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变中国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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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洋,移了民,习惯了天天早上冲凉,习惯了日日换内衣内裤,习惯了喝凉自来水,习惯了凡事先打电话预约,习惯了讲话低分贝,习惯了张口一个Please闭口一个Thank you,甚至习惯了掩嘴打哈欠冲着胳膊打喷嚏,唯有中国胃难改。

 

好吧,我承认:作为研究外国语言文化的专业人士,我是不及格的。不过这不能怪我,怪只怪大学课本上那篇英语散文太精彩。文章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件有关奶酪的趣事:盛夏,一位乘客将一块心爱的成年奶酪(相当于奶豆腐)悄悄带上了拥挤不堪的火车,于是臭不可闻的奶酪把众人熏陶得人仰马翻。从此,我埋下了对西方食品的深深成见。来到西方,咱虽一直在奋力归化,尤其是入籍之后,但江山易改饮食习惯难移,国籍变了,“胃”籍依旧,始终觉得西餐说爱容易吃起难。

 

首先,西方食物原料加工简单,尤其是肉食大多切成大块,似乎烹调者时间特紧任务特重。中餐则非常讲究刀工,可把原料加工成细小的丝、丁、片、末等刀口。实际上,中西方食材加工孰粗孰细从刀具就可以盖棺定论,西餐的烹饪刀具左看右看都像是铅笔刀的加强版,用来削削土豆什么的还行,要刨丝切片什么的就勉为其难了。

 

另外,西方食品的烹饪方法也较单一,而且往往是巧妇不为无烤箱之炊,把个烤箱当成咱们的炒锅反复倒腾,不像中餐凉拌、炒、爆、溜、煸、蒸、熬、煮、炖、煨、烩、氽、涮、烧、焯、卤,变脸有术。我第一次外出开会学习,饥肠辘辘之际,好容易得以开洋荤。结果供应的肉食是大块大块的煮鸡腿,大坨大坨的煮牛肉,蔬菜则是大块大块的煮土豆,味道单一,不外乎咸味或咖喱味,品相也难看,色香味全无,而主食除了面包便是意粉,或者是吃起来很奇怪的大米,我只好塞一口饭菜灌一口可乐,强咽下一顿并不可乐的可乐餐。

 

西方食品的味道也跟中国的食品味道有不同。第一次同事带菜聚餐(potluck),我看到餐桌上一盘绿色蔬菜色拉,觉得秀色可餐,于是追随“吃草”健体之风,毫不客气地夹很多放在盘中,不料里面的色拉酱酸得我叫“酸”不迭。第二次聚餐,看同事吃土豆色拉津津有味,于是我也拼死吃河豚,吞下一口却发现味道莫名其妙,故而转战希腊色拉,岂料里面的菲达奶酪(Feta Cheese)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却咸咸的,嚼起来满口钻。尽管我有时也入乡随俗,吃饼干夹车打奶酪(Cheddar Cheese),甚至用车打奶酪下葡萄酒,但菲达奶酪始终没能入我胃。以前从电影上看上去以为火鸡很香,一次去同事家过感恩节,就着面包吃火鸡。那火鸡并不焦黄香脆,吃起来只是一个咸味,那肉汁蘸酱也是只有一个咸味,想就着威士忌一口吞下火鸡肉,却发现威士忌一点没有中国酒的甘醇,喝起来一股橡木桶味,赶快夹一片蘑菇搪塞,又发现是用黄油煎成,蘑菇香陨处只剩浓浓的黄油味。

 

就连餐馆里的西方食品,其味道也不像中餐,没有蒜香,麻辣,酱香,鱼香,糖醋等变化,比较单调,难以与我们的口味契合。当年我去印第安保留地任教,飞机因故改期,航空公司安排我们在市里旅馆住下,一人发一张12加币的餐券。拿着餐券,我来到餐馆,点了一份面包,一碗汤。汤上桌,跟我想象中透着肉香的清汤大相径庭,浓浓的,黑黑的,里面不知放了何物,很苦,像加了奶油的浓缩涮锅水。我对着汤发呆,餐馆老板走过来,关切的问:“有什么不对吗?”我忙答:“没事儿,没事儿。”随后低头喝下苦“果”。

 

门口有家有名的红龙虾(Red Lobster)海鲜餐馆,多少年过其门而不入。一天,为款待不讲中文的女婿,终于鼓起勇气迈进店门。女婿点了几款龙虾,原以为龙虾一定跟中餐馆一样做得香味扑鼻,岂料龙虾浸在又厚又腻的奶酪中,而且还少盐少味,一点没有海鲜的香味,吃得人满嘴奶酪,腻得化不开。女婿吃得龙飞凤舞,问:“怎么样?不错吧?”我吃得翻肠倒肚,还不得不点头称是。

 

