老气横秋、安于现状。但人类永远是大孩子,永远会保留一些梦想,所以总是乐此不彼地要构筑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它们可能表达过时理想的垂死呻吟,也可能以前瞻性、预见性为现实树立一个标准;可能是把生活简单化的思想体系,也可能基于对现实弊端的深刻洞悉而具有批判意义;它可能诱使人为了辉煌的将来而牺牲现在,为了梦想中的美妙世界而拿此时此地的人去作祭品,也可能作为一种牵引人类前进、促使人迸发出创造热情的巨大力量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可能是唯我独尊的,为了维持一种梦想的独占地位而无情击碎别的梦想,为了保持自己的理想的纯洁性而不惜把具有不同理想的人送进黑牢、推上火刑架,但也可能是保护和兼容各种梦想的……。

西方文艺复兴后期是一个盛产乌托邦方案的时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其中最有名的。这些方案的提出者是真诚的,哪怕包含了重大迷误,却仍然表达了一种真实而有益的信念:人类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完善的制度来保障人的幸福与和谐。而且这些方案所包含的批判力量也是真实有力的,它们对现实的批判性有时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结出果实,例如,莫尔的《乌托邦》就在英国的恤贫法上结出了果实。

而那些更准确地触摸到了未来的脉搏、更富有预见性的设想,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持久的理想,这是有待人们去实现的梦。中国明末清初黄宗羲的理想,西方早的如17世纪哈林顿虚构的大洋国、晚的如罗斯福和邱吉尔起草,1941年呈送国会,后来成为世界人权宣言支柱的“四大自由”,便是这方面的例子。我觉得,乔治•奥威尔有一段关于自由、平等的话可以说是对这类梦想的现实意义的一种很好的诠释。他说,“在基督教年代里,特别是自从法国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始终被自由和平等理念所萦绕;这只是一种理念,但是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到处存在着最令人发指的不公、残暴、谎言、势利和虚荣,但不是很多的人能够以……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来看待这些事情。”这样一种心灵被自由和平等理念所萦绕,面对罪恶而不无动于衷的精神状态就是一种变革现状的力量。

人类开放的历史是在不断追求理想、不断为变理想为现实而进行的斗争中创造的。在这一斗争中,教育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在当代,民主、自由、和平、人权是人类共赴的理想。这个理想能否实现,能够实现到多大程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发展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是一味追求与现实相适应呢,还是既立足于现实但又把理想的目标纳入自身。只有那种关注实现人类的最佳状态,内蕴着对民主、自由、和平、人权的追求,不与现实相妥协的教育才能解除魔咒,使人获得心灵自由,使现实得到提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应以“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这个极具包容性的最高目标对教育自身包含的各种可能发生冲突的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不属于奴役和驯化人的异化目标——具有整合作用。这个最高目标绝不脱离现实,但对于实现人类最佳状态的关注是它的灵魂。基于这一颇具乌托邦色彩有关注,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教育应把最大的雄心和人文主义的开阔理解力带进自己的任务之中。当人类走入“一切为了经济增长”的误区,以破坏自然、破坏生态为代价,以败掉子孙万代和别的物种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的毁灭之路时,教育的任务是引导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战争仍然威胁着人类、专制和不义仍在许多地方行恶的情况下,教育应该成为促进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王牌。在许多人还因缺乏教育而被排斥在文明的积累和公民生活之外,当社会还存在各种不公正的情况下,教育必须保持一个雄心:最大限度地纠正和杜绝排斥现象,“确保每个人拥有必要的手段,去自觉地、积极地发挥一个公民的作用”;教育还必须成为公平发展的动力,把让每个儿童享有更美好的未来作为自己最崇高的使命,以高质量的全民基础教育,尽早为每个人提供“生活通行证”。当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个人既没有自身的解放和价值的确立,眼界、思想和情感又被危险的偏见所限制、所盅惑时,教育应该首先帮助个人走出在精神上处于襁褓之中的软弱状态,所以应该首先是对个人的一种解放,但教育同时又应揭示人类的一体性,传输一种基于人类整体意识的合作精神,反对个人的或民族的自我中心(后者往往表现为夸大本民族的重要性,而对别的民族对文明的贡献视而不见),引导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引导人们对人类命运抱共同看法,……

教育作为一种“必要的乌托邦”,对于中国尤其必要。中国人多实际,思想、行动上没有为乌托邦的追求留下多少余地,这是一种不幸。我们所处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诱使人过于专注于物质、经济和其他种种现实功利的时代,国人那种把任何一种倾向都推向极端的能力更是把现实功利抬到了君临一切、吞没一切的地步。虽说教育不平等,受教育机会不公正不仅早已成为我国各种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中最刺眼的一种不公正,而且也是导致其他社会不公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是一些担任过地方教委领导职务的官员,一再地出来呼吁什么“发展教育不可片面追求公平”,“教育的供给与其它商品的供给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上海市政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林纬华);“教育平等与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现实相距太远,是一百年二百年以后才能做到的事”,现在追求教育平等,就是“与市场经济脱节,观念完全停留在计划经济乌托邦理想时期”(全国政协委员陈慧,曾长期担任地方教委主任)。呼吁者在这里使用了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因为中国有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所以就不能追求教育平等,否则就是“乌托邦理想”。他们绝不犯“乌托邦”这种傻,而是非常实际地主张教育市场经济化、商品化。市场经济化、商品化奉行“有钱购买,无钱走开”,其潜台词是:“没有钱就别受教育!”当教育完全迁就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教育不仅不能成为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动力,而且只能进一步扩大不平等。所以,“一百年二百年以后”更别想有教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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