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失去雁阵的秋天

2007年5月26日 | 分类: IT (全局), 经济分析, 未分类 | 作者: earthcitizen | 6,10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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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 Feb 08,2002,03:41

雁行模式对东亚奇迹的贡献 自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在雁行模式中,日本扮演了技术来源和投资来源的作用,日本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并将进入成熟期和大规模制造期的产业转移到更有成本优势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之后,这些行业进一步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沿海地区。这种环环相扣、逐级转移的区域分工模式带动了东亚经济的次第起飞,犹如天空中飞翔的雁阵,故被称为“雁行模式”。

早提出“雁行模式”的是一些日本学者。在他们看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日本这只头雁。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主张雁行模式的学者大多忽视了美国的因素。事实上,整个雁阵的最终产品大多是销往美国的,如果没有美国巨大市场的引导,雁行模式将迷失飞行的方向。而美国之所以愿意为东亚经济提供市场,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可以借助美元独特的国际货币地位,用美元的回流(日本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日本挣来这些美元之后又回到美国投资)弥补其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背景来看,美国慷慨地为东亚经济提供出口市场还是因为有冷战的背景,因为日本、亚洲四小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均处在冷战前线,美国希望扶植其发展以遏制共产主义阵营。这注定了东亚经济的起飞是一种特殊背景下的“邀请的发展”:想参加晚会的人很多,能够拿到邀请信的却寥寥无几。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雁阵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雁阵中所有成员的出口品均有充足的市场需求;(2)雁阵中处于追随地位的成员能够不断得到处于领先地位的成员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3)雁阵中处于各个层次的成员的发展速度相对保持匀速,换言之,头雁的速度不能太慢,后面的“大雁们”的追赶速度也不能太快。

雁行模式的解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雁行模式赖以维持的条件不再具备,东亚经济进入了天空没有雁阵的萧杀秋天。导致雁阵模式解体的主要因素有:

(1)日本经济的衰退。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衰退。整个90年代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经济更是陷入了负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和美国的产业竞争中失利,没有在电脑、电信和互联网等主流消费品的开发中获得类似其在60-70年代钢铁和家用电器、80年代汽车和半导体行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日本经济的衰退使得日本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减少,日本对东亚各经济体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如果日本将这些贸易逆差以投资的形式重新返回东亚,而东亚各经济体又能够在其他发达国家找到充足的市场,那么它们仍然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势头。遗憾的是,1995年日本遇到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处理其大量金融不良债权,加之当时日圆兑美元的汇率不断贬值,所以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从东南亚等地撤回其海外投资。这样,日本彻底地失去了在雁行模式中充当技术来源和资金来源的作用。雁阵失去了头雁。

(2)美国在90年代的新经济和进入21世纪之后的经济衰退。90年代美国在信息革命方面独领风骚,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等金融创新进一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掀起了新经济的浪潮。在电脑和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美国和亚洲四小、中国大陆等东亚经济之间形成了新型的直接分工格局。这种新型分工格局的特点是不再依托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而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模仿与发达国家的创新间的竞争为主要特点。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刺激了发达国家进一步开发新一代产品,从而展开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赶超赛跑。这也意味着东亚产业链条的断裂。不过,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过热、过度投资的情况,2000年第四季度之后,美国经济的各项指标迅速恶化,到2001年9月11日又遭到恐怖袭击,使得美国经济彻底进入了衰退,原本紧追美国新经济浪潮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也随之遭受沉重打击。展望未来之路,东亚国家更加迷惘。

(3)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原来的雁阵中突然挤入了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增长势头迅猛的发展中大国,打乱了原有的阵形。中国的出口增长首先是由于其出口结构向机电产品升级,尤其是电脑、电信和辅助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增加。200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最多的产品是显示器和手机,超过了传统的出口强项如玩具和鞋子。中国国内的家电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质量不断提高,而价格大幅度下调,基本上打垮了原本在东南亚组装的日本家用电器,并在1998年之后开始大量出口。做为发展中国家中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其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些新的变化都冲击了原有的雁行模式。 歧路彷徨的东亚经济 失去了“雁行模式”的东亚经济正处在歧路彷徨的重要转折点。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我们注意到回应“雁行模式”解体的两种政策对策:

(1)从合作转为单干,强调内需并不惜以保护主义维护本国经济增长。尽管没有哪个国家公开地宣称自己将采用这种政策。但回归保护主义的迹象是存在的。2001年12月日圆突然贬值便是由于日本政府希望以此促进日本的出口并刺激日本经济。这随之引发了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等地汇率和股市的下跌。如果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东亚地区爆发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间便曾经出现过这种“货币战”,最终触发了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2)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80年代末以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声很高:1989年出现了APEC;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区域货币合作的讨论至今仍很热烈;次区域的自由贸易协议如日本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议等是最近一段时间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亮点。但是,与EU、NAFTA等区域经济组织相比,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迂回推动全球化,而不是像EU和NAFTA那样形成有效的排他性的区域贸易集团。APEC诞生的背景是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旷日持久,引起人们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担心。APEC正是美国和东亚各国试图从侧面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尝试。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差极大,传统上又过于依赖美国的市场,本身就不具备形成自由贸易区的条件。所谓的“开放地区主义”,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解释而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oxymoron)。APEC内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兴起的原因在于东亚金融危机之后APEC的发展受挫(比如1998年的吉隆坡会议没有通过部门早期自由化计划)、1999年WTO新一轮谈判未果而终、以及美国对APEC的态度渐渐冷淡。从APEC退到双边贸易协议,可以看出东亚经济失去凝聚力之后的涣散局面。而且,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基本上是围绕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展开的,在已经达成的谈判中,日本、新加坡更多地是与亚洲之外的各国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秘鲁等国达成合作。

崛起大国的区域化对策

在雁行模式解体之后,各国均在思考如何整合本地区的资源,建构新的分工模式,但是,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依靠在国际分工中的独特地位,中国将很快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全面而直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而这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脱离原来的雁行模式。而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则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行全球化战略,而非区域化战略。

从经济福利的成本收益分析,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并不会给中国带来直接的收益:(1)中国与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缺乏建立分工合作的基础。(2)由于尚未放开资本管制,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免于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直接冲击。只有在中国在未来开放资本账户之后,区域货币合作的真实收益才会凸现出来。(3)即使区域经济合作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依靠区域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抵御外部风险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Blassa对欧洲共同体的著名研究表明,由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增加的经济福利只占其国民产值的0.15%。同时,从9.11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使区域经济合作达到了欧盟的程度,也仍然要受到世界上其它地区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

不过,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角度则要认识到,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非常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全世界尤其是东亚邻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许多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带来威胁。中国需要以建设性的姿态积极响应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在崛起的过程中减少摩擦和阻力。全球化的规则并不都是公正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借助东亚其它国家的力量,中国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缺少领导者,亚洲经济合作就无法顺利推进。中国正是一个潜在的领导者。通过发挥倡导者和协调人的角色,中国将在这一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战术上区域化,将有助于实施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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