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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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所知,这一周足够悲伤。节气上才刚见过立秋,这股没来由的肃杀之气就肆虐了从天津开始的许多角落。爆炸,自杀,砍人,火灾,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是生命中平凡无奇的一周了。
亲戚或余悲,作为他人,我们也远没到歌唱的时候。真实世界永远在以不同的花样和轻蔑,挑衅我们本爱享乐的神经。

       如今算来都五年了,实习的时候因为是个男丁,总会被那家都市报派去一些凶杀、跳楼或是车祸的现场。我从没有去这些场合的经历,算是一次过足了瘾。于是从那个下了很多雪的春天开始,一直到树荫遮天蔽日的路上蝉鸣不已,我时常穿梭在北京街头,奔向一个又一个有尸体的采访地点。
       现在想来其实脑海中一团浆糊,人就是这样的动物,对于痛苦的回忆总有办法消解。遗忘是最好的消解。
       忘不掉的场景是在一个大学里,线人说,一个姑娘从9楼跳下去,只用几秒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我赶到时,学校用水管冲刷过了现场,十足的馊主意,血水大肆蔓延,空气中充满着血腥味。我拼命忍住想吐的冲动。眼前的楼早已被学校清场,所有的灯都关了。没有电梯。
       我摸黑爬上了9楼,找到她跳楼的那扇窗户,还开着。几个小时之前,她还是跟我一样大的人,如今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妙的年纪。窗户边上,是她所在院系的办公室。跳楼地点显然精心选择过。
       半月后,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她长长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离奇之处,无非是大学生自杀的那点原因,学业,性格,人际关系。可自杀又无需资格认证,还要什么特别的原因?
      岁月如梭,如今我果然比起她年长了五岁。再也不冲在车祸、凶杀与他人跳过的楼下,遍寻蛛丝马迹写在报纸上,管他是否无人问津。我记得那时候最常用的写法是——
       一个路人告诉本报记者,他正在遛狗上班去银行取钱看望朋友去吃饭的路上,忽然听到“砰”的一声。
       我轻蔑的用“砰”,记录了许多人生命的最后一刻。
       假如时光眷恋,我还如五年前一样年轻而无知,留着乱糟糟的长发,在这家离天津不过一小时之遥的报纸实习,说不定会被派去这可怕的爆炸现场。我记得,实习的时候最爱偷偷闯入第一现场,假扮工作人员或是路人,肆无忌惮地掏走能听到的所有故事。最为特别的一次,溜到了一个放学后被车撞死的小学生边上,和那个哭哑嗓子的父亲一起,把孩子抬上了床。小腿冰凉而柔软。我没有采访那个父亲,最后也没写稿。记忆中是最后一次去这样的现场。
       面对生命,才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阅历也没有。直到今天,我都只能想到用“砰”的一声,在心里记录天津逝去的生命。

        无论对灾难有多熟悉,都会遇到崭新的震惊。王国维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每天生活在这变化多端的世界里,看着中国最为发达的地方,平地炸了53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真不想积累这样的阅世经历。
你以为见多了就麻木了,却清晰分辨出了每次的不同。
        天津爆炸后那天,一个用作品记录过很多大灾难的记者,从19楼跳了下去。据说是抑郁症。我读过他很多稿子,具体如何行文早就忘了,只记得是一个颇为高产的记者,是许多朋友的朋友,是爱踢球的率性之人,是大家说的好人,是一个乐观的人。
而乐观,是世上最大的假象。
       有时我回村里,会有不少老人来听我讲故事。斗转星移,小时候天天缠着听他们掰瞎话,如今在外多年,我竟然挑起了村中讲故事的一根大梁。
       按照经验,我要回村子里讲那个跳楼女生的故事,老人们一准会笑话她,小小年纪这么点破事都看不开。我要讲那个跳楼记者的故事,老人们一准会骂他不愿担当,不愁吃不愁喝的还有什么槛过不去。所以我从不给他们讲这种故事。我想到,从小到大,村子里多少人喝了农药,多少人上吊离去,他们从未这样嘲讽过。
       人很容易理解身边的惨剧,你知道他的沉重。在你不能想象的地方,同样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对了,王国维还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谁有这么幸福。

