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不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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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我最崇拜舅舅,因为他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我立志跟舅舅一样上大学,跟父亲一样做医生悬壶济世。岂料文革开始,大专院校统统关门。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响应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种地。后来,我因缘巧合回到父亲所在的煤矿,当上了采煤工。

 

日复一日,我在煤海深“挖地球”,这时喜讯传来,打倒了“四人帮”,高考恢复,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原先一同下乡的同学们闻风而动,从农村回到家里,复习备考。而我却干着急,因为我一没时间,二没精力:我们煤矿工人三班倒,天天举着沉重的风镐在狭窄昏暗的巷道里采煤,汗如雨下,体力消耗大,加上我们居住的家属区与矿井相隔几十里远,来回要走好几个小时山路,一天下来实在没有时间精力看书复习。要请假复习很难,当时煤矿领导仍左字当头,时常要配合政治形势夺高产,不管是工伤或病假,医生开假条不算,得采煤班班长当天根据人手再决定,如果人手不足,还得打起精神,穿上又脏又臭的工作服,拎了矿灯,背起风镐下井去。更糟糕的是,中断了几十年后恢复高考,市面上到处都找不到高考复习资料。高考时下午考物理,中午我还在赶着背最简单的物理换算,1瓦等于多少焦耳。当时正值盛夏,火炉重庆持续高温,我一番挥汗如雨,结果“颗粒无收”。

 

1978年,我再战高考。这次,我有幸被派到我家附近的矿山医院,去照顾受伤的矿工,这为我复习争取了少许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这次我好不容易手上有了一套上海出版的高考复习资料。第一次高考结束,我向高考中第的同学讨要复习资料,他只从书后撕下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给我。这次不同,我有了正规复习资料,如虎添翼。高考场上,我的作文得到监考老师们的赞许,但数理化政治却拉了我后腿。成绩下来了,我的分数超过最低录取分数线3分,参加了体检,但当时要照顾尚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就业,在职职工的分数要求更高,结果我汗水洒下,但只开花不结果。

 

沮丧之时,巧遇煤矿子弟中学急需教师,在多少年无大学生可聘的情况下,矿上考虑到我高考分数超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于是把我调去教书。

 

在教书的日子里,我仍然不忘复习备考。工作之余,我成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苦读。小屋低矮,而且没有天花板,炎热的夏天,我挥汗如雨,赤膊上阵,冬天小屋里没升火,久坐不动,手脚长满了冻疮,我身下的藤椅也不堪重负,终于在高考前一天轰然倒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学校却不放我报考,叫我去矿上批条子。天无绝人之路,我父亲正好为煤矿人事科科长治过病,父亲带着我顶着烈日来回跋涉近50里,到煤矿办公大楼找到人事科科长。科长听说是考大学学知识,立马大笔一挥。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了,考场远在北碚兼善中学,我头一天乘车渡江几十里前去,投宿一家廉价鸡毛店。我的房间正好在锅炉房隔壁,夜深了仍有房客在洗澡喧嚣,加上紧张,我一夜难眠。次日我强打起精神,进入考场。两天考试下来,我感觉完全跟前两次高考不同,汗水浇灌的种子终将结果。

 

回到矿山,我迫不及待,天天走到矿山小邮局,等待录取通知书。一个久雨初晴的日子,我终于盼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激动地来到父亲任职的矿山医院,与他分享喜悦。

 

所谓好事不过三,第三次高考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我走出偏僻的矿山,进入大学,继而留学任教,继而出国,关键是高考更使我收获了爱情。我在高考考场邂逅了妻子,当时她任考场监考老师,着一袭白色连衣裙,黑色短发,身材婀娜,气质不凡,一下吸引了我。我俩遂坠入爱河,携手至今。女儿曾问我是怎么寻到妈妈的,我半开玩笑道:“书中也有黄金屋,书中也有颜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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