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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两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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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沐

沪上两文人指的是沙叶新和余秋雨。这两个文人年纪仿佛,又都是戏剧方面的专才,一个曾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一个曾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在华人文学界都是享有盛誉的作家。

但不同也是泾渭分明的,一个是独立知识分子,一个却是御用知识分子。沙叶新讲话做事狂放中带着真实,余秋雨在“真诚”中却让人无法不觉得虚伪。

沙叶新在创作上敢于突破禁区,以致许多作品如《江青和他的丈夫们》被禁,在许多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其实,他的被批判,与其说是出于独立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出于独立的人格。从沙叶新一系列对社会正义呼唤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的他的思想,显然不属于某种政治理念的阐释,而完全处于知识分子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一种自然情怀的流露。例如他在宁夏一次文化研讨会上,关于回族文化的自我批判,在香港关于学习温家宝总理讲话中发自内心的欣喜,以及关于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直言不讳的批判。其情殷殷,没有个人利益的精心算计,只有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

特别难得的是,沙叶新在八九运动中既没有隔岸观火,也没有火上浇油,而是主动扮演了一个政府与民间沟通者的可贵角色。六四过后,在许多人纷纷见风使舵的时候,作为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他,却不避风险,从行动和语言上传达了社会的声音和民众的价值判断。

尤其是在零 八 宪章一事上,沙叶新不仅是发起人,而且在刘晓波被抓以后又公开声明和刘晓 波承担同样的责任,体现的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凛然风骨。

余秋雨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参加了石一歌的写作班子,为四人帮的路线推波助澜,但以后就是不肯承认,不肯反省。余秋雨的散文确实有成就,尽管有些学者指出了其 中的一些文化性或文字性的明显错误,但我觉得这些都不能遮盖他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光芒。然其中透露出的某种精神理念却无法让人认同,如《道士塔》关于王道士的那篇文 章,将敦煌文物的丢失完全归罪于一个湖北来的农民,实在有失公允,也可以看出余秋雨那种对下层民众居高临下的贵族文人的傲慢心态和情感冷漠。

去年四川大地震后那篇著名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更可以看出其御用文人的媚骨、政治伎俩以及对灾区群众的冷酷无情。而且仔细一点的朋友通过了解他的其它作品,还可以看出其世界观的颠三倒四。

可笑的是,这个在四川地震中出尽风头的红顶作家最近又被曝出“诈捐”的笑话,真不理解此人已年过花甲,还会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和如此强的功利心。

沙叶新、余秋雨,当今沪上两位著名文人,一个坚持不为权力写作,一个却痴迷不悟地为权力写作;一个常常受权力压迫,一个却是权力的宠儿。一个在社会上往往很“黑”,一个却红得发紫!当然这是权力社会的必然特色,但如果公民社会到来时,就不知权力社会的“权力”该对这两个文人的人生际遇负什么道义责任?也不知两位文人的历史地位在将来发生怎样的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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