      3年前北京暴雨那天,我和朋友骑自行车去打羽毛球,回来时,在壕沟一样的公路上推着自行车走掉了一只鞋子。那场大雨让79个人丧命,却只有广渠门被淹死的车主被人铭记。因为他不是房山的农民,他是在二环附近丧命的,他是你我身边之人。只有他,让安全锤在淘宝上一夜脱销,故事被媒体反复说道。
      多年前我还愿意读教材的时候,书上说,新闻能吸引人的,无非就是心理上或者地理上的接近性。在一家著名媒体写稿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核心段落”,编辑盯得格外认真,你需要在这一段里告诉读者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不然谁写谁看,写谁谁看。
绕这么大圈子是想说,我们关注天津,其实也在关注自己。许多问题萦绕心头,不得其解,甚至不愿相信解释。需要离居民区多远,才能储存那么危险的东西?需要经历何种精密的程序,涉事公司才能被授予“玩火”的权利?
       如今我们知道,答案是非常草率的,草率到三四天过去了,那片爆炸区域依然没有沉寂。当地甚至说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有多少。
       环境领域有个不坏的词叫邻避效应,说的是那些可能伤害我们的项目,不能建在自己周边。每次都有人出来指责这种现象,大意是人们所做的抗争,是非理性人的纠结,实际上早已论证,万无一失。你们这群不懂科学的普通人类。
      可是像黄岛、天津这样的事,每隔一阵惊天一响,想让普通人丢掉非理性人自我保护的铠甲,谈何容易。许多问题也早已不是科学问题。
公信力建立起来需经年累月,毁掉却只要“砰”的一声就足够了。

       浸淫新闻太久,会有一种虚妄的道义感。比如,我从你的全世界走过,既要为你讨来公道,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写完这么宏大的愿景,也只能坦诚,关于天津爆炸,关于东莞地陷,关于每个砍人事件,每场火灾,我再写一万字也是徒劳。
       我看到一个牺牲的消防员的姐姐,在微博上对永远停在不到18岁的弟弟说,“我恨你”。说出爱很容易,说出恨却需要爱的无以复加。你看到他们一家如此懂事,甚至还在宽慰我们这些只会在网上发廉价的眼泪表情和蜡烛表情的围观者。发一万个又有屁用。失去一生所爱的痛楚,要用他们的一生去消解了。
       你我尚无暇顾及世界兴废荣辱或是历史长河流向,就被生命中日复一日的寻常挑战所羁绊。每个羁绊都让人忍不住想跟这个世界谈谈,面对这个本该照看好近70亿孩子的庞然巨物,怒气冲冲地问一句,你还会变好吗?
       目之所及,这话可不止我问过。一个叫李志的民谣歌手,每当沙哑地唱起一首叫《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歌,都会引来满堂彩。一个叫梁济的人,在快活到60岁的时候,忽然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他不需要任何回答,便离开家门,投湖自尽。这个心理阴影逼着儿子思考了一辈子,直到晚年回顾一生的口述自传,都叫《这个世界会好吗》。
       如你所知,这本书的作者叫梁漱溟。这个大学问家反投诸己,不再苛求世界,最后得出结论说,“历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你看,他活明白了,但这和我们想讨论的问题已是风马牛不相及。
天津爆炸发生翌日,我去参加一个沙龙。一开场,台上主讲忽然提议,全场为逝者默哀。在低头静默的那短短时间里,我忽然意识到,如今这一幕在几年前甚至还无从想象。2008年的汶川地震七日祭时,我们在学校旗杆下跟一群领导默哀,那是因为举国上下都这么做,哪个单位都不能掉队。
        如今好在,这种发乎内心的人文关怀终于不那么怪异。而我们仍要以十足的诚意,讨论并试探这世界会不会变好。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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