西方饮食色香味形欠奉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让人常常吃不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菜。有次学校为我们提供晚餐,我有点小兴奋,结果发现来者是三明治。三明治直接来自冰箱,而且只有三种口味,一种是夹冷鸡肉或者火鸡肉,看上去没有胃口,还有一种是夹鸡蛋,煮熟的鸡蛋捣碎夹在面包里实在难以下咽。我不死心再继续看,第三种是夹金枪鱼,那金枪鱼捣成糊状,使我想起早上给家里小猫小狗喂的金枪鱼罐头。好容易闭着眼睛就着橘子汁吞下两片橘子味冷藏三明治,心里却惦记着蔬菜,结果发现芹菜,花椰菜,西兰花,柿子椒,胡萝卜切成条放在塑料大盘子里。虽说那些蔬菜平常也都在咱们的食谱上,咱们可从来不生吃的呀。眼见得同事们一个个抓起冷冰冰的蔬菜,蘸着白色蘸酱一个劲往嘴里塞,嚼得嘎巴嘎巴地,津津有味,像兔子吃草一样,更有甚者把几个小胡萝卜并排往嘴里送,边吃还边喝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冷牛奶,我全身都凉了。好容易挨到晚上回到家中,我立马炒一盘绿油油的小白菜,就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下肚,这才缓过劲儿来。坐下来打开电视,上面正播放公益广告,要我们为无家可归者捐款献爱心,让他们睡暖床,吃热饭。我寻思:都说西方社会讲究诚信,可为什么一说到吃就说一套做一套呢?

 

不仅西方和东方的肚皮有冷热之分,西方的食材也跟东方有别。所谓“南米北面”,我们中国人以大米面条等为主食,西方则多以面包为主食。刚参加工作时,我看同事中午带涂上花生酱果酱的面包,或者三明治,或者去赛百味买一条长面包,吃得很享受,于是有样学样,结果吃了一整天中国胃都在烧,喝再多的水都浇不灭。一次同事带来暗绿的羽衣甘蓝(Kale)色拉,说是好莱坞明星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推崇蔬果汁排毒法,认定蔬菜是深绿的好,同事带来的羽衣甘蓝色拉里还拌有切成小块的苹果。我见到的羽衣甘蓝都是朋友客厅的盆栽,而且我们从来不把水果当菜吃,现在要我吃盆栽,还要伴着酸甜酸甜的苹果粒儿,实在有点逼良为娼的感觉。后来,我本着洋为中用兼收并蓄的原则,硬逼着自己尝了尝,当时就觉得上了格温妮丝·帕特洛的当

 

其实对我来说,东西方舌尖上的冲突远非始于北美,也非始于当下,早在几十年前就在非洲战场拉开了序幕。那时春节,我们诚邀英国监工品尝火锅。面对不断沸腾的大锅里黑乎乎的不知名食材,年长的监工望而却步,只是矜持而又不失礼貌地答道:“唔,看上去真有意思。”年轻无惧的监工捞起一片毛肚,左嚼右嚼,然后皱起眉头说:“喔,嚼起来像橡胶。”然后又夹起一块笋干,嚼嚼说:“唔,吃起来很奇怪哟。”

 

事实上,中西饮食的冲突之巨连爱神都无力化解。我的大学同学与美国白人结婚,多少年来两人同榻共眠,但分而食之,基本吃不到一块,每次买菜都是各买各的食品,她买中餐的食材调料,先生买西人的半成品食品,我同学从不吃先生的食品,先生为表爱心每周象征性地吃一顿她做的中餐。

 

按理说,饮食本是一切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奈何东西方对饮食的观点和态度、饮食内容和饮食特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造成东西方饮食文化碰撞。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孔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指出,“一个人的饮食当然要受到其获得食物种类的限制,同时也要受到文化的制约”。饮食与文化密不可分。不同的民族缔造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只有在各自的文化中,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饮食内容和饮食习惯。彼得·法珀和乔治·阿门拉戈斯也指出:食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个社会的凝聚,食物与深层的精神体验紧密相联。“黑猩猩之母”珍·古道尔也在《收获希望:带着思考进食》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口味最初是由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家庭和时代等因素决定的”。当今世界,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然村民们却以胃为壑,划界而食,难怪为献媚食客,国外的中餐馆不得不推出莫须有的左宗棠鸡,口味也分“人吃的(华人吃的)”“鬼吃的(歪果仁吃的)”两种,国内的洋快餐巨头麦当劳和肯特基也不得不推出盖浇饭等中餐。

 

其实,何况东西方,即使同属东方,各国饮食习惯也不相同。我的印巴同事做得一手好薄饼,又香又松软,但每每非用薄饼裹着黄咖喱熬制的鹰嘴豆(chickpea)吃不可,略带甜味的白咖喱我还可以对付,但从来吃不惯黄咖喱,红咖喱,吃不惯她用黄咖喱熬制的鹰嘴豆。从小到大到老我都对中国煎饼情有独钟,是华人超市中式煎饼的拥趸。一次买回的煎饼发了霉,妻子见西人超市有印度烧饼,看上去金黄可口,买回来我一口咬下去,又辣又冲,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味道,原来里面除了干辣椒,还加了藏红花,茴香,葛缕,黄芥末,葫芦巴,石榴籽等稀奇古怪的调味品。藏红花为名贵药材,以名贵药材为食,怕是只治病不好吃,治好了病委屈了胃。我的伊朗同事跟我们一样以大米为主食之一,但她喜欢把胡萝卜,葡萄干放在大米里煮,还喜欢煮米饭放油,有次请我们品尝米饭,上面还撒了金黄色的藏红花,几千加币一小瓶的藏红花虽然高贵,奈何咱的中国胃高攀不起。

 

罗马哲学家Lucretius早就提醒我们道:“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林语堂先生将完美人生定义为“住英国房子,坐德国车子,穿法国衣服,娶日本太太,吃中国菜”,咱不敢奢求,只要最后一条就好。食色性也,胃却有别,尤其是成年人的成品胃,谁叫胃是离祖国最近